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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全球化之毛泽东“新村梦”钩沉

2020-04-14 09:30:43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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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中国战“疫”决胜之年,更是“精准扶贫”收官之年,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底该“向何处去”的重大理论之争也势必要被赋予全球视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岳麓山践行其追随无政府主义潮流的“新村梦”,其中的是非得失足以反证毛泽东何以在后来成长为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家,进而足以启示“弯道超车”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后疫情时代”的“地球村”里应向、能向与将向(康德式三问)何处去。

  一、毛泽东等我党先驱与无政府主义“新村”的“交集”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一度呈现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动局面,社会主义成了公认的、最流行的一种新思潮。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产生、流传于西方世界的许多社会主义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以及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都披着一层社会主义的面纱,在中国大地上竞相传播。互助论也是五四运动期间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社会主义流派。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毛泽东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互助论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影响,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既有国情因素,也有文化心理以及社会心理因素。随着工读互助团实验的失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抛弃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最终实现了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

  指导新村主义的互助论是五四运动期间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社会主义流派,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创立者克鲁泡特金(Kropotkin)(1842—1921自称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其代表作《互助论》(Mutual Aid)(原名《互助:一个进化的因素》)根据许多事实反复申明,动物同种里没有自相残杀的情形,只有互助维持的趋势,各各相助,合力抵抗环境的严刻。互助的利于生存,则因少费能力而能保持极大的公益。因此,大概能互助的动物多繁衍,强盛。……所以动物的互助,也正是进化的公例。在此基础上,克鲁泡特金断言:达尔文说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不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互助才是一切生物进化的真正因素。“不论是在动物界还是在人类中,竞争都不是规律。”恰恰相反,不要竞争、避免竞争才是“自然的倾向”。把生物界的互助进化规律套用来考察人类社会,克鲁泡特金认为,互助不仅是动物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毋须借助权威与强制,就能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并在人类互助进化中实现正义、平等、自由等“永恒”的原则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理论,实质上是混淆阶级界限,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社会改良。当然,不可否认,互助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其中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互助论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此,我们应全面地剖析。首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互助”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创造新社会的发端。希望在互助进化中改造社会,建立相爱互助、和谐平等的理想社会并真诚地尝试各种实验。五四运动前后,探索新的救国之道、改造社会的呼声在进步知识界中日益高涨。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互助论的影响,并一度把其作为新的救国之道与治世方案。1919年7月,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写道:“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在理论上提倡的同时,李大钊还积极参加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他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热心支持者。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上,李大钊作为发起人之一签名,号召各界为工读团捐款,自己也为之慷慨解囊。恽代英早期也深受互助论的影响,主张“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他把互助作为改造社会的方法,真诚地说道:“有志之人,必使互助,且使预备奋斗之力量。果一般学生卒业后,能仍如今日之尚气节,敦品行,仍如今日之爱同类,相扶持,三五年后,社会即将发生一种切实能力,此或为救人类根本之法欤。”“我信只要自己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勉强自己莫勉强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动的,自然社会要改变的。”恽代英就是抱着这种真诚的愿望与理想而积极开展活动的。1917年10月8日,他团结一部分进步青年倡导成立了“互助社”,这是五四运动前在武汉地区出现最早、影响较大的进步社团。显然,互助社的成立受到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它之所以定名为互助社,即是“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1920年2月,恽代英又以互助社为基础,创办了利群书社,社内实行半工半读的共同生活。书社的性质及目的,恽代英在日记中说得一目了然:“这是创办一个独立的事业,投身生利场合的第一步,实行一部分的共产主义,试办近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团体,有机会以尽力于工读互助主义,尽能力为社会兴办各项有益事业。”毛泽东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也深受互助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对此,他在与斯诺谈话时曾坦率地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还在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试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理想社会。他们踏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村镇,想找一个地方试验自己的新生活。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就是把学校、家庭与社会结为一体,建立起人人平等互助的新社会生活。蔡和森对毛泽东的设想十分赞同,“着手办法,唯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后因忙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事无成议”。陈独秀对无政府共产主义虽未表示过明显的兴趣,但有时也流露出好感。例如,1919年12月,他为中国新社会描绘的蓝图中,就把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相爱互助”,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工读互助团,风靡一时。这是互助论广泛流传的结果,同时也说明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在知识界、尤其在广大青年中颇有影响。他们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读互助运动,试图用和平、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与新社会。正如互助团的发起人王光祈所说:“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其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互助”看作是改造精神的手段,把“互助”思想放在与阶级斗争同等的位置上,看作是相互补充。1919年7月,李大钊发表《阶级竞争与互助》。这是一篇同时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文章。在该文中,李大钊提出“物心两面改造”的主张与命题:“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由此,他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通过物质与精神二分法,李大钊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调和在一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大钊认为,在人类由阶级斗争的“史前史”时期向“人类真正历史”时期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李大钊的这种用人道主义来救正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反映了他对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加以调和的复杂心态,辨别不清各种社会主义的实质与界限所在;同时也表明,这一时期李大钊的思想中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与道德主义倾向。1919年9月,李大钊发表了《“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在谈到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时,他再次强调物心两面改造。认为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与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也就是说,精神改造运动与物质改造运动要同时展开,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以达到灵肉一致的理想境界。而对如何推进精神改造运动,李大钊把“互助”放在突出位置,强调指出:“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李大钊如此重视以“互助”为“信条”的精神改造运动,把它作为改造整个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就不适当地夸大了“互助”思想对精神改造的作用,从中也能看出其受互助论的影响之深。再次,从积极方面来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互助论,是撷取其中能利用的思想,赋予其新意,以此作为战斗武器,因而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五四运动期间,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利用“互助”思想作为武器,来反对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理论上对其散布的战争谬论予以揭露与批驳。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曾尖锐指出,凡以武力对外侵略者,所本思想皆“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天演之义”。1919年元旦,他又讲道:“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须知“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他还引证了克鲁泡特金的话:“由人类以至禽兽都有他的生存权,依协合与友谊的精神构成社会本身的法则”,强调说:“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的,不是依战争而进化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宣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外侵内争辩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利用互助论作为思想武器对其集中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

  互助论之所以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盛行一时,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其中既有国情因素,也有文化心理以及社会心理因素。首先,从当时半封建的国情来看。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会主义时曾深刻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缺乏肥沃的土壤。落后的社会经济,不成熟的阶级关系与半殖民地中国与马克思主义故乡的欧洲的极大差异,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领会与掌握马克思主义造成极大的困难。加之他们当时所能读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十分有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片断与零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理论准备不足、理论水平不高,区分不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情况下,受到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就在所难免了。其次,中国几千年来对大同社会的向往与追求,成为五四运动期间先进知识分子最初接受互助论的文化心理因素。中国的大同思想源远流长。《礼记·礼运篇》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互助博爱的大同世界,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不懈的追求与向往。直到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在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艰辛历程中,仍然把救亡图存与对美好社会的追求紧密结合起来。互助论揭露了资本剥削的贪欲,谴责私有制带来的种种弊端,主张取消私有财产,实行共产共有,并描绘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妙远景。所有这些与中国古老的大同社会理想、与中国人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有着某种相似性,有相通之处。正因为此,互助论一传入中国,就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与偏爱。李维汉后来回忆说:“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第三,改良主义传统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心理因素。考中国千余年的封建历史传统,既有农民起义不畏强暴、反对强权的大无畏精神,也有逆来顺受、甘受压迫的社会心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后者显然具有更广泛的基础与深刻的持久性。即使对探索救国之路、致力于改造社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改良主义也是他们的第一选择,最初并不倾向于革命与阶级斗争。恽代英曾坦言:“我是一个胆怯的人,亦十分不愿看见流血的事。”因此,对于这些抱有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而又害怕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知识分子来说,互助论为他们提供了看似最佳的选择。互助论主张废除一切强权与剥削,提倡通过互助劳动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先进知识分子趋之若鹜。

  互助论虽然在当时风靡一时,但凡是不科学的理论,不论它是怎样地受到鼓吹与赞扬,都不可能逃脱在实践中遭到失败的命运。在互助论指导下纷纷成立的工读互助团,由于偏离现实生活太远、经济困难、人心涣散等原因,仅仅是昙花一现,实际上只存在了3个月就被迫解散。其他各种互助实验在实践中也屡屡碰壁,很快就宣告破产。互助论实验的迅速破产,把其缺陷集中地暴露出来。它恰似一副清醒剂,促使原来朦胧向往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勇敢而又理智地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由空想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恽代英在总结自己痛楚的教训后得出结论:“在这样不合理想的环境中,想在一局部做成甚么理想事业,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改造须全部改造。须将眼前不良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加一种有效力的攻击。不然,总是没有益处。”董必武曾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他们有乌托邦与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热衷于搞‘新村运动’……”。“这些‘新农村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不久他们就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毛泽东在试验新村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一系列活动失败后终于慨然叹息:“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还将当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概括为社会政策、社会的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即罗素的假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五种,并一一作了比较、分析,明确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主张。他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种分析与鉴别清晰地表明了毛泽东对“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选择,而其“新村梦”的幻灭无疑是一个导火索。蔡和森也在1920年8月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明确表示要用社会主义原理与方法改造中国,且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与建立与苏俄一致的共产党。李大钊则划清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近世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划一新时代。他们以前的社会主义,为空想社会主义;他们以后的社会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明确提出要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以领导民众运动谋求中国的彻底改革。陈独秀则深刻指出:“在全社会的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的余地。”对于社会主义各种流派,“我们应该择定一派,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资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什么主义。”从“兼容并包”到“择定一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及其追随者毛泽东结束了“浑朴的趋向”。

  五四运动期间新村主义等社会主义流派都有各种各样的空想与局限,但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与比较,以其局限性反衬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毛泽东等充满进取精神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对各种主义与思潮的比较、甄别与筛选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抛弃新村主义的错误、空想的成分而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正确选择,最终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毛泽东的继承者们理应认识到,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改造中国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二、毛泽东成立新民学会前后经历的无政府主义“新村”

  巴黎和会引发五四运动后,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改良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思潮相互激荡,对探索信仰之路的毛泽东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成立新民学会时,毛泽东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希望通过移风易俗达到思想上的除旧布新,这说明此时改良主义在他的早期思想中是有地位的。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结识了李大钊与陈独秀,从而读到《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大作,开始了解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的思想“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但此行也使毛泽东受到了无政府主义影响,对工读主义、新村主义都曾有过浓厚的兴趣。此时,在毛泽东的思想启蒙中,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兼而有之。1919年冬,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与李大钊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开始在北大留心报刊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20年5月,毛泽东离京送新民学会会员留法抵沪,再次见到陈独秀并多次与其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研究在湖南如何开展革命。其中,“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毛泽东“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到了1920年夏,毛泽东认为自己在理论上与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已是一个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任何一个主义都没有盲目选择与随意放弃,而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地尝试与比较,以图把最适合中国实际的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第一次北京之行后,毛泽东逐渐开展这种尝试与比较。毛泽东回湖南后起草了《学生之工作》,计划在岳麓山下寻一地展开“新村”实验,但未能实行。第二次北京之行时,他参观了王光祈等发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1920年3月,他又与陈独秀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并与彭璜合作工读试验,但亦无疾而终。至此,工读主义与新村主义被毛泽东先行淘汰,但对最后取马克思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还在比较中。1919年7月至8月,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倡导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改造社会,这说明毛泽东已在用唯物史观解决现实问题。但在改造方式上,他倾向改良主义的“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从第二次北京之行到1920年夏,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帮助与影响下,毛泽东在思想理论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但仍没完全放弃用无政府主义改造世界的尝试。他领导新民学会发起了湖南自治运动,却因谭延闿、赵恒惕的破坏很快破产,此次运动失败促成了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飞跃。

  毛泽东“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确立马克思主义立场后即着手建立马克思主义组织并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彻底决裂。1920年7月,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蒙达尼召开会议,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宗旨及其实现方式。蔡和森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萧子升则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的革命。两者相争不下,于是写信请毛泽东评判。毛泽东认为萧子升的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说得通,而事实上行不通。在与蔡和森等交流建党的思想、原则与步骤的同时,毛泽东受陈独秀委托到湖南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新民学会会员在建党文件上签名,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成立。毛泽东在1921年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对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一清算,强调只有共产主义(劳农主义)“最宜采用”,因为它“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

  青年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轨迹中也有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的共同或相似的经历,他的每个重要思想发展过程都是随着社会的大变动而发展的,而且每一个发展过程都经历了艰辛的求索,才终于找到了救治中国的“对症药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并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形成了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深化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对毛泽东历经艰难困苦找到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坚持与发展,不忘老一辈革命家的初心才会有拼劲。

  回顾毛泽东信仰的演变,后人更应景仰他救国救民的初心与使命,学习他追寻信仰时百折不回的坚持,肯定他抉择信仰中反复权衡的谨慎,继承他确立信仰后矢志不渝的笃定。放眼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吾辈自应追随先辈足迹,坚定理想信念,勠力奋斗前行,担当新使命,拼搏新征程,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更大的个人价值。

  三、青年毛泽东在岳麓山下践行“新村梦”的是非得失

  “身在山中,心忧天下,凭栏熟计连朝夜。菜根为饭草作鞋,要将历史从头写。”1954年,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填了一阕《踏莎行·秋日游爱晚亭》,称赞毛泽东组织的一段“新村生活”。这种“新村生活”有着就业压力的重要因素,但主要还是毛泽东与他的同学“改造中国与社会”的一种探索。实践证明,这种“新村梦”难圆。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青年毛泽东成熟了。

  1918年6月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了。他与一些没有找到工作而又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工读同志会”的组织。大家寄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的半学斋)。之所以住在这里,还是因为他们的老师杨昌济。杨开智曾回忆,谭延闿二次督湘时,杨昌济等曾向省政府进言,创办湖南大学。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任命杨为筹备办主任。开始,筹备办就设在杨家,后来迁到岳麓书院。老师同意,毛泽东等就在半学斋里开始了“新村梦”。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如此描绘青年毛泽东他们的生活:“他们都很穷,吃上一顿愁下一顿,吃的是蚕豆拌米煮的饭;赤脚草鞋,上山捡柴,到很远的地方挑水。他们一边读着书,一边作今后的计划。这种工读生活,大家精神上感到一种分外的振奋……然而大家的心情并不悠闲,个人前途与天下大事都待解决。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用什么方法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的心情是最不宁静的,岳麓山古迹中流传的一副老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正好作为他当时心情的写照。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军阀的横行,张敬尧的昏暴,青年的烦闷,工农大众的痛苦,这一系列的问题,常常潆洄在他的脑中。”然而,毛泽东的“新村梦”一开头就摔了跟头。

  “新村梦”并不是毛泽东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对一种新生活的实验。毛泽东“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实施,毕业给他提供了一种契机,也就拥抱“新村”了。但岳麓山里建“新村”,只是他“新村梦”的开始。以后,他还有过另外两次“新村”的计划与实践。1920年3月5日,他“与陈独秀、彭璜等人联署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刊出”。这年5月,他在上海与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正式实践工读互助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与送报纸的工作。但这种日子过得很艰难,洗烫衣服要来回取送,“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12至15块钱。其中要有大约8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的给长沙的周世钊写信:“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他对“新村梦”实现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他熟悉的长沙。

  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他既是为解决工作问题而来——经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当佐理员,也是担任湖南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驻京办主任”。没想到,他的“新村梦”在这里得到延续,此时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钊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提倡下正兴起了一股工读互助运动的浪潮。工读活动的热心实践者王光祈在《少年中国》杂志上描写了具体设想:在距城市不太远的乡下,租个小菜园,不大不小,够10余人种即可。再在其中建10余间房子,用中式建筑,分上下两层楼,“楼上做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做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园子西南角上建筑一个厨房,东北角上建筑一个厕所,房子后面建上一个球场。大家生活日程的安排:每天种菜两个钟头,读书、翻译各两个钟头,其他时间娱乐。种菜是为了从事“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且有收入;读书是为了“寻精神上的快慰”;翻译是为了“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还能办印刷局,既传播新知,又获得收入。各国出的新书,能立即把它们翻译、印刷出来,“我们就是文化交通上的‘火车头’”。这年12月4日,王光祈在《晨报》倡议建立工读互助团并向社会募捐。12月24日,在王光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17人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总计有团员30多人,共分成3个组。这些小组以办俭洁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补习学校,乃至织毛巾、袜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肠等为“勤工”的内容,工余则“按照指定的科目、时间往北大上课”。在此期间,毛泽东经王光祈、李大钊介绍加入“少中”,对“菜园新村”与工读运动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30多人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驱张活动。这一次他遇到了“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虽然日后成为汉奸文人,但此时却是一个追求上进者。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这年7月,他来到日本,在留学之余考察了日本新村活动。在一篇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他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其实,他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并不了解其中的真实情况。周作人回国后“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介绍新村活动。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1920年春,毛泽东到周作人的“新村”考察、参观并迅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0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考察了周作人的,又参观了王光祈的,毛泽东开始殚精竭虑地设计自己的“岳麓新村”计划。在这份潜心构想、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中,他设计了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架。毛泽东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他设想:“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村民”一天的作息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4小时工作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在这个新村里,设“工读同志会”,有生产、消费、储蓄诸部门,包括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共公园、公共博物馆,等等。设计后,毛泽东为继续驱张起程赴上海。5月返湘,毛泽东与彭璜、许文亮等启动工读生活。后来他们各奔东西,该计划被“无限期地推延”。

  “新村主义”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20世纪初被中国的先进青年普遍接受,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受其影响。然而,它也仅仅是“流行一时”而已,“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历史是如此记载工读互助团、新村实验的结局:“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于是“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可是,“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也因为“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这就是说,这种“新村”建设,仅仅是一种美丽的梦幻而已。后来毛泽东反思也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19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新村梦”破灭了,但毛泽东的这种探索精神永不过时,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在失败中再探索,在再探索中又选择,不找到一条实现“改造中国与社会”与实现个人价值有机结合的道路就决不放弃探索的努力。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中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段往事时说:“(当时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毛泽东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村镇,最终也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新村”实验基地。随着几个“新村”的参与者半途而废各奔东西,毛泽东也走上了新的道路。

  四、毛泽东从无政府主义“新村”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转向

  青年毛泽东生气勃勃地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三个阶段。以下就循着青年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轨迹勾勒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寻找真理的艰辛历程,以纪念这位开国领袖的艰辛探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改良派在向西方学习时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革命派在资产阶级民主宣传的过程中也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毛泽东最早接触社会主义思想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当时他刚刚由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来到省会长沙读书。这时的长沙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各种宣传反清救国与鼓吹革命的刊物喷沫鸣溅。此时已有维新意识并明确树立救国救民思想的毛泽东很快投入辛亥革命这一洪流,武昌起义爆发前为革命大潮鼓舞,毅然参加湖南新军投身民主共和洪流。毛泽东在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湘江日报》中看到“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个时期在中国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队伍已初具规模,但成份相当复杂,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上述各种社会主义一般被视为一种学说或人道主义或救治不平的“药方”来,流传于中国思想界的既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又有卢梭的天赋人权,既有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又有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既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又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鼓吹“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潮更能迎合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理,把社会主义宣传为一种救治社会不平的“药方”,其中没有剥削与压迫,人人享有经济上与政治上的“绝对自由”,产品“各取所需”。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被社会改良主义者鼓吹的“社会主义”深深吸引,以至于20多年后还能向斯诺讲述得那么清楚。毛泽东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就产生强烈的热望绝不是偶然的,被社会改良主义者们歪曲的那种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墨家的“兼爱”思想、老庄的“出世主义”、儒家的“大同”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杂合的结果,其宣扬的本质内容与青年毛泽东所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少年时期读过的对他“影响很深”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均平”思想不谋而合,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所受的教育也是从读经书开始的。但他曾回忆:“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毛泽东读过的这些小说多半是描写“均平”、“精忠报国”与追求“理想天国”美好生活的故事,他承认这些小说对自己“影响很大。”后来毛泽东在“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时“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小说中描述的种种极不公平的社会境况深深震撼着毛泽东的心灵,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并寻找解决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办法。特别是看到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写的一本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与主张“中体西学”的《盛世危言》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的思想里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明确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远大志向树立了,但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的思想早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但地处蔽塞山冲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对孙中山以及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还不了解。变法维新失败后康、梁也远适异国并成为孙中山式革命对立面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成为第一个闯入青年毛泽东心灵的政治意识,他一度成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热烈崇拜者。但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毛泽东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前进路上只是一段迅速踏过的桥梁,随着对孙中山所代表的民主革命派思想的了解,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启蒙,这种改良主义的影响就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追求。这时毛泽东还没有真正懂得社会主义,认识也十分肤浅与片面,但江亢虎等社会改良主义者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宣传用不流血的和平方法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深深地吸引了这个从蔽塞山冲出来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农家子弟,第一道“社会主义”的曙光就这样使毛泽东听说欧洲还有社会主义。

  青年毛泽东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启蒙后便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看作社会新的前途来认识,但五四运动前科学社会主义尚未在中国广泛传播,接触社会主义并从事社会主义学说介绍的只是极少数人,刊登介绍社会主义的报刊也只有少数几家,发行量很小,而且多在国外发行。不要说一般知识分子看不到,就像毛泽东这样热情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也不易看到,“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那时在不接触与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基本原理的情况下岂能自发矢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探索与追求的只能是当时不可逾越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虽然这种无政府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后逐步走向反动,但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尚未在中国广泛传播而中国工人阶级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仍是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是科学社会主义即将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种先导。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就开始对社会主义积极认真的探索与实验了,毛泽东发起的第一个团体“新民学会”也有这种性质。张昆弟在1917年9月16日的日记中称:“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所谓世界主义,毛泽东解释:“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自己好也原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毛泽东要探索与追求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但以什么样的方法实现?他不是通过改造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而是通过个人品行的改造与团体的互助生活实现全人类的改造。于是,毛泽东发起了“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团体“新民学会”,通过“求友互助”达到创造新民与新生活的目的,消除社会弊病便成了“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为了实验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毛泽东在一师毕业之后不久便邀请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周庭藩等新民学会会员“在省城对岸的岳麓山设立‘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的“新村生活”。后来,由于被邀请的朋友“多不能久留长沙,”毛泽东本人也要去北京从事湖南青年与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这种实验便搁浅了,但始终没有放弃实现“社会主义”的梦想。1918年8月,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在这里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广泛涉猎了西方思潮中一些先进的思想,从中吸吮改造中国的种种思想理论。据毛泽东回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在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个“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的影响下,毛泽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但对无政府主义也产生了兴趣。他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影响,还常常与无政府主义团体“奋斗社”的负责人之一、北大学生朱谦之讨论无政府主义与它在中国的前途问题。据毛泽东回忆:“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此后毛泽东逐步意识到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的潮流:“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渐渐输入于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世界革命的呼声与人类解放运动的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毛泽东这时已被世界革命潮流“软化”,从滚滚而来的世界革命潮流中看到人类解放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以什么样的方法实现?当时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两种方法:一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激烈方法,二是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温和方法。当时毛泽东钟情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工作,能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青年毛泽东赞同克鲁泡特金温和的、非暴力的不流血革命,还直言自己反对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认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主张不采取“急烈”的方法,而采取“温和”的方法,联合群众“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彼时毛泽东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由于受进化论的严重影响,毛泽东不仅排除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还曾一度追随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主张,设想了一个“新社会生活”方案,准备将搁浅多时的岳麓山计划重新实验。克鲁泡特金曾起草过一个题为《我们是否应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的纲领性文件,提出未来的公正社会必须建立在四个方面平等的基础之上,即:经济上的平等,最关键的问题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劳动上的平等,必须确认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有义务从事体力的手工劳动;教育上的平等,彻底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建立一种新型的学校,使教育与生产直接结合起来,使教育不再成为把社会成员划分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上等人与普通人的工具;政治上的平等,政府成员与政府机构中的人员构成了一个“阶级”,考虑的只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求自己的私利。只要有这种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的政府存在便没有真正平等可言。因此,必须承认消灭当今存在的任何政府的必要性,并且给予所有的生产者公社与劳动组合无条件地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切事务,以及在自由契约基础上自发地结成联盟的可能性。毛泽东在他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所设想的“新社会生活”,其基本精神与言论与上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颇为一致,正是一个财产公有、劳动平等、教育与生产直接结合、自己管理自己的社会。毛泽东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教育中,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新生活以生产工作、实际工作、农村工作为大端。“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这是一个设计得十分周密的方案,这个似乎过于琐碎的计划正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倾向的一次重要反映。然而,这种脱离社会实际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方案,“它愈是制定的详尽周密,就愈是陷入纯粹的幻想。”毛泽东所以接受无政府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是社会思潮的影响与个人认识局限所至。当时渴望“互助的新村生活”、企望适宜于群的共同生活,正是“五四”前后广大进步青年的普遍心态,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汹涌而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突出表现。同时也与毛泽东本人出身农民家庭有着密切关联。另一方面也是他接触到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知识太少的缘故。任何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者都不可能自发地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都必须通过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与启蒙,通过深入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的基本原理才能自觉地信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尚未翻译过来,外语水平不高的毛泽东直接阅读马列著作原本尚有很大困难,他第一次到北京期间接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从《新青年》的文章以及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交往中初步了解到一些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从他离开北京回到长沙领导湖南五四运动时以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为样板而创办的《湘江评论》上能明显地看出来。毛泽东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40多篇文章,从中虽看不出他读过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著的痕迹,但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文字都能比较明显地看出《每周评论》与陈独秀、李大钊文章对他的影响。毛泽东的话说在他们的影响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此时的思想基本倾向还是无政府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但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认真的探索,这从这一时期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学生之工作》等文章中都能看出来,但其认识是不清晰的。这些成了毛泽东日后迅速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条件,矢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以后。1919年冬,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时各种宣传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的热潮。这一热潮的形成为毛泽东提供了进一步学习与研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条件,除了以主要的精力从事驱张运动与主办《平民通讯社》,他还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读了许多有关俄国革命的书刊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著的中译本片断。毛泽东曾在多次场合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毛泽东在他回忆中十分肯定地提到,他第二次来北京期间看到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并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毛泽东肯定是看到了,要不然他不会在许多场合多次谈到他读了这几本书。但他在回忆的时间上有误,因为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才出版;《社会主义史》译本1921年1月出版,他在北京期间既使是到上海之后都不可看到这三本书。他读到这三本书的时间应是在1920年8月至1921年初。青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虽然不可能看到这三本书,但其中的一些片断毛泽东是可能看到的,因为《晨报副刊》在毛泽东来京前夕已于1919年5月5日译载了日本学者河上肇著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其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北京《国民》杂志也于1919年11月发行的第二卷第一号上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译名为《马克思和昂格斯》。由于客观条件所制,今天我们已无从详细考察清楚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究竟读了哪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他第二次北京之行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俄国革命后的情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对于促使他矢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接着的上海之行,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帮助与影响下,使他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加深。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时,曾与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对比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与上海期间的活动,他这时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确实比当年的“新村梦”规划深刻多了。

  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与思想言论表明他仍然没有放弃对无政府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继续采取研究与比较的态度。他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他在这封信中又一次提到想要在长沙创造一种新的生活: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这个大学里,教课、投稿、编书。劳力的工作结合起来,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实行共产的生活。他到上海时看到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已相继破产,却仍打算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他在6月7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毛泽东在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与理解已相当深刻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深深迷恋于无政府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呢?关键是其社会历史观上的失误,无论寻找解决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的办法还是其所设计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案,其指导思想都是进化论的历史观。毛泽东的进化论并不反对质变,他把“劳动”视为进化的要素,无疑是承认人的生产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合理的;他认为通过“人人读书”、“人人做工”就能达到改良人心风俗而实现“新社会”的目的则显然还没认识到阶级社会的发展规律。他以为要实现国家、社会与人类的改造就要发展个人健全的人格,有了健全的人就有了健全的社会。这种看法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一切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在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并通过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即通过革命彻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这时还不懂得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这些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理,因而在看到各地工读互助团已相继破产的情况下还只把这种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能力和道德力”修养不够,而没有醒悟到其历史观上的失误,所以不可能很快放弃无政府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毛泽东矢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在书斋中而是在实践中实现的,一旦获得某种理论便总是勇于拿去实践,只要是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不通的或错误的东西则勇于否定。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创办与建党建团工作密切相关的《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又以主要精力来发动与领导“湖南的自治运动”,企图通过请愿、制完与选举的方法对封建军阀掌握的地方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府,直至达到“改造整个中国的目标”。这就进一步表明他当时在革命方法问题上还没有得到最后的明确的解决,不能对中国的国情作出正确的分析而找不到使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直至“自治运动”遭到挫折失败后毛泽东才从革命道路上提出问题,把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的“俄国式的革命”的方法联系起来。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信向警予:“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湖南“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决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他所说的“另辟道路”就是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提出的坚持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他还从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中悟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毛泽东在此同时还专门批评了反共产党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实验的教训后给蔡和森等人的通信,足以证明这时他已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决裂而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领导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而批判不流血的“呼声革命”与无政府主义。

  五、“毛泽东小路”遗迹见证毛泽东“新村梦”的幻灭

  长沙河西溁湾镇里的枫林宾馆围墙后有一条树木丛生的小道,这条“新发现”的小道被长沙的文史专家称为“毛泽东小道”。就是在这条小道上,青年毛泽东,曾在烈电暴雨中狂奔,与天地风云一同舞蹈。长沙冬天极冷夏天极热,春秋佳日较为短暂,气候条件较为恶劣,但青春期的毛泽东在这里喊出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这是毛泽东的早期名言。世人熟知毛泽东的“雨浴”、“风浴”,但对岳麓山的这条“毛泽东小道”,数十年来一直未有人去“发现”与重视。毛泽东好友张昆弟早在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里就有以下记载:“今日早起,同蔡(和森)、毛(泽东)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作,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

  新民学会旧址附近的枫林宾馆下曾有一庙,背后有小路直通岳麓山顶,为旧时溁湾镇登岳麓山最便捷的一条小路。20世纪80年代,蔡畅与长沙来访者谈新民学会,顺便提及溁湾镇有一条“毛泽东小道”。那是在一个暴雨雷电大作的夏夜,毛泽东遍体淋漓闯到溁湾镇蔡和森之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上跑下来,说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暴雨弗迷”的情趣。毛泽东青年时代“与天奋斗”,主要表现在体育锻炼中。周世钊在《毛泽东青少年时代锻炼身体的故事》中说:毛泽东常常告诉同学:一个人做事,总要放勇敢些,如果畏畏缩缩,前怕龙,后怕虎,那会什么事也干不成。搞体育锻炼也一样。不要被一切困难所吓倒,要有霸蛮精神,敢于面对困难,敢于战胜困难,这样才能搞好体育锻炼,才能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也才能通过体育锻炼,进一步培养坚强的意志与勇猛无畏的精神。毛泽东同班好友罗学瓒在1917年9月20日的日记中说:“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渡,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凉。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也不觉得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自注称:“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首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泽东最爱的体育锻炼方式是游泳,直到晚年还横渡长江并赋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当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游泳的学生中与陈绍休游得最好,但毛泽东仍在学习,听说有人游泳好则必去访求。1918年初夏,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李某因事路过长沙,毛泽东听说他善于游泳,于是邀请他到橘子洲头作游泳表演,并请他详细介绍游泳的经验。毛泽东曾发明六段锦体操并坚持冷水浴,他公开发表在杂志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体育之研究》,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发表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肤”并称体育锻炼能“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李泽厚曾说,青年毛泽东“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思想与行为的主要特征”,“运动、斗争,成为他的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

  倡导“与天奋斗”的毛泽东,在长沙,并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他的身边早已聚集起一帮志同道合、追求进步的亲密朋友。早在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等人就在蔡和森家组织了一个战斗的群体——新民学会。这一群想要“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年轻人,集合在一起,共同作战,他们不论是留在湖南还是走向全国,甚至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大多数人,最后成了共产党员,新民学会在湖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打下坚实的基础。从1918年到1920年,毛泽东还经历了一段抛弃无政府主义改良幻想而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艰难心路历程。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住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想要实践“一种和平的,半工半读,平等友爱,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的“新村”实验。他们几人都是穷学生,每天赤脚草鞋,到山里捡柴、挑水,用蚕豆拌大米煮着吃。他们不愁穷,不怕苦,每天照读自己爱读的书,讨论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与时事问题。下午就到橘子洲去游泳,晚上则露宿爱晚亭或云麓宫。这一实验的生活是快乐的,但很快因毛泽东赴北京组织勤工俭学运动而中断。1919年,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他在当年12月1日《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了其草拟的一份详细的湖南“新村”构想,这是一幅毛泽东设想的理想生活蓝图,他设想,在长沙设立一个新村:一、要创办一所半工半读的新学校,自己养活自己;二、由新学生创造新家庭,若干家庭组成一个新社会;三、在新社会中设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医院。四、把一个个新村连成一片,就成一个理想的国家。毛泽东认为,岳麓山一带是实施新村建设的最适宜之处。不过,他还没来得及检验其新村主张是否受欢迎,发表后的第二天,湖南督军张敬尧就在教育会坪公然镇压学生运动。1919年12月2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驱张请愿。在此期间,毛泽东恩师杨昌济病逝。1920年6月,因军阀内部矛盾,张敬尧被赶出湖南,谭延闿主湘,宣称湖南要进入“湘人治湘”“湘省自治”。毛泽东此时思考究竟要如何改造湖南,中国又将如何改造?毛泽东继续热情“放大”他的“新村”理想,他构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他认为在军阀混战期间,实现全国总建设一时无望,最好办法,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待十年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他设想在“湖南共和国”内要“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实业,自搞教育,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利”。他认为,由此创立一个“革命政府”实在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毛泽东把他的构想,发表在1920年9月6日与7日的长沙《大公报》上。这一惊世骇俗的构想,然不可能被湖南军阀认同,赵恒惕取代谭延闿后,至指使警察召毛泽东诘问,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声明:“不论何人,不得于我的身体及名誉有丝毫损伤。”毛泽东在这一事件中倍感疲惫与伤痛,于是去萍乡休息,他给向警予写信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

  此前,毛泽东已在北京初步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并与马列主义的杰出代表“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有过深入的交谈。事实的教训,让毛泽东彻底丢掉湖南自治、社会改良的幻想,他回到长沙后,给新民学会会友写信说:“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自己肯收场的。”蔡和森从法国寄来的信件,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当毛泽东收到蔡和森写于9月16日的长信,“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1月12日毛泽东复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921年6月29日下午6时,在一片“黑云蔽天,作欲雨状”的天色中,毛泽东与何叔衡在湘江边搭乘一艘轮船,他们正奔往上海,将在那里与另外的十多个人共同燃起照亮昏暗中国的红色火把。1911年春,东山小学堂贺岚岗老师应聘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任教,顺带18岁的优秀学生毛泽东来到长沙,毛泽东顺利考取湘乡驻省中学。湘乡驻省中学为民主革命活动家禹之谟先生于1905年创办于长沙,即今湘乡一中前身。今天长沙城内的新安巷湘乡驻省中学当然早已不存,即使是新安巷,也已化为今五一广场西北角皇冠假日酒店的一角。初到省城,毛泽东眼界大开,读到革命派创办的《民立报》,看到黄兴领导黄花岗起义,72位烈士殉难,深受感动。又听人说起孙中山革命纲领。毛泽东满怀激奋,写了篇小评论张贴于学校墙上,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声称应把孙中山请回担任大总统;康有为任内阁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当时毛泽东还分不清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区别。为了表示与清朝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辫,还与积极分子湘乡梓门桥的胡崇诚动手剪其他十位同学之辫。后,湘乡驻省中学临近仓后街湘清里的部分成为长沙《大公报》社址,1920年6月,毛泽东从北京回长沙,住在新安巷族人毛宪的律师事务所内,常到隔壁的《大公报》翻阅其他城市与日、英、美交换的华文报纸。

  1911年10月24日,长沙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第一个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毛泽东随即投入长沙革命军,但他不愿参加学生军,而投入属于正规军的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当年长沙49标与50标的部队固然是驻扎在城外今省展览馆、人民体育场、省体育局一带。不过根据萧三的记载,毛泽东“入伍的这一连新兵驻扎在审判厅内(审判厅也还没有开始办公)”,及《毛泽东自述》中说,当时驻扎在城内,可知,毛泽东他们当年的驻扎地在藩后街长郡审判厅无疑。而毛泽东用钱买白沙水也才合理。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认为革命已结束的毛泽东退伍后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读了半年书,认为课程有限,不如自学,遂闯入定王台省图书馆。今该处为市图书馆所在,遗憾的是,今天市图书馆中,既没有毛泽东看过的世界地图,前几天陪许知远先生到此,竟未看到有关毛泽东看书的简介。毛泽东在定王台省图书馆受到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同时他也在世界地图中发现世界之大,自身之小。

  1913年春天,毛泽东20岁时,父亲不能容忍他在外自修,视为不务正业,断绝了经济供给,同时住宿地湘乡会馆被散兵游勇占据。毛泽东认为自己适合教书,遂报考湖南第四师范预科,次年2月,四师并入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编入第八班。毛泽东在第一师范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读书不倦,但对数学与美术漫不经心。1916年后,原本专心读书的毛泽东开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1919年4月6日,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亲侍汤药。毛泽东住马王街修业小学,并教历史课,与新民学会会员联合起来,成立新的湖南省学联,学联设落星田商专内,推动长沙五四运动发展,7月14日创办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张敬尧军警查封没收。10月5日母亲去世,去韶山。11月8日成为长沙《大公报》馆外撰述员,对赵五贞自杀事件发表连番批评。12月16日率驱张请愿团赴北京,但张敬尧被其顶头上司段祺瑞庇护。

  1920年7月7日,从北京经上海、武汉回长沙,住在文运街储英源楚怡小学内。7月31日发起成立文化书社。9月3日,在《大公报》发表《湖南建设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9月15日参加在文化书社召开的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会。9月份,应湖南省教育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聘请,任一师附属小学主事(至1921年夏),被一师校友会推为会长(连任两年半)。题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附小礼堂。11月,应陈独秀函约,创建共产主义小组。 参加发起者还有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冬,与杨开慧结婚。婚房在第一师范内的附小主事室。这一年,毛泽东27岁,杨开慧19岁。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0月10日与杨开慧租住清水塘,自此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回长沙,在开福区潘家坪福寿桥旁的沈家大屋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制定秋收起义计划。自此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才重回长沙寻根问祖。

  六、小结:动态权衡政府与社会的群己权界博弈辩证法

  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很多是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各种国家主义的理论局限与实践恶果越来越失望,在上层建立宪政与民主政治的梦彻底破灭之后,他们意识到世界终将无政府,重新界定群己权界不应在现代国家的层面而应在社会自治的层面。如何建立新式基层组织?五四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风靡一时于中国,毛泽东受此影响而跑到岳麓山搭小帐篷耕几块地、养几只鸡,无政府主义“新村”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探索基层组织建设的过程曾被纠结于民族身份的重新认同,建立现代社会的群己权界在这种过程中无疑是重中之重。但这个运动很快又被中国各地的军阀们灭掉,以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建立乌托邦社会,现在看来多么不切实际!“新村梦”幻灭后,毛泽东被迫走向革命,这是一个不断被激进化、被车轮不断滚动往前走的无法阻止的过程,因为大家尝试的各种各样的群己权界无法界定,其必然后果是政党介入后替代国家认同而自我异化为高度中央集权的党国体系化暴政。国民党那时也是党国体系,到了20世纪30年代逐渐变成非左即右非黑即白。五四运动期间非常自由,大家能有多种职业选择,比如到香山或岳麓山租一块地试验“新村”。那时你的身份、面目能不断变化,政治的、文化的,到了新中国却变成非黑即白,包括现在的争论也有那时的遗毒,你不是左派就是自由派,为什么不能有其他选择呢?任何性质的革命本身都是有先天不足的,革命导致各种人为灾难的最重要的硬伤就是通过革命手段造成的所谓民主的任何制度设计的初衷都会被执行者或主观或客观地用力过猛而不同程度地走样。所以,“文革”式大民主提倡人民群众的无差别参与,随便想骂谁骂谁,把老子揍一通也没人管,这就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想要的民主吗?民主的本质是绝对的群己权界,不经过严格区分则会相互侵害。民主的践行者起码要有私德,与公德的界限要非常分明。公民社会就是私德与公德之间界限分明的一种进步形态,但此类问题太复杂且研究此类问题的宪政专家一直在中国不受待见。民主机制的建立不应是“广场狂欢”式政治运动,人民群众表面上参与了“文革”式民主,但所有运动都被伟大领袖一呼百应,人民群众并无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主动权,整个社会没有人民真正发声的起码渠道,在理想意义上根本建立不起合理的群己权界。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领袖针对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博弈的思想争锋与建国歧路,归根结底都是群己权界认同的问题,什么样的国家、社会与组织都在这样的脉络之内。只有坚持通过多种利益主体(比如有主权的国家、有治权的地方政府、有产权的原住民与有租权的承包者)的复杂博弈达成动态均衡的群己权界,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才能相互找到基于起码共识的群己权界黄金分割点。展望“后疫情时代”有可能暂时被肢解的“地球村”,如何思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精准扶贫”收官之年如何确保“土地流转”自由、平等、公平、法治以避免无产者的原子化与资产者的封建化、官僚化乃至买办化?找到上述群己权界的黄金分割点是关键,从毛式“新村”到习式“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姓资姓社”之争务须以此为逻辑起点,否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抵牾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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