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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从陈独秀到冯仁杰的性丑闻风向标

2020-05-02 14:11:35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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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底北大教授冯仁杰因性丑闻被解聘,其中剧情在疫期封城前后不断反转。一百年前北大以狎妓罪名开除陈独秀而导致其愤而革命,2012年又有北大教授邹恒甫自曝该校性丑闻,北大还堪当中国“文化自信”的风向标吗?

  一、陈独秀狎妓只是扭转中国近代史走向的一个传闻?

  1645年八旗入关伊始,满人便视汉人爱好狎妓为明军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大清律例》明确规定文武官员一律不许狎妓,无论在职的、官二代或拉皮条的,唯独娼妓本身属于弱势群体而被合法化。乾隆年间进一步规定,北京城内严禁开展此类娱乐项目,于是从业者迁到大栅栏一带,逐渐形成后来有名的“八大胡同”的前身。袁世凯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沿用清代的公娼制,妓院只要交税就能合法营业,于是一段热热闹闹的陈独秀风流史就此展开。

  “我之欢乐,为国为民!”与民国革命最相关的风流段子恐怕非蔡锷与小凤仙“知音”莫属,但其中多有穿凿附会之嫌。清末青帮大佬陈其美革命期间曾将秘密机关设在妓院里,表面上淫乱不堪,实则是为了躲避满清之耳目。正所谓“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实在是辛苦英公了,无时无刻不在为革命事业操劳,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啊!但从晚清立宪那几年的革命成果来看,恐怕他们的工作效率也高不到哪里去。另一位青帮大佬袁克文则充当了八卦秘辛的传播者,在上海《晶报》开设的专栏以披露名人风流韵事为己任,陈其美就是他笔下的常客,此外经常被点名的还有应桂馨、沈翔云与蒋介石。当时的老蒋尚不成气候,因此在与王陵基争风吃醋的事件中落了下风才有文人敢添油加醋,据说宋美龄不孕不育也与此有关。王陵基曾说:“他想跟我争,我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骚客,愿你嫖完归来仍是少年!”民国时期的北京流传一种说法:最爱光顾八大胡同的是“两院一堂”。所谓“两院”即国会众议院与参议院,“一堂”则是京师大学堂。据说每次晚饭过后自习时间都有老师教授带领学生坐着洋车直奔大栅栏欢乐场,由于生源充足师资力量雄厚,因此队伍总是浩浩荡荡,蔚为一时之大观!1918年校长蔡元培发起“进德会”,提倡“不嫖不赌不纳妾”。但1919年初北大性丑闻谣传不断,其中多有扑风捉影、道听途说乃至刻意造谣。北大在民国同入动荡岁月,整个北京都经历了一个多事之春。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季节,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头号性丑闻当属陈独秀狎妓。

  1919年3月4日,上海《神州日报》“学海要闻”栏刊载“半谷通讯”,宣称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即将或已辞职,北大校长蔡元培谓该校评议会议决,文科自下学期或暑假后与理科合并,设一教授会主任,统辖文理两科教务,学长一席即当裁去。“半谷通讯”主持人为北大学生张厚载,由他散布北大负面消息更使北大颜面丢尽。张厚载散布的传言强调,北大新派教授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已被政府干涉,理由就是他们散布的那些极端思想。蔡元培、胡适等人出于对北大的爱护出面否认这些传言,但事后却证明这些传言并不是谣言,这是最令新派教授感到尴尬的地方。陈独秀绯闻传闻是此番北大危机的重点,张厚载的“半谷通讯”后,各大报纸经深度挖掘又弄出一批令人震惊的新材料。陈独秀彼时还是个敢做敢当的男子汉,性格率直,不拘小节,在北大主持文科时确实得罪过不少人,这些被得罪的人在大节上斗不过他,于是转而在小节在私德上做文章,而陈独秀恰恰在这方面上是弱项。蔡元培有心保护陈独秀,所以在1919年初发起进德会,规定不嫖、不赌、不娶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简直有点禁欲主义的味道,陈独秀也在这个戒约上签了字。然而不久就有一个流言在北大传播,说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嫖妓,而且被妓女抓破下身。3月18日,老派学究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书,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其实想说的就是陈独秀嫖妓这件事,“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同日,《公言报》以《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为题发挥演绎林纾在信中的暗示,公开指责陈独秀、胡适等菲弃道德、毁斥伦常。

  五四运动前夕有关北大的负面新闻主要集中在陈独秀、胡适等几个新派学者身上,最主要的传言、谣言并不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学术水准,而是个人品德行为方式等私德,但在大学教授身上,好像还不能当作私德去处理。3月26日,蔡元培、沈尹默、马叙伦等在汤尔和家说起陈独秀这些事,这个晚上的讨论引发了后来中国的政治巨变。沈尹默、马叙伦、汤尔和是蔡元培在北大最倚重的“浙江帮”,连徐世昌、段祺瑞、徐树铮与教育部的官老爷也有所忌惮。汤尔和一再强调陈独秀私德太坏并依据传言添油加醋渲染他在八大胡同狎妓,宣称她与北大诸生同暱一妓,因而吃醋争风,直至将这个妓女下体抓伤以泄愤。汤尔和的说法究竟有多少事实依据,彼时是一致令人怀疑的,尤其是抓伤下体这样的隐私,如果当事人不说则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然而,汤尔和的理由“光明正大”,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北大免于守旧者攻击,才能为民国保住一点读书种子。更重要的是,外界竭力攻击北大主要是因为陈独秀等新派刻意与政府作对,汤尔和这句话终于打动了蔡元培,但他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稍后,陈独秀还是谢绝了蔡元培的好意,愤然离开了北大前往上海、广州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中国历史就此翻开新的一页。

  2013年11月7日腾讯《大家》专栏刊载了叶克飞据说是来源于《新周刊》的雄文《民国名人狎妓史》,其中罗列了胡适既才气横溢又行文大胆的证据:一是“胡适本人,日后在北大任教时,志得意满,也一度又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二是“除了进了进德会却违规的陈独秀外,曾经年少荒唐的胡适亦一度重返风月场,直到加入进德会后才收敛”。据陈占彪刊登于2009年2月4日《中华读书报》的《胡适的叫局与吃花酒》的相关考证:一是1909冬到1910年春,因上海中国新公学解散而陷入失学的胡适,与几位学友“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二是1921年9月4日,胡适在上海的几个朋友请来两名妓女合影照相,胡适因为“不便拒绝”而参加合影。三是1922年10月13日,胡适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新学制的会议期间,因邮局失火停电而夜间外出“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四是1925年9月底到10月初,胡适应武昌大学与武昌商科大学邀请前去演讲,在此期间他应郁达夫、杨振声等人邀请,曾经逛过两次汉口地区的“窑子”即妓院。五是1926年2月初,胡适邀请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老学友L.Gannett(L·加纳特)到上海的两家妓院“看看中国情形”。3月5日,葛内特从北京给胡适写信,劝告他不要“把有用的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1926年8月22日,胡适在回信中向葛内特表白了自己的决心:“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进一步查勘相关文献资料,留学归来的胡适是1917年9月10日抵达北京就任北大文科教授的。同年9月30日,胡适在写给母亲冯顺弟的家信中如是自我辩护:“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元。所同居高君亦好学之士。所居甚僻静,可以无外扰,故欲移出同居也……”

  也许是惺惺相惜吧,胡适认为陈独秀如果不是嫖妓打架事件就不会这么快在意识形态上向左转,甚至还有可能保留一点北大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一切都是汤尔和之流打着道德的旗号暗算敌人陈独秀而已。实际上,汤尔和的私德也好不到哪里去,后来更是摇身一变为著名大汉奸之一。其实,陈独秀在狎妓风波定案(4月10日北大废除学长制)之前已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好感。如其在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中称:“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两周后更认为“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要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嫖妓事件顶多只是促进了陈独秀的思想发展,以其个性是不可能就此一蹶不振的。他当时已认为资本主义有很多问题,必须用共产主义理论来取代。萨沙认为,陈独秀左转只是时间问题,与嫖娼或狎妓无关。

  据安徽大学教授修倩考证,陈独秀在北大对妇女解放思想也有深刻的论证,其妇女解放思想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不断演变的过程,为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刘阳总结,陈独秀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批判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害,提出必须恢复妇女独立自主的人格精神,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实现妇女解放。

  二、民国名校文人群体嫖娼只是社会冰山一角?

  “文人无行”这句成语虽不足以对民国文人的品行“一网打尽”,却也八九不离十。纵览国史,文人狎妓堪称源远流长。春秋时期齐王笼络文人沽名钓誉的“稷下学宫”就与管仲开先河的“女闾”(妓馆)比邻而居而关系暧昧,很多“国士”在两地之间黑白通吃。宋代理学家朱熹更是假道学伪君子的标杆,与女伎严蕊纠缠不清时还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出去做官也要带着她们;他的大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了孕,被监察御史沈继祖揭露后连理学也被蒙上“伪学”之名。朱熹云“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所以理学的“灭人欲”往往灭之逾度而致流弊无穷,说是“灭”不正当的过分私欲则极易把正常合理的欲也灭掉了,直至演变成道德暴政而沦为言行不一的伪君子的培养基。据清末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载:某大儒每逢交媾必高声曰:“来,吾为国家造人才,为祖宗留后嗣。”第二日必大书笔记曰:“与妻伦敦一次。”诚如复旦大学教授陆德明,嫖了也就嫖了,该教授却“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来一声明,强调“当时对方无工作,不读书,生活困难。我犯错既是出于同情、帮助,又是出于道德上的迷失。”自古英雄皆好色,何必遮遮掩掩?陈独秀嫖妓不影响他的教书与建党,蔡锷迷恋妓女小凤仙不影响他的反袁倒戈,孙中山更承认其第一兴趣是革命、第二兴趣是女人。

  只要狎之有道,大儒也何妨狎妓?所谓有道就是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与社会道德规范。即便嫖娼即违反法律又违反道德,古代王朝禁嫖也多是只禁官员不禁草民,将道德尺度外化为法律形式以打击“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嫖妓行为则是最大的不道德。中国古代只要双方有意互有好感,只要没伤害到他人,只要不挪用公款,“狎之有道”既成共识;如今不再是文人骚客可不可狎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可狎之妓的问题,连妓女都“堕落”得毫无文化与风情而言,呜呼哀哉!陈独秀主编《新青年》倡导新文化(包括解放妇女)而抨击时政,开罪了当时的统治者及既得利益集团。当局想严办他,却一时找不到佐证,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及参议院人员便向教育部乃胁迫蔡元培处置陈独秀。创造社发起人之一郁达夫生性放荡不羁,经常狎妓嫖娼,对自己放浪形骸的生活毫无掩饰。其日记中有:“我一个人住在被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东海道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淫女,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觉得竟把我的童贞给破了。”据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一文载:“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胡适则是一面禁嫖一面亲为,广大师生面对这位北大校长情何以堪?胡适的《藏晖室日记》承认:59天内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1914年6月则发出禁嫖言论:“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选造成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被后人传为“痴情才子”的大文豪徐志摩竟也嫖妓,“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人生之唯一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他在1931年6月25日致信给陆小曼:“说起我此来,舞不曾跳,窑子倒是去过一次,是老邓硬拉去的。再不去了,你放心。”然而,同年10月1日,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又写道:“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但某某说有他不妨事。某某病后性欲大强,他在老相好鹣鹣处又与一个红弟老七发生了关系。昨晚见了,肉感颇富。她与老三是一个班子,两雌争某某,醋气勃勃,甚为好看。”何等光明磊落!

  民国文人爱逛窑子的还有许多,章士钊、辜鸿铭、吴虞……当在那个“繁荣‘娼’盛”的年代里当然也有洁身自好的出淤泥而不染者,但放浪与严谨的区别在于是否能端正生活态度,坚持自身的信仰定力,尤其是对革命家而言。

  嫖娼与革命本来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但二者在山河破碎、天下大乱、战火纷飞、动荡悲愤的民国年代却似乎有了不解之缘。放眼20世纪初的革命年代,首先发难的革命志士多数起于庶民,因为家有锦衣玉食、娇妻美妾者是很少染指的。这些革命志士一旦坐上高位就会想想曾经吃过的裤头与受过的恐怖,而家中的黄脸婆又不足以安慰其精神,于是就有了嫖娼的嗜好。在民国革命的大氛围之下,妓女的生意也与革命紧紧相接。《晶报》曾报道,某名妓因为不读书看报而不熟悉“爱国”、“同胞”这样的新鲜词,如此OUT而无革命家问津了!

  孙中山的得力干将、蒋介石的革命导师兼拜把兄弟、中国民主革命志士陈其美嫖娼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革命,为了掩人耳目曾将同盟会的秘密机关设在妓院。据民国报章盛传:“英公(陈其美字“英士”)主持江浙两省革命运动,设总机关马霍路德福里。此外,则清和坊琴楼别墅,及粤华楼十七号,为附属机关。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以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据同盟会员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前他与陈其美“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酒,也是陈其美请的”。1911年7月,陈其美领导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策划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时意与回到上海领导江浙革命运动的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合作反清,但二人就上海地区的指挥权发生了严重争执。不赌不嫖的“好好男人”陶成章抓住陈其美狎妓的把柄痛批同盟会,这位大才子的文笔与口才都是超一流的,打嘴仗陈其美根本不是对手,后来就有了蒋介石刺杀陶成章而被孙中山赏识。

  导师喜欢逛窑子,弟子自然也好这一口。1916年5月陈其美被袁世凯做掉,蒋介石转而攀上“革命圣人”、陈其美的政治挚友张静江这棵大树。在租界高手张静江的资助与指点下,蒋介石参与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不知道是“关系股”还是“技术股”,小蒋作为大股东进入“恒泰号”,开张不到半年就获利50万元。手头有了钱,蒋介石的恶习迅速死灰复燃,姚冶诚就是他在逛妓院时认识的。当时袁世凯派人到妓院里抓蒋介石,他误撞入姚冶诚的房间藏到她的花床下,英雄就此爱上了美女。蒋介石花了两根金条抱回了美人,两人同床共枕日久,姚冶诚在妓院里染上的那些坏毛病一一暴露出来,直至闹到二人无法相融的地步。彼时蒋介石还被得到孙中山重用,更有粤军许崇智派蓄意排斥,事业、家庭两失意,除了有点钱,小蒋什么也没有。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蒋大少爷一时成了上海各大欢场的常客,他的日记里于是有了“外出见色心动”,“外出散步,色念复起,狂妄不息”,“晚应汝为之约,花酌于蔡□春家”,“晚往森福家待花,竟不如愿,又讨一场懊恼,介石介石,汝何不能戒色也。”蒋介石为了摆脱情欲之魔兽也曾在日记中痛诫:“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然色欲毕竟乃人之天性也,想戒掉绝非易事,特别是蒋介石事业无着之时。直到1922年6月16日粤军炮轰总统府而孙中山逃上“永丰舰”后向上海的蒋介石发出急电:“事紧急,盼速来。”小蒋第一时间赶到永丰舰护驾,从此成了孙中山的御前亲信而彻底戒掉了女色,但其花柳病也就此落下了病根。

  民国时期的妓女往往是精力旺盛的革命志士们的发泄对象,更是成功逆袭“成功人士”的标配。政要们爱逛窑子,有钱的教授与学生们也爱。连北大校长蔡元培也不得不承认:“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蔡元培不耻嫖娼,由其高薪从聘请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北大知名教授陈独秀却是探艳团的一员,如果不是新旧思想交锋作祟,陈独秀怒走上海建党恐怕会至少要推迟几年,这至少不是胡适式自由派乐见其成的。

  据王书奴于1934年出版的《中国娼妓史》一书统计,1918年北京有妓院406家,妓女3880人。民国六年(1917年)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又据《北京社会调查》估计,民国六年北京私娼不下7000人。按此推算,当时北京的公娼私娼在万人以上。另据1920年上海“淫风调查会”的调查数据,当时上海注册从业娼妓总数为60141人,但这个数字不包括外国娼妓及暗娼,据估计行业总人数在12万人以上。民国何以“繁荣娼盛”?王书奴总结的几条原因均指向民国的官员、军阀、议员等的头面人物是风月场中的常客,从而引领了上行下效的社会风气。不要以为妓院只关风月,有时妓女还对辛亥革命起过积极作用。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邓荫南运筹革命活动时在沙田附近的紫洞艇(妓艇)上以招妓来掩护“革命党的临时聚会”,据说“收效甚大”。妓女小凤仙掩护蔡锷将军的革命行动更是至今被传为美谈,无论意识形态左中右都会对此激赏有加。不过,考虑到晚清立宪几年间革命党屡屡受挫而多数国民党骨干一度消沉的实际情况,陈其美之流的“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恐怕得打个折扣。王书奴的总结是:“这班人(推翻满清的革命党人)大半起于氓庶,来自田间。锦衣玉食,娇妻美妾风味,从来未尝染指。一旦得到高官厚禄,本可衣锦还乡。回想从前做革命时候,吃了许多辛苦,受了多少恐怖,家里只一个黄脸婆儿,不足以安慰精神,及辛苦革命代价,最简便的莫如嫖娼了。”此类说法不仅总结了历史,亦足以预示将来。有人说底层凤凰男发迹后往往翻脸比翻书还快,道理便在其中。

  袁世凯的二公子、“民国四公子之一”袁克文的一生与风月关系密切,且其行文温润自然、毫不做作,加之见多识广而极多秘辛,由其撰写的专栏堪称报纸畅销之保证。袁克文的笔下的嫖客“老司机”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后曾一时公务繁忙,自称“风月情怀,消磨殆尽”,但实际上依然常常出入上海五马路的玉芳妓院,时人称其为“日走妓馆,恣情滥狎”。彼时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位小兄弟周泰,后改名为蒋介石。蒋介石与军阀王陵基在妓院里为争一个美貌有才的“女校书”而大打出手,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备感痛心,认为这是极其深刻的教训。有趣的是,在美国革命的大氛围下,妓女的生意往往也被革命左右。加之民国并无明令禁止嫖娼,官军嫖娼十分难禁。在王书奴总结的美国娼业盛行规律中,第三条与第四条直指当时的“社会流行”,分别是“代议士之浪游”与“官吏之冶游”。“代议士”即参议院与众议院的议员,“当时如关于国务院之同意事件,预算案之通过事件,政团间之相互事件,几无不以八大胡同为接洽交之地。”彼时多数议员沉迷于这灯红酒绿燕语莺声的温柔乡,将之作为讨论政事的安乐窝。“至于民国七年(1918年)新国会议员,民国十二年(1923年)贿选议员,都是相习成风,一丘之貉,吏不必说了,下至省议员。县议员以及市乡自治员,选举时之托人投票,选举后之运动接洽,亦几无不以酒食征逐狎妓遨游为应酬无上良品,所以民国后娼妓之盛,与议员先生们确有关系的。”针对陈独秀狎妓风波,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写公开信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暗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公众人物的私德是否有边界?周作人说得明白:没有进德会的条条,怕是谁也没法以陈独秀的下三路问题说事;而蔡元培也把公人公事与私德区分开,借此保护他所欣赏的陈独秀。陈独秀被变相解雇不久就爆发了五四运动,他参与其中而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成就了一番革命事业。1936年1月2日胡适致信汤尔和:“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据说陈独秀入狱是主动为之。如此揣测大概有四个理由:一是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撰文称:“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即科学研究室与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二是陈独秀选择警察重点监控地区发传单是主动找死,是对北大解聘他的“以毒攻毒”;三是五四运动后风声骤紧,陈独秀难道不知道政府会对他这样的重点人物上了监控手段?四是发传单进监狱不仅体面,还能让坊间彻底忘掉“陈独秀嫖娼事件”。陈独秀被捕后轰动了全国,南方报纸更是摆出替天行道的架势向北方政府施加压力,全国各地(包括旧派)都在加入营救运动。北洋政府迫于各界压力而让陈独秀保释。陈独秀回到北大后蔡元培当众宣布“北京大学为有仲甫而骄傲”,仅仅几个月之间,被人辱骂的嫖客就这样变成了人人敬仰的英雄。“狎妓事件”让陈独秀逢凶化吉不退反进,南下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握手让马克思主义政党扎根到了古老中国深厚的土壤里成就了一段建党伟业。

  民国的娼妓问题一直忽明忽暗无法禁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解决。1949年11月21日北京对娼妓业彻底清除。政府组织妓女检查身体,入教育院改造,经过学习与改造,一千多名学员中出院的有1077人。上海则是逐步取缔,解放军进城一年后,《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妓女从1897人减至662人,妓院数从518家减至158家。1951年11月13日,警方通知全市剩下妓院的老板马上关门。1968年,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政府对妓女有病治病并安排职业培训,多数妓女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上海妓女中有900多位去新疆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在中国历史绵延几千年的娼妓一度被新中国彻底禁绝,如今北大等高校却以“别开生面”的方式让旧式文人的恶习死灰复燃了。

  三、邹恒甫:“北大淫棍多”搅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2年8月21日,北大教授邹恒甫直指“北大吃喝嫖赌一条龙”的微博像一枚炸弹在坊间炸开了花,瞬间炸伤了北大娇艳的脸面。较之于北大高层的蔡元培式“愤然”反击,更生气的也许是觉得自己能代表北大的校友生们。邹恒甫的原文针对的是北大的“院长教授系主任们”,但不见任何一位北大的院长教授系主任对此事公开表态,也不见任何一位北大的院长教授系主任声称要委托校方去投诉邹恒甫。北大校方则在微博发布次日就断然表态,在未经问询任何院长教授系主任的前提下一口咬定“绝无此事”,在未经征求院长教授系主任的意见情况下要代为“追究邹恒甫诋毁或诽谤的权利”,在未经“被诽谤人”院长教授系主任们的委托的情况下凭一纸诉状把邹恒甫送上了被告席,建校一百多年有着中国国内一流法学教育一流经济学教育一流社会学教育一流人文学教育充斥着民主与自由思想的北大就是这么任性,他们似乎要维护北大传承百年的好名声。

  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北大淫棍多”这个纠纷主题的利益攸关者并不是很多,而且局限于微博上邹恒甫的一些粉丝中,但自北大一经诉诸法庭,几乎所有会上网的吃瓜群众都知道了,甚至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节目,于是连不上网的老幼妇残都知道了。“中国最高学府”到底是不是“淫棍”教授很多?

  直到2014年8月20日被宣判对北大“诽谤”,“邹恒甫”这个名字不仅在经济学界几乎无人不知,这位学术排名上的“中国第一经济学家”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对经济学教育、教育管理体制、教育腐败等现象的批判而越来越蜚声海内外。邹恒甫早就说过:“我痛恨高校腐败者淫乱者,我要大大地为教育神圣呐喊发威。”他们“到国外就很老实,一回到国内就开始癫狂,就开始装大”,甚至“太多回来的人是摸钱摸权摸女人的人。”他还是第一次提出中国学术界正在滋生“钱权色学”一体化模式的体制内学者,直言“钱权色一体化”交易模式是官场腐败的典范,教育界加上“学”就进入了此类腐败范畴,“学”甚至成了教育界用以腐败的资源,通过此资源就能与钱、权、色常态化交易。他将“钱权色学”一体化视为学术界最大的淫乱,于是对“钱权色学”一体化的攻击肆无忌惮而不留情面。压的言论一贯辛辣、直接,甚至看起来有点粗野,好像并不符合一个高级学者的身份,这或许恰恰说明了“唯大雅者能大俗”。作为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作为在国际上能排进前一百名的少数几个华人经济学家之一,邹恒甫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一边在国外工作一边在国内办学了,对国内教育界的一些怪现象与国外相对纯净的教育环境科研环境一比较就更是忍无可忍了。他曾对好意相劝的同行们反戈一击:“如果我不站出来同邪恶的力量较量,谁会、谁敢站出来?”

  邹恒甫是在危言耸听吗?当今中国的教育界的性丑闻等腐败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事实是早已渗入教育系统的每一个细胞里,“学”则是北大等高校的腐败资源与淫乱资本。在教授那里,“知识就是权力”早已得到最好的验证,导师的权力不可谓不大,一纸论文就能让女学生脱衣解带暖语巧笑。有网友直言:“其实搞女研究生,女博士是最好。一句毕不了业就能让她们乖乖的上床。玩弄二三年,毕业了就离开,一年招十几个,三年就是三四十个。教授在一起开会,有人吹嘘说,自己一个月不带重的,其他的教授就一起淫荡的笑。”导师针对学生有垄断性的权力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哪里有垄断的权力,哪里就有绝对的腐败。权力常常被用来寻租,在学生那里难以寻租金钱,却能寻租活生生的青春与赤裸裸的性爱。博导衣俊卿对女博后常艳的性寻租,厦门大学淫兽教师吴春明长期猥亵诱奸女学生的性寻租……任何有正常推理能力的高校师生都会知道,浮出水面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早已有政协委员提出:“学术界只要业务好就什么都好,包二奶等情况越来越严重。”邹恒甫说:“我们盼望国家出台高校教师行为规定,不准教师跟学生约会,通奸,结婚,违者开除教职。那些跟自己学生结婚的王八蛋见鬼去吧”!师生关系有天然的不对等性,他们即便有恋爱也有天然的掠夺性,更会因此侵害其他学生的公平利益,这也是国外高校禁止师生之间谈恋爱、一旦发现立即开除教职的主要原因所在。更不用说更多的情况是学色交易,博导带着女学生开房,然后以住宿费或会务费名义报销科研经费,一次“钱权色学”的一体化交易过程就这样华丽丽地完成了,挤不上槽的“青椒”们情何以堪?

  邹恒甫针对教育界钱权色学一体化淫乱的轰隆大炮放了不止一次不止一年,但周边一片沉寂,没人鼓掌也没人反对而令其像鲁迅那样“如入无物之阵”。该独董的在独董,该嫖娼的在嫖娼,该吃喝的在吃喝,该谈笑的在谈笑,这大概也是鲁迅先生所曾体会到的“寂寞”。但“在海内外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与知名度的百年学府”似乎认为,只要法庭上赢了,“中国最高学府”就清白了。

  在教育界以学为权进行腐败与淫乱日益严重的今天,北大真的是一方净土吗?早在2009年元旦,年近五十的北大已婚教授王某在丽江游玩时认识了比自己小26岁的高中生小丽(化名),王教授被小丽的美色吸引,小丽被王教授的北大教授身份吸引,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当晚开房一夜风流。离开丽江前,王教授为了以后能继续与这样的人间尤物享受做爱,于是有情有义地许给小丽了一个承诺,那就是帮她去北大读书。不谙世事的小丽多次从云南赶赴北京与王教授见面,让这个北大教授一次次把充满智慧的精液射在自己年轻有弹性的肌肤上,只为了奢想换取一个能在北大上学的机会。直到2011年,在北大附近五道口的一家宾馆里,王教授终于向小丽坦白说把她弄进北大上学是自己根本办不到的。付出了两年多青春光阴被王教授睡了无数次的小丽失望地说:你给我三十万我回丽江开个客栈。王教授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于是向派出所报案说这个女人敲诈他,把这个自己睡了无数次的小姑娘以涉嫌敲诈送上了法庭!2007年9月,北京大学医学部女研究生陈某被导师举报论文开题报告涉嫌弄虚作假,被北大“延期答辩、严重警告”。且不说硕士研究生陈雨在开题报告中是否真的有弄虚作假的成分,监督与督促自己的学生遵守学术规范难道不是做导师的应尽的义务?自己的学生弄虚作假难道不是批评教育就能解决的?有多大的必要在学生开题报告的时候眼睁睁看着她作假然后等事后再向学校举报最后闹到法庭上?此案增加如下一些新闻报道的内容就好理解了:“庭审后,陈雨被众多媒体记者围住了。有记者问:‘你在庭审中说与导师张某不是正常的师生关系,是什么意思?’陈雨说:‘他骚扰过我。’‘你指的是性骚扰吗?’‘我没法保存证据,所以不能那么说。’记者询问北大的代理人:‘是否存在陈雨所说张某对她进行骚扰一事?’‘这件事与本案没有关系。’北大的代理人说。”如果导师性骚扰女学生属实,那么在性骚扰不成的情况下恼羞成怒寻机报复难道不是很正常吗?怎么在拥有一流法学教育的北大那里成了“与本案无关”的因素?此案中导师张某“不让毕业”的套路碰上了一个倔强的姑娘,于是采取导师举报硕士生开题报告涉嫌作假这种在国内学术界匪夷所思的做法。两案的共性:一是在对外报道中隐去教师的真实姓名,二是教师首先采取的主动报案。北大教师拿起法律武器维“权”,似乎也能诠释北大遇到邹恒甫微博事件向法庭控诉的习惯意识。当然,这句话换一种方式则可说成恶人先告状。至于北大不公开涉案教师的真实姓名,难道违法乱纪者在有一流法学教育的北大那里的隐私权大过了公众的知情权?维护品行不端的教授的名誉难道是北大的责任?这难道就是北大对其名誉权的理解?曾在网络引起巨大轰动的网帖《北大副校长自曝:不想女儿被潜规则就别在国内读博》提到:“这位前副校长说:‘我不是不想帮你的忙,你如果不想自己的女儿被你这样年纪的老头玩弄,就不要让她在国内读博士,送到国外去吧’”。鲁迅先生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身兼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博士生导师的王益,在北大师生的一片赞美声中因为受贿1196万元而锒铛入狱,检方对王益玩过的女人则是讳莫如深,北大更是一声不吭。值得一提的是,他当时还是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副部级高官……无论钱权色学之间有哪一种丑陋的交易被曝光,面对外界的指责,北大何以敢向全中国人宣称这里是一方净土而绝无任何苟且之事?

  北大发言人蒋朗朗在邹恒甫微博发出的第二天就信誓旦旦地说:“北京大学绝无此事,邹恒甫说话极端不负责任,让人匪夷所思,邹恒甫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知道其居心何在,北京大学将保留追究邹恒甫诋毁或诽谤的权利。”然而,北大七十多个学院里的正副院长就有上百个,系主任有数百个,教授人数更是过千,蒋朗朗一夜之间何以就能断定“绝无此事”,不知蒋朗朗是靠什么神通广大的力量在一夜之间完成对数千人的调查后得到这个结论的?莫非北大对全校的院长教授系主任们全天候全球定位跟踪他们的行程吃饭教学睡觉会客等各种私生活,以至于根本不需调查就知道自己治下的这些院长教授系主任“绝无此事”?

  北大敢向法庭投诉邹恒甫的“自信”显然并不是来自其发言人对本校所有院长教授系主任是否有淫乱事情调查取证后的判断,而是来自对邹恒甫“证据不足”的判断,即便他有证据也不大可能在法庭上拿出来。如同当年北大代理人回应陈雨导师张某涉嫌性骚扰陈雨与陈雨案无关,北大知道只有在法庭上才能取得胜利。中国第一经济学家邹恒甫不会下作到叫人拿着隐藏摄像机去梦桃源一个个雅间里面拍照取证采取第一手资料,等这样的证据凑齐了再去微博发帖爆料不可能是邹恒甫的风格。邹恒甫不是侦探,以他天马行空的性格,即便亲眼目睹了什么丑陋的事也宁愿痛斥一番而不可能拍照取证保证自己安全以后再发言。邹恒甫原本就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个人恩怨,无意于满足他人猎奇的心理,也无意于就此落入某个具体的性侵犯案件中。即便他在这段时间内能收到各种举报来信也不会拿出来作为自己的呈堂证据,宁愿输了官司也不愿让自己陷入一个具体的个案的争论。他不愿以一个爆料人的身份伸张某个人的正义,只想炮轰一般性的教育腐败教育淫乱而尽力避免把自己的这场官司引向满足看客眼球的个案,否则就会降低自己的格局。他更不会涉足个人恩怨的淫乱纠纷,就像当年的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嫖娼与别的嫖客发生冲突那样有一手资料可找人来判个是非。所以邹恒甫的代理人在法庭上一直表达的是:“有相关的证据,但决定不向法庭提供。”

  有理由推测,在这整整一年多的官司期间,通过各种渠道向邹恒甫方举报而希望借这个轰动性的官司一申冤雪的信息一定不少,即便不与梦桃源相关,但与北大相关的是不会没有的。但在法庭上辩方不愿拿出任何一条来为自己举证,尽管其中极有可能有让自己赢下这场官司的有效证据。北大拿捏的就是这一点,他们知道邹恒甫不是傻子,不会为了证明自己说话负责任而点名去公开揭发一个与自己毫无私人恩怨的教授的丑闻那样既被人当成枪使,从而又添了一个一辈子都想拿刀砍自己的仇敌。所以,即便邹恒甫一方提出什么证据也顶多是早已广为曝光的“与本案无关”的旧案,这就是邹恒甫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北大稳操胜券还有一个前提:不要把对方逼急了,不要把对方逼到觉得拿出强有力的爆料证据不惜为自己树立一个私人仇敌都是值得的。所以,北大的最佳决策是把邹恒甫稳在即便有了直接证据也不会拿出来举证的区间内。所以,北大投诉邹恒甫的基本原则是不能不诉但又不能太诉。梦桃源餐馆要邹恒甫负担它两千三百元的公证费与打印费等损失时,北大根本没提公证费、打印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伤费,他自己出钱找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做了十来份公证书,而梦桃源只有一份。

  邹恒甫“证据不足”被判造谣也拒不道歉,六年后北大则因冯仁杰性侵女学生证据确凿而不得不将其解聘,对照蒋朗朗的发言该如何回头再看邹恒甫?

  四、小结:名校性丑闻担不起“文化自信”风向标

  一百年前的北大首开中国高校人文思想之先河而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期望,如今的北大则首开中国高校状告个人之先河了解了一段异见者的纠纷。曾经足够豪华的北大物质贫瘠但精神豪华,而今这个略显贫瘠的北大物质富足而精神贫瘠,有助于不肯容忍外界的一句批驳,脆弱到要靠法庭成为自己的支柱。难道北大不再是指引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的吗?从何时起沦落到要靠制度下的武器来挽救自己?北大精神今安在?在多数国人的心中,北大仍然是一面旗帜,一个年轻人造梦的摇篮。所以,北大理应应有敞开的胸怀,至少应比法庭宽宏大量。北大不只是北大的北大,赢了与邹恒甫的官司是北大之荣还是全中国高校之耻?

  “中国商业前沿观察”表示:“中国的文化具有双重性,其阴暗性的一面,鲜为人知;当权者从不把它放在台面上讲。敢实名举报者乃要付出勇气与代价,北大事件亦不例外。”网友“陈江”指出,“无论谁对谁错,都是个悲剧。多数网友宁愿不调查也不关心真相,而选择相信北大有人作此勾当才是值得心痛的地方。倒不光是北大,任何一所大学都是如此,全体大学的彻底沦陷。”网友“菜仔”指出:“北大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的缩影,见怪不怪。以前的老师值得尊重,现在的老师需要自重,世风日下,道德败坏,根本没师德可言。”网友“一叶飘”指出:不管哪里的领导干部,奸淫、搞二奶三奶都不算什么事了,就像领导们都腐败一样,百姓们都心知肚明,司空见惯,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都麻木了。”网友“鬼獒牙”指出:“北大歌似几从微薄评论入手,看看哪个北大教授或与北大有关的人攻击邹恒甫最勐烈谁就最有嫌疑!有些人已经狗急跳墙了。”网友“方刚”则着急的说:“你现在赶紧去收集点证据啊!估计人家把梦桃源里服务员全都赶走后再来告你。再税你应该要求第三方一起调查。北大纪委肯定帮北大,这对你不公平。切记,你要求第三方一起调查此事。”网友“滤小工”质疑:“现在好点的大学都这样,校长主任一窝鼠,自己查自己能查出什么东西来。”网友“爱的麦芽糖”指出:“邹教授,人家不是查事件,耐是去查你这个举报人。中国执法之怪事就是这样。”网友“张珑耀”指出:“教育关乎民族未来,中国教育已经烂致根了,想涅磐重生就得下狠手手术,从北大开刀最合适不过。”

  事后北大新闻中心那篇“自信”的声明引起的质疑更多:该声明称“我们认为,十一天以来,邹恒甫歪曲事实、蒙蔽真相,欺骗隐身、误导舆论,转移视线、混淆视听。这种无视法律、愚弄公众的拙劣行径,不仅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而且破坏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是决不能容忍的。”是谁将一个合法公民的合法住所在没对当事人任何告知、合理安排的情况下偷偷收走,合法财物洗劫一空(这一点比野蛮“强拆”还要恶劣,后者至少事前已多次与对方沟通、讲条件、谈补偿等等),以至造成当事人至今还居无定所,甚至连工作都没法找(当事人所有前半生的财物全被弄没了,包括身份证明、学历证书、上岗证等等),生活举步维艰,只能靠家人与朋友的帮助勉强度日?难道北大的所谓“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就是肆意践踏国家法律而公开、合法的偷抢公民的私人财产?难道北大就是如此“负责任”的吗?“中国最高学府”就是这样为人师表、教育你们的学生?帝国主义用双重标准来对待中国,难道生活在红旗下的社会主义北大也要如法炮制?声明第三条称“北京大学纪委监察室一如既往欢迎社会各界(包括邹恒甫)继续以负责任的态度依法依规反映问题。”邹恒甫“以负责任的态度依法依规”向北大反映问题的次数还少吗?你们不是互相“踢皮球”就是装聋作哑、拒不理睬!北大的校领导难道就不能委托其他工作人员来回复这些对你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对许多当事人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吗?连底裤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去奢谈 “底线”?你们忽悠没与你们打过交道的人还行,但能忽悠住看清你们真面目的这些知情者吗?声明第四条称“正告仍在侵害北京大学声誉的其他个人或机构,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最后还说“司法机关尽快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出公正判决,还事实以真相,还北大以声誉,还网络以秩序,还社会以公道,还受害者以清白。”难怪北大那么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北大告屁民法院就会马上受理,屁民告北大则法院就不予立案?如果北大真是那么敬畏法律就不会有那么无耻的勾当,就不会有这么令人不齿的强盗行径的发生了!由此看来,法律只不过是北大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乃至挡箭牌!

  随着邹恒甫不断爆料,撇掉其特有的夸张语词造成的轰动效应,归纳起来不外乎五类丑闻事:一是北京大学某院长与校内酒店服务员有非正当关系,存在权力腐败问题;二是北大有学者(特别是学术官僚)有在外面歌厅舞厅娱乐、桑拿会所吃喝嫖娼的现象,而且此等事件在中国高校很普遍;三是已被确认存在经济问题并在狱中的北大资源集团负责人叶丽宁与校领导有不正当关系;四是北大梦桃源存在公款消费,或用走账报销公款的问题;五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自主招生存在问题。经过还原的爆料内容恐怕亦符合民众关于中国高校乃至中国社会的常识,北大的回应从“绝无此事”转为“立即调查”是否也是由于这种“常识”?即便邹恒甫的爆料最后被证明为真也颠覆不了任何东西,老北京们如此熟悉的母题下不断重复的故事不过是当今中国高校潜规则与真实情况的公开化而已。

  与北大的“自信”相应的是吃瓜群众“不相信”的心态,这种心态基本上是冲着“北京大学”的牌子去的。如果当今中国的老百姓还相信社会上有一块净土,大学也许会是一个选项,而如果大学中只还剩下一个象牙塔,北京大学也许是不二之选。但若放下所谓“情结”冷静地看一看现实,同在一块土地上,在大学不断被行政化权力化、庸俗化的今天,指望北京大学能独善其身卓尔不群实在是有些一厢情愿了。就在邹恒甫爆料引起轩然大波之际,北京大学毕业生、《人民日报》副刊主编徐怀谦坠楼身亡。这位1980年代末毕业于北大的杂文家在他的文章里如是说:“有人说,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一个物质的时代,一个愚乐的时代,一个缺乏大师的时代,可是,我们不能把什么过错都推给时代。一个人左右不了时代,却可以左右自己的脸——它可以不漂亮,却不可以没内容;它可以很丑,却不可以没有个性。”将上述丑闻拼在一起则不难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嘴脸,让全国人民看清北京大学这所中国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大学在今天的某种真相。无论冯仁杰事件如何反转,对于有北大情怀的莘莘学子而言都会每每有一种感情涌动,他们在奢望有所谓象牙塔之际也许该回味一下邹式微博与钱理群关于大学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观察,即便其后果是再无“北大梦”可做。

  较之于陈独秀-汤尔和式公私恩怨,冯仁杰与邹恒甫的公私闹剧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而似有必要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拔高其历史意义。与“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四个自信”里被排到最后,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被排到最后的文化因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要么拖后腿要么发后劲,而以“中国最高学府”为标杆的当今中国各大高校如何处置性丑闻则足以标识其风向何指。毛泽东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邓小平说过:“七嘴八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即便邹恒甫事件、冯仁杰事件都永世不得翻案,鉴于“文化自信”让老百姓对名校寄予厚望之前质疑一番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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