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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中美贸易战的大局早定——基于规模经济和市场保护效应的剖解

2020-03-11 15:07:55  来源: 《福建论坛》   作者:朱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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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中美贸易战的大局早定:基于规模经济和市场保护效应的剖解

  【导读】基于规模经济和市场保护这两大维度,可以更清楚地洞悉中美贸易战的基本结局。一方面,在规模经济方面,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依赖于显著的规模经济,从而依赖于开放的国际市场;与此不同,中国企业的规模经济则相对较小,庞大的国内市场往往能够支持其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在市场保护方面,美国的市场保护主要是国别选择性的,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交换收益,而不是促进本国相关产业或企业的发展;与此不同,中国的市场保护主要是产业或产品选择性的,目的在于促进本国企业或产业的生存和发展,进而通过促进生产力的提升而赢得未来的竞争优势。显然,这两点意味着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必然难以持久。同时,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大维度看,中国也应该且可以对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及其极限施压战略进行有针对性的还击。一方面,在必要性方面,如果不进行还击,中国将不仅失去越来越多的交换价值,而且生产力也无法获得实质性提升。另一方面,在可行性方面,庞大的国内市场、已有的技术进步基础以及技术的高度流动性都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和构建高新技术产业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显然,这两点也启迪中国积极应对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及其派生出的其他冲突。

  一、引言

  如火如荼的中美贸易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军事等各个层面的矛盾和冲突,涉及严峻的社会现实和理论学说。例如,保护主义的政策而言,涉及重商主义基于交换利益的全面保护和历史学派基于生产力提升的局部保护以及发展经济学基于贸易条件的多变保护;就自由贸易的认知而言,涉及基于比较优势深化的合作共赢和基于比较优势转换的收益逆转;就知识产权的保护而言,涉及基于科学特性的开放和基于创新激励的保护以及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国内外差异政策,等等。显然,基于不同为何的目的,我们可以对当下的贸易战进行不同的解读,由此也就引起当下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争论和争鸣。在这纷纷扰扰的争论中,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这场贸易战呢?这就要回到贸易战的根本症结和目的。面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中国是接受其开出的条件还是进行适当还击,根本上就取决于它对中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会带来何种影响。也即,何种策略最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

  实质上,这也就关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比较优势或企业竞争优势究竟是如何决定的?一般地,产业比较优势或企业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这三大要素,将三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对产业比较优势以及企业竞争优势进行分析的基本框架,这也就是国际竞争优势原理。[①]同时,由于生产方式和时空环境的不同,这三大因素在构成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中的比重往往会有所差异;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生产的扩大,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对产业或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所产生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②]显然,基于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这两大视角,我们就可以对时下中美间的国际竞争优势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博弈势力进行深层次的剖析;进而,结合中美两国在市场保护上的特征剖析,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揭示贸易战所衍生的收益效应和发展效应。为此,本章从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保护效应这两大维度对中美贸易战的基本结局做学理性分析和前瞻性判断,进而也就可以从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两方面对中国应对贸易战提出明确而具针对性的策略和政策。

  二、基于规模经济效应的分析

  一般地,行业的规模经济差异具有这样的特性:行业的技术水平越是先进,它对规模经济的依赖性往往也就越强。其基本原因在于,技术研发和应用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成本,这些成本只有在大规模生产中才容易得以有效分摊;否则,产品的价格必然会非常高昂,以致只有少数人才买得起,进而也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就可以明白:(1)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往往规模较小,甚至单干的家庭经济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2)资本密集型的制造品工业往往规模较大,不仅单干已不再可能,而且规模小的企业也越来越难以在开放经济中生存;(3)技术密集型的现代IT产业则往往拥有巨大的规模,它需要依凭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甚至往往也是发源于一个规模较大的经济体。进而,正是基于规模经济差异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做清晰的后果分析:只要应对得当,中国不仅可以化“危”为“机”,甚至还会促成中国相应产业的茁壮成长和相关企业的华丽转变,进而还会带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动。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两方面加以阐述。第一,中国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规模经济不显著的农业和加工工业,相应地,这些产业离开美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照样可以生产和生存;其麻烦只在于,由于市场需求下降而不得不减少生产,进而也导致收入下降。与此不同,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经济几乎都依赖于具有显著规模经济的重工业和IT产业,即使农业也主要依赖规模经济(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相应地,这些产业离开中国这一庞大市场将难以维继,或者因为需求下降而导致价格显著上升,而搬入美国国内进行生产则更会导致生产成本高得离谱。第二,即使像汽车、飞机、高铁、船舶、机床等大型制造业以及华为、腾讯等IT产业而言,中国自身也有足够大国内市场以支撑其发展;进而,如果抓住时机排挤出先入的跨国公司,那么,就更是为国内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此不同,美国企业——无论还是制造业的波音、通用还是IT产业的苹果、高通等——往往都严重地依赖国际市场,甚至生产上也深度地嵌入在国际分工链中;相应地,如果失去中国这一庞大市场,这些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将明显飙升,导致这些企业往往也就只能诉诸出售技术而非出售产品才能生存下去。事实上,随着跨国公司的企业规模、产品价格以及企业利润持续提升之后,连锁锚定效应将使得它的各种成本也变得非常高;相应地,一旦市场需求受到抑制,进而利润出现显著下降,这就会危及它的生存,很多大型企业的倒闭和破产都是源于某些偶然的市场因素。[③]

  为了更清晰地认识这一发展情势,又需要剖析当下的国际市场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既有的国际协议和规章,也源于市场开放的全球化经济这一情势,中国国内市场的一大部分已经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和资本所占据,而这种先入优势已经显著地限制和阻碍了一些领域的本国产业发展和本土企业成长。但面对这一情形,中国也不得不接受,进而只能在维持这种现状下寻找其他发展本国产业和企业的途径;否则,如果中国采取明显违反现有国际规则的措施,就会触犯众怒,不仅失去道德上的支撑,而且会引发世界各国的联合惩罚。更不要说,鉴于中国经济发展带给世界的压力,发达国家正时刻在寻找中国违规的证据并以此为借口来设置障碍以阻止中国加入某些普惠性协议和机构。不过,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却给了中国将这些先占企业排除出去的有利机会和正当理由。事实上,既然美国已经完全不顾既有的国际规则了,中国当然也就可以顺势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将特定产业的一些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排除出中国市场,由此来为这些产业中本土企业的发展和壮大腾出或扩大市场空间;而且,即使中国的报复对其他国家造成了不利影响,但既然是美国“不仁”在先,国际社会的批评声浪也会将矛头主要指向特朗普政府。

  当然,现代制造业和IT产业发展不仅需要市场,更需要技术。显然,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的核心也就在于阻碍中国技术的获取和进步,甚至限制中国企业对既有国际技术的使用和推新。问题是,特朗普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流动性最强的恰恰就是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如何限制?一般地,美国技术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发展和领先,首先就在于拥有大量的高科技人员;进而,美国之所以能够集中如此多的高科技人员,又是源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就此而言,特朗普政府试图打破目前这种国际分工,自然也就会导致高科技人员的流散。对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逐层思考:高科技人员为何会集中到美国?在很大程度上,高科技人员之所以愿意在美国或美企工作,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在于,美国或美国企业能够给予高额薪酬;进而,美国或美企之所以愿意付给他们高额薪酬,又在于他们的研发成果能够迅速转化成产品并销售到全球,从而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由此,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思考:如果美企失去了中国这样的庞大市场,又会是怎样一副情形呢?一方面,由于市场的缩小而规模经济变小,企业的利润必然下降,进而企业也就不会花费如此高薪聘用研发人员;另一方面,由于巨额的研发成本无法通借助大规模的生产而得到即时消化,那么,技术更新和新产品推出的周期必然延长,进而企业也就不愿供养这么多研发人员。也就是说,贸易战持续下去的必然结果是,美国企业对研发人员的需求逐渐减少,进而研发人员的工资也会明显下降。

  为此,我们又可以思考:面对薪酬的下降甚至工作的失去,这些研发人员又会怎么办?理所当然,他们会积极寻找更好的出路。此时,愿意高薪聘用的中国企业就很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合理选择,更不要说,这些科研人员中还有一大批怀抱“祖国情感”的华裔。美国政府总不能再次限制这些人员流动吧?要知道,人员流动是西方社会最为看重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当然,唯利是图的特朗普政府也可能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而不顾所谓的人权和自由,特朗普政府确实也已经采取了非常规措施来限制中国人甚至华裔在美国从事高新技术的学习和研究。问题是,如果听任特朗普政府作为的任意持续,美国还能在多长时间里保持科技繁荣和技术领先这一局面呢?这涉及另一个层次的问题:美国或美企何以能够拥有如此高强的技术水平和创造力?根本上说,这正在于美国是一个相对宽松和自由的移民社会,它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尤其是科技工作者。但是,研发的投入和科技的繁荣又是建立在开放而自由的学术环境之基础上。但试想,特朗普所推出的充满猜忌的政策或禁令又会产生何种后果呢?它刻意地排除这些高智力人士,或者让他们感受不到信任,进而也就缺乏归属感,这最终必然会危害甚至瓦解美国社会的科技和创新基础。[④]

  最后,我们还可以思考贸易战可能带来的最为极端情形:中美贸易完全中断,中美经济脱钩,学术交流和人员流动完全中止;进而,由于美国把持和控制了众多领域的最新技术,中国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就几乎只能(全然)依据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的方式。基于这一预测,一些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就宣称:中国对美国进行还击的结果将重新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那种闭关锁国的状态。显然,这些危言耸听的言论特别容易触动社会大众的神经:一方面,时下中国人正享受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断提升的经济福利;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前30年的贫穷落后生活依然心有余悸。问题是,贸易战的结局果真会如新古典经济学人所渲染的那样悲观吗?显然不会。这有两方面的现实理由:第一,与美国贸易的中断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会与世隔绝或重蹈闭关锁国之路,因为中国依然可以与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进行经济、贸易、文化以及技术等领域的交往,而且,这些领域的交往甚至还会得到进一步扩大,更不要说中国依然拥有广泛的亚非拉市场;第二,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已经完全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期,这包括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制度安排以及人的认知意识等,尤其是,教育的普及以及技术的流动已经为自主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着重就第二点从两方面做一说明,

  一方面,当前中国的技术水平已经获得了全面的提升。事实上,由于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再加上30多年参与国际竞争的竞争,中国已经拥有了生产绝大多数现代产品(如飞机、汽车、电脑、5G等)的能力;甚至在一些重要产业或产品(如中低端电器晶片、手机基带晶片设计)上,中国的技术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往往只是在一、二代之间,也就是几年的差距,因为现代技术往往是1-2年一代。譬如,华为已经拥有5G的关键知识产权(基本专利数量占世界约27%),[⑤]凭此可以低成本地开展5G业务并处于全球领导地位;同时,华为的手机业务也具有最强国际竞争力,不仅拥有最一流的拍照图像处理技术,而且自主研发了麒麟芯片。更不要说,在众多的工业制造业领域,中国技术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已经非常小,中国产品与发达国家之间只是质量或功效上存在细微差距。不过,也正是存在这些稍许差异,就导致了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究其原因,开放市场往往存在赢者通吃的规则:只要企业的生产能力能够达到市场规模,那么,技术最优或价格最低者将会完胜,而非最优者则完败,尽管次优与最优之间的差距可能非常小。但是,贸易战反而给予了中国这样的契机:通过将那些技术领先的外国垄断者排除出去,就使得技术次优的本土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进而借助于保留的市场空间而取得规模经济,由此也就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自主创新之路之所以如此曲折,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运动干预和制约了经济建设和科技研发,乃至有限的技术研发及其成果都得不到保障和应用。但是,当前中国社会无论是上层还是普通大众都转向了以“经济”为中心,都致力于生产制造和经济发展。相应地,排除了政治上的干扰并且凭借已有的技术水平,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像20世纪之初的日本那样实现技术和产业的突进,进而可以构建出更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而这一切又是以庞大的国内市场为基础。就面临特朗普极力绞杀的华为而言,它的一些关键部分目前依然严重依赖“外部供应链”,[⑥]这是特朗普政府有恃无恐的重要依据。即使如此,如果极端情形真的发生了,国内企业也必然会迅速填补这庞大的国内市场,从而会生成出较为完整的国内产业链。譬如,目前备胎的“鸿蒙”手机操作系统就已经着手转正,中芯国际也开始回归中国以帮助华为量产14nm级麒麟芯片,阿里巴巴则也计划近期回归中国资本市场以辅助华为;此外,其他一些原本属于竞争性公司也转向与华为进行合作,而国家也在资源和政策上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为这样的战略型科技企业就不会是一人在战斗,也不会孤木难支。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1)在决定现代国际竞争地位的高科技领域,中国技术接近国际水平的仅仅是某些少数领域,而整体差距还非常大,从而还是应该努力遵循边际技术开放原则;[⑦](2)取得国际水平技术的还只是少数企业,而先进技术在中国产业中还没有得到普及,从而还需要更多的研发投入和市场支持以促进自主创新。与此不同,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技术领先和企业分布都是非常全面。例如,在信息产业上,美国涵盖了芯片、各种应用程序、操作系统、元器件、基站硬件、网络和数据、虚拟化技术、云服务技术、硬件设计和硬件测试等;至于著名企业,则有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苹果(Apple)、甲骨文(Oracle)、高通(Qualcomm)、AMD、德州仪器(TI)、博通(Broadcom)、镁光(Micron)、亚德诺半导体(Analog Devices)、英特尔(Intel)、阿尔特拉(Altera)、赛灵思(Xilinx)、赛普拉斯半导体(Cypress)、英伟达(Nvidia)、IBM、戴尔(Dell)、EMC、思科(Cisco)、惠普(HP)、威睿(VMware)、微软、Linux基金会、Rackspace基金会、Apache基金会、亚马逊(Amazon)、Twitter、Facebook、Instagram、莱迪思(Lattice)、美高森美(Microsemi)、楷登电子科技(Cadence)、新思科技(Synopsys)、明导国际(Mentor Graphics)等。

  即使如此,考虑到中美两国产业对规模经济依赖度的差异,进而考虑到庞大的国内市场、既有的技术基础以及技术的高流动性,我们仍然又足够的理由相信,遭受这场贸易战重创的最终很可能是美国而非中国。尤其是,如果中国政府应对得宜,如在既有国际规则下加快产业的布局和核心领域的投入,这场贸易战很可能会孕育出全球经济的大变局。事实上,即使作为现代IT产业中制高点的芯片而言,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数量最多且属于一流的芯片设计公司,如海思半导体、紫光展讯、大唐半导体、国科微,乃至国产手机、电脑和服务器用的CPU芯片性能基本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尽管芯片制造能力还比较薄弱,但中芯国际、三安光电等正在努力追赶;此外,华达微、新潮科技等在封装测试上以及中微半导体、上海微电子等在设备提供上都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在某种程度上,当前中国已经具有了构建关键零组件和手机操作系统的独自能力,只不过还需要有某种政策将目前分散的各方面能力加以整合,从而将这种能力转化成现实并作进一步完善。既然如此,中国为何迄今还没有实现技术和产业的自主,为何还是迟迟没有构建出独立的IT产业链呢?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受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影响。

  事实上,基于追求交换价值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提供了更好产品的情形下,就盛行开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功利信念,自然也就会轻视对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和发展。但是,贸易战将会促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经济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国家、政治以及文化等联系在一起;相应地,它将促成政府对科技自主的关注,会提升国内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由此也就会加速产业链的建立。当然,“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观念在21世纪之前具有很大的现实合理性,因为当时中国的资本匮乏,而有更重要的基础产业需要发展和建设;但是,目前中国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资本积累,而且基础产业也已相当健全,从而就可以通过集中资源投入和技术攻关的方式在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突破和发展。同时,由于技术自主创新和产业发展成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国内产品的质量可能低于国际水平;但是,只要生产力能够得到持续提升,那么,忍受这一段时间的消费效用或交换价值损失之后,中国高新产业将会取得全面发展。最后,世界经济大变局能否出现,关键还在于,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对这场贸易战的政策和战略是否得法?是否会涌现一批具有雄心且实干的官僚和企业家?在很大程度上,当前中国已经拥有了这些条件,且不说存在一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技术官僚,更在于存在任正非、马云、马化腾等一批极具雄心的企业家。

  三、基于市场保护效应的分析

  毋庸置疑,贸易战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冲击,甚至会改变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和方式,进而会降低中国大众的经济收入和福利水平。但同样,贸易战也会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甚至还会更大幅度地降低美国大众的经济收入和福利水平。究其原因,自由贸易本身就是相互的,贸易剩余为双方所分享,而且强势者所分割的贸易剩余往往更大;进而,无论从低级产品的买方市场还是从高级产品的卖方市场角度上说,美国都是强势者,从而从中美贸易中获取的交换利益也必然更大。为此,我们就需要深入剖析美国在中美贸易中之所以出现巨额而持续的贸易逆差之原因,由此才可以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之策。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中国产品,并不是因为中国非经济力量的“强制”,而是美国基于自身的收益最大化原则的自由选择,从而也必然就符合美国的利益。试问:中国人民通过勤劳而艰苦的劳动以及低廉的报酬向国际市场上提供价廉质优的商品,进而美国按照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自由购买,这又如何能够说成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吃了大亏呢?尽管美国付出了钱,但它是以非常少的钱从中国换取了从其他地方换不到的商品呀!当然,引起美国政府以及激进分子担忧的是:美国人为何会花钱从中国购买如此之多的商品、乃至美国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贸易赤字?根本上,这源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进而,这不仅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支付体系有关,而且也与美国自身的社会文化和相关制度(如信用消费等)有关。试问:这又如何怪罪到中国头上呢!竟然要强迫中国“自愿”采取不利自身的行为!

  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恰恰就不愿从这些维度去寻找真正的深层次的问题症结,不愿改变目前这种以美元交换他国财富以及支付债务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为,这种货币体系有助于美国攫取他国的巨额财富,也有利于继续维持国际政治经济的超级大国地位。同时,特朗普政府也不愿将之归咎于美国大众并劝诫他们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劝诫他们应该多劳动而少消费;因为,这将会触犯那些投票给他的选民,从而会影响连任之路。相反,特朗普政府却试图维持甚至强化目前那种有利于维护其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强制要求其他国家向其输送更多的经济利益,由此来继续维持美国人的高水平物质享受;同时,它又仅仅抓住并扩大贸易顺差这一引人注目的表象,进而将中国当成美国经济衰落和福利享受下降的首要替罪羊,由此试图以“输毒于敌”的方式来缓解国内不断积聚的矛盾。这样,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至少在表面上没有损害美国大众的利益,反而似乎在努力维护他们的应得权利;相应地,特朗普政府也就可以把自己打造成美国大众的“代言人”和利益维护者,由此来实现维持和巩固其权力的目的。

  更为不幸的是,深受新古典自由主义影响的主流经济学人也根本不愿听上述分析和解释,根本不愿从经济、文化、制度乃至政治角度去深入剖析美国社会的病症;相反,他们往往只是看到“钱”最终进入了中国人的口袋这一事实,于是就宣称既有的贸易体系是不公平的,进而鼓噪如何改变目前这种“自由”贸易体系,等等。而且,在这些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看来,不仅要为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进行辩护,而且美国必定会在贸易战中大获全胜,而中国必然会选择妥协和屈服。其基本就理由是,中国的大量贸易顺差就意味着在中美贸易中赚了大便宜;相应地,中美贸易的中断将为中国经济带来不可承受之重,而美国反而可以重振本国产业和经济。果真如此吗?这就需要对美国的市场化保护特征及其衍生的经济效应做进一步的剖析。大体上,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对特朗普主义的鼓吹和对中国政府的责难主要基于如下几点,因而这里也逐层加以解析。

  第一,既然美国通过自由市场交易而可以最大化自身收益,那么,中国为何不能同样通过实行“三零”政策(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和开放市场而提高社会大众的收益呢?这里的关键涉及交换价值与生产力提升之间的替代关系:中国对国内市场的适当保护,尽管可能牺牲暂时的收益或交换价值,却有利于生产力提升而为未来赢得竞争优势。其关键又在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产业还处于持续发展阶段,在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方面还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相应地,只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才能维持这些产业或企业的生存,进而借助庞大的国内市场而得以不断发展和壮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一些产业采取适当的市场保护,从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角度上看是正确的,也符合当前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同时,对本国市场的适当保护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表现,而且也已经成为“二战”后国际社会所形成的共识;究其原因,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使用其资源(包括以技术换市场)进行发展的权利,而且,国际协定(无论是联合国的框架精神还是世贸组织的具体规章)也都允许发展中国家采取适当关税等措施来保护和促进本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如印度的工业品平均关税水平在15%左右。

  第二,既然如此,美国为何就不能通过关税保护来提升自身生产力并增进未来的竞争优势呢?且不是说,这种做法违背了“二战”后国际共同体所规定的发达国家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从而不具有合理性;[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做法严重脱节于美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市场开放特征,从而不具有可行性。为了享受低劳动支出和高工资水平的福利生活,美国社会经济已经高度嵌入到国际分工之中并主要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产品。相应地,尽管美国因大量进口而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贸易赤字,但这些进口产品几乎都是美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从而也就是早已不在美国生产的;尤其是,考虑美国社会的较高劳动成本,美国也并不打算生产这些无利可图的产品,如纺织品以及一大部分轻工业品等。也就是说,美国即使通过高关税阻碍此类产品从中国进口,也必然要转向从其他国家进口,而不会将这些产品转移到美国国内生产;相应地,美国对特定国家(如中国)实施的选择性进口限制和打压,根本上无助于促进美国自身对该产品的投资生产,无助于整体贸易赤字的改善,进而也就无法真正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相反,美国的这种制裁行为往往是损人而不利己的,只是为其他竞争国家或企业做嫁衣。例如,美国限制服装业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的生产只会转到越南等地,而不会转向美国生产;甚至美国目前倾力打压华为,也很难为美国带来实际好处,因为华为5G的主要对手是诺基亚和爱立信而不是美国公司。与美国不同,中国选择性地限制某些产品进口或采取某种市场保护,根本目的在于最终促使本国相关产品的生产和产业的发展;相应地,中国的选择性市场和产业保护,根本上是有利于本国生产制造和经济发展的。

  第三,既然如此,当前美国为何转向市场保护尤其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呢?根本上就在于美国的竞争优势在不断下降以及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这又集中体现在对中国的贸易上;相应地,美国试图依凭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双向贸易中获取更大份额的贸易红利,包括强制对方购买其并不具有价格优势(甚至是不具有性能优势)的产品。由于市场保护的目的及其衍生的经济效应存在如此差异,这也使得中美两国的市场保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美国的关税设置主要是基于地域原则,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设置往往都会因国家和地区而异,由此不仅便于在双边谈判中获得优势,而且往往还渗入针对性很强的政治目的(如美国一直就有区别地实行所谓的普惠制、最惠国条款等);与此不同,中国的关税设置所基于的是产业或产品原则,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设置主要是考虑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这种限制是针对那些能够威胁和制约本国产业发展的所有(发达)国家,而不是专门针对美国或其他特定国家,相反,通常还会基于政治考虑而给予美国特别的优待。在很大程度上,当前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就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考虑:在经济层面上,希望通过迫使中国让步而获取更大交换利益;在政治层面上,希望由此全面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科技发展、文化传播、国防安全乃至政治体制,这是主要方面。

  第四,由此又引发思考:目前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显然有损于中国经济发展,那么,中国要不要进行还击?答案是必须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泽尔腾的连锁店悖论问题:如果中国选择忍让,那么,将会导致一连串的损失,而美国则可以通过重复性要挟而获取持续的巨额收益;相反,如果中国进行还击,那么,即使短期内可能造成较大损害,但更有可能以短暂的剧痛换取长期的合作收益。同时,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中进行极限施压也就是采用了边缘战略:通过不断施加压力而使得冲突逐步升级以迫使对方作出对己有利的退让,但其结果很可能不仅令对方无法承担,而且自己也无法接受。那么,能否避免恶果的出现呢?关键就在于创造并控制发生灾难的风险。这种边缘战略往往又用“懦夫博弈”(Chicken Game)或“勇敢者游戏”(Brave Game)加以描述,其结局往往取决于,哪个博弈方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小以及它是否真正预料到这一点而在恶果没有出现之前选择屈服。在这里,边缘策略的施行者在制造风险以迫使对方让步的同时,必须保证风险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那么,特朗普政府在针对中国的极限施压中能够掌握绝对的优势吗?显然不能。前面已经指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些贸易战往往并不能提升本国在相关领域的国内生产或产业发展,而主要是获取讹诈利益;但是,一旦这种策略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美国从贸易战中就不仅毫无所获而且还会深受其害。除了两国的经济结构因素外,我们还必须清楚特朗普的商人性格:凭借某种方式(主要凭借势力)获得巨额收益后是不会收手的,反而只有在遇到严重挫折后才有可能改变行事作风,才可能寻求真正的互惠合作。这些都表明,当下中国应该做好迎战准备,至少让美国认识到边缘政策失败可能遭受的巨大损失,这是“以战逼和”。

  因此,中美两国进行贸易战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是不同的: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尽管损害了中国利益,却不能增进本国利益;相反,中国对美国企业实行市场保护却有利于本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在未来取得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及其相应的极限施压策略,与其说是为美国产品生产、企业壮大和经济增长注入了积极力量,不如说主要只是为了获取一些短暂的交换利益。事实上,各种调查报告也显示,大多数受访美国企业都认为,范围不断扩大的贸易战使得美国物价不断高涨,而不会导致制造业企业及其就业岗位回流美国。进而,既然这些极限施压策略并不能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夯实基础,那么,就必然难以持久,自然也就容易被对付。尤其是,资本本身就是逐利和竞争的,相应地,美国企业之间也必然无法合作必然是暂时的,竞争和矛盾则是根本性的,这也容就易分化。实际上,鉴于攫取更大国际市场和垄断利润的诉求,一些美国企业以及其他一些跨国公司也试图借特朗普主义的非常规政策而浑水摸鱼,由此来搞垮中国的相关企业和产业;但是,一旦中国开始着手建立“不可靠实体列表”制度——将不遵守市场规则并且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和断供的外企和组织列入列表并进行制裁,这些外企马上也就恢复了与华为等中企的合作,因为它们根本离不开中国的庞大市场。当然,在目前这种连锁店悖论博弈或胆小鬼博弈中,中国能否抵制住特朗普政府的讹诈,关键还取决于耐心和承受力,而这种耐心和承受力恰恰是中国文化传统和现有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势;进而,这种耐心和承受力还体现为全体人民的凝聚力,而这又需要化解内部矛盾以增进社会信任和团结。

  四、结语

  无论是从必要性还是可行性角度,面对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及其极限施压战略,中国社会都应该进行有针对性的必要还击。一方面,在必要性方面,如果不进行还击,特朗普政府必然会得寸进尺。事实上,即使接受了特朗普开出的“三零”政策等方案,其结果无非两种:(1)自此中国向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日本一样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进而面临着远比日本悲惨的“中等收入陷阱”。试问:这是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吗?(2)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并没有明显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以及宏观经济仍然持续失衡。试问:特朗普政府就会接受这种局面吗?退一步讲,即使特朗普政府因得了好处而不来搞事了,难道可以保证后面的政府不会吗?要知道,特朗普已经为后继政府提供了采取极限施压的极佳示范。更不要说,如果不能在最为关键的技术领域占据世界的重要一席,那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就永远会受制于国际强权和霸权,永远不会获得真正的国际尊严和地位,所谓的“中国梦”也就必然是遥遥无期。另一方面,在可行性方面,在进行贸易战还击时,中国也完全有足够的力量和策略将损失降到最小。这也可以从三方面加以说明。(1)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一些重要领域的技术已经获得了巨大进展;相应地,不仅拥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相关技术的研发,而且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为新产品提供需求。(2)在策略上,我们可以且应该努力将美国与欧洲等其他发达国家区别开来,以市场来吸引其他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相应地,这在维持中国社会经济开放的同时,可以加速美国经济的衰落。(3)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并不像表面数据所显示的那样依赖于美国,不是离开美国就无法存活,不是必然会走向经济崩溃,而这种依赖性正是一些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断言中国必然会屈服或者鼓吹中国必须屈服美国的“逻辑”基础。究其原因,从自由贸易角度上说,我们根本无法辨识卖方依赖买方还是买方更依赖卖方,也难以说明哪一方从贸易中的获利更大;相反,如果做深入的剖析,也可以发现,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损失远远不如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渲染的那样大,更不要说美国也会遭受同样甚至更大的经济损失。

  其实,按照现有经济学说以及中国贸易的“统计数字”,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从中美贸易中确实获益颇丰。但是,真实收益并没有“统计数字”尤其是美国给出的“统计数字”所展示的那样大,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说明。第一,这些“统计数字”本身具有很大的水分,至少没有考虑网联网经济中出现的庞大代购和全球购贸易,没有考虑留学、旅游等服务业贸易,也没有考虑美国人在金融和资本市场上获取的转移收益,更不要说存在大量的中间贸易、转口贸易以及美国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例如,商务部6月6日发表的《关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研究报告》就指出,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总额为873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中有903亿美元来自第三地进口零部件,扣除这些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总体贸易逆差额就只有约1536亿美元。[⑨]第二,这些“统计数字”只是体现为一种销售收入,却没有体现中美两国从贸易中获取的收益究竟是多少,反而掩盖了美国从中国所攫取的大量收益或交换价值。究其原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品往往都是高附加值的奢侈品和高级品,从而从等额贸易中获取的收益或交换价值要高得多,而中国往往需要向美国出口数倍价值的商品才可以得到同等的收益或交换价值。既然如此,中国参与贸易所图的又是什么呢?在很大程度上,迄今为止中国所获收益主要体现在就业的增加上,中国以数倍的劳动获取美国少量劳动所得的相近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之间的贸易实质上体现了就业机会和收益或利润之间的交换、分配或分工。但同时,中国所获得的这些劳动就业根本上又是无法转移到美国的。既然如此,特朗普发动这场贸易战又是为何呢?根本上,这是源于商人的逐利行为,试图利用既有力量从其他国家攫取更多的收益或交换价值。

  当然,贸易战对中美两国的利益必然都会造成直接损害,而损害的大小以及相应的忍受力则会影响消费者或社会大众的心理和行为,进而就会显著地影响贸易战的策略选择。问题是,贸易战究竟会对中美两国的哪一方构成更大的损害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就与受贸易战影响的那些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有关。一般地,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大,该产品的需求对新增关税的承担份额也越大。显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必需品和正常产品,而且,中国产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往往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⑩]相应地,如果美国对中国这些产品提高关税,只要中国不让步(包括不对受征税影响的企业提供额外的补贴),那么,这些新增关税的很大部分就必然会由美国进口企业和消费者来承受。事实上,尽管特朗普宣扬他打赢了贸易战,但大量的研究和调查都已经表明,特朗普在2018年向约2830亿美元的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所造成的成本增加几乎都落在了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头上。[⑪]同样,纽约联储银行的研究也指出,从2018年6月到2019年9月期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持续稳定(只下跌约2%,这个跌幅与在全球贸易放缓下与其他国家相似),因而特朗普政府向中国货加征的关税主要由美国公司及消费者支付(每年支付约400亿美元)。[⑫]与此同时,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则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奢侈品和高级产品,而且,其中一部分还是中国政府为了利益平衡而向美国倾斜的专项采购;相应地,如果中国对美国这些产品提高关税,只要遵循市场竞争原则,那么,在其他发达国家相似产品的激烈竞争下,这些新增关税的很大部分同样也会由美国企业来承受。例如,IMF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G.Gopinath)等人的研究也指出,新增关税基本上都是由美国进口商支付,而美国出口商则不得不降低遭受中国反制的那些产品的价格。[⑬]所有这些都表明,面对特朗普政府(以及可能的其他西方强国)所发动的贸易战,中国社会应该基于“有利、有理和有节”原则进行有效应对,进而正确评估和应对由此派生出的经济战、科技战以及更为广泛的学术战、文化战甚至是军事战争。事实上,这些冲突必然会伴随在中国崛起和壮大的整个过程之中,一直会延续到既有欧美列强真正承认中国的平等地位、进而接受强大的中国这一事实为止。

  [①]朱富强:《如何制定市场开放的产业政策:对林毅夫追赶型产业政策的拓展》,《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3期。

  [②] 朱富强:《产业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变: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拓展的战略模式》,《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③] 朱富强:《内生于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收入分配、价格分层与超前消费》,《财经研究》2019年第1期。

  [④]即使底层的非法移民而言,美国政府可以完全清除他们吗?要知道,资本家或企业主之所以能够以支付较低工资的方式获得高额利润,正是因为这些作为产业后备军的非法移民的存在;否则,这些企业主将会将工厂移出美国,由此造成美国产业的进一步空洞化。

  [⑤]《任正非为什么有底气说5G别人两三年都追不上?》,http://www.sohu.com/a/315660339_131976.

  [⑥]例如,华为服务器芯片的主要供应商是英特尔(Intel),手机芯片及调制解调器的主要供应商是高通,网络可编程芯片的主要供应商是赛灵思(Xilinx),用作网络机器的可撤换芯片的主要供应商是博通(Broadcom),“自主创新”芯片的设计软件则来自美国,5G业务赖以传送讯号的镭射装置也由美国企业提供,各大作业系统(OS)建基于ARM的框架授权,Android手机操作系统来自Google。

  [⑦]朱富强:《如何制定市场开放的产业政策:对林毅夫追赶型产业政策的拓展》,《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3期。

  [⑧]“三零”政策只是美国对贸易伙伴进行极限施压的一种手段,目的只是向美国让利,而并不符合当前国际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不平等的现实。

  [⑨]《关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研究报告》,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906/20190602870809.shtml.

  [⑩]例如,婴儿门、儿童加高座椅和便携式游戏围栏生产商Regalo International LLC总裁M.Flannery指出,将生产转移到越南或墨西哥将使得产品报价要比目前中国生产的成本高50%,而且目前也只有中国在生产金属婴儿门。时尚鞋类和服装营销公司Kenneth Cole Productions的首席执行官M.Schneider强调,目前鞋子生产上还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包括印度和越南)能在质量、价格和数量上与中国匹敌。羊绒进口商Quinn Apparel的老板J.Kolloff则表示,生产浅色羊绒的阿拉山羊只产于中国内蒙古地区。

  [⑪]《中美贸易战最新消息2019 特朗普称打赢了贸易战?》,http://www.zhicheng.com/n/20190306/251369.html.

  [⑫]《纽约联储:美国加征关税由美国人买单》,http://news.wenweipo.com/2019/11/26/IN1911260013.htm.

  [⑬]Gopinath G., Calvallo A., Neiman B. & Tang J., 2019. "Tariff Passthrough at the Border", IMF Working Papers 19/23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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