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张涤，一直坚持为中医药行业发声、为病人和家属发声。
张涤是一名中医儿科医师，往往是开一付几十元钱的中药就能见着明显疗效，被长沙不少年轻的妈妈称为“神医”，而正因医术好，故“一号难求”。
2019年，张涤医师提交了“培养中医儿科医生、缓解挂号难”的建议，希望患儿都能病有所医、健康成长。
张涤医师分析，自己的号“一号难求”，主要原因是中医儿科医生真的太少了。中国古代医家称儿科为“哑科”，历来流传一句话“宁治十男子，莫治一妇人，宁治十妇人，莫治一小儿”，2-3岁以里的小儿无法描述病情，更小的则更是手不能指、口不能言。所以儿科医生尤其是中医儿科医生不好当是行业共识。
2017年，我国儿科医生缺口已经超过20万，医生总数仅有10万人，但我国0-14岁的儿童约有2.6亿。10万儿科医生要服务2.6亿儿童，一个医生要服务2600名。平均每8小时，一个医生要接诊60——80位患儿，甚至更多。每年有80万医科生毕业，成为医生的只有2.2万人，而成为儿科医生的仅300多人。一边是新增医生人数锐减，科室连人都招不满;一边则是儿科医生逐渐离开这个行业。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为50万人，2008年左右只有27万人，而在当时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开处方的据推测最多有三四万人。而与此相反，西医则从1949年的约8.7万人发展到2008年左右的175万人。
国家卫健委在2019年5月发布的《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执业(助理)医师共360.7万人，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仅57.5万人，只占整个群体的15.9%。曾经有中医院校的教授表示，中医类专业学生，从本科到博士，需要11年时间，尽管时间这么长，却有相当多的学生对中医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念，甚至没有入中医的门。
而如今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大学教育出来的中医很多不会看病，而且有数据统计，过去几十年，中医专业毕业的学生有几十万，可真正从事中医的人数不超过10%。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和情况来看，每年成为中医儿科医生的就更少了。
如此看来，那些凤毛麟角的疗效好的中医儿科大夫“一号难求”也可以理解了。
作为孩子家长，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一些孩子家长也明明知道抗生素、激素、输液等方式治疗孩子疾病会有副作用，却苦于找不到好的中医儿科大夫。
张涤医师还提到，当前中医药专业人才的培养都是照搬西医临床人才的培养模式。但，中医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中医儿科医生的培养周期很长，需要扎实的中医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讲，不只是感觉好的中医儿科大夫难找，还有很多人感慨，不是不想找中医看病，而是不知道哪里有好的中医大夫。
张涤医师提到的如今院校中医教育培养模式——照搬西医临床人才的培养模式，是导致好中医难找的原因之一。中医的培养，既注重扎实的中医理论知识，更注重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医在近代以前，发展都是以师承的方式传承的，这也符合中医培养注重临床经验的特点。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现代医学的冲击，发生过4次中医存废之争，整体上面临发展困境。1999年《执业医师法》的颁布，也极大地限制了民间中医的传承与发展，以至于一些能治好病的民间中医变成了“非法行医”，这是好中医难找的原因之二。
这次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河北省委主委张妹芝认为，对中医药而言，目前最紧迫的是要坚持中医思维，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把疗效作为根本衡量标准，加紧制定“我主人随”的发展战略，把中医药的评价标准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张妹芝委员提出，师承和自学的教育模式应与院校教育并重。加快推进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改革，让师承教育和自学成才的中医爱好者能够脱颖而出，不拘一格培养爱中医、懂中医的铁杆中医，重塑中华医魂。
确实如此，中医药人才其实是紧缺的，而散落在民间的中医力量以及那些自学成才的中医爱好者如果能有更宽松的途径以及适合中医的评价标准从而获取合法行医的资格，将是对中医人才的极大的有益的补充。
要改变好的中医儿科大夫“一号难求”甚至是好中医难找的现状，转变院校教育培养模式以及让师承和自学的教育模式与院校教育并重，都是迫在眉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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