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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雨林:从新冠疫情看中国式民主为何行得通、很管用

2020-04-27 15:53:00  来源: 察网   作者:杨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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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雨林:从新冠疫情看中国式民主为何行得通、很管用

  2019年底,新冠疫情突发紧急情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武汉肺炎疫情席卷全国,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大量确诊病例,同时疫情还在海外多地爆发。截至目前,中国抗击疫情的工作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胜利,而欧美各国在病毒侵袭下,纷纷爆发了严重的疫情危机,多个国家确证病例短时间内急剧增长。应当说,新冠疫情不仅是对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全世界各个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这次大考中,“中国式民主”彰显了强大的制度优势,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再次展现了中国式民主行得通、很管用,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明显的制度优势,以及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

  民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民主曾以多种形式和面貌存在过,有时作为一种决策形式、选举方式,有时作为一种政权组织形式、政治理念或意识形态。但现代语境下的“民主”,主要是指一种“主权在民”的制度,即一系列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和机制。今天的世界,民主几乎获得了无可置疑的话语霸权,我们正身处一个“言必称民主”的时代。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属性,也是各个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共同追求。然而,民主的实现形式却并非只有一种模式,民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发展适合自身的民主模式。各个国家面对共同的价值追求,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民主政治模式和道路,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式民主”是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一种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新型民主模式。从组织原则上来看,中国式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实际运转来看,中国式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是广泛、真实、充分的民主,广大人民群众真实、有效、广泛地践行民主权利,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法定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中国式民主以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为导向,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将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相统一,避免了西方国家在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问津的现象出现。从实践主体来看,中国式民主是“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相统一,人民民主是国家制度,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一部分,党内民主寓于人民民主中,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处于国家的领导核心地位,因此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引领性、示范性的意义。从实践形式来看,中国式民主是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统一,二者互为补充,既强调民主选举的重要意义,又并非简单地将选举等同于民主,而是强调“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众人之事众人商量”,通过协商民主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理论和实践都已充分证明,中国式民主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式民主通过强大的协调力、动员力、组织力、凝聚力,再次彰显了强大的制度优势,证明中国式民主行得通、很管用。

  首先,党的领导是中国式民主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保了中国式民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身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来看,政党是阶级社会的特定产物,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党始终代表部分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这是政党政治的普遍性,中国共产党也并未脱离这一普遍规律而存在。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所代表的部分,是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彻底改变了以往统治阶级都是在人口中占少数的精英分子的局面,真正实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当家做主。因此,从政党政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角度来讲,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就在于,所代表的部分相当于一个社会的整体,部分性成为了整体性。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政党,始终代表着社会整体的利益,也就可以为了整体利益,专注于一系列长远的战略规划,将社会整体利益作为政党自身的追求,实现政党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而西方国家的政党往往是一种部分性政党,只代表少数群体的部分利益,在竞争性选举机制的影响下,为了选举利益而制造一系列党派之间、群体之间、族群之间的分裂和冲突,使得政党纷争日益极化。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可以专注于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长远规划,才能在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时,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不会因为阶级、阶层之间的差异,财富占有的多寡和民族身份的异同而选择区别对待,坚持做到应检尽检、应收应治、尽收尽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其次,中国式民主实现了政治、资本、社会三种力量的平衡,既有社会力量对政治、资本的监督,更确保了政治力量对资本、社会的领导与管控,以及资本对利润合理追求的保障,三者之间实现了动态平衡。相对于西方所宣扬的“三权分立”而言,政治、资本、社会三种力量是对一个社会现实权力格局更为直观的表述。并且如今西方的政治体制与结构,也早已不再是启蒙思想家时代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不仅媒体成为新的一极权力,利益集团绑架政治决策,司法代行立法职能、行政不断扩权等,都已成为西方政治体制的新特点。对于当下的西方国家而言,在政治、资本、社会三种力量的博弈中,资本无疑处于最强势的地位,政治家成为资本势力的代言人,资本家成为政客的“金主”,政治力量也就从为选民服务,异化成为资本服务,社会大众成为资本蚕食的目标对象,为资本提供源源不断的利润。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下,“一人一票”的选举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和社会对政治力量的制约。但民主并非仅仅是政治层面的民主,经济层面的民主同样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西方竞争性的选举机制虽然部分性地实现了对政治力量制约,但对资本力量却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使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资本以利润优先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在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大众的民生需求,底层人士的生活保障,不同族群的平等权利,都已让位于资本的利益需求。因此,民主成为了选主,民主政治成为了金钱政治,政治就会为资本而服务,而非为社会大众服务。当政治决策在资本利益和社会大众利益这一天枰两端进行权衡时,由于资本力量的强大,必然就会更加倾向于前者,社会大众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本次新冠病毒向世界各国席卷而来,部分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利用好中国为世界赢得的宝贵时间,学习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采取有效举措积极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反而习惯于推卸责任、指责他国,甚至将新冠病毒说成是“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在此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偏袒中国,要求中国为新冠病毒造成的损失进行经济赔偿。病毒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国界,本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基本常识,在病毒面前,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是旁边者和局外人。但就是有部分政客,即使是在新冠病毒这样对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具有重大威胁的挑战面前,仍然以自身的政治利益、选举诉求为旨归,罔顾基本事实,对新冠疫情做政治化解读,企图通过将病毒政治化,来获得满足自身利益的政治筹码。在面对新冠病毒肆虐之时,党派纷争、政党分裂,以及政客为了选举利益,不顾民众的切身利益依然愈演愈烈,使得被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引以为豪的“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在本次危机面前被掀开了虚伪的面纱。

  而反观中国式民主,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确保了在政治、资本、社会三种力量的权力格局中,政治始终处于领导地位,既未被资本力量所绑架,也未被社会力量所裹挟,既不会因为资本对利益的追逐,而不顾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也不会因为民意的起伏波澜,就丢掉对法律的敬畏、对原则的坚守,以及对国家民族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追求。因此,在中国式民主的实践图景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仅居于领导地位,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更具有超越不同利益集团和特殊群体的相对“自主性”,体现为一种更加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将国家的长远利益作为追求目标,并持续坚持。在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自主性”和“中立性”,就会转化为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全力守护,并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寻求最佳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再次,中国式民主实现了尊重个人权利和强调集体利益的统一,在充分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集体主义教育,注重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以集体主义的原则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努力营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氛围,既有各方面意见的充分表达,又有兼顾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集中,实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塑造了团结和谐的社会局面,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各方面、各阶层、各民族的共同意志,不断增强全体人民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确保各民族的团结和睦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正是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和原则,克服了当前西式民主中“权利绝对化”的问题,即基于个人主义至上的理念,强调个体权利的绝对化,导致权利和责任、权利和义务、权力和权利之间走向失衡。个人主义的泛滥,只讲权利,不讲义务,造成族群冲突、社会分裂、“否决政治”日益严重,将个体利益、局部利益、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上。而在抗击新冠病毒时,中国之所以能够组织起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国式民主的集体主义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大众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积极履行自身的义务,广大人民群众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为筑牢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坚固防线提供了重要保障。

  总之,中国式民主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本质特征,以依法治国为重要保障,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正是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中国式民主的主体框架,实现了民主的过程与结果,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应对新冠疫情中,一个个中国速度,一个个中国奇迹,让世界为之惊呼,中国式民主再次展示了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实践证明,中国式民主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中国式民主行得通、很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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