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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受压迫的人民和民族是毛主席破局帝国主义封锁的一手好牌

2020-04-22 14:50:35  来源: 红色江山   作者:耿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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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曾经这样评价毛主席的国际援助:“中国领导人凭借高超的外交技巧将本国有限的资源运用到了极致。他们通过慷慨的援助、独立自主的外交信条以及对访客的影响力,使中国成为了推动世界局势演化的主要力量之一。”

  然而在国内,对毛主席的国际援助诟病的却不少,他们认为毛主席在自己国家的人民还吃不饱的情况下花那么多钱援助别人是难以理解的,而且花了钱最后还换来了白眼狼,总而言之毛主席是错了的,是不应该的,持有这种观点的是颇有一定市场的,所以就造成一种局面,你不敢谈论毛主席的国际援助,谈论毛主席的国际援助他就用话顶你,仿佛毛主席的国际援助思想和政策又成了毛主席的一个污点一样。

  毛主席进行的那些国际援助真的就那么不堪吗?

  毛主席的国际援助思想来源于他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来源于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来源于他的哲学思维,来源于他高屋建瓴的斗争艺术。

  中国,曾经是一个受援国。

  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阐述了国际援助的一番道理: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毛主席说的这番道理有没有道理呢?是非常有道理的,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得到了苏联,得到了美国,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援助,这也证明了毛主席论断的“世界的事情联成一气”是正确的,无论你多么有气概,多么有决心,多么有能力,都不能关起门来闹革命,国际援助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你受了国际的援助,也就相应地产生了援助他人的义务,因为国际援助是相互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中国的传统,天底下哪有一面的道理呢?

  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一直努力争取外援。

  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表示:

  “我们期望于外国的是什么呢? 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西安事变之后,毛主席在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时说:

  “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

  1938年3月3日,毛主席在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列了一公式:中国的团结+ 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他说:

  “ 这个公式是有意义的。当然,自力更生的口号是对的,但中国不能孤立也同样要注意到。”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

  “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

  毛主席的关于“论持久战”的演讲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被印成小册子广泛传播。有人还把它翻译成英文,毛主席在为它写的序言中分析了抗战与外援的关系:

  “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在英、美诸民主国尚存在为它有孤立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的具体真理。因此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中国在困难之中进行战争,但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我们同意罗斯福总统保卫民主的宣言,但坚决反对张伯伦对于西方法西斯国家的退让政策,张伯伦对于日本也至今还保存着怯懦心理。我希望英、美民众积极起来,督责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的政策,为了中国,也为了英、美自身。”

  在争取和接受外来援助的同时,毛主席也开始形成并重视对外援助的问题。

  1945年5月31日,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结论中指出:

  “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不是只有外国援助我们,我们也援助外国。二十四年来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我们这个队伍的斗争就援助了外国无产阶级,也援助了苏联,国际无产阶级也一定会援助我们的。”

  1949年3月13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总结说:

  “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代,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而且胜利之后的巩固,没有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也是不行的。如果认为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也可以胜利,那是不正确的,违背马列主义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 助,巩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主义。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

  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援助的相互性,也是毛主席的国际援助观。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所作的报告中认为: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列宁和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经验是太多了。”

  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到了肃清残余敌人的阶段了,毛主席于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预测了胜利后将要面对的局面,他说: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

  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写下了《别了,司徒雷登》,他豪迈地宣称:

  “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毛主席预测的没有错,美国人对新中国就是采取了敌视、孤立和封锁的政策,它想通过这些手段,看着共产党的中国塌台。

  这个局怎么破?

  1960年5月13日,毛主席在武汉与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话时指出:

  “帝国主义分子想封锁我们,而我们要想办法打破他们的这种封锁,怎么办呢?我们的策略就是‘近守远交’,团结好周围的朋友,走出去广交远方的朋友,以我们有限的实力和财力,去支援那些受帝国主义欺负的弱小国家和人民,从而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彻底打破帝国主我的政治封锁和经济封锁。”

  毛主席就用这种办法,去分化瓦解帝国主义的封锁,去推倒围堵中国的铜墙铁壁。

  他曾跟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说:

  “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

  就这样,毛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高调地执行着国际援助的方针,用有限的财力和物力,更多的是在道义上,向着那些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援助。其实援助这个手段帝国主义也会使的,而且使用的非常娴熟,论财力和物力,新生的中国哪里能够跟财大气粗的美国比拼呢?

  1960年12月29日,毛主席会见也门穆斯林代表团,代表团代表他们的国王感谢中国帮助他们修了第一条公路,还帮助也门建了一个一万链子的纺织厂。陪同会见的何英说:“美国也在帮助也门修一条公路,他们专家架子很大,和也门群众的关系不好,而中国专家艰苦朴素,不摆架子,和也门群众的关系很好。”毛主席说:

  “不要在外国摆架子,要跟也门人民一道,帮助也门把工作做好。世界上最讨厌的人就是摆架子,特别是到外国去摆架子。要告诉我们在也门的员工好好工作。”

  除了在援助态度上要真诚,毛主席吸取苏联在援助中国过程中的经验,非常注意援助可能带来的侵犯被援助国的平等问题、主权问题。苏联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援助是非常巨大的,然而当苏联人提出要搞“联合舰队”,搞海军“合作社”,搞潜艇“合作社”,毛主席立刻变了脸色。1958年7月22日,他在会见苏联大使尤金时说: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

  1962年4月,他在审阅《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复信》时批注:

  “善意互相支持和援助,与指手画脚、包办代替,是根本对立的两回事。”

  1965年9 月 5 日,毛主席会见由邮电部部长阿拉萨纳·迪奥普率领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毛主席说:

  “十五年后,我们可以对非洲同家,包括你们在内,多帮助一点东西。现在我们仍然是一个穷光蛋,稍微有点东西。在几内亚的中国专家应该同那里的群众一道工作,要做到我们的专家走了,你们的专家能接下手来。感谢几内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援助,因为你们站起来了,我们就得到了帮助。帮助是相互的,你们不要妄自菲薄,说什么只有外国帮助你们,你们就没有帮助外国,那个道理是不对的。……整个非洲国家都要独立自主,有暂时困难时,搞点外援也是必要的,但主要是依靠国内人民。九个指头要靠人民,一个指头就是所谓的外援。当然,这一个指头也是平等的,等价交换。”

  1967年6 月 24 日,毛主席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一行,谈到国际援助时,毛主席说:

  “先独立的同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帮助了未独立的国家。我们独立已有十八年了,更应该帮助他们。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1970年9月23日,毛主席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一行,谈到国际援助时,毛主席说:

  “我看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讲话算数。马克思主义不是讲阶级吗?讲国际主义吗?工人阶级不分国界吗?现在别的国家在那里打仗流血,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打仗,不过是给一些物资,这还要讲价钱吗?”

  不讲价钱,不谈条件,不通过援助来谋取自己的私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把援助当成自己的义务,当成一种平等的互助关系,让被援助一方感到善意和真诚,这是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对外援助的最大特点,与美帝国主义等西方国家对外援助的本质区别,象柬铺寨这样一些小国、弱国纷纷抛弃了美国丰厚的援助,坚定地选择跟中国走在一起。“中国援助”成了国际援助的品牌,它的高调亮相,抢了美国援助的风头,美国企图依靠它们强大的财力及军事实力援助来构建的围堵中国的城墙开始松动,开始坍塌。1963年8月9日,毛主席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他说:

  “西方对亚非国家是很头痛的, 对拉丁美洲也很头痛。这三大洲过去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后备,现在它们感到这三大洲有些起哄, 在闹地震。”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开始到了收获的季节了,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尼克松访华,包括原来美国阵营里的国家也排着队跟中国建交,仅1972年这一年,就有17个国家来跟中国建了交,简直可以用迎接不暇来形容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美国花费巨大的财力和精力构筑的封锁线已经瓦解了,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已经成功突围了,正如那位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所言,“中国成为了推动世界局势演化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的生存空间陡然扩展开来。这一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中国援助”发挥了作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毛主席直称“没有想到”,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毛主席说的没有错,提案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它们清一色是中国的受援国,76个对此提案投赞成票的国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受援国。

  看了这些,你还敢说毛主席的对外援助是没有必要的吗?

  “中国援助”是毛主席在世界舞台上指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战争,他动员起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向着强大的西方势力发起了全面的攻击,一直把美帝国主义集团打得七零八落,丢盔弃甲。这是无人企及的大视野、大制作、大格局、大胜利,它为中国人民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它张扬了中国人民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它展现了中国人的豪放和宽广。“中国援助”,可以使毛主席在自己的书房里轻松地跟美国总统尼克松只谈一谈“哲学问题”,因为大局已定,那些封锁之类的小事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说:“为了支持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他们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我们向一些友好国家提供了援助。我们提供援助,从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于正在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国家和人民,我们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我们永远不做军火商。……由于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我们提供的物质援助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支持主要还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有七亿人口,应该对人类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

  这是“中国援助”的说明书,这是给世界朋友们吃的“定心丸”,这也是敲山震虎,说给那些一门心思想搞霸权主义的人听的。

  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并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担任外交部长的姬鹏飞,经常跟毛主席参加外事活动,见证了毛主席的外援工作和思想,媒体上曾经流传着一段他在1987年3月份的讲话,他当时任中顾委委员,提一些建议和意见,是比较符合自己的职责的,因此这段话真实性是比较大的。这段话是:

  “关于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外事大事: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出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不愧为经验老道的外交家,姬鹏飞的这段话,是深刻理解了毛主席对外援助思想了的。对照着今天的国际关系看一看,他的话也满有预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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