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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等中医黑“废医验药”话术的历史探源

2020-02-18 01:05:00  来源: 作者微博   作者:平民王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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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年底到2003年上半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的患者救治中,中医药发挥了格外重要的作用,不仅连世界卫生组织都认可中医药在控制非典疫情中的突出作用,而且中医药治疗后患者也免除了西药治疗后遗症之苦——肺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废除中医药的舆论风暴紧随其后。

  2005年开始,原本仅限于在海外网站新语丝专注于论文打假的方舟子,突然连续在大陆纸媒《中国青年报》、《北京科技报》上面发表多篇抨击中医文章和专访,宣称中医唯一出路是“废医验药”,即废弃中医的理论体系,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引发一起长达数年的抹黑舆论战,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严重损害了中医药的声誉和士气。

  那么方舟子等中医黑们所谓“废医验药”论调是他们自己的新发明吗?并不是!拨开历史的迷雾,你会发现他们这一套否定中医的话术不过是拾人牙慧,而且拾的还是真·汉奸(汪精卫)和西化人物(余云岫)的牙花子。而在这一脉相承数次废除中医的闹剧背后,都有外国制药大厂资助的背景,并非孤立事件。

  1929年2月,南京汪精卫国民政府举行自国民政府建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被邀与会的卫生委员会的委员共有120余人,几乎是清一色的西医出身,没有一名中医被邀请参会。此次会议一个很重要的议程,就是要通过一项议案――废除中医。

  会前,南京国民政府总理汪精卫更曾发表长篇演讲,极具蛊惑地煽动:“中国卫生行政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医中药,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一新民间的面貌,就是废除汉医汉药(此处属汪精卫造谣,日本并未废除汉医汉药),所以卫生会议要负起全责拟订议案,交由政府执行,才算完成革命大业。”

  汪精卫此时为了与武汉蒋介石分庭抗礼,大力给自己描画“维新革命”的革新派领袖形象,在他“旧弊务黜”的一系列“革命”论调中,就曾多次涉及到“国术”之“贻害国人”的议论。而当时中医被称为“国医”,正是中国传统国术之首,再经过西医团体和西方制药大厂的暗中游说,汪精卫便率先拿中医开刀了。如果按照当前某些人的神逻辑,汪精卫恐怕会被赞誉为民国废除中医的“吹哨人”。

  而这次中央卫生委员大会是在几家外国大药厂的资助下召开的。不难想象,“中医”之存废,在如此诡异的氛围下被拿出来讨论,中医的命运自然岌岌可危。

  汪精卫连襟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褚民谊联合了一批西医,起草了一份题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以下简称《废止旧医案》,把中医称为旧医就是在话术上把中医推向死路)的议案,主要起草人是曾留学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学习西医,毕业后担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并大力主张“废医存药”的余云岫。会议最后一天,因为有了汪精卫的这番言论做后盾,再加上刻意排除中医代表的全西医参会阵容,这项议案很快得以通过。

  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案》具体内容有枝有节、繁细有致、一竿子到底。各种详尽“禁止”之词充盈满篇。人们不难发现,此议案的宗旨就是要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强制的政府行为,使中医这门技艺彻底消亡。

  同时《废止旧医案》附有文件《规定旧医登记原则》,包含三条细则:

  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

  乙.禁止旧医学校。

  丙.取缔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

  文中 “旧医”即中医,这三条细则在医生认证、教育与宣传三个方面完全扼杀中医的前途,不可谓不狠毒。而废医后所谓假惺惺的“存药”,不过是一种过渡话术罢了,因为中医理论和中医执业者都被封杀以后,中药还能单独延续多久呢?

  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将此事公诸于众。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当时,西学东渐,西医向中医的挑战日渐严重,中、西医药界之间的论战日趋激烈,但这种论战仅属于民间争鸣。然而,汪精卫政府却借机推行全盘西化“改革”,违背民意彻底废除中医,注定成为臭名昭著的恶政典型。

中医团体抗议废止旧医案请愿代表

中医团体抗议废止旧医案请愿代表

  此案一出,医界鼎沸,全国震动,立即爆发了中医历史上空前的抗议风潮。全国中医界人士群情激愤,成立国医公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请愿罢市。甚至就连国民政府的多数官员以及冯玉祥等军队将领都力挺中医。面对全国中医界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汪精卫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取消废止中医的提案。

  虽然这次提案最终被取消,但对中医的打击仍是巨大的。余云岫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否定,“废医存药”的话术策略,差不多为当时的舆论界所接受,也成为了后来黑中医者效仿的既定套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余云岫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的一个时期,轻视、歧视、排斥、限制、打击中医的政策和言论不断出现;而另一方面,中医药界人士的集会、请愿、游行、罢市等斗争,也是此起彼伏。

  而到了日伪时期,因推广“汉医”而欲废止“中医”的日本政府曾下令强迫中医“存药废医”,即只保留中医药的有效部分进行提炼,保存中药市场给日本汉医采用,却禁止中医师开设门诊,而由日本的“汉医”取代。此时已经成为汉奸的汪精卫自然指挥伪政府全力推行,心甘情愿地效犬马之劳。昔日的民国反中医的“吹哨人”终于沦落为“听哨狗”。

  新中国成立后,向以消灭“不科学旧医”、实现“医学革命”为己任的余云岫又野心勃勃地散播言论,酝酿再一次的“废除中医”。1950年,新中国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贺诚及副部长王斌,将余云岫邀请来参加会议,并支持他废止中医的《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各项观点。

  这种片面甚至错误对待中医药发展的提案和做法,引起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警惕和批评。1953年,毛泽东在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1954年6月底7月初,毛泽东对中医药工作发表讲话,指出,“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1954年7月,毛泽东在对中药工作的指示中还谈到,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我国极宝贵的遗产,对各省生产药材应加以调查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输,改进推销,对中药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够的,应该进而做药理实验和临床试验,特别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该注意。

  毛主席为了给中医“撑腰”,不惜先后撤掉王斌、贺诚两位卫生部副部长,从而击退了西化派余云岫捶垂死前的最后进攻。并要求西医要学习中医,中西医各取所长结合一起为人民健康服务,彻底改变了中医的困难处境。

  近年,美国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撰文揭开了累次废除中医闹剧的惊人内幕。他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国人Hans Ruesch撰写的文章《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TheTruth about the Rockefeller Drug Empire:The Drug Story),清楚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早在1927年对中医做了些什么。

  张绪通博士说:“《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该文坦白地道出了缘由,洛克菲勒及其家族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名其曰‘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然后打出‘拯救中医中药’的美名,以‘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的幌子,达到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及其市场的目的,完全有他们的战略预谋。”

  在《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文中,作者写道:“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来向他卑微的孩子们传播知识。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四千五百万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垮)中医。”

  “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中医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西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科学价值’。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

  此段论述,就将前面所述南京民国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以及余云岫有关“废止中医案”的背景全盘托出。刘瑞恒曾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而协和医学院本身就是洛克菲勒直接投资创办的。所以,洛克菲勒的“要说服五亿中国人相信西医而把‘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扔进垃圾箱”的资本目标就成为刘瑞恒的职责。他把这种职责从协和医学院带到了南京汪精卫政府卫生部,并勾结余云岫等在1929年以行政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废止中医。

  虽然1929年由于举国上下的反对而让“废止中医案“没有得逞。但是在西药大厂的充沛资金滋润下,新一代的中医黑们又开始在互联网前赴后继地炒作“废医验药”陈词滥调。甚至还能搬上纸媒,得到部分科学界人士的呼应。

  这些我们无法阻止,毕竟趋利忘义是部分人和媒体的信条。但是,我们作为接受医疗服务的普通人要时刻保持清醒。在非典时期,中医药救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疗效好死亡率极低,而且没有大量使用西药激素的严重后遗症——肺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尽管中医黑们再次集结上蹿下跳,但是中医药用无可置疑的强大疗效一遍遍地把中医黑们按在地上摩擦。中央也不断强调各地重视中医药结合治疗、中医药要尽早介入确诊病例治疗。

  毕竟,西药抗病毒药物是靶向针对特定病毒,当一种全新病毒疫情出现时,疫苗和特效药都要至少几个月到一年时间才能投入临床治疗,但疫情怎么可能允许拖延那么久?因此,此时中医药最能够发挥其辨证施治快速临床的独特优势,往往能够起到奇效。这是我们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医疗体系的独特巨大优势。切勿被忽悠瘸了自废武功!

  对中医药的正确态度始终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不断将新的科技手段(并非西医专享)服务于中医药的发展创新。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中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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