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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韬:欧美抗疫乱象与新自由主义声誉扫地,呼唤重建新的计划经济

2020-05-05 09:46:52  来源: 察网   作者:百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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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韬:欧美抗疫乱象与新自由主义声誉扫地,呼唤重建新的计划经济

  这次疫情可算把欧美发展模式多少年的遮羞布撕的一点不剩了,当中国举国动员迎战的时候,他们嘲笑中国小题大做。当中国封城大规模隔离的时候,他们抨击中国侵犯公民权利。当中国建设方舱医院尽收尽治的时候,他们上纲上线说中国在搞集中营。当中国医务人员缺少防护物资的时候,他们各种冷嘲热讽。总之,无论中国做什么,都被认为是“计划经济”,即使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恰恰是欧美违反了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的某些原则,不注重协调社会生产,导致了今天世界经济形势的严峻局面(疫情只不过使危机加重和表面化了)。

  有人动不动提起前三十年,引导人们去回顾五十、六十年代的票证限量经济,其实这也是一种病,大概就像更年期吧,我们这些年轻人是需要理解的。例如有人提出要建立“票证”博物馆,以使人不忘“计划”年代。建国初期,当时中国太穷,所以为了使人人有饭吃,才不得不发粮票。为了使人人有衣穿,才不得不发布票。以免像旧中国那样,只让少数人撑死,而让多数人饿死!并非计划必然导致短缺,而正是为了解决短缺下的公正问题,五十年代的共产党不得不选择“计划”。正是由于商品和物资短缺,所以五十年代的中国政府才不得不考虑对有限资源进行计划配置。其实,建这样一个馆倒未必不是好事。它正可以见证五十、六十年代中国全体人民为国家工业化所付出的个人消费牺牲,可以见证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咬紧牙关,饿着肚子,全民艰苦奋斗、谋求祖国强盛的!这是那一代中国人的光荣,而不是耻辱!

  今天的我们,再不要让死的人纠缠活人。马克思说,市民社会的个人不能团结的原因在于,互相之间不了解,因为大家讲不同的语言。他们只能用借来的语言,甚至必须借用死人的语言、名字、口号、服装和旗帜。他们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革命者往往不得不召唤远古的亡灵[例如在魔戒中,王者归来的阿拉贡召唤幽灵]。1848年的法国就是死人支配着活人。所以马克思说,新的社会革命必须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吸取自己的诗情。必须让内容战胜辞藻,实质战胜形式,活人战胜死人。过去实行的政策,有历史原因。不可全面否定。我们要向前看。

  近二十年来的智能化电脑革命及其相关科学技术的革命,正在改变世界文化,正在改变社会制度的组织形态,改变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最重要的一点是,电脑智能化技术的革命,已经使得全球新秩序,全球金融及经济政治一体化成为可能。旧式的民族国家视野已经不够。当今围绕中国问题发生的所有重大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都具有全球性意义。时代已经变了。通向民族复兴、社会和谐未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重建一种有计划的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人类经济体制未来的必然趋势。今天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前进,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给我们的任务。新型社会主义的模式,应当是自由市场体制与国家计划体制的扬弃和升华。新社会主义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科学化的计划经济,应当以国家力量对两极分化进行强有力的遏制。

  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极不平衡,众多生产领域呈现严重过剩。在某些领域,中国的发展进步已经很快。中国已具有在世界上争一个强国地位的潜在实力,但是中国现在恰恰缺少一套协调发展的总体计划和全球战略。现代的大规模信息技术,已经为有计划按比例地调节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革命性手段。国家应当以现代信息手段,重新统筹规划国民经济的全局和未来发展。应当主要依靠国有经济和国家投资,来推动国民经济中的尖端高科技产业部门优先发展,特别是国防产业、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以及信息通讯产业。中国人现在应该结合全球市场的开拓问题,研究中国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国际空间这个问题,从而制订一套既有近期目标又有远期目标的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必须具有长远的战略和计划,分步实施,中国才可能在若干年后成长为一个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如果不制订一套长期性的国家计划,一心打算依靠自由市场发展经济,仅凭所谓“看不见的手”和无序化的“自由市场竞争”,中国在发展战略上将永远处于处处被动,受制于人,被别人牵着走的态势。甚至会在不远的将来,在“看不见的手”的操作下,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过去的东西,例如“计划经济”,本来是一个好东西,如今倒似乎成了骂人的话。历史上,前苏联和中国早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确是一种建立于落后生产力基础和不完备的信息手段上,僵化的官僚主义体制。它本质上是一种统一管制经济。其基本手段和内容,乃是由国家控制一切生产进程和物资流程(生产什么,分配什么)。计划经济曾经使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巨大成就,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必然性。但实践证明,这一模式由于脱离人的选择性需要,经过若干时间的发展以后,国民经济反而变得越来越不协调,越来越不成比例。

  许多经济学家会说: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短缺!其实,“短缺”不是计划经济的结果,而是产生计划经济的原因。比如说现在欧美仍未能解决防疫物资产能问题,那么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还是不得不考虑计划分配口罩的问题。计划经济中的所谓“短缺”反映的本质之一其实并不是物资少,而是经济结构与人们的需求差异太大(需要的没有,不需要的却大量存大)。但计划经济的这种失败却并不意味着经济不需要按比例协调发展,毋宁说人们还需要探索更有效的经济控制模式。官僚主义的计划,造成短期的瓶颈短缺,那只是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而如果断定计划经济就必然造成短缺,那就是颠倒本未之论。所以,计划制度恰恰是短缺的产物,而不是产生短缺的原因。换句话说,计划管理正是解决资源不足、谋求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有效办法。所以我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短缺描述为存在某种必然联系,这本身又是自由主义经济学预设的一个陷阱。计划经济就是这样被搞臭的。

  计划经济真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吗?其实,现在世界上哪里还能找到只依靠“看不见的手”,只听任市场自发调控的资本主义经济呢?例如沃尔玛大型物流体制,就是微观市场中,实施统购包销计划管理的一种样本。位居世界500强之首位的“沃尔玛”集团,表面看只是一个产销一体化的物流配送体制,实际上它是一种新型的计划管理的市场体制。沃尔玛体系是根据零售市场(超市)上的直接商品需求,通过对生产部门的订货管理,有计划地调节生产和销售的一种现代市场组织制度。它通过中央计算机系统对产、供、销三大环节实行一体化管理,这实际上正是一种新信息技术控制下的计划市场模式的托拉斯形态。

  邓小平曾说:计划是手段,市场也是手段,这是精辟之论。前些年阿里巴巴的掌门马云也提出来,计划和市场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而已。这就是在说,在大数据和IT技术的加持下,计划的分配方式是否能够优于市场的分配方式。在马云看来,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京东已经可以通过大数据,尽可能地减少库存即过剩。

  计划经济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吗?计划经济的反对者论证说,在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内,可能会存在上亿种商品的生产,只有市场才能够起到合理安排这些商品生产的作用──决策的量太多,致使任何一个民主的生产者协会都无法处理。这听起来是很吓人,但是事实上,即使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并不“分配”数以百万计的商品--无论消费品还是生产品,私人消费者在其一生中最多也只能购买几千种不同的商品(对于许多人来手这已经够夸张了)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费“数以百万”的、不同商品,或者根据“市场信号”来“选择”这些商品。大量的中间产品根本不是通过市场来分配的,而是通过定货来生产的。大多数生意都是这样进行的,它们是由相互了解以及可预见的结果所产生的习惯、常规及自发合作为基础的。电网公司通过统计可以相当精确的确定电力的需求弹性,一年中某一时间的最大用电量可以事先估计出来,为了防止突然停电或是电力需求的突然增加,可以储备足够的电力。结果在数亿消费者中,分配电力基本上不需市场力量,也不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计算机根据获得的数据来处理。

  普通消费者的需求当然是五花八门的,不过,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到处奔走,要求福特公司给他们汽车,要求苹果公司给他们IPad;相反倒会有不少的企业不断地把新产品抛给消费者,以便造成一种对其产品的需求,使它们能够尽可能多地推销自己的产品。苹果公司称霸世界科技企业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时尚的设计,也不仅仅在于表面上的明星产品创新,而恰恰在于它通过体验式营销、对消费者心理的深度挖掘来“定制消费者”。

  过去的计划经济之所以逐渐行不通,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因为信息不充分,必然导致决策失误(例如物价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拍板决定,其依据与市场完全无关,而仅凭领导人的意志甚至一时冲动)。但市场需要及产业发展的信息不充分,却并不意味着所有信息都不充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市场调查以及考查某些历史资料知道,某些产业是否(明显)过剩,或即将过剩。对于这样的产业,当然需要该出手时便出手。例如,九十年代出现的彩电企业大厮杀现象,如果稍加留心,本来是可以预先加以控制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控制新建生产线。

  计划经济真的会令社会失去创新与动力吗?缺乏市场竞争,不一定意味着缺少产品创新。纵观历史,大多数关键性的发现和发明均完成于商业关系之外,当人们第一次保存下来火种时,还不存在利润;农业和炼铁业并不是由于市场购买才存在的;而印刷术的发明并不是为了赚钱。电动机不是诞生在工厂和车间,而是诞生在大学的实验室;甚至计算机(更不必说宇宙飞船)也是为了公共利益(尽管包含军事目的)而设计的。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增加私人鼓动的利益,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市场关系和报酬的衰亡会导致技术创新的消失。因为它的动力要比惟利是图的竞争更深一层(即这种动力来源于普通生产者节约劳力的天然倾向和人类对知识与科学的猎奇心)。

  社会平等真的会妨碍经济效率吗?这也是缺乏根据的,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式的集体农庄中轻而易举地找出一些相反的证据。在这些农庄中,尽管货币赏罚制度消失,但集体农庄的人的工作仍正常进行并颇有效率──事实上,它比包围着它的市场经济更有效率。这里并未出现非货币式的经济不平等、特权、剥削和压榨。暴力和犯罪几乎消失,没有监狱和“劳改营”,令人惊异,它的平均卫生、文化和福利水准高于整个以色列的水平。那么,为什么这样呢?无阶级社会的标志并不在于组成该社会的个人的一致性,而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个人之间的差异,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是使整个社会个性化,而不是使个性社会化(即最大限度地发展每一个人的个性)。

  向新型计划经济的转变,最根本正是要建立这种普通劳动者之间越来越广泛的、事实上的合作和信用,它将证明,劳动者的联合体将摒弃市场的盲目力量,以及庞大的官僚机制。联合的、自治的、以合作为基础的。劳动者的联合体难道不能比任何技术官僚或计算机更好地处理分析问题吗?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工业并能考虑到大量的琐碎事情,而没有一个市场或是中央机构能够在自己的计划中想到它们(最多也只是偶然想到而已)。事实上,市场经济中频频出现分配上的“失误”,而一个明智的(组织合理的)工人代表会议从来不犯这种错误。资本主义把小农经济时代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转变为以货币为表现的社会投资,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马克思从未反对这种组织形式。他反对的是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即资本面前,劳动却仍是分散的。他反对的是资本只为资本家私人服务。因此马克思才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联合起来的劳动,支配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即资本,这就是共产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深刻指出,如果无产阶级不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对经济各部门进行改造,如果不能支配生产资料,而是被资本和金融所支配,那么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我亦深信:只有重建新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够给未来中国提供社会发展的远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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