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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万焕:经济金融化视角下的美国经济结构与中美经贸摩擦

2020-05-06 10:32:32  来源: 教学与研究   作者:蔡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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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万焕:经济金融化视角下的美国经济结构与中美经贸摩擦

  2017年以来,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美国政府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先后启动针对中国的“232调查”“201调查”和历史上第六次“301调查”,并利用提高关税等手段不断挑起中美经贸摩擦。美国方面的主要理由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高达千亿美元,而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部分在于中国搞“国家资本主义”,政府补贴国企并与美国企业进行不平等竞争;部分在于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强制美国进行技术转让等。美国政府炮制的上述指责罔顾事实、毫无根据,中美间贸易结构由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决定,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经济结构。中国应吸取美国经济结构中金融资本过度膨胀挤压实体经济的教训,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发展。

  一、金融资本与金融化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深刻的重要的转变:一是经济结构的信息化或后工业化,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二是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正具有了全球性;三是资本虚拟化或金融化,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急剧膨胀;四是新自由主义化,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国家干预最小化为核心的政策获得了支配地位。上述四个方面变化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信息化技术赋予了资本以高度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为资本的全球化和金融化提供了技术基础和物质条件;新自由主义政策取消和缩减了国家和社会对资本逐利活动的各种限制,为资本的全球化和金融化提供了制度基础和政策保障;全球化和金融化则使资本摆脱了国家主权的制约和物质形态的束缚,为资本运动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和更有效的形式。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上述变化集中体现在金融资本的相对独立发展上。从微观层面看,由于金融机构及金融业迅速发展,非金融企业通过银行借贷、证券市场等筹集的金融业资本总量在金融资本内部赶超产业资本并占据优势地位,企业利润来源越来越以金融资本为主,即金融资本在微观层面占据垄断地位;从宏观层面看,在一国内乃至国际间,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膨胀,金融业利润在利润总量中比重上升甚至超过产业资本利润,经济活动以金融资本运动为主,国际间实物和服务贸易居于次要地位,即金融资本在宏观层面占据垄断地位。金融资本脱离了产业资本,特别是随着资本二级市场的发展,金融资本似乎具备了“钱能生钱”、不需要实体生产就能直接创造价值的能力。因此,有学者认为,金融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对资本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全面的、不间断的、有效的控制,金融因素在资本增值中逐渐占据主导和统治的地位。金融资本的这种脱离实体经济而相对独立膨胀的过程,也被称为金融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金融化是指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至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格蕾塔·R·克里普纳把金融化理解为一种积累模式,该模式中利润的来源日益依赖于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戈拉德·A·爱泼斯坦则将金融化界定为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金融化趋势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一方面,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过剩资本不得不从实体产业部门投向流动性更高的金融部门。金融部门虽然不创造价值,但可以依靠吸收更多资本投入形成金融泡沫而获利,于是金融部门受到了这些逐利资本的青睐。另一方面,只有在金融资本这一形态上,资本才完全摆脱了物质形态的束缚,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其最大限度追求价值增值的本性。

  二、金融资本主导下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金融资本相对独立膨胀下,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改变,经济结构中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发生了相应调整,因此其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一)美国经济增长主要由个人消费拉动

  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低储蓄、高消费,美国个人消费率长期高于90%,即个人可支配收入中超过90%用于食品、服饰、出行和娱乐等消费性支出(不包括医疗与住房支出),而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净国民储蓄率仅为1.8%。可以说,美国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依赖于居民消费增长的基础上,而非投资性消费增加或生产率提高。据测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对美国实际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70%。然而美国居民消费的增长并非由工人实际工资提高带动,而是建立在以虚拟资本收益为主的金融收入增长的基础上。

  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看,一国经常项目是盈余还是赤字,取决于该国储蓄与投资的关系。美国经济中储蓄长期低于投资,为了平衡国内经济,美国不得不通过贸易赤字形式大量利用外国储蓄,由此导致贸易逆差形成并长期存在。自1971年以来,美国总体上处于贸易逆差状态,2017年与102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美国贸易逆差是一种内生性、结构性、持续性的经济现象。美国目前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只是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的阶段性、国别性反映。

  (二)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变化

  随着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美国经济出现产业空心化趋势,实体经济逐渐萎缩,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而以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所占比重则持续上升。据统计,2017年美国三产所占比重分别为0.9%、16.6%和82.5%,第三产业的比重远远超过制造业,而第三产业中金融业又占据20.8%,金融业不创造价值,但在利润获取时却取得相对产业资本更为优势的地位。1968年,金融业利润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重为16.15%,制造业利润为49.41%;之后金融业利润比重不断上升,曾一度超过40%,而同时制造业利润比重则不断下降,到2018年第三季度,金融业利润比重为26.74%,而制造业利润为17.75%。

  正是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资本通过狂热投资虚拟经济领域只能导致实体经济的衰落,不仅导致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同时导致美国一方面需要进口大量实物消费品,另一方面对外输出金融产品,特别是美元资产。针对美国贸易赤字增加和制造业走弱,有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元错位,即美元被高估;而美国重建制造业所能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通过调整美元来重新平衡贸易,方法是开启广场协议谈判,或在全球市场出售美元以将美元价值降低到有竞争力的水平,或对外国政府和投资者购买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征税。为平衡美国贸易,美元必须下跌至少25%至30%(以实际贸易加权为基础)。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提出美国经济要向实体经济回归、走“再工业化”道路,但当年促成美国去工业化的因素现在仍然存在,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工资处于较高水平而利润率较低,制造业回流的可能性较低,美国重振制造业难度较大。

  (三)美国对外贸易产品结构

  在金融化作用下,美国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也发生了相应调整。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角度来看,在国际分工中,美国主要从事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的运行,而多数实物消费品的生产过程则在其他国家进行。这决定了美国在实物消费品方面成为一个进口大国,而在服务、资本和金融产品方面是一个出口大国。

  2018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为8913亿美元,相比上年增长了838亿美元,增长率为10.4%。此次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指责美国与中国贸易逆差过大,指的仅仅是货物贸易。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化生产普遍存在的今天,各国双边经贸关系内涵早已超出货物贸易的范围,服务贸易和本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利润也应考虑进来。2018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2702亿美元,较上年增加了150亿美元,增长率5.9%。在国际交易账户中,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的股本收益或收益包括以股息形式汇回美国母公司的部分,以及再投资于海外子公司的部分。2018年,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利润汇回中,股息部分为6649亿美元,再投资收益为1416亿美元。

  在综合考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本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利润三方面因素后,可以发现,美国虽然在货物贸易逆差额较大,但服务贸易存在顺差,更主要的是对外投资获得净利润总额较大,在对外贸易中实际获得净利润为1854亿美元。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就是美元资产,利用美元对外直接或间接投资,美国从全世界获取高额利润。受益于美元这个“会下金鸡蛋的母鸡”,2018年第三季度末美国资产比第二季度增加1355亿美元,高达271507亿美元,其中金融衍生品总额14992亿美元。

  (四)不平衡的世界经济体系

  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网络,然而金融资本却使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平衡遭到破坏。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脱离金本位的美元取得了支配性的世界货币的地位,这实质上允许美国经济按需印刷美元,从世界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各种产品,并大规模地对外进行直接和间接投资,美元势力的控制范围延伸至全球。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平衡规律,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之间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分工在国际间进行,其中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均掌握在美国手中,实物商品生产则在中国等其他国家进行。货币作为货币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它对社会总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起着“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掌握货币资本才能掌握实现生产资料和资源配置的支配权,因此美国就掌握了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是以美元霸权及其世界货币地位为前提,以世界经济平衡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为条件的。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经济必须承担存在巨大不平衡的压力:美国国内主要生产没有实物支持的美元货币和金融产品,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则生产可以用美元购买的物质产品;美国从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购买大量消费品,形成巨大的贸易逆差,亚洲国家则通过出口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形成贸易顺差;亚洲国家把从贸易中积累的盈余用于购买以美元计价的各种资产如股票、国债等有价证券,而美国则依靠世界各国提供的信贷形成虚假的需求,反过来拉动世界各国的消费和增长。

  三、从经济结构变化角度看中美经贸摩擦

  美国的贸易逆差由美国自身产业结构所决定,并非由不平等贸易或其他外部原因导致;贸易逆差并不意味着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进口的产品,虽计入美国进口额,但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同时利润也流回美国,美国仍然处于世界体系的核心位置;减少贸易逆差的措施并非只有提高关税,还可以扩大出口,例如放开对华战略物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经贸摩擦不利于两国经济发展,应回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中来。

  (一)中美贸易说明两国的经济结构是优势互补的

  讨论两国贸易结构,不应只停留在商品或服务流通的层面。应分清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区别。商品流通即商品的买卖过程,商品或货币的持有者按照等价交换,从而促进商品和货币在市场上流动。资本流通深入到了生产层面,为了进行商品生产,需要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投入生产并在生产完成后进行销售,从而获得剩余价值或利润。资本流通体现了社会总资本是流通和生产过程二者的统一。如果仅从商品流通层面看中美贸易,只能看到中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忽略了两国间资本投资;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来源也无从分析;而从资本流通角度,不仅能看到两国真实经济实力的差距,贸易逆差问题在生产层面也得到合理解释,不再成为困扰中美经贸往来的主要议题。

  实体经济领域,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对华出口多为资本品和中间品,中国居于中低端,对美出口多为消费品和最终产品,两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双边贸易呈互补关系。经济金融化后,美国经济结构的优势更多地表现在美元资产或美元对外投资上。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产业结构相对落后,因此大量跨国企业将产业转移到中国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又出口到跨国企业母国;美国为当前生产力最为先进、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主要从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本投资活动,对外投资并从海外获取利润,这是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表现。

  (二)贸易逆差源于美国金融化导致的经济结构

  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为6335.2亿美元,同比增长8.5%。其中,美国自华进口4784.2亿美元,增长11.3%;对华出口1551亿美元,增长0.7%;贸易逆差3233.2亿美元,同比扩大17.2%。这是美国经济金融化后导致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一方面,美国经济金融化,金融业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实体经济产业向外转移,随着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深入发展,美国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生产成本低、配套生产能力强、基础设施条件好等优势,来华投资设厂组装制造产品,销往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商投资企业。随着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融入亚太生产网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过去日本、韩国等其他东亚经济体对美的贸易顺差。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占美国总逆差的比值,由1990年的53.3%下降为2017年的11%,同期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占比则由9.4%上升为46.3%。

  列宁指出: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

  当前美国经济正处于阿里吉所说的金融资本扩张(C—M′)阶段,金融资本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就是资本输出,这标志着资本的对外剥削从在国外实现剩余价值发展为到国外生产剩余价值。实际上,一些美国人也认识到,美国的贸易逆差是自身经济结构所导致的,不能归咎于外部市场。有美国学者指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失败,以及减税和增加支出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大幅增加了联邦预算赤字,并收紧了美国货币政策,导致利率和美元实际价值上升压力,由此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快速增长。

  (三)贸易逆差并不代表美国在对外经贸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将进口进而贸易逆差视为本币外流的渠道,从而导致本国财富外流的看法是典型的重商主义的观点,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美国用美元能够从全世界购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这是美元的优势体现,即使是贸易逆差,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对外经贸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首先,中美经贸往来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物价水平。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牛津研究院联合研究估算,2015年美国自华进口提振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0.8个百分点;美国对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支持了美国国内260万个就业岗位,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2160亿美元,提升美国经济增长率1.2个百分点;来自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物价水平,2015年,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相当于美国家庭收入的1.5%。

  其次,综合考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本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分支机构的本地销售额三项因素,中美双方经贸往来获益大致平衡,而且美方净收益占优。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为541亿美元,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占有显著优势。美资企业在华投资,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但其国内对该商品仍有消费需求,因此商品销回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计入美国或其他国家进口额,而利润又汇回美国,计入美国资产,因此,中国虽然出口额增加,但只获取了少量劳动力工资或加工费。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5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高达4814亿美元,远高于中资企业在美256亿美元的销售额,美国占有4558亿美元的优势,美国企业跨国经营优势更为突出。2018年6月德意志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估算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利益》认为,从商业利益角度分析,考虑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对双边经贸交往的影响,美国实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交往过程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益。根据其计算,扣除各自出口中其他国家企业子公司的贡献等,2017年美国享有203亿美元的净利益。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美国企业在华销售利润超过360亿美元;2016年销售收入约6068亿美元,利润超过390亿美元。即便从重商主义角度来看,美国也是财富净流入的。

  (四)中美经贸摩擦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表现

  美国一向标榜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但实际上美国一直在实行“双重标准”,当其产业竞争力较强时,为了获得穷国市场更大的份额并预防潜在竞争对手的出现,他们向穷国鼓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当美国不再占优势时,不仅通过政府颁布各种产业政策,同时对外实行保护主义。这种以自由为名而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就是赋予资本以自由,本质上就是强化资本的话语权。马克思说,“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国际经济的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穷国,而是富国。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为幌子,要求他国开放国内市场,而在国内则以“国家安全”等为由阻止国外竞争者进入、实行保护主义,其实就是要进一步巩固大资本对小资本的优势地位。此次中美经贸摩擦,就是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国内法单方面挑起的。美国现任政府以解决其巨额贸易逆差为由,绕开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单纯根据美国国内法挑起国际贸易摩擦,以“232条款”“201条款”和“301条款”名义发起一系列调查。而且未经世界贸易组织授权,非法使用惩罚性高关税对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使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贸易秩序面临空前险境。

  实际上,巨额贸易逆差原因之一是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如果要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选择有很多,提高关税只会导致两国经济受损,更可行的措施是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美国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方面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但长期对华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人为抑制了美国优势产品对华出口潜力,造成美企业丧失大量对华出口机会,加大了中美货物贸易逆差。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7年4月的报告分析,美国若将对华出口管制放松至对巴西的水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16%;如果放松至对法国的水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26%。由此可见,美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美国不是不可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只是自己关闭了增加对华出口的大门。

  四、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此次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以产业损害和知识产权导致的贸易逆差为由,实际上贸易逆差源自美国自身经济结构,由于经济金融化,美国产业结构中实体经济萎缩、金融业相对独立膨胀,因此更依赖外部市场,一方面对外投资寻求利润来源,另一方面需要外部市场提供实物消费品。这也给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首先,应处理好本国内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平衡关系。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关于部类间平衡的原则和货币流回规律,各个国家的社会再生产要能正常进行,不仅要求社会生产的各大部类或产业之间,而且要求隶属于各大部类的各个具体生产部门之间也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如果该国某一部类或具体部门、产业生产不足,那么该国必须依赖于外国进口。关于货币流回规律,社会扩大再生产包含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两个方面或两个阶段,在社会总产品内部的交换补偿过程中,同样必须以货币流通为中介。这些充当媒介物的货币,最初总是由资本家把它投入流通的,因此不管是由哪个部类的资本家支付的,最后总要流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因此,货币流回规律其实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表现形态。社会再生产是否正常与货币能否流回,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也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正是由于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出现了不协调。因此必须着眼于通过宏观调控措施,调节物质生产领域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矛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其次,应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所谓“脱实向虚”,指的是资金和人才脱离实体经济,大量流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中,导致虚拟经济的增长速度过快,造成虚拟经济的泡沫与实体经济的萎靡。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社会总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起着“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掌握金融才能掌握资源配置的支配权。因此,既要肯定金融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又要充分认识到金融资本过度发展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从美国经济金融化导致的经济结构问题可以总结出规律,金融资本的发展源于实体经济,金融资本本身不直接创造价值,但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动员储蓄转向直接投资,提高实体经济创造价值的能力。金融资本的利润来源于实体经济部门,因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依赖于新价值的不断流入。当产业资本越来越多地参与金融活动即金融资本相对独立膨胀时,新价值创造的基础被削弱,进而整个金融化过程及国民经济将逐渐陷入停滞。我们要防止资本过度流向虚拟经济而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要让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再次,金融开放以能否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为标准。金融自由化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方便地利用外资来发展本国经济。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实力差距,事实上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有利于发达国家更方便地到发展中国家投资,赚取利润。国际市场竞争是以马克思揭示的国际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因此,在国家经济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如果国际资本自由进入发展中国家,必然使这些国家的民族企业处于劣势地位,压迫其降低成本以求生存,这其中就包括降低劳动力成本。根据马克思揭示的国际市场竞争以国际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基本原理,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国家之间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当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平等的国际自由竞争,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开放外汇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促进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才会使国家的民族经济在国际市场中获取长远的与竞争国对等的比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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