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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中国接种了永久性的防病毒疫苗

2020-03-18 14:55:24  来源:盛兴瑞公众号  作者:盛兴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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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开始,湖北省和武汉市,由于过度私改,更由于全面私有的自由市场意识的侵染,导致政府抗击疫情资源短缺,面对疫情神经麻木。就像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当疫情到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束手无策,却还要在嘴上给自己争面子,告诉百姓说他们是在维护人权,给百姓自由,让百姓群体免疫。

  好在我们还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还有着强大的组织力和领导力,还有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在手里,中央政府还能够调动其拥有的社会公共资源,百姓还相信共产党、相信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统一组织、统一领导下,协调各省资源支援湖北,统一调配全国资源支援武汉,才使得疫情得到初步控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蔓延和泛滥。

  总结今天的初步胜利,印证了过去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社会主义最起码是主张该公有的必须公有,不会把那些该公有的、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公有性质的公共资源私有。这就使得我们的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手上都有大量的公共资源,并利用这些公共资源来保障我们的各级财政有着充足的储备,当需要拿钱去办大事的时候,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确保物资供应。

  不像那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错误的西方政治经济学误导下,把所有资源、包括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公有性质的公共资源都私有了,政府实际上就是个守夜人,手里已经没有任何资源,导致政府想做事,必须向金融垄断投机资本借贷。即便是借贷,也还要看人家金融垄断投机资本是否愿意。当金融垄断投机资本认为政府要做的事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不管这个事是否对百姓有利、对国家和社会有利、对社会公共事业有利,都不会借给他们的各级政府。而各级政府由于本身就是金融垄断投机资本的御用代理人和守夜人,他们也就只能放弃不做,让百姓群体免疫了。

  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国政府,都处于这样一种尴尬境地中,面对疫情,也就只能无奈地实行群体免疫政策了。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他们国家不是没有技术,也不是没有资源,更不是没有财力,而是各级政府手上没有,有的是那些金融垄断投机资本家。如果他们不能说服金融垄断投机资本家借给他们钱,让他们来做事,他们就只能不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已经限定了政府就是金融垄断投机资本的代理人和守夜人,不能去做有利于社会公共事业的事,所有的这些事,都应该交由市场来做,也就是交给金融垄断投机资本来做。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级政府,一方面没钱,另一方面又没有资格和权力去做,也就只能不做,任由百姓自己群体免疫。

  这样一个全面私有、包括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公有性质的公共资源也都私有的制度,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毛主席和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坚决反对要走的一条路子,也是他们坚决反对要模仿建立的一个制度。即便这样的制度,相比传统的农业分封制度来说,具有着强大的现代化优势。但由于这样的制度并没有摆脱传统的农业分封和垄断投机,其形成的特点尽管由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后,大大提升了物资生产的效率,但并没有改变全面私有和农业分封及垄断投机的本质,也就被毛主席和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所看破,他们一直在中国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尽最大可能避免和阻止中国走上这样一条复辟农业分封和垄断投机的资本主义道路。

  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典理论的介绍,人类社会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似乎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是不能越过的。这也就有了所谓的补课论,就是中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的路,然后再搞社会主义。或者说在共产党领导下,让我们的社会先搞一段资本主义,然后再由共产党精英把我们的社会导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而避免中国出现二次革命。一个是反对,一个是必由之路;一个是阻止,一个是经典理论。哪里错了?本质认识上错了。

  前面所有的社会,除去原始社会,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农业社会的发展阶段,因为这都是农业分封制社会的发展阶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并结合工业革命有所创新。但这样的社会,由于还是遵循全面私有的原则,也还在封建宗教文化的统治下,就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传统农业社会的衣钵,并没有在思想文化上、进而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上进入工业社会。也就导致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技术上和生产组织上,使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时代,但在思想文化上和政治经济结构上,并没有进入工业社会,还停留在农业分封时代。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业时代的一种农业社会的体现形式。人类社会要进入工业社会,就不能按照传统农业社会的方式进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设计和构筑,也就是不能按照传统农业社会的全面私有来建设。要进行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创新,就必须首先进行一个很重要的革命,就是文化革命。

  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跳出传统的农业分封和垄断投机,没有跳出全面私有,把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公有性质的公共资源继续私有,除了对工业社会缺乏全面、完整、彻底的认识,只注重技术和生产组织创新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进行彻底的文化革命,没有把人们的思想和认识水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提升到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的水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进行了文艺复兴、进行了宗教改革,甚至在进行技术和生产组织的革命和创新,但这些复兴、改革、革命和创新,都没有触及传统农业社会的本质,只是在形式上进行着改变。其工业革命,尽管在规模和形式上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在技术上和生产组织上进行了创新性的革命,但在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组织结构上、在所有制关系上,没有进行本质性的改变。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文化上没有进行彻底的革命,导致私有意识和宗教迷信,仍然占据着社会的主流。

  今天的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未来的工业社会,一定是一个共享的社会。而要实现共享,就必须承认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没有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就谈不上共享。而认识到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就必须认识到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公有性质的公共资源的现实和客观的存在。如果我们承认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公有性质的公共资源的存在,那么这些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公有性质的公共资源就不能私有、只能公有。这样一个在工业时代的最基本的认识,或者说这样一个在工业时代的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假设或公理,是建立工业文化和工业社会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和理论基础。而要建立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基本假设和理论基础,就必须组织所有公民相较于传统的农业社会,进行彻底的文化革命,去建立一个新的、该公有的必须公有的意识,去打破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封建宗教意识,建立新的科学共产主义信仰。

  老人家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学习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文化革命的理念和想法,并用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十年时间,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进行了深入而又广泛的实践。尽管这样一个伟大实践具有巨大的风险性,尽管在进行文化革命的时候具有着各种不确定性,可能被各个阶层的人反对,可能被各级各类人利用并进行投机,甚至并不一定被广大的百姓理解和接受,有可能被各级各类人等利用。但老人家还是恪守信仰,并遵循实践原则,为了把人类社会带向新的工业社会,把人类社会带向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社会,抱着病体义无反顾地组织中国进行了这样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给中国社会注射了一剂反帝、反封建、反农业社会文化病毒的疫苗。

  老人家说了,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殖民主义赶出了中国,把国民党反动派赶到了台湾岛上;另一件事就是在中国组织群众进行了这样一场伟大实践。前一件事反对的人不多,赞成的人不少。后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个话据说是在他去世前几个月的时候说的。这充分说明老人家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的,也知道后一件事的艰难,知道要完成把人们的思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带向未来的工业社会的不易,更知道这后一件事不会那么简单的一蹴而就,是会出现各种反复的。特别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会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病毒侵蚀,也会受到传统经典理论的影响,他能给我们做的,就是给我们的共和国接种下这样一个疫苗,播下这样一个种子,来唤起广大人民群众,去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对抗资本主义病毒的侵袭。

  老人家是伟大的,也是忠诚的,更是纯粹的,他把毕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把毕生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把毕生都献给了探索建立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他不仅成功地领导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也成功地为我们大中国注射了一剂永久防止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病毒侵袭的疫苗,来避免中国被资本主义病毒感染,导致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他知道在他身后,资本主义的病毒会感染中国,并可能会形成疫情影响中国。但老人家的伟大就在于,他更知道怎么去防控这个病毒和疫情。文化革命的意义,在民间、在现实中,相对于每个人来说,未必能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但在理论上和学术上,在中国社会的整体走向上,其意义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走向工业社会的世界,也都具有巨大的里程碑意义。对人类社会走向农业分封的封建复辟,具有巨大的免疫和防控作用。

  一个小小的病毒,一场不知从何而来的疫情,正在冲击着中国和整个世界。接种和没有接种过文化革命疫苗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乃至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政府,都有着不同的表现。总的评价,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比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要好。如果从文化革命的角度看这些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政府的不同表现,从工业社会共享时代的意义看文化革命,看老人家的纯粹、忠诚和伟大,真的感觉人类要进入工业社会,面对这样一场革命,就好比我们小时候被迫接种疫苗一样,尽管我们谁都不愿意经受和接受,实际上却又谁都不能躲过而必须迈过。不能迈过这道坎,不经历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不去接种这样一个疫苗,不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安全感,我们人与人之间都不会有互信,就是面对一个小小的病毒,我们都没有勇气和能力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去战胜它。

  不要小看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病毒,它挑战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果我们没有对人类公共利益的认识,没有对工业社会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公有性质的公共资源公有和共享的本质认识,没有对适应工业社会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该公有的必须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没有对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相互竞逐的认识,就是有再多的人,再先进的技术,再多的财富积累,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去战胜它。反过来,接种了文化革命疫苗的中国,尽管长时间地受着资本主义病毒的侵袭,甚至有了大量的人被感染,但还是能在面对疫情的时候,认同公共利益的存在,能够利用社会公共资源来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接受牺牲个体私利来为社会公利去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和病毒进行斗争,并最后战胜病毒。

  反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进行文化革命,导致其宗教改革进行的不彻底,工业革命进行的也不全面,甚至导致社会政治精英带头抵制文化革命,敌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敌视该公有的必须公有,极力避免接种这个抗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疫苗。当一个小小的病毒来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们尽管有着先进的技术、有着巨量的财富积累、有着强大的生产能力,但他们能做的,就是放任,也只能是放任。因为他们的政府没有资源、没有意识、没有能力,去把百姓组织动员起来,把社会公共资源利用起来,也就只能放任病毒肆虐。

  我们应该感谢老人家,今天的中国,还能在共产党领导下,还能把全社会组织动员起来,还能调集全中国的资源来抗击病毒和疫情,就是因为老人家给我们大中国注射了一剂永久性的、抗击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病毒侵袭的疫苗,这个疫苗就是老人家用尽其最后的十年生命,在中国组织领导的文化革命。我们不管对这场文化革命有什么样的看法,当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能够同心协力、集中国家的主要人力物力财力来阻击这场疫情的时候,我们都不要低估了这场文化革命的意义,而且历史会越来越证明这场文化革命意义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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