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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主义土壤的疫情温床与庸俗文化反思

2020-02-19 11:46:32  来源: 新古风公共文化创意智库   作者: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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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文化是社会行为的心理密码,也是抵制各种疫情的内在免疫系统。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人畜共患病和新发传染病联合诊断中心主任、著名传染病学专家维尔特·李普金来到武汉了解疫情后,提出建议:请一定要永久关闭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如果不关闭野生动物交易,10年后,可能会有新的疾病暴发!

  这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危害空前。目前全社会都在关注和投入抗疫情战斗。就现阶段而言,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当然是医疗层面的救治和阻断,每个人都期盼尽快结束疫情。

  但是,从长远来看,更应该关注的是今后如何将各类传染病疫情彻底杜绝,或及时控制在萌芽状态。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从医疗防控角度思考是不足够的。特别是经历了03年类似的非典事件之后,为什么这次疫情再度出现并更加肆虐呢?这显然不单纯是医疗预防的问题。需要从整个社会的全民防范角度思考,也就是要从疫情背后的各种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去做深入探源,从而构筑起全民、全社会的心防机制与共识。否则,今后很可能还会再发生更严重的此类疫情事件!

  从根本上来说,一定时期的文化是社会行为心理的密码,也是社会的免疫基因系统,当文化出现问题,社会就会出现危机。

  本文主要从文化角度对疫情的社会基础做透视性分析。

  一、疫情滋生的中国特色消费主义土壤与野味市场

  所谓消费主义,并非是指一定社会物质经济条件下人们维持正常生活或养生保健所需要的正常物质消费。它是指在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大规模社会工业化商品生产以后,为了资本再生产的最大规模化和利益最大化,促使人们摈弃精神需要和自我约束意识,鼓励人们不断追求物质消费最大化、并把奢侈品等消费作为人生的主要价值目标。同时,获取消费的档次也成为自身身价的重要社交指标。

  (一)、武汉野味市场是这次疫情的重要发源地

  从现有资料来看,新型冠状病毒源自违法食用野生动物。尽管在一些具体物种的证据链完整性、可靠性方面还存在争议,但武汉早期大多数病人集中接触过海鲜市场(含野生动物经销)这一点确凿无疑。并且,这一因由,也与03年非典事件起因近似。既然如此,为什么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呢?相关的法规约束机制呢?

  (二)、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政策法规及其局限性

  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侧重于生态保护,对公共安全关注不够。将野生动物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一级和二级,都是不允许吃的,不管是野外抓来的还是驯养繁殖的;第二类为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主要是作为地方重点和具有生态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的动物;而其他的品种经过林业部门审批的捕捉、驯养、经营的许可,以及农业部门的检疫证明都允许合法进入食用市场。还有第三类野生动物,就是前述名单以外的,进入市场和餐馆不需要任何手续。除了法规内容上的疏失,也存在部门间的权力交叉和衔接疏漏。

  在这里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03年非典疫情之后,始终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完善立法和执法规范呢?这就要从日益增长的消费主义中寻找答案,过度消费主义的社会氛围显然稀释了相关法制意识的严肃性。

  (三)、消费主义中国化及其与野味食物链的促生关系

  本来,野生动物的口感并不比蓄养家畜更好,也不见得有特殊营养。也许有些野生动物的器官被用于中药,所以为各种附会的营养联想提供了想象空间,但这并不是其得以进入现代餐饮市场的主要原因。

  那么,消费主义对野生动物非法消费链的形成起到什么样的土壤作用呢?

  消费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中又产生了变异,融入了官商社交的特色内容。在对当权者竞相表达敬意的商业竞争与“诚意”比较中,消费金额与消费环境档次已经不是唯一或唯二的指标,最重要的是要“独有”、超常规。也就是一般人消费不到的物以稀为贵的消费品,才最具有价值。那么,野生动物、特别是严格禁止捕杀的野生动物就最为奇货可居,再加上各种附会出来的“补阳”保健功效,就更加具有吸引力。

  (四)、消费主义对政策法规执行效果的稀释作用

  作为野味消费受请方的政府要员,自然非一般低层级办事员,一般是具有特定领域实权和决定权的中高级官员,对于执法部门也可能存在相互关联的权力融通关系,或者某些与执法有关的人员也涉入其中。这就使得这种官商社交式的“野味儿”消费具有半公开的违法存在地位。即使执法者本人从来没有参与受邀请,但其考虑到其中参与者的普遍性和权威性,也可能对查处办案产生顾虑。与制止一般违法猎杀野生动物的普通居民的情况有所不同。而事实上,武汉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买卖,也基本上是长期为大家知道的。

  疫情源头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就密布着多家公安局等职能部门。据说市场中的野生动物经销就是长期供应某些有背景会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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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经过是次疫情,政府高层会有一个严厉的监管政策,并完善强化司法机制。目前,国内有关专家也正在研讨完善法制的具体方案。但时间长了以后随着人们的逐渐淡忘,是否又会故态复萌呢?

  实行市场经济转型以来的实践证明,仅靠法制难以规范社会行为。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社会公共文化的改良与构建。

  (五)商业庸俗文化对消费主义的共生与促进作用

  消费主义“中国化”的另外一种演变,还在于其与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好面子心理相结合,成为普遍的过度消费主义。无所不在的商业文化,各类商品广告、资本运营的各类影视娱乐作品等,对全民形成耳濡目染的渐进性熏陶。同时,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指导思想,也被一些政府部门和管理者庸俗化为经济发展取代一切,因而在事实上长期丧失主渠道文化的社会行为矫正、化育功能。尤其是一些政府资源垄断部门和机构的圈子文化与腐败垄断,形成在事实上扶持、助推和制造大量庸俗化文化作品。

  二、过度强化的春节为代表的节日民俗文化

  疫情发生前后,有五百万在武汉工作的居民返乡过春节,对疫情的扩散与管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疫情迅速扩散到湖北全省和全国。

  遇到突发危机,一般民众很难自发自觉的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心理习惯行为之间做出理性的取舍,往往是顺从一种行为惯性。平时过分渲染传统节日,尤其是春节,长期以来春节必须回家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即使在非疫情时期,也给整个交通运输带来极大的压力。而这次疫情,现实危害就更是极为显著了。今后对此应该做出反思。假如曾经倡导过的在特定情况下号召民众过一个“革命化”节日的传统还在,是不是会有助于控制这次疫情扩散?

  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公共文化映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很快成为全社会文化舆论的中心内容,显露出形形色色的思想观点和文化映像。

  (一)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心里文化表现

  有关这次疫情中,从武汉政府到湖北省政府,从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到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各级健康卫生委员会在疫情初期以及蔓延之间的相关表现,网上已经有很多帖文讨论的非常详细,其过程和具体内容就不再复述了。仅就其中的典型文化影响,做简要分析。

  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和广大一线医护人员,和某些专家的行为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彰显不同的心理文化内涵。

  在此疫关联度最高的几位院士之间,个人表现和民众观感差距极大。钟南山和李兰娟,以年迈耄耋之龄,在疫情前线力挽危局。一身入疫区,即肯定人传人的真相,并提出建议封城等果断弥补措施。而比他们更早接触疫情、本应更具有岗位职责、也年富力强的院士等人则一方面声称可防可治、人传人不明显,一方面把人传人的结论发表在国外专业高端刊物的论文里。

  他们之间的差距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简单以个人品德来评断,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失之简单化。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钟南山院士与李兰娟院士,都经历过早期医疗卫生行业纯公益化时代,具有那个时代不计个人名利、社会责任与人民福祉第一的本原社会主义文化背景的价值传承,也和那个时代注重社会实践、不唯学历论文的行业评价标准有关,李兰娟院士本身就来自赤脚医生。而后来随着医疗产业化和对个人价值的行业评价标准的演变,发表论文的刊物等级与论文数量几乎成了唯一标准,决定个人名利地位。久而久之,论文挂帅,成了业内部分人士下意识的条件反射与行为冲动,可以概括为“论文名利文化”,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旧观念”形成鲜明对比。

  所以,这就决定了两类院士在疫情危机面前迥然不同的行为特征。当然,这些人是名利场上的竞逐者,不代表广大医务工作者。大部分医务工作者传承了历来杏林职业治病救人的良好操守,在这次疫情危机面前不顾个人安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这次疫情到目前已有超过3000名医务人员被感染新型冠状肺炎。并且这样的优秀医务工作者是大多数,大都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殊死拼搏、默默奉献。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在院士群体中如果很多都象钟南山和李兰娟院士那样胜任,也就不需要由他们这样耄耋之年的老者出征了。

  (二)如此“训诫”现象背后的官僚主义文化

  在危机面前,还是有许多对疫情存在职业敏感性与职业责任心的从医者,如李文亮等人。当然,现在也有人质疑李文亮等并不是第一个发现疫情的人,也仅仅是在微信群亲友圈内做了提醒,并没有依组织程序上报。这种评论不够客观:因为李文亮是一名眼科医生,他对疫情的警醒完全出自从医者的本能意识,是从眼疾患者的相关表象做出的怀疑性判断,并不具有充分的医学诊断证据和实验资料,甚至连具体的怀疑疾病名称还不能确定,当然不可能象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那样第一时间向上级做出正式疫情申报,也不能大张旗鼓向社会做公开宣示。但是,基于医生的敏感,他尽快以自己的方式,向周围的人做出了适度的预警提示,这是应该肯定的。但这些不是讨论的重点。

  值得反思的是李文亮医生的信息,在引起社会相关公权力部门的关注以后,所做的“训诫”处罚。站在做出“训诫”决定者们的角度而言,假如“谣言”来自一般非医疗专业人士,怀疑其造谣惑众或许可以理解;涉嫌者均为医生,并且,所怀疑的萨斯病毒已经发生过,这种情况下暂且存疑,把相关资讯作为来自群众的有益情资线索做进一步调查,不是对各方面、对全社会都有利吗?

  之所以做出蛮横“训诫”的荒唐举措,不能不说是根源于公共文化中早已缺少群众路线思维和责任意识的结果。凡事只相信上级和专家权威,对于来自业内广大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意见尚且不重视,对于社会上一般民众的意见,就更不会放在眼里。

  当然,假如是象许多网文推测的那样,是为了隐瞒疫情,“维护稳定”大局,那就属于渎职的问题了。

  (三)疫情中的文化杂芜

  在疫情发生之后,媒体对疫情的反映也充斥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反映与理念解读。大部分自媒体及其粉丝回归了左右两极对立的解读立场,比较集中的体现在“阴谋论”、“中医价值”等论题上。其中部分比较有专业精神的自媒体,对于疫情反思、挖掘真相,反映现实情况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讯,构成了具有建设性的民间舆论。

  部分公共媒体与公众文化人物的表现则有失风度与应有的责任担当。比如武汉当地的媒体《长江日报》对于来自日本捐赠物资寄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内容,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来做回应,颇失风度,格调晦暗。并且,把当地政府基于疫情控制所做的不得已封城的举措,以纳粹迫害屠杀受害人民的法西斯集中营做隐喻,也暴露出在公共媒体中存在的资质素养与失格问题。

  另一位颇有指标性重要身份的湖北省作协主席对疫情的感性描写是:“最恐慌的是现在” “最恐慌的是现在!”“看到这个视频,我就受不了了……,我的心特别乱。那天以后我的心都是乱的,也没法写作,也读不进书了。”“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是个作家,很多人说你可以写作啊,那怎么可能?”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描写。

  首先,应该承认,这的确是作者置身疫区的真实感受,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置身疫区以外的人,不能感受其中的恐慌氛围。如果是作为一般的文青市民,写出这样的文字是太正常不过了。但如网络上大家评论的那样:作为享受正厅级待遇的省作协主席,他的文字如果是只给自己看的日记,也没有问题;但如果发布出来,就不仅是个人情感的问题,具有社会精神导向的示范效应。作协是中国特有的组织设置,它与一般民间各类协会性质完全不同,它的存在意义就是要组织对于社会公共文化有积极意义的文学精神产品。与疫情发生以来许许多多武汉志愿者相比,该作协主席的文字以及由此反映出来公共文化体制的问题确实值得反思。

  (四)集体主义文化的中流砥柱作用

  当然,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后,尽管出现了种种文化乱象,包括一些人故意不配合防疫的种种极端行为,实际上都是长期以来极端自由主义文化的负面积累效应。对于疫情控制带来了不利影响,扩大了民众痛苦。与此同时,在危机面前,全国一盘棋的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本原的文化依然显示出了主流的社会文化价值,对于后期控制疫情起到了根本作用。从军队到各省市的医疗援助队,迅即支援湖北和武汉疫区。绝大部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表现出了高度敬业与牺牲精神。当然,这主要是依托于现存的公有制医疗机构的存在,但也与原有传统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分不开。否则,就会有临阵托词退却、或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出现。

  四、历史上的公共文化形态与疫情状况

  中国是一个具有社会人文教化传统的国家。每个历史时期居主导地位的主流公共文化不仅对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民众的共存共生起到融合作用,也对于自然界的生存经验积累与传承起到承载作用。对于社会公共安全起到集体预警、控防的心理预防作用。

  (一)我国历史上的疫情简况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主要是儒家文化与中医文化,能够维系中华民族的生存,但综合效果有很大局限,无法克服各类大规模的流行病。特别是到了近现代,局限性十分突出。

  历史上瘟疫情况:

  1232年,河南,不到50 天,死亡9万人。

  1308年,浙江,死亡超过2.6万人。

  1331年,河北,部分地区90%以上人口死亡。

  1358年,山西、河北,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

  1401年,山东,2.8万人死亡;福建,2.5万人死亡。

  1408年,江西、四川、福建,7.8万人死亡。

  1772年,云南,31个县流行鼠疫,25.3万人死亡。

  1853年,河南,超过一万人死亡。

  1856至1900年,云南86县流行鼠疫,死亡人数超过73万人。

  1867至1889年,广西北海等14个县9900死于鼠疫。

  1884至1953年,福建57个县、市71万多人死于鼠疫。

  1887至1919年,内蒙东部52万人死于鼠疫。

  1896至1917、1946至1948年,台湾鼠疫死亡3万多人、2万多人。

  1901年,香港,数月内每周死亡百人,计共死亡1509人。

  1903年4至8月,香港鼠疫,死亡915人。

  1905至1942年,陕西鼠疫,死亡一万多人。

  1910至1911年,东部鼠疫,黑龙江、吉林死亡2万多人;同期,肺炎流行,死亡6万人。

  1910至1913年,中国和印度发生鼠疫,死亡数百万人。

  1917年,内蒙古流行肺鼠疫,波及6个省市,死亡1.46万人。

  1920至1921年,东北第二次鼠疫流行,死亡9300多人。

  1928年,内蒙西部鼠疫流行,波及17个县、市、旗,死亡3039人。

  1929年,8至9月,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发生霍乱,死亡3000人。

  1929至1950年,浙江鼠疫流行,死亡5576人。

  1932年8月7至10日,哈尔滨暴发水灾,霍乱、猩红热、白喉、麻疹流行,死亡人数不详。

  1932至1934年,吉林鼠疫流行,死亡3243人。

  1933年,9月20日,东北两个城市鼠疫,死亡1000多人。

  1933年10月1日,中南地区发生可疑疫病,造成5万人死亡。

  1937年7月,香港霍乱,死亡1100人。

  1938至1949年,云南15个县、市,流行鼠疫,死亡4804人。

  1942年,北平、西康等12省市流行霍乱,死亡2.8万多人。

  1942年至1948年,流行鼠疫,人数未计。

  1945至1948年,吉林再次鼠疫大流行,死亡9181人。

  1946年,11月香港,820人患天花,死亡530人。

  1947至1948年,内蒙古东北部18个县市鼠疫流行,死亡3万多人。

  1949年以前,中国性病泛滥,患者达1000多万人。

  1949至1992年,中国尘肺发病人数激增,至1992年9月达47万人,死亡达20%。

  1952至1953年,辽宁西部疟疾暴发流行,死亡268人。

  1972年,上海市皮炎大流行,患者大概50 多万人。

  (来源:医史文献)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疫病防护

  新中国成立后极为重视防治和根除各种长期流行危害的传染病。在医疗条件远不及当下的基础上,以专家机构防治与广大民众积极预防相结合,形成了高效预防防疫机制,取得良好效果。先后消灭了鼠疫、真性霍乱、血吸虫病、天花四大传染病。其他传染性疾病如霍乱、白喉、回归热、疟疾等也得到有效的防治。传染病的防治取得显著成效,主要是预防为主,专业医疗人员指导和全民动员群防群治相结合取得成功。也与当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服务宗旨密不可分。

  比如对鼠疫的防治:建国初期卫生部在东北、察蒙、浙江、福建、云南等鼠疫流行区设立了防治所,组成鼠疫防治队,开展有效的防治,并进行预防注射。另外开展宣传活动,宣传鼠疫危害及防治知识,发动群众捕鼠,及时上报鼠疫疫情,依靠群众群防群治,取得很大成效。鼠疫在50年代就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再如安徽省东至县是血吸虫病危害严重的地区,制定“积极治疗,全面两管,搞好灭螺”的措施,1958年全县“发动群众投入血防除害运动。

  结语:

  弘扬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倡导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恢复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如果在以往感觉是一种空洞的口号或说教的话,这次的疫情则使之成为国家、社会、全体民众共同安全的文化基础和护身符。

  当然,也应该看到:文化因素对疫情的预防与控制还属于软性的,也是有限的。一个好的公共文化机制即使形成,也不能保证在不同区域的均衡存在,也不能保证和杜绝今后新的疫情一定不会发生。还必须立足于在疫情初期的防治体制的建设,也就是医疗机构的体系性和体制性构建。近几十年来的医疗改革和社会实践,积累了更多需要深入思考和改进完善的内容,需要另立论题分析。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网络,谢谢原作者)

  【作者简介】

  杨林,深圳人文作家。“新古风文化理念”的创意与社会践行者,深圳经济体制改革最早的亲历者和历史见证者之一。曾成功操作万科等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试点。

  近年来潜心于传统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曾参与国家有关千年古县地名文化遗产保护课题研究和认证工作。着力于青少年人文作品创作,曾参与为北京市教委主创《北京市中小学生法律教育宣传手册》,著有《新古风美育诗文集》等作品;五千言《新三字经》为代表作,并被作为社区公益读本进行试点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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