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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见方:从方方的两件事看“公知”

2020-05-28 08:13:35  来源: 旁观者更清   作者:一寸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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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伯礼事件”

  方方说:“而更让我心碎的,是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这让前些天的悲怆感,再度狠狠袭来。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

  如果问一个对二战历史比较了解的人,尤其是对西方人文历史比较熟悉的人,光看这段描述有什么感受,答案几乎肯定是“纳粹死亡集中营”——人家从小到大不知看了多少关于纳粹集中营暴行的展览和教育,而所有这类展览和教育从来少不了一大重点内容:

  “纳粹集中营满地无主的受害者遗物(鞋子、衣服、眼镜、头发之类),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不信,到特拉维夫或华盛顿的纳粹大屠杀博物馆看看去。)

  这足以令人产生条件反射——只要出现“满地无主的XXX,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就立即联想到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惨相。方方的这段话——“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对一些中国人或许不那么敏感、但对西方人却普遍非常刺激的条件反射,不动声色就让人一下子把眼前的事物跟纳粹集中营的暴行挂上了钩。

  “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这句话不仅能让人联想到纳粹死亡集中营,而且实际上还能让人自然而然产生一种附加潜意识:从死人身上收集这些物品的是什么人?能好得了吗?不是极其冷血、残酷、没人性、麻木不仁的人干得了这活吗?

  如果是纳粹集中营,那干这活的自然是纳粹守卫、“死亡医生”、枪口皮鞭下的奴隶囚犯。

  那么这次在武汉呢?方方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明摆着:医院的医生和职工——人死在医院里,能系统地从死人身上收集物品的不是医院的人又能是谁?就这样,不着一字,不露一痕,不动声色就把武汉医疗体系的人的职业道德踩在脚下——大规模地从死人身上收集物品、不管三七二十一堆得满地都是的人,得多冷血多冷酷?能有人性、讲人情、尊重生命吗?

  方方不愧是文字老油条,寥寥几笔就成功地引发“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恐怖联想,派生出“武汉的医护人员如同从死人身上收集物品的纳粹集中营看守一样冷血冷酷毫无人性”的潜意识。

  不仅如此,人家一伙子的狡辩功夫更是了得:

  ——你说,这是造谣。人家赌咒发誓,这一切都是真的。“有图有真相”。

  ——你说,既然“有图有真相”,那拿出图来。人家说,不行,要保护提供图片的人(但把替自己辩护的“公知”同行一个又一个拉出来当挡箭牌时却毫不犹豫,更不手软,那会儿又不在乎“保护”了,以至于有人笑称:“再给方方三个月,她能扒出中国所有带路党”。)

  ——你说,这不可能;人家说,你不是武汉人,没资格说武汉的事。

  ——你说,我是武汉人;人家说,你不是医生,没资格说医院的事。

  ——你说,我是医生,而且是武汉的医生;人家说,你不在现场,没资格说现场的事。

  ——张伯礼说,我证明“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的情况不可能存在——“我在武汉前线一直待着,到各个医院里面去,如果一个患者不幸逝世,我们都是尽可能地把他身上的东西,包括纸片儿、手机、项链、手表、外套、衣服,都给单独放到一个包里,系好了。然后要给患者洗干净擦干净,然后用被单把他裹起来,把他放到太平间。我们还要进行集体默哀,对死者有一份致敬,都是如此的。我们不可能允许把病人的手机、手表,带到火葬场去。”——你看,又是医生,又一直在武汉,又一直在医院抗疫第一线,而且各个医院都去过,对病逝者的善后事宜一清二楚,之前所有的刁难都难不倒人家,这下该堵住嘴了吧?

  要是这样想,那就太天真了——人家马上增加了个新条件:“我不知道张先生有什么伟业”——条件水涨船高,越来越苛刻:原先不是武汉人不行,不是医生不行,不在现场不行,现在难不倒人家了,立刻坐地起价加上一码:得有“伟业”。没有“伟业”的普通人还不行。

  只是方方搬起的这块“伟业”石头弄巧成了拙,想砸张伯礼,却把自己的脚砸了个稀烂。

  要说“伟业”,张伯礼还真不含糊:

  ——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家组成员、江夏方舱医院总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截至2019年6月已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在内的国家奖7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0项、承担并完成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40余项;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4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16年获得吴阶平医学奖;2017年被授予“全国名中医”称号;2019年获得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等。

  ——72岁古稀之年,大年初二晚上临危受命,大年初三率队奔赴武汉进驻江夏中医方舱医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武汉疫情凶险要出生入死,却义无反顾在武汉抗疫一线整整奋战了82个日夜。

  ——提出必须马上对病患分类分层管理、集中隔离;建议征用学校、酒店作为隔离观察点;力排众议、建议给患者普遍服用中药,用“大水漫灌”的方式达到早期干预的目的,给最终取得决定性作用的中医抗疫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机会。

  ——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564个患者,无一例转重症,实现了“三个零”——病人零转重、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

  ——劳累过度引发痼疾,做了胆囊摘除手术,把胆留在了武汉,被称为“无胆英雄”。术后第三天即再次投入工作,被誉为“是国士,是战士,也是勇士”。

  ——父子兵齐上阵,教育儿子“服从组织安排,不要来看我,直接去管好病人”、“你看好你的病人,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慰”。

  ……

  所有这些算不算“伟业”?难道还不如轻轻松松坐在家里摇笔杆子写出来的“日记”、“车欠土里”、“万箭穿心”之类“伟业”?

  如此伟业,方方却说不知道——“我不知道张先生有什么伟业”。

  方方这么说,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真不知道。第二,装不知道。

  如果是真不知道,那方老太可是自己把自己的嘴巴都搧烂了:你不是一再标榜自己如何消息灵通、如何对武汉的一切了如指掌吗?——

  “互联网给我们极大的沟通方便,完全可以做到足不出户,获知信息。尤其像我这样的人,我在武汉生活了六十多年,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当工人当记者当作家当主编,我认识的人生活在武汉市的各个层面,这些人很多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我要知道信息很难吗?我从熟人朋友处获得的信息,会比记者采访的信息更不准确吗?”“我当过两届湖北省青联副主席,两届全国青联委员,从省人大常委到省政协常委,我开了整整二十五年常委会,你们觉得我的信源会少吗?”“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还有人说我足不出户得到的信息都是假的,说这话的人,对互联网的强大能力难道不了解?”

  可惜一句“我不知道张先生有什么伟业”就把自己扒了个底儿掉——既然你这么消息灵通,对武汉疫情的一切这么了如指掌,那么对张伯礼为武汉抗疫做的那么多那么大那么轰动的伟业怎么可能不知道?能知道却愣不知道,说明了什么?说明根本就不想知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多么完美的不打自招啊:人家刚说你“被歪曲的灵魂,看到的不是光明,是黑暗”,你马上跳出来作证:没错,我的“灵通消息”只限于阴暗面,对光明正面的东西,再大、再轰动、再了不起也照样装聋作哑——说你胖,你马上就喘;说你“看到的不是光明是黑暗”,你马上张口问:“光明是什么东西?在哪儿?”——配合得绝妙,坦白得可爱,真乖。

  如果是装不知道,那就不是可笑,而是可怕了:真不知道是无知,装不知道则是蛮横——不管是谁,不管对国对民做出过多少成就,只要敢冒犯我,一律一笔勾销,彻底清零,再大的贡献也瞬间消失,变成“我不知道张先生有什么伟业”。不但现在如此,而且这辈子都休想翻身:“会是他一生的污点”——多么杀伐决断恶狠狠,多么有太后老佛爷的遗风:

  “谁让我一阵子不痛快,我叫他一辈子不痛快”。

  这还没完呢。一笔勾销人家的伟业、强加上“一生的污点”还不够,还要再额外奉送两顶大帽子:第一,诽谤。第二,违法。

  好玩又好笑是,这两顶大帽子或曰两块大石头同样又砸到了方方们自己的脚上。

  ——要说诽谤,巧妙玩弄文字让人产生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联想、使武汉疫区医务系统所有人员不知不觉就背上黑锅、被视为如同从死人身上剥遗物的纳粹死亡集中营看守一样冷血、残酷、没人性、麻木不仁、毫无职业道德操守——这算不算诽谤?当众指名道姓破口大骂“丘毅这样的小丑,早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造谣撒谎都是习惯,跟那个铿铿锵锵的黄姓女主持一样,既要钱何要脸”——这算不算诽谤?算不算“在完全不核实材料的基础上,侵犯他人名誉”?“公知”君子们怎么这时候都恰到好处地变成哑巴了?那股对“诽谤”、“侵犯他人名誉”的满腔义愤怎么突然消失了?知道什么叫“贼喊捉贼”不?知道什么叫“虚伪”不?

  严格讲,张伯礼不过是公开捍卫医务工作者的职业尊严和声誉而已——不是用坐在家里的道听途说,而是用亲身经历的事实——“我在武汉前线一直待着,到各个医院里面去”、“我们不可能允许把病人的手机、手表,带到火葬场去”——这一切都是亲力亲为,跟“在谣言的基础上诽谤”、“在完全不核实材料的基础上,侵犯他人的名誉”八杆子都打不着。你凭坐在家里获得的道听途说给整个武汉疫区医务系统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泼了满头狗血、在全世界面前“在完全不核实材料的基础上,侵犯他人的名誉”不算诽谤,当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澄清事实捍卫自己和同行的职业名誉尊严反而要算“诽谤”——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至于说到“违法”,则简直有点让人笑掉大牙——输了官司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硬顶着不办、甚至撕了法院传票、公开宣布“法律是用来扬善抑恶伸张正义的,而非相反。我上诉毫无疑问,道歉绝无可能”——何等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时可曾把法律放在眼里?这才几天呀就风水轮转,我们可爱的方方大娘居然大讲起法律来了,大有进步,大新闻呀。只是有您藐视法院判决的“光辉典范”放在那里,再跟人们大讲法律是不是太讽刺了些?是不是太容易让人产生出“强盗讲守法、婊子讲贞操、骗子讲诚信、流氓讲道德”的感受?

  老实讲,张伯礼的做为恰恰是守法必须,是未雨绸缪防止一切可能的法律陷害必须做的事——容忍“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这一说法,就等于承认“组织或纵容人们系统地从死人身上收集遗物自行处置”,今后任何死者家属都可以据此起诉医院:

  “你侵吞了我亲属的XX财产”、“你侵犯了逝者的尊严”、“你侮辱了我的亲属”、“你能拿走了逝者的手机,就能拿走别的。那他还有其他的财产呢?弄哪儿去了?还回来!”……

  而只要承认方方的描述“都是事实”,那就足以成为起诉方的有效证据。只要一诉成立,必定后续无穷,这足以让武汉医疗系统赔得当裤子。赔了钱还不落好,还要背一辈子骂名:毫无人性、冷血无情、侮辱逝者、发死人财……最起码也要落个“管理混乱、没有人性、不尊重死者”的恶评。张伯礼站出来澄清事实、制止这种诬蔑,这不仅是在捍卫自己和同行的职业声誉,更是在预防性杜绝一切可能的恶意司法陷害。这一现身说法不是违法,而是卫法。

  一句“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就让武汉疫区医疗体系的工作人员背上了“如同从死人身上捞物品的纳粹集中营看守一样冷血、冷酷、毫无人性、麻木不仁”的大黑锅。一口咬定这是“千真万确”,却死活拿不出这“千真万确”的物证照片,愣是要求全世界无条件相信自己这一面之词,谁质疑马上跟谁急,马上扣上“诽谤”、“极左”、“文ge余nie”的大帽子。张伯礼站出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所有被泼了狗血的医务工作者讨回公道、捍卫职业尊严名誉、预防今后任何可能的法律陷害,马上把人家一生的业绩一笔勾销,奉送“一生的污点”,外加“诽谤”、“违法”的大罪——这就是事件的基本脉络。

  二.“敲锣女事件”

  事情本身并不复杂:母亲染病,在当时武汉医疗资源紧缺状况下按正常排队无法立即住院。偏偏自己也得了病。在整夜高烧之后感觉支持不住,担心一旦自己也倒下则再无人可依,情急之下在阳台敲锣哭喊求救:“救命啊,我妈不行了……快来人啊,没有办法了!”这一下让有关方面知道了这一特殊请情况,立即特事特办,母女次日全住进了医院,最终全部治愈。“敲锣女”因此一举出名:“古有击鼓申冤,今有敲锣救母”。对这一经历,“敲锣女”心存感恩,疫情之后特地撰写了《敲锣日记》,感谢大家帮助,感谢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全力救治与帮助,感谢那“混乱中仍见光明与温情”,特别表示:

  “住院14天,医疗费用5千多,全部免费。为了救助武汉,中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母亲的医疗费我会记住,以后努力工作,缴税归还。”

  这一切本来没什么特别,纯属“遇难呼救,得救后感谢救命恩人”的常见故事。然而让方方一掺乎,一切就全变了味:方方声称“点点滴滴记录在案”,却只记录人家情急求救的这一半情节,砍掉了人家呼救获救、由衷感谢救命恩人的那一半情节,这就能让人以为只存在“走投无路敲锣呼救”,不存在“呼救得救结局圆满”,由此便可以证明“不是天灾纯属人祸”。这下“敲锣女”不干了:

  “请不要把我们的遭遇当成武器”、“你转一半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拖我下水会带来这些伤害吗?”

  ——我们小老百姓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不想跟你们趟浑水,请你别扯上我们行不行?——这个要求不高吧?

  然而方方一伙却说,不行,你呼救得救是我的功劳,救你的不是医生,不是医院,不是国家,而是我。不是我转发你的呼救,你怎么会得救?这下“敲锣女”糊涂了:我2月8日敲锣求救,2月9日住院,你方方当时微博还封着呢,根本不可能转发我的呼救。我敲锣求救获救跟你的转发一毛钱关系没有,我一点不欠你的,你怎么就成了我的救命恩人了?而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方方一伙顿时暴跳如雷,倾巢而出破口大骂: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反噬、当代版“东郭先生和狼”、“农夫和蛇”……写成文字还不解恨,还图文并茂用漫画把人家画成了蛇。(这会儿怎么就不说“诽谤”、“侵犯他人名誉”了?)

  由此可见方方一伙的逻辑:你的呼救得救既不能归功于你的呼救,也不能归功于救人者的施救,而只能归功于我坐在一边的骂人。你不应该感谢救治你的人,而应该感谢我这些专骂救治你的人的“公知”。即使你的呼救获救跟我的转发一毛钱关系没有,那也欠我一条命——我是救世主,你们小民百姓的命都是我给的。既然你的命是我给的,所以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让你当武器你就得当武器。否则就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反噬、当代版“农夫和蛇”——若不是这个逻辑,根本不曾转发“敲锣女”呼救的方方怎么可能变成“敲锣女”的救命恩人?“敲锣女”对方方又怎么可能构成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反噬、当代版“东郭先生和狼”、“农夫和蛇”的关系?

  三.“公知”本色

  举国“公知”一边倒地群起支持方方,证明她的立场和行为逻辑并非她一人独有,而是全国“公知”共有;不是方方特色,而是“公知”本色;不是“方方粹”,而是“‘公知’粹”。

  1.“万般皆下品,唯有‘公知’高”

  鲁迅说过,文人往往自命高贵——“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中国许多文人“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劳动人民应该对诗人或文学家“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

  当年看到鲁迅这些文字时,还以为文人的自命高贵仅仅是精神上的清高、狂傲、自恋、瞧不起他人之类书呆子习气。而这次围绕方方的两件事却证明,“公知”这号人文类知识分子追求的高贵绝不仅仅是“精神贵族”,而是切切实实的人际特权和森严等级——“万般皆下品,唯有‘公知’高”。这个“高”不是能力水平高低的“高”,而是身份地位高低贵贱的“高”——只有“公知”这类人文类知识分子才能算人,其他人一概不过是“垃圾人口”、“次人类”。在“公知”面前,别说“敲锣女”这类草民俗子芸芸众生,就是张伯礼这样的专家院士照样不值一提。什么理工科,什么科学家,跟“公知”相比统统都是狗屁。如果胆敢冒犯“公知”,那就连狗屁都不如——张伯礼那么多伟业,为武汉抗疫做了那么多贡献,仅仅因维护医务工作者的职业尊严声誉冒犯了方方,马上被方方一伙全盘否定,毕生的一切被一笔勾销,不但宣布“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伟业”、“一生的污点”,而且人身攻击百般辱骂:“真正没有家国情怀的正是这个姓张的”、“爱国主义老愤青”、“躁狂症患者”、“张伯礼算什么知识分子?”、“既蠢又坏”、“为老不尊”、“偌大岁数,不在家颐养天年,居然跑出来招摇过市,信口雌黄攻击别人,拿文革时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头不识礼,名字有个礼字”、“他去武汉卖他配的中药”、“他的专业是阴阳五行”、“屁的科学家?一个吃阴阳五行饭碗的老中医跟科学两字有一毛钱关系?”、“院士都是高价买来的”、“这个张,就是文ge余nie”、“居然把方方当做是武器,满足你的私人欲望。这个算什么呢?”、“这个狗X的张伯礼是怎么有脸批评的?”、“中医骗子做人确实没有底线,混到‘院士’都是这样的货色”、“中医院士?开什么国际玩笑”、“中医玩不下去了,玩起了政治”、“不可思议吧?中医居然有院士”、“这个姓张的所谓的‘院士’的行为是非常卑鄙无耻的”、“是作为一个‘人’的行为的卑鄙无耻!”、“有钱才能做院士,做院士后就有钱。所以啊,院士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头衔”、“该院士不像个知识分子”、“张太医忘乎所以了”、“顶着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帽子的中医骗子”、“你要求张道歉,你方方难道不知道‘道歉’是现代文明人的一种行为”、“对一个野蛮人,想要道歉是不成的”、“张大神医,咋就治不好自己的胆囊旧疾”、“将方方当作敲门砖,去敲开升官发财的邪门”……

  能一下子冒出如此多如此充满恶毒诅咒的文字,得有多大的仇恨、多大的轻蔑呀。能这样对待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花甲之年仍然舍生忘死冲到抗疫一线捍卫无数百姓生存的老专家,足见在“公知”心目中,科学家、专家、国士、栋梁等根本就一文不值,甚至根本就不算人。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不见中国“公知”肯定过任何中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科技工作者的任何成就,哪怕是震惊世界的成就——你见过哪个“公知”肯定、颂扬过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华罗庚、钱三强、何泽慧、李四光、于敏、程开甲、屠守锷、郭永怀、王小谟、杨伟、梁守槃、宋文骢、马伟明、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等国士巨匠吗?

  这足以证明在“公知”心目中,科学不属于文化,科学家也好,工程师也好,不过是高级工匠,算不得知识分子,更没资格当“精英”。难怪“公知”公开宣称:

  “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

  “公知”内心对科学家、工程师的鄙夷不屑从来就没中断过,只不过大权没到手前一直藏着掖着没往外端而已。这次碰上方方这伙沉不住气的愣头青对张伯礼歇斯底里大发作,才一下子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把“公知”的内心秘密赤裸裸端了出来:“万般皆下品,唯有‘公知’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公知’其人必鄙”——“公知”骂谁都可以,谁惹“公知”都不行。胆敢不敬,罪该万死,必群起而攻之,全盘否定,一笔勾销。不信,请看张伯礼。

  经历了这两件事,人们对“公知”的本性本质不应该再有任何误解和轻视——“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只有“公知”才是“劳心者”,才是“仕”,才是天然的统治者,其他人,不管是工农兵还是科学家工程师,都不过是“劳力者”,都不过是只配被“公知”统治驱使奴役支配的对象,在“公知”面前都没有任何地位,没有任何权利——人文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吃香了上千年,特权享有了上千年,如今“公知”要继续这种吃香,继续这种特权,所以要大谈“弘扬士大夫精神”。

  明白了这点,就应该同时明白一条:凡“公知”所说的“人”其实都是“公知”自己,其他人都不包括在内——“公知”心目中只有自己是人,其他都不算人。“公知”的一切名词术语提法都得根据这条加以翻译才能还原其真正含义——“公知”的“人权”实际是“‘公知’特权”;“公知”的“言论自由”实际是“‘公知’独霸话语”;“公知”的“民主”实际是“‘公知’做主”;“公知”的“公民社会”实际是“‘公知’社会”;“公知”的“人民幸福”实际是“‘公知’享福”;“公知”的“自由选举”实际是“‘公知’分赃”。不明白这条,见“公知”口口声声“为民请命”就以为人家的这个“民”也包括自己、人家在为自己谋利益,那就是自作多情——你在人家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存在但根本不是人,而是“会说话的牲口”、“次人类”。人家哪里会为不存在的人或“会说话的牲口”、“次人类”谋利益?抢到手的利益岂容不存在的人或“会说话的牲口”、“次人类”分走一杯羹?

  2.自相矛盾,胡搅蛮缠

  仅仅围绕着“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这一桩公案,方方们就闹出了不知多少自相矛盾和胡搅蛮缠:你跟他争事实,人家说有证据。你要看证据,人家说要保护人身安全——说是在乎同伙的身安全,可一旦觉得需要,又把同伙一个又一个地抛出来当挡箭牌,这时候又不在乎同伙的“人身安全”了。绕来绕去,结论始终只有一个:你必须不要证据无条件相信人家道听途说的一面之词。你要争论,人家跟你讲资格——不是武汉人不行,不是医生不行,不在治疗现场不行;你满足了资格,人家跟你讲“伟业”;你满足了“伟业”,人家跟你讲“法律”——“诽谤”、“违法”;但当真讲法律的时候,人家干脆耍赖皮——输了官司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甚至撕了法院传票。你公开质疑,人家马上扣来一堆大帽子:“诽谤”、“极左”、“文ge余nie”……总之这事我说有就是有,不需要证据,不允许怀疑。你说这是在为“新庚子赔款”提供炮弹,人家马上又变了:

  “你觉得国外律师要寻找证据战胜中国律师,他是会选用官方的正式通报或是经过记者实地调查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还是会选用一个作家在家写的带着自己感想的日记?”

  ——刚才的信誓旦旦斩钉截铁一下子没了,突然承认自己的日记是“作家在家写的带着自己感想的日记”,跟“记者实地调查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不一样,不能当成对簿公堂的证据了。但这又提出了一个更矛盾的逻辑:既然千真万确,为什么不能被用作法律证据?哪家的法律规定只有“官方的正式通报或是经过记者实地调查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才能作为司法证据?胡搅蛮缠反而更自相矛盾:又赌咒发誓自己的一面之词千真万确,又不敢承认这“千真万确”能作为证据对簿公堂。(记住,这是所有“公知”的通病:敢说不敢当。不管说得如何信誓旦旦斩钉截铁,一旦被要求白纸黑字签字画押负责,保险马上草鸡,马上胡搅蛮缠理找出看似冠冕堂皇的借口推脱。)

  用胡搅蛮缠掩盖自相矛盾,结果是越胡搅蛮缠越自相矛盾,越自相矛盾越胡搅蛮缠……如此反复,乃至无穷,形成“公知”特有的恶性循环。

  3.颠倒是非登峰造极,厚颜无耻叹为观止

  看到“方方要求张伯礼道歉”,否则就是没有“基本的常识、判断以及良知”,而只有“一生的污点”,我差点被惊倒了——被保护的人要保护自己的人给自己道歉,这本身就够荒唐的了。把双方情况列出来逐一对比,就显得更荒唐:

  一个72岁,一个65岁;一个千里赴武汉出生入死治病救人;一个守着家门当“坐家”——端坐家中安享别人的保护;一个整天跟病人在一起,一个整天跟狗和跑步机之类在一起;一个整天竭尽全力救死扶伤,一个整天道听途说蜚飞短流长;一个没日没夜任劳任怨拼死奉献,一个百无聊赖把日子当扑克过,把扑克当日子过(“今天是封城的第54天,一副扑克都打完了”);一个72岁仍老骥伏枥带伤奋斗把胆留在了武汉坚持不下火线,一个65岁则宣称“我这把年龄,也实在承受不起义工的活儿”,而且“病也不少”,虽然“到年底才缓解”;一个“生子当如孙仲谋”,儿子不但秉承父业行医救人,而且父子共同上阵带队支援武汉抗疫传为佳话,一个有女如何不知道,只知道两条:第一,撕毁法院传票,第二,用她妈的话说是“过一会儿就开始找我询问,怎么做大白菜(她居然把大白菜放在冰箱冷冻室里)。女儿的住所,从未开伙。平时或回家蹭饭,或是吃外卖”……一个是父子齐上阵,一个是母女全缩头;一个一生一步一个脚印做出了众多科研成就、获得大量国家级奖励、培育出不知多少救死扶伤的青年才俊、这次疫情在武汉实打实地直接拯救了好几百条生命、为国为民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一个只有“车欠土里”、“万箭穿心”、“方方日记”之类华而不实花里胡哨……

  情况对比令人惊讶,结果更令人震惊:被保护的接受着保护非但不感激,反而侮辱保护自己的人——用一句“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就把武汉医务工作者描述得纳粹般冷血;用一句“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伟业”、“一生的污点”就把为这些被泼了狗血的医务同行辩护的老专家的一生功绩一笔勾销,还逼着要人家给自己道歉——只许你诽谤人家,不许人家辩解,诽谤了人家还说人家诽谤自己,被诽谤的反倒成了诽谤人的。

  看看这一切,想想方方说过的话:

  “不做事的人永远以无比正确的姿态嘲弄和攻击做事的人。并费尽心机找出碴子来打压做事的人”

  ——什么感受?讽刺不讽刺?

  更讽刺的是,一边诽谤谩骂保护了自己的人,一边大骂别人“恩将仇报”、“以怨报德”、“反噬”、“当代版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这让人忍不住问一句:谁是毒蛇?谁是狼?

  最讽刺的是“公知”舆论场里是非功过彻底颠倒——武汉抗疫期间不出一力、不设一谋、不冒一险、不援一声、不拔一毛、不吃一苦、不受一罪、不流一汗、整天阴阳怪气舞文弄墨道听途说、未救一人、无尺寸之功、无举手之劳的居然成了大明星大英雄,在一线冒死拼命、没日没夜任劳任怨、每天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治病救人的反而不值一提,72岁高龄、救人无数、做出实实在在贡献的老专家居然被描绘成了卑鄙无耻的大坏蛋。好像抗疫救人靠的不是张伯礼,不是各路医务工作人员,而是坐在家里写日记的方方。

  这么强烈的对比,这么讽刺的情节,这么精彩的段子,简直太戏剧性了,存心编都未必编得出来。就凭这也该佩服方方——不愧是大作家,用“行为艺术”无心插柳都居然能插出这么精彩的活剧本,比“方方日记”任何一篇都精彩。

  更妙的是,方方的这一“杰作”给老成语续出了新篇章——过去有“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如今有“张伯礼医生和方方”,而且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推陈出新注入了新内容:

  第一,反噬农夫的毒蛇和扑向东郭先生的恶狼会一边弄死自己的救命恩人、一边大骂“恩将仇报”、“以怨报德”、“反噬”、“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吗?而方方们却能:一边污蔑保护自己免遭病魔毒手的张伯礼和武汉医务人员,一边义正词严批判“敲锣女”“恩将仇报”、“以怨报德”、“反噬”、“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能把自己说成抗疫英雄,还要求受害者道歉——这是毒蛇豺狼们干得出来的吗?可见野兽毕竟是野兽,层次水平比人中“精英”、“公知”方方们差远了。

  第二,东郭先生和农夫都是犯迂,没想到会恩将仇报。结论:“早知道这样就不救你了,下次绝不再救”。而张伯礼们则不然:无条件救死扶伤,疫区病患是人就救,决不预设前提:好人才救,坏人不救,恩将仇报的不救。这次如此,今后仍然如此,即使明知道你会反噬会恩将仇报也照救不误,决不见死不救——这是东郭先生和农夫那个层次境界可比的吗?

  由此可见“张伯礼医生和方方”的真正内涵:你遭难,我救你。你遇救不但不感谢,反而恩将仇报;而且一边恩将仇报一边义正词严怒斥恩将仇报,而且还要我向你道歉。面对你的恩将仇报,我堂堂正正迎头痛击,决不退缩挨打,但也决不因你而抛弃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的大仁大义大原则。如果你下次再遇难,我还会照救不误——这个内涵是不是比古老单纯的“东郭先生和狼”精彩得多、丰富得多?就凭这就可以恭喜方方:您这下可以流“方”百世了——“张伯礼医生和方方”,独一份呀。别人想蹭这个光还够不着呢。

  面对如此登峰造极的颠倒是非,如此叹为观止的厚颜无耻,举国“公知”却一边倒地无条件支持方方:

  “方方是时代的良知!”“她是武汉人民的代言人。”

  ……足见这登峰造极的颠倒是非和叹为观止的厚颜无耻并非方方的独家秉性,而是“公知”的共同德性。

  4.文人“公知”独cai专zhi

  “公知”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真是典型的“公知”惯例:只在乎“公知”的感受而不在乎老百姓的感受)。那老百姓最怕生活在什么时代呢?最怕生活在“公知”主宰一切、“公知”的歪理可以横行无阻的时代——是非曲直生死存亡全凭“公知”一张嘴。人家嘴皮子轻轻一动,就能把老百姓的生存价值一笔勾销:

  “劳动不创造财富”、“优胜劣汰”、“丛林法则”、“改革代价”、“淘汰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

  ……而这一切无不冠冕堂皇振振有词,如鲁迅所说:

  “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

  “敲锣女”对此恐怕深有感受:莫名其妙就欠了跟自己获救没一毛钱关系的方方的救命之恩,就被逼着当武器炮灰,就成了众矢之的,就被排山倒海的诅咒谩骂压得“不得喘息”,怎么辩解都白搭,只能无奈哀叹:

  “太复杂了,好像大家都有道理,把我说的没有道理了。”

  小民百姓“敲锣女”如此,专业大师张伯礼同样如此:就因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澄清事实捍卫武汉同行的职业尊严,就被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大帽子,遭到各种明枪暗箭的诽谤中伤,而且这些中伤无不“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令人防不胜防。

  只要“公知”有权,不光是张伯礼,一切靠跟客观世界打交道创造财富生存的人,或者说靠实干生存的人,都难逃被“公知”一张嘴肆意折腾摆布蹂躏欺负——多少人千辛万苦搞出的高铁,人家一句“他妈的奇迹”就掀起倾向性舆论狂潮逼你减速的减速,下马的下马,停工的停工。多少人忍饥挨饿艰苦奋斗搞出的“两弹一星”,人家一句“原子弹还没有茶叶蛋管用”就要全盘否定。多少人流血牺牲建立的扭转了中国挨打命运走上繁荣富强之路的新中国,人家一句“fei法zheng权”就要彻底推翻……不光现在如此,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岳飞出生入死奋斗沙场百战百胜一辈子,架不住秦桧轻轻松松三个字——“莫须有”,结果只落得“三十功名尘与土”,满腔悲愤风波亭。(别以为这是遥远的不会再现的“过去时”,形形色色的“现在时”和“现在进行时”有的是——否定“两弹一星”、否定高铁,污蔑狼牙山五壮士,否定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妖魔化新中国……这难道不是当代的秦桧在玩当代的“莫须有”?眼睁睁看着自己或先辈的毕生功绩被无端否定一笔勾销却无可奈何,那种怒发冲天的悲愤委屈苦恼和不甘跟“风波亭”里岳飞的感受有多大区别?)只要“公知”这类文人当政,实干的人就休想有好下场,岳飞如此,文人独cai治下一切实干者无不如此:实干的永远说不过空谈的,务实的永远惹不起玩虚的。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取得一点成果,人家随便一张嘴就能在鸡蛋里挑出一大堆骨头把你一笔勾销一棒子打死。千辛万苦一辈子,顶不过人家一顶大帽子,而这种大帽子人家随时随地张口就来,要多少有多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公知”自己却总是灵机一动想当然就一拍脑袋一个馊主意,出了问题一拍屁股拔脚就溜,绝对不担任何责任,绝对文过饰非,把一切成绩归于自己,把一切责任推给别人。这样的人主宰一切才是最让老百姓恐怖的。

  如何实现“公知”主宰一切?容易得很,只需确立一个游戏规则:“以吹为准”——判断是非对错全凭吹,谁能吹谁赢,谁能吹谁说了算。只要社会“以吹为准”,“公知”就必定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要论吹,普天之下谁能是“公知”的对手?人家是靠吹吃饭的专业户,看家本事就是吹。只要“以吹为准”,一切必定变成能说会道大比武,舞文弄墨竞技赛。别说冠亚军前三名,所有名次都得被“公知”包圆,其他人连参赛资格都混不上。只要实干,那就没法比吹——人生就那么点时间精力,顾上吹就顾不上干,顾上干就顾不上吹。不主动去发现、去观察、去思索、去判断,人们就不可能知道实干的干了什么,成果如何,好坏优劣,等等。而吹就不一样,不劳费心,人家自会主动送货上门,天花乱坠滔滔不绝,想不听不看都不行,甩都甩不掉,而且专拣你喜欢的吹,千方百计让你浑身舒坦心花怒放,想不知道这帮大吹都不可能。只要“以吹为准”,实干的怎么可能是“公知”的对手?结果人们只能只知道啥也不干只会空谈的,不知道踏踏实实默默实干的——武汉抗疫,躲在家里一个人也没救、一点力也没出的方方在“公知”笔下成了救死扶伤的大英雄,风头出尽,名利双收;无数在一线没日没夜出生入死治病救人的白衣战士反而默默无闻,好像什么都没干。这一点不奇怪:一个一切靠吹,一个一切靠干。只要“以吹为准”,就一定是这结果。

  如何让人们接受“以吹为准”?挖空心思起好听的名字死命推销——直接说“以吹为准”太刺激,说“言论自由”就不一样了。直接说“谁能吹谁说了算”太露骨,说“自由选举”、“宪zheng民主”就不一样了。这是“公知”最得意最爱用的拿手绝技:同样的事,这样说不行,换个名字改个说法就行了:叫“卖yin”不行,叫“性工作者”就行了;叫“强奸幼女”不行,叫“嫖宿幼娼”就行了;说“tui帆政府”不行,说“一个社会发育完善的国家,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有没有政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一个县有点警察维持一下社会治安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自治有规模,连警察都可以省了”就行了。说“侵略有理”不行,说“殖民史是文明输入史和文明扩展史”就行了……解决问题就是改名字换说法,改名字换说法就是解决问题,说白了就是把如何干变成如何吹。一旦如何干变成了如何吹,那就是“公知”的天下了。只要思想犯懒、光看主动送上门来的花言巧语、不自己努力去发现分析判断实际真相,就一定会接受“以吹为准”,结果就一定是“公知”主宰一切。从这个角度看,文人“公知”独cai专zhi离现实并不遥远。

  5.“三百年殖民地”

  有人或许会疑惑;老百姓应该最怕生活在战乱时代,怎么说老百姓最怕生活在“公知”主宰一切、“公知”的歪理可以横行无阻的时代呢?

  因为二者其实是一回事:只要“公知”主宰一切,结局就一定是战乱。原因也并不复杂:

  第一,“公知”只在乎“唯有‘公知’高”的特权,不在乎国家战乱分裂

  “万般皆下品,唯有‘公知’高”的特权使“公知”能高高在上欺负老百姓;使“公知”心目中只有自己是人,其他人都不是人而是“会说话的牲口”、“次人类”;使“公知”判断好坏只有一个标准:“唯有‘公知’高”的特权。不信?看看“公知”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朝代一切政权的评价,核心标准就一条:文人“公知”的特权地位如何。确保文人“公知”高高在上特权地位的就好,不好也好;有碍文人“公知”高高在上特权地位的就坏,不坏也坏。其他的一切,包括国家百姓的生死存亡都无足轻重。

  比如,民国时代的中国落后挨打四分五裂,军阀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许多省份赋税已预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甚至预征到21世纪,有的军阀治下有名目的苛捐杂税达55种之多,什么锅捐(一锅一捐)、狗捐(一狗一捐)、鸡捐(一鸡一捐)、娼捐、粪税……无奇不有,老百姓被敲骨吸髓极度贫困,灾害频繁灾民遍地,动不动就几十万上百万地死人,完全是人间地狱。但在“公知”口中笔下,民国简直如同天堂一般:“民国范儿”、“情深深、雨蒙蒙”、充满浪漫——“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大多数军阀都还可以,至少对当地老百姓,他们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糟”、“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样的”、“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说不完、也说不清的时代”……

  为什么这样?因为民国时期文人“公知”高高在上,拿高薪,坐高位,享有“唯有‘公知’高”的特权:军阀“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给了他们创造的空间,也给了他们批评的空间”、“没这个胆量,去给文人们的嘴上贴封条”、“一篇社论就能左右国内舆论”、“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因为民国的“公知”有特权,所以落后挨打、四分五裂、战乱不断的民国在“公知”嘴里笔下就简直如同人间仙境。由此可知,战乱分裂只对老百姓才最可怕、最不可容忍;对“公知”并非可怕且不可容忍。“公知”最可怕、最不可容忍的事是丧失“唯有‘公知’高”的特权。只要“公知”有特权,国家内战分裂没什么关系——反正死的倒霉的不是自己,而是“公知”早就认为不配活着的“垃圾人口”“次人类”,死了无所谓。

  第二,“公知”只需要“唯有‘公知’高”的特权,不需要国家

  国家需要保卫,需要建设,这就需要付出,甚至牺牲。而“公知”只进不出,更不牺牲。

  “公知”从来只进不出——拿走的永远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拿出的永远是空空洞洞的天花乱坠(谁敢说破看不见这“皇帝的新衣”,谁就是“脑残”、“智障”、“极左”、“反智”)。比如武汉抗疫,举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没钱没力的至少也想方设法说几句暖心话表表心意,最不济也尽力坐在家里“克己复礼”不添乱。而坐拥据说六套房产的方方呢?既没见出钱,也没见出力,连摇旗呐喊擂鼓助威鼓舞士气这样的力所能及都没见,见到的是整天享受着别人的保护、写着骂保护自己的人的日记名利双收。这是不是“只进不出”?

  不光方方如此,举国“公知”哪个不如此?回顾回顾,历次中国遇到需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时候,哪次见过哪个“公知”站出来带头出钱出力或摇旗呐喊擂鼓助威鼓舞士气?但有机会往里捞的候,哪个“公知”哪回含糊过?这是不是“只进不出”?

  如此坚定不移的“只进不出”,遇到需要付出、甚至牺牲的国家保卫和国家建设,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公知”怎么可能会有别的选择?当然是确保自己,舍弃国家。

  再有,保卫国家、建设国家是实实在在的事,只能靠实实在在干实事的人。如果国家的生存发展靠吹,那美国全力打击的就不是华为而是方方和各路“公知”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摧毁”。鲁迅说过,“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靠《论语》感不化德国兵,用《易经》咒不翻潜水艇。同样,抵御新冠病毒治病救人不能靠五花八门的方方和“方方日记”,而只能靠举国上下的“张伯礼”。可一旦实实在在干实事,就不能“以吹为准”,而必须“以干为准”;不能“谁能吹谁说了算”,而必须“谁能干谁说了算”。一旦不“以吹为准”,“公知”的特权就保不住了。这还得了?

  第三,“唯有‘公知’高”的特权使“公知”毫无凝聚,想避免国家战乱分裂都做不到

  伟人有一句精辟名言: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用这个尺度看“方方论战”,感觉“公知”这帮人好像唯恐朋友不够少,唯恐敌人不够多——什么“争取朋友”,根本没有的事。老娘往这儿一戳,是朋友就自己蹦出来帮腔,不帮腔就不是朋友,乖乖闭上鸟嘴一边歇着去,还要一声叹息:这群愚氓,竟然有眼不识金镶玉,不为老娘的一面之词帮腔,真是民智未开,世风日下,品质良好的人太少,还不知道还要延续多少代人……要是敢炸刺怀疑那就不是好东西,大帽子马上飞过去:“极左”、“诽谤”“脑残”、“文ge余nie”……要是敢公开与方大娘抗辩,那就更不得了,劈头盖脸一棒子打死:“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伟业”、“一生的污点”、“这样的小丑,早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造谣撒谎都是习惯”、“既要钱何要脸”……这下子不是敌人也成敌人了:说你某事错是一回事,说你人品本质就坏、根本不是东西则是另外一回事。就事论事争是非,争完还可能之后变成朋友,至少可能不成为敌人:“这次这件事我不赞同你,说不定下次下件事我会赞同你,那我们就可以变成朋友。”但一旦变成了人身攻击,把对方整个人的品质、一生的作为一下子彻底否定,那就把事做绝,再也休想挽回——“错”意味着还可以改,而“坏”、“根本就不是东西”则意味着无可救药,根本就不配存在。你会跟把你骂成“小丑”、“活成了笑话”、“一生的污点”、“造谣撒谎都是习惯”、“既要钱何要脸”、总之根本就不配存在的人交朋友吗?

  不光方方如此,“公知”个个如此:从来不屑干“转化对手、争取朋友、化敌为友、减少敌人”的事,从来要求别人必须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无条件地给自己帮腔,不从就扣帽子定罪名开骂,而且一定是把对方从人品本质上彻底否定。就这德性,让他们政治上“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恐怕比让老母猪跳芭蕾舞还难。

  为什么“公知”都这德性?胎里病,“万般皆下品,唯有‘公知’高”这一特权的产物——有了高人一等的特权还用得着争辩吗?利用特权直接把对方干掉自己就可以得胜还朝了——如果有两种争论途径,第一种是对事不对人,就事论事争是非,靠摆事实讲道理决胜负,双方地位平等,胜负难料,赢也得费一番功夫。第二种是对人不对事,利用自己居高临下优势特权地位把对方的人品经历资格等等一笔勾销,然后宣布:你人都不咋地,所以你的主张不成立,所以我赢你输。地位优势在手,赢得轻松愉快,毫无悬念。对这两种争论途径,你说拥有“唯有‘公知’高”特权地位的“公知”会如何选择?答案不言而喻。

  “唯有‘公知’高”的特权地位使“公知”眼里只有自己是人,其他人都不是人,是“垃圾人口”、“次人类”,本来就不该存在,敢跟自己炸刺就更该一笔勾销——连否定你的存在都不在乎,还怎么会在乎否定你的人格、资历、成就等等身外之物?所以满不在乎就能用“脑残”、“智障”、“余nie”、“小丑”、“活成了笑话”、“一生的污点”、“造谣撒谎都是习惯”、“既要钱何要脸”之类把别人的一切彻底否定。就凭这份傲慢,“公知”怎么可能有凝聚?——谁肯追随“公知”?谁又敢追随“公知”?既然毫无凝聚只会制造敌人不会争取朋友,那一旦“公知”掌握权力主宰一切,即使没有外来干涉挑拨离间,光“公知”自己就能闹得众叛亲离四分五裂,国家不分裂战乱才怪,即使那时某些“公知”想避免也避免不了。

  从以上三条可以明白“公知”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确保“公知”享有“万般皆下品,唯有‘公知高’”的特权地位、不需要保卫国家、不需要建设国家的政权。而符合这一条件的政权只有一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傀儡政权。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公知”鼓吹“三百年殖民地”、“带路党”,为什么大骂“爱国贼”,为什么“逢中必反、逢洋必舔”——人家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正如一句美国流行歌的歌词:“我知道我要什么,说要现在就要”(I know what I want,and I want it now)。

  “公知”的一切主张、一切秉性都来自一条:“万般皆下品,唯有‘公知’高”的特权。因为这一特权,所以在“公知”眼里只有自己是人,其他人都不是人,而是“垃圾人口”“次人类”——重复三遍:在“公知”眼里只有自己是人,其他人都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是“垃圾人口”“次人类”!“垃圾人口”“次人类”!“垃圾人口”“次人类”!——“公知”的一切都为自己,决不是为了“垃圾人口”“次人类”。这是认识“公知”的钥匙。“公知”一切立场要求行为逻辑都由此产生。不明白这点,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公知”。这也是“公知”和普通文科类知识分子最根本的区别。

  “公知”说,“请把方方日记从头到尾认真看一看,否则就闭嘴”(大家都从头到尾看完了,人家也赚翻了——这个推销的如意算盘倒挺不错。)

  但按同样逻辑,岂不是可以说:“请把人从头到尾每一滴血都验一验,否则就闭嘴”、“请把屎从里到外每一个粒都尝一尝,否则就闭嘴”了?

  看东西不在多而在看要害、看本质。比如从方方的这两件事看“公知”。

  20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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