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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钧棒:自由派公知自我标榜的“讲真话”是什么东东?

2020-05-08 11:54:57  来源: 察网   作者:千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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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钧棒:自由派公知自我标榜的“讲真话”是什么东东?

  自由派公知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当今中国最无耻的一个群体,他们为了个人的政治或者是经济利益,或者是由于个人恩怨,可以不惜出卖国家、人民的利益和自己的灵魂;同时,他们又是当今中国最能忽悠和富于欺骗性的一群人,他们身为知识分子,懂得一些诡辩术,加上巧舌如簧,常常利用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存在问题大放厥词,却能够让一些人被他们卖了,还帮着数钱。

  自由派公知在推介和吹捧自己阵营中的那些敢于赤膊上阵大放厥词的人的时候,常用的说法是,他是个有良知的学者,是个敢于“说真话”的人。

  什么叫真话?

  从正面讲,真话有三种境界——

  真心话,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不遮不掩,不受外界影响。这是真话的最低层次。

  真实话,客观真实完整地描述事情的本来面目,不断章取义,不选择性采用历史事件材料,不割断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不以偏概全。这是真话的中间层次。

  真理话,是揭示社会生活的主流、本质和规律的,能够给人们以启迪和指导意义的话,这是真话的最高层次。

  这三种境界是相互联系,层层推进的。

  首先,敢于说出真心话的人是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的,这是无论持有何种政治立场的人都会共有的特点。

  其次,基于自己的阶级特性和政治倾向性,人们开始观察社会,了解情况,并且通过语言文字把自己的观察结果反映出来,这就是真实话。在这里开始,成为了不同人群的分界线。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实事求是态度的人会客观真实完整地描述事情的本来面目,哪怕这些事实的其中一部分对于自己不利;而别有用心的人会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割断事物之间的联系,选择性使用历史材料。

  再其次,在观察社会,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由对事物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通过语言文字揭示社会生活的主流以及某些本质与规律。到了这里,在不同的真实话的基础上,不同的人对社会生活的主流、本质、规律的认识以及结论就会大相径庭,天差地别。

  下面首先通过两个典型的例子剖析自由派公知自我标榜的所谓的“真话”的三种境界。

  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曾经有某些地方,由于地方政府由于单纯追求GDP,在资本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偏袒资本,这就造成了所谓的“强拆”和“血拆”。

  这时候,自由派公知出来“讲真话”了,作为资本的代言人的他们割断事物之间的联系,有意掩盖资本在“强拆”和“血拆”中的作用,并且把部分地方政府的行为高度概括为带普遍性的“政府行为”,最后结合到所谓的西方国家“风可进,雨可进,皇帝不可进”的骗人鬼话,得出他们用来忽悠民众支持他们的改旗易帜行动的“真理性认识”——社会主义制度是残酷的,是无人性的,西方的社会制度是文明的,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境界。说实在的,如果没有这次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疫情面前的丑恶表演,很多国人都会被公知欺骗了。

  又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始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在美国,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这是特朗普的真心话,他是个“真小人”,不遮不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像奥巴马和希拉里这些伪君子那样用华丽的词语掩盖美国的本质。

  他讲的又是真实话,符合美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美国为数不多的超级富豪决定了美国政府的政策的走向。

  最后得出特朗普本人认为的“真理性认识”,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不择手段,并且不需要任何遮羞布。

  对于特朗普这种不折不扣的“真话”,由于与公知们的改旗易帜的政治需要不符合,他们就只字不提了。

  公知们被赋予了一个中性的名称——“异见人士”,并且利用他们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历史恩怨,鼓动人们“消除恐惧,大胆说真话”。

  于是,凡是在社会上敢于公开直接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或者凡是敢于挑战法律和社会秩序的人,都被公知们标榜为“敢于说真话”。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苏联的索尔仁尼琴。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俄罗斯作家,二战时的苏联炮兵连长,因勇敢获得二枚勋章,1945年因通信中不敬被流放哈萨克8年,此段经历后来成为他作品的主题。他1962年出版反映集中营生活的作品,被吸收进作协,1968年因作品《第一圈》无法在国内出版而在境外发表,被开除出作协,随后获得1970年诺贝尔奖,随后因出版《古拉格群岛》被驱逐出国,到美国后却毫不留情地批评自由主义,苏联解体后又大骂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毁了俄罗斯。

  公知提到他,只是说他前半截的所谓的“真话”,后面的就避而不谈了。

  比如艾未未。

  艾未未在国内是因为反体制而赫赫有名的自由派人士,他移民德国以后由于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没有说出某些人需要的话,被自由派人士视为“偶像崩塌”。攻击他“助纣为虐”、“变节”、“投降”、“一个自由的人看起来不是这样子的”。

  又比如连岳和乔木。

  作为某著名大报的记者和专栏作家,连岳凭着自己的文笔,积累了一批粉丝。不少人把连岳称为“王小波之后最成功的专栏作家”。

  由于他对某作家的日记表达了不同于其他公知的态度,被公知们骂为“堕落”、“跪舔”。

  乔木,当年叫做“北外乔木”,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他当年的情况想必很多人都了解,但是他这次以事实揭露美国在疫情中的真实情况,打脸国内的公知的谎言以后,公知只好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了。

  如上所述,同样一个人,同样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前面说过的话符合公知的政治需要的就是“真话”,后面说的不符合他们的政治需求的就不是真话。

  上述这些都是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的层次讲的。

  其实,按照公知们的逻辑,希特勒应该属于最敢于“讲真话”的人,因为他从来不遮不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下面的是公知在“真实话”方面的表现。

  国内的自由派公知曾经拿所谓波兰的“卡廷事件”大做文章,以此来控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所谓的“没有人性”。并且通过否定苏联共产党来否定中国共产党。

  而2019年6月,作者弗•施韦德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发表题为《波兰战俘特别营的存在是证伪卡廷事件的有力证据》的文章指出:

  【“无论是法西斯德国、现在的波兰,还是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都认为卡廷屠杀发生在1940年春季,即卡廷大屠杀是苏联所为,苏联应对卡廷惨案承担责任。但苏联调查卡廷犯罪的‘布尔坚科委员会’早在1943年已明确指出,1941年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之前,斯摩棱斯克州(卡廷森林所在州)存在着3个关押波兰战俘的‘特别营’,波兰战俘从事修筑公路等劳动。也就是说,波兰战俘并没有在1940年春季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卡廷大屠杀发生在1941年7月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该地区之后。”】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成为了西方在苏联和俄罗斯的代理人以后,他们作出的这种有利于西方否定社会主义苏联的结论有多大的可信性值得怀疑。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卡廷大屠杀真的是苏联所为,那么国内的自由派公知绝对不会同时告诉人们,波兰在之前参与13个国家对苏联的入侵的时候曾经屠杀过8万名苏联红军的战俘,不会告诉人们,在当年,与“卡廷事件”发生的同时,发生过德国虐杀苏联战俘,日本虐杀美国、英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战俘,美国虐杀德国战俘等情况,与“卡廷事件”的2万受害者相比,发生在其他西方国家的虐杀战俘事件的受害者人数是其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以上,达到100多万以上。

  公知也绝对不会告诉人们,在一战以后的巴黎和会上,刚刚在英法的扶持下复国的波兰竟然公开表态支持日本占据青岛。1937年,日本蓄谋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很多国家此时也都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英美也不愿意看到日本法西斯全面占领中国。但是在国际上,又是波兰站出来,公开支持日本侵华战争。

  下面的例子也比较典型。

  沈志华在“文史大讲座”中的演讲《毛讲核战吓得全场鸦雀无声》中,曾经孤立地抽取他编造的毛主席1957年访苏的时候在莫斯科的的演讲中关于“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的讲话,而对于美国之前曾经四次要对中国进行核袭击的事情他却只字不提。

  经过他加工的这段话成为国内敌对势力渲染毛所谓的“不顾民众死活”的“证据”。后来人们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还原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赫鲁晓夫回忆录》有这样的相关内容:

  【80多个党的使者前来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局势,以及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导弹核战争一向是这种会议的主题。”

  “毛在这次会议上就战争问题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这样:不要怕战争。既不要怕原子弹,也不要怕武器。无论这场战争是什么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一定会取胜。具体谈到中国时,他声称:‘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而我们现在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战争嘛,若干年之后,我们培育出新人,就会使人口得到恢复。’他发言之后,会场上是一片坟墓般沉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苏关系史纲》比较正确地阐释了毛泽东讲话内涵。书中写道:

  【“……原子弹是纸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认真对付。至于谈到核战争的结果,这里也不过是‘极而言之’,从最坏处考虑。毛泽东的话惊吓了东欧一些小国领导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苏共在论战中以此为由指责中国好战和蓄意挑动核战争,无疑是有意歪曲了。……”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这是毛主席原话,并不是什么死三亿人没什么。

  就算是毛主席曾经说过那段话,但是由于沈志华故意切断事情之间的因果联系,那么他所说的也就不是什么“事实话”了。

  还有蒙古独立问题。

  沈志华在所谓的“文史大讲座”中提到国民党政府作为当年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在苏联的压力下首先承认蒙古独立,也提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承认蒙古,但是耐人寻味的是沈志华只是提到由于苏联承认新中国于是台湾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废除与苏联订立的条约,只是提到后来老蒋和小蒋都不承认蒙古独立,但是1961年在蒙古要求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台湾政权没有使用否决权,以至于蒙古独立具有了合法性他就只字不提了。

  还是老招数——选择性使用历史材料。

  还有某位所谓的“历史学家”在讲述关于“镇反运动”的历史的时候,利用在运动中被镇压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潜伏特务、政治土匪和反动会道门分子兼有的中国人的属性,故意偷换概念,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中的被消灭和镇压的上述人说成是“国人”,于是得出“镇反运动”杀了多少多少国人的结论,以渲染所谓的共产党的“残暴”。

  某作家写了些符合境外敌对势力政治需要的东西,之前曾经用以偏概全的手法写小说否定土改,也被标榜为“讲真话”。

  这就是自由派公知所谓的“真实话”,在现实生活中,公知们造谣惑众成为了家常便饭,而且还提出一系列的“谣言无害”的论调。在牵涉到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使用一些真实的材料,关键在于使用的时候,真真假假相结合,而且断章取义,选择性采用历史事件材料,割断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并且以偏概全。这种所谓的“真实话”就很有欺骗性,对那些不了解情况的网民能够起到忽悠作用。

  鼓动那些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的“异见人士”大胆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再通过无中生有或者是选择性采用历史事件材料,最后得出社会主义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制度先进的结论,这就是自由派公知自我标榜的“讲真话”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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