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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陀陷阱/效应:从李文亮事件说起

2020-02-09 16:19:03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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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西陀效应”泛指任何人或机构失去公信力后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或做坏事,“塔西陀陷阱”这一衍生概念则源自自塔西陀的名著《塔西陀历史》对罗马帝国暴君尼禄的论断:“一旦皇帝成了老百姓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与坏事就同样会引起老百姓对他的厌恶。”上述效应具体到2020年初与武汉疫情有关的李文亮事件上会否再次得到印证?

  一、如何预防疫苗事件导致塔西陀陷阱摧毁公信力?

  李文亮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后网友“云想衣裳花想容”(用户1276148835)在“虎扑社区”论坛如是说:“塔西陀效应,这是整不好了,高层不想让他活。”

  西方有句俗语:“魔鬼就藏在细节里(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初听上去,有点耸人听闻;但仔细琢磨,西方人的夸张,未必没有道理。有些看似正常的流程,其实隐藏着一个又一个魔鬼。而一个又一个漏洞百出的细节,可能酿成的是灾难,摧毁的是公信力,最后形成一个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比如,人命关天的疫苗,却突然失效了,要知道这是经过层层监管检验的,这关系到孩子们的健康安全,能不让人感到愤怒与恐慌吗?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摧毁的是许多人对某个行业脆弱的信任。在牛粉问题上,我们已有了太沉痛的教训;现在在疫苗上面,我们又看到了类似的阴影。这不由让人想起墨菲定律:墨菲上尉在研究飞行事故中发现: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墨菲定律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第一,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第二所有的事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第三,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第四,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如果大家看过电影《星际穿越》的话,对“墨菲定律”或许并不陌生。这其实说明一个问题:事故肯定存在隐患应也出现过异常现象的苗头,只要一个隐患被堵住、一个征兆被提前发现。但很可惜,本来该万无一失的整个流程,却总是在某个环节失效了。这个世界,我们不该有任何侥幸的心理。

  回到“塔西陀”陷阱。这源自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这位老兄据说经过观察后提出了这个经典理论,当政府失去了公信力,以后无论发表什么言论、做什么样的事情,民众都不大相信。其实,“塔西陀陷阱”并不是西方概念,最早是一个中国人总结的。不管来源如何,这个概念之所以流行,其中的道理,还是很值得反思的。但我总觉得,一个公司一个地方一个政权,之所以能开战工作,刚开始时都不会没有一点信任。但一个又一个瑕疵的细节,却可能慢慢地消减了这种公信力,甚至会出现最后一根稻草。奶粉事件后,国产奶粉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多少妈妈们出于恐惧,一定选择海外代购。这几乎摧毁了整个行业,也让整个国家蒙羞。现在,我们看到了类似的阴影,这真是一个社会的悲哀。略有欣慰的是,这一次主管部门与媒体都第一时间表达了看法。总理两次作了批示,最新的批示是: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他要求国务院要立刻派出调查组彻查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等全流程全链条,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不论涉及到哪些企业、哪些人都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新华社的评论则一连提出了三个问题:回应群众关切,要敢于直面热点难点痛点:问题疫苗具体流向哪里,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找到被接种的孩子并全面检查?对于疫苗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相关部门有没有做好应对措施?长生生物(0.770,0.06, 8.45%)还有哪些疫苗可能存在隐患,背后有无利益输送?这次事件对食药监管理再次敲响警钟,相关部门须一查到底!必须绝不姑息。因为这不是疫苗第一次出问题了,如果不能一查到底,不能挽回民众的信任,最终将是一个灾难。让人担心的是,可能会有一些家长,因为担心疫苗有问题,就不给孩子注射。疫苗对孩子的保护作用,毋庸置疑。用一位朋友的话说,如果放弃疫苗,那一代又一代人公共卫生的努力,真就白费了。但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这种突破道德底线的问题。包括奶粉的问题,包括地沟油、皮革奶、苏丹红等等问题,也包括网络上调侃的不吃自己家韭菜的问题。另外,怎么来有效监管?问题出现后怎么迅速有效应对?怎么让公信力更强,而不是让老百姓对一个行业一个地方都失去信任?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去兰考县时曾说,面对塔西陀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与执政地位。”

  随着新冠肺炎(NCP)疫苗问世,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理应被惩前毖后。

  二、习总书记为什么要强调政府公信力的塔西陀效应?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考察时提出:“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已有专家对此深入考证,“塔西陀陷阱”是中国学者的总结,更重要的是这个已约定俗成的说法高度契合了当下这个时代的权力与权利,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关系,直至要害,一针见血,相信很多人都会“心有戚戚焉”。习近平提醒全党警惕塔西陀陷阱,实际上反映了以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对社会治理、人心向背的重视。

  换句话说,一些突发事件尽管事后很快平息,但随着新的事件发生,公众的旧日记忆往往会被唤起,并呈递进式的持续强化。这也表明,如何妥善处置公共事件,不仅关乎具体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与社会的公平公正,也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是否扎实有效。当此众说纷纭之际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或许更能领会其中的深意。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在兰考提出塔西陀陷阱这个概念?为什么又是面向县委书记这个层面提出来的?很简单,郡县治,天下安。政府公信力的塑造,很多时候是靠基层干部实现的,基层是执政的根基,政令的贯彻、政策的善意等往往是通过基层官员体现的。因此,基层多一些人性关怀,多一些执法弹性与同情理解,自会逐步修复公信力创伤。

  为什么每有公共事件发生,公众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已看到的”?为什么每次官方郑重的信息发布,都会引来诸多质疑?为什么一件看似很简单的突发事件动辄会激起无尽波澜?这其中,民众存在认知局限固然不错,但更大问题在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而不对称的根源则在于不及时公开、选择性公开或干脆不公开,因为长期如此,往往会产生叠加层累效应,老百姓也就会老不信。

  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到现在,当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各种诉求与利益,往往也面临着各种冲突与撕扯。出现问题很正常,各级政府与官员只要秉持公心、真正从关心民生疾苦的思路去做,民众不会不理解、不谅解。何况,历史经验告诉老百姓,几乎任何问题都意味着新的发展契机,关键是要正视这些困难,并想方设法找到根源并解决它。这里边的道理很简单,推己及人可知,自古以来,饭碗问题、孩子问题都是天大的事情,退无可退。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则正向证明了,只要解决好老百姓的饭碗与孩子问题,国家就能长足发展。

  由此可见,避免陷入塔西陀陷阱,首先要进一步明确政府的民本意识,要真正把民众的利益放在心上、体现在治国理政的行动中,多一些良知,多一些体察,多一些人道。此外,时代发展了,以往那种神秘化的治理模式显然已不适应形势了,政府治理也要与时俱进。要知道,治理不是单向的施政,而是双向的沟通、交流、互动,政务信息要做到彻底公开、及时公开,这种公开不是做做样子,而是要扩大公众参与,接受外部监督,回应社会关切。事情办得好不好,并不是自己说好就是好,而是要让公众参与评价。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只要初心不改,时刻把民众、民心、民意放在心上,就一定能避免塔西陀陷阱。

  三、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塔西陀陷阱?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相关数据,2015年全年我国引起舆论热情度较高的公共突发事件约80 起。2010年我国进入“微博元年”,网民给予的高度关注与持续跟进助推了网络舆情的发展。网络媒体特有的交互性、及时性与隐蔽性,网络舆情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日渐明显。媒体在突发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会导致舆论朝向两边倒,有关部门应如何把握舆论方向、正确引导舆论?

  第一,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扰动因素。一是自媒体发展与谣言传播:与传统媒体相比较而言,微博、博客、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形态构建了媒介化发展的新特征,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与表达权达到了充分的满足,但信息的来源良莠不齐,真实性也值得怀疑。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易陷入稳定舆论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的优势被自媒体取代。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的第一条消息就是由微博用户“小宝最爱旻旻”于2015年8月12日23:26 分发布于微博的。二是网络“乌合之众”的影响。由于微博等自媒体具有及时性与论文范文性,使得老百姓很少去鉴别消息的真假而一味的跟随群体传播,将不实信息传播出去。媒体肩负着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搭建沟通桥梁的责任。媒体可以成为谣言扩散与传播的土壤,也可以成为消解谣言的重要力量。某些时候谣言也代表着公众的一种情感诉求,是信息与态度的双重载体。美国学者桑斯坦认为,谣言分为忧患类谣言与心愿类谣言,前者来源于恐惧,后者来源于希望。所以突发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要关注信息背后所隐藏的公众的真实心理诉求,及时做到安抚与维稳。二是把关人缺失与意见领袖崛起。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把关人对于舆论的掌握不再像从前一般胜券在握。网络意见领袖总是能在热点事件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引发相当可观的“转发量”。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一次发布、一次转载,就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导致事件影响力升级放大。网络意见领袖往往是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左右者,其态度与看法直接影响到舆情的发展与态势,也十分易于使网络舆论产生“塔西佗陷阱/效应”等乱象。

  第二,塔西陀陷阱及其形成原因。当前塔西陀陷阱普遍被认为是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而引起老百姓的厌恶。也就是说,塔西陀陷阱所描述的是政府在危机当中所坠入的“陷阱”,这种“陷阱”是一种无论如何都无法取得公众信任的尴尬现象。形成塔西陀陷阱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于政府公信力的缺失。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信息透明化程度不高,一些官员存在贪腐等问题,损害了政府的公众形象与声誉。其次,一些媒体的负面报道或夸大报道容易煽风点火。传媒在预警风险、报告风险、化解风险之外,也有可能放大风险、转嫁风险甚至制造风险。媒体报道产生的暗示与不良的示范效应经过网络的快速传播会造成网络舆论的负面偏向。除此之外,政府辟谣的反作用也很明显。一些地方政府在辟谣时由于缺乏对事件原因的阐释而只是简单一味否定谣言,使公众对于谣言更加确信而丧失了对于政府的信任,对谣言记忆犹新而对新问世的谣言刻舟求剑。

  第三,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塔西陀陷阱?一是要掌握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的主动权。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政府部门就应启动相应的媒介预警机制,迅速前往现场获得第一手消息,迅速发布以解除公众的疑虑;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积极组织新闻发布会,掌握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的主动权;充分利用多种媒体资源与各种形式的传播媒介,发挥媒介融合的优势,在第一时间展开积极有效的信息传播与疏导;利用论文范文信息解读设置议程,积极引导社会舆论,为危机事件的进一步解决创造良好的环境。二是要强化舆情预警系统。突发事件一般分为潜伏期、爆发期、扩散蔓延期与衰弱消退期四个阶段。政府部门应把握信息传播的规律与机制,在事件发生之前建立全方位的舆情监测系统与预警机制,在事件发生之时密切监视网络舆情的波动与公众的信息诉求,关注网民讨论的议题变化,并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向外界迅速、透明、及时地公开相关信息。三是要信息发布紧贴群众需求。上海金山居民抵制“PX”事件中“金山表哥”的“成名”将政府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事件论文范文之后当地政府立刻通过政务微博积极辟谣,并且发布了《告市民书》、开展调查“金山表哥”等,平息了次生舆情,也化解了主体矛盾舆情,当地政府用积极、从容、负责任的态度赢得了公众的理解与信任。政府部门应实时监测网民的评论态度,根据公众的诉求设置议程,及时发布公众最想知道的事实真相,正视网络舆论对政府部门的倒逼作用。四是要化解刻板印象。政府部门在面对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时容易陷入塔西陀陷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官员或新闻发言人易给公众留下“刻板印象”,即推责、呆板、不积极回应。所以地方政府官员应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避免使用重复无意义的官话套话,充分体恤民情了解民意,不卑不亢地向公众传达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决心,最大限度地缓解公众面对突发事件的恐惧心理。而新闻发言人在面对网络舆情时,不仅要继承传统新闻发言人的权威性,更要努力提升自身的新媒体素养。五是要培养互联网意见领袖。当前微博平台上,政务微博是一个重要的论文范文信息发布平台。而政务微博在日常运营时不应仅仅是论文范文信息的“布告栏”,更应组建一个专业、高效的工作团队,运用平实、通俗的语言与网民积极互动。此外,也要注重与网络意见领袖的关系维护以及政府“大V”的培养,协调与既有网络意见领袖的关系,使他们能配合政府积极回应公众的信息诉求,从而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政府公信力的构建并非一朝一夕,有关部门应珍惜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积极转变观念,及时调整媒介预警策略,积极回应网民的诉求,防止突发事件由于网络舆情陷入塔西陀陷阱而恶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缓解舆情危机。

  四、对塔西陀陷阱现象的深度剖析与对策建议

  塔西陀陷阱这个被炒作的政治学名词正在逐渐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引起公众对政府、专家、主流媒体产生一种偏执的共识:政府表态,不信;专家解释,不信;媒体报道,还是不信。政府、专家及媒体等公信力受损,导致社会信任度不断降低,在一系列热点事件面前,老百姓成了“老不信”。另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在公共信息的供给上“做得不够好、应对不恰当”,部分专家受利益驱使丧失了公正立场,同样影响了公信力。郭美美炫富导致“红十字会”信任危机,使慈善机构募捐额剧降,出现历史性拐点。2012年7月,23个省份公布2011年平均工资排行,引发舆论“被平均”、“拖后腿”等自嘲。《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2》显示,目前中国家庭平均住房面积为116.4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36.0平方米,很多人表示难以置信,不少人惊呼“又被平均了”,有人无奈自嘲“对不住全国人民,我又拖后腿了”。官员微博邀农民工吃饭,被网友质疑为“作秀”,专家被称为“砖家”,这一系列的“老不信”、“总往坏处想”的现象正影响着我国社会的舆论生态。网络舆论生态是我过舆论生态的一个侧面反映,是我国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曾有人这样形容我国微博与网络舆论生态现象:“听一半,理解四分之一,零思考,双倍反映”,塔西陀陷阱正逐渐陷入这种舆论怪圈,而网络新闻的“标题党”与微博的“碎片化”正加速推进这种舆论怪圈的形成。分析塔西陀陷阱现象纷繁种种之后根据主体的不同则可大致分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怀疑政府。对官方不信任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官方数字不信任,认为数据造假。二是对政策不信任,认为政策的受益者是政府。三是对行政行为不信任。四是认为政府滥用权力。近年来,政府在经济、民生方面出台各项政策,总是会引来公众的质疑,公众将政府树立在对立面,政府的一切行为被打上问号。第二类是怀疑专家。对专家的不信任主要表现在对专家的解释、辟谣不信任。在公众质疑中,专家被称为“砖家”,专家被认为听命与政府,“拿政府的钱替政府说话”,丧失了公正性,因此专家的言论也不可信。“空心胶囊”铬超标引发社会恐慌,专家出来“辟谣”却招来公众的愤怒与对专家的集体不信任外,于化解恐慌根本无济于事。第三类是怀疑主流媒体。“主流媒体的话一般要倒过来看”,给主流媒体造成一定信任危机,老百姓偏执的认为主流 媒体的信息一定是准确无误的,所以当他们发现主流媒体有时候也会出现错误的信息时便失去了判断力,转而现象那些根本没有任何公信力的小道消息。主流媒体失信于民的另一个原因是“服务于政府”,这一身份也削弱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塔西陀陷阱现象是我国当前社会公信度面临的困境的侧面反映,其特点有:一是归责惯性。民众认为政府是万能的,当公众利益受到损害时,都惯性的归因于政府,认为这一切后果的都是政府的不作为造成的。二是意见集合性。“老不信”现象不是个别人、少数人的意见,而是相当多的社会成员的意见集合,并且这种集合在不断扩大,扩大到一种共识大于共识的对立面。三是弱势群体集群。弱势群体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周围人的同情,周围的同情被其吸引过去后再将其同化,使弱势群体逐渐增大。现代社会逐渐以群体的聚合为特征,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与低智商。四是刻板成见。心理学上的“近因效应”对老百姓对政府的刻板成见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旦老百姓对特定事物持有的最近印象的好坏在一定时期内简单固定化为简单的观念,就会直接影响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与情感倾向。

  越来越多的公众对政府(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或日常工作都容易产生越来越多的不安、怀疑与指责,老百姓普遍把屡屡出现的食品安全、医疗药品安全、交通安全等问题,因无良商家与逐利者以及市场某些无序环节造成的种种“乱象”,都惯性地归因于政府,使社会公信力滑入塔西陀陷阱。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公信力的下降。从政府角度讲,我国政府普遍具有封建传统的强权意识,认为手中的权力至高无上,无视法律与道德的约束,且喜欢用手中的权力公权谋私利。这样类似的事件在我国屡见不鲜,且频频曝光在公众眼下,所以让公众产生了刻板效应。政府做什么,公众就不信什么,任何事件只要涉及政府就觉得获利方肯定是政府。这种“老不信”现象给我国政府带来的冲击与挑战,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与调整,利益主体多样化与价值取向多样化日益凸显,社会矛盾逐渐显现,转型导致的资源不配不当、利益分配不均,没有得到转型期好处的人,出现了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仇官”、“仇富”。另一方面,屡屡曝光的官员贪腐行为或官商勾结,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钱交易,涉及资金额度巨大,这无疑不刺痛公众的敏感神经,所以,有相似经历跟感受的人迅速达成共识,尤其是在互联网上,很快就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政府对民众的利益诉求不作为或傲慢的态度或处理不当,是使政府陷入塔西陀陷阱的内部原因,而怀有不良目的者借助网络煽动群众不满情绪试图将群众与政府的矛盾扩大化,这是导致塔西陀陷阱的外部原因。

  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使政府极易陷入塔西陀陷阱,要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抓住要点,从多方面重塑政府公信力,营造官民和谐、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首先要从打造透明清廉的政府上下功夫,政务公开、权力运用透明是政府成就公信力的要则。近年来我国已从国家层面出台政务公开以及反腐等多项要求与举措,一些政府部门也陆续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预算投资等政务信息。随着政务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政府部门的财政机制、职责机制正在完善。

  五、诚实是规避塔西陀陷阱以恢复政府公信力的第一前提

  面对舆情突发事件导致的塔西佗陷阱,诚实是有关部门公关的第一前提。

  第一,社会诚信退至“贫困线”边缘,塔西陀陷阱是不诚信的必然。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意味深长:一是部分政府机关回应“先否后认”“疑惑重重”等现象频发,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社会公众质疑不断加深。近年来,“官方回应与事实存有疑问,遇到事情否认成习惯”的事件也时常发生,不诚实的表现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其公信力也受到损害,使政府陷入了“不说被质疑、说了没人信”的尴尬境地,当遇到舆情突发时间后官方的诚实回应才是被原谅的前提。但先后否认,质疑重重的不诚实使政府舆论危机叠加,政府形象与公信力被损害。如:2013年5月“郑州夜店打字幕欢迎项城田局长”事件,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作出“该事件是一场恶作剧亦或是酒吧在炒作”的官方回应,但最终调查结果证实为工商局副局长,并做出了相应的处罚。二是部分政府为官不为,懒政怠政、以权压法的现象,严重影响政府诚信形象。近年来,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懒政怠政、消极腐败等原因,政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现象频繁发生,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不作为使得政府诚信形象大打折扣,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加剧,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诚信作为也大打折扣。比如,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政府在享受旅游红利的同时对违法现象治理不利,哈尔滨“天价鱼”、青岛“天价虾”、牡丹江“雪乡宰客”、云南“女游客被打毁容”、海南“三亚宰客”等事件,政府没有尽到应尽责任,就是政府诚信缺失的体现。三是诚信不仅是衡量个人品德的重要标尺,也是关系企业或组织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从三鹿奶粉、劣质食品生产、黑心作坊,直到近期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等等企业失信行为不仅影响自身发展,还会给整个行业带来不良影响,严重损害了社会诚信体系。如:前不久华帝发布海报称,只要在2019年6月1日至30日期间购买其指定产品“夺冠套餐”并付款成功,即可享受“法国队夺冠,华帝退全款”活动。然而,等到法国队真夺冠了,华帝的承诺却变成:天猫上买的,退天猫超市卡!京东上买的,退京东E卡!……四是诚信失信加剧“破窗效应”,不利于我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破窗现象”是指当在一个诚实守信的团体中,当一个人破坏了诚信守则,在某种程度上将引发连锁性的反应,造成一个群体的失信。诚信是破窗效应的体现,破窗效应的产生不利社会的治理,加剧了政府及各级主体的治理成本,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优秀传统美德的弘扬,阻碍了我国诚信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第二,提升社会诚信,多元主体贡献力量,共筑社会诚信体系。

  一是多渠道多形式培育良好的诚实文化 ,营造全社会诚信氛围,塑造现代公民诚实意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社会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中存在着“不诚信”。因此,加大社会群体的诚实守信的诚信文化宣,树立诚信意识,构建诚实守信文化氛围至关重要。首先,加强拓展诚信价值观与文化的宣传渠道与方式,通过多样化的宣传途径与方式,诚实守信从娃娃抓起,重视诚信品质的课堂教育。其次,应把弘扬主旋律、倡树正能量、传播好声音作为宣传工作尤其是新闻报道工作的重点抓好抓实,始终坚持正面引导,弘扬诚信文化。通过典范事例、典型故事宣讲,使人民群众与典型之间达成思想上的共识、形成感情上的共鸣,充分看到学习诚信典型的价值意义所在,逐步形成诚信的社会风尚。二是政府坚持“诚实”为首要原则,成立专案调查小组,切实对事件展开广泛调查,对违背工作原则行为追加惩罚,诚实应对以提升政府公信力。诚实是被原谅的前提,只有真正的依据事实开展事件处理,不包庇,不作假,才能切实提升政府危机的应对能力。首先,政府要以“诚实守信”为首要原则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依据事实应对危机,做到不偏不倚的公正执法。其次,加强政府对危机涉案事件的调查小组执行能力的提升,通过专案调查小组,依据事实开展调查,及时作出公正回应。最后,完善惩戒机制,一旦事件发生后对违背工作理念者依据制度严厉处罚,并将相关处置结果一并公布于社会公众,提升政府危机处置能力与公信力。三是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将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实现权力行使规范化、法制化,公正化,提升政府公公信力。首先,进一步完善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制度建设的时效性、针对性、为社会诚信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其次,完善政府政务公开制度,提升工作可视化程度,政务公开不仅体现了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充分尊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从制度层面加以规范、约束与监督,确保把政务公开公开,政务公开情况作为政绩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监督考核一项重要方面,既要在政府内部考查考评,也要定期邀请新闻媒体与人民群众监督考查、评估监督,从而确保各级政府部门政务公开的质量效益。最后,继续加大电子政务建设的力度,建立服务型政府。四是建设诚信政府,广大干部要提升为民服务理念,诚实、秉承公开透明工作作风,以诚实诚信促公信。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核心,更是社会诚信的重要支撑力量,只有坚持诚实守信的根本原则,务实工作作风才能做到取信于民,加强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亲密度,更好的服务于民,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切实提升广大公职人员诚实守信理念、求真务实作风、真正做到为民所想,解民所忧。完善基层服务制度的建设,切实开展走基层、察民情。除此之外要加强政务,真正实现“推开窗户说亮话”,做到以诚实为前提提升政务能力。政府这个角色具有特殊性,政府时时刻刻都在公众的关注之下。因此,政府如果犯错,掩盖往往会错上加错,对于政府公信力来说也是雪上加霜。只有勇敢承认错误并承担相应责任才能有效回复政府公信力。

  六、面对改革进程中的“塔西陀”效应要风物长宜放眼量

  在后真相时代时代,政府对舆论热点的处理稍有不慎或日常工作中出现疏漏都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2012年昆明城市道路景观改造工程建设在“仇和风暴”中如火如荼,加上正值大中小学校开学,原本就拥堵的城市更堵了。很多网友在论坛上吐槽,各种争议的声音不断。白岩松曾说:不平静,就不会幸福!

  纵观整个事件,虽然政府在工程建设之初,就通过电视等媒体广泛宣传,但在建设施工过程中难免出现的一些诸如扰民,挡板坍塌、扬尘等等情形,由于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所以便把道路“拥堵”的气全撒在“景观改造”上面,认为政府干事情是“一厢情愿”,质疑此项工程没有听证与咨询,信息不公开,不透明。《都市时报》则开辟了“一座城市的修行”专版,把舆论推向了高潮,有网友认为媒体是在为政府“粉饰太平”。新闻有副市长在接访日表示了歉意,并就施工做了新的部署与要求,但网络舆论任然势头不减。尤其当“左丘失明”等知名网友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大众的眼球都聚焦在政府的回应上。

  本次网络舆情反映出了很多市民对政府决策的关注,而更加提醒我们的各级政府与领导干部,在决策时更加注重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则显得尤为重要,增强与网民的互动,把大家的情绪表达集中到政府的决策层面上来,有利于疏导民众不理智情绪,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换取民众的支持与理解。而我们的媒体与刊物则是有效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载体,只要你做到理性公正,相信网民在思考对比学习后不会拍砖说你又“五毛”了。

  这类问题也表明,就是大家求变求新的改变力量。很多人,在昆明生活了大半辈子,很少长时间外出,习惯了这座城市的安然。加上近四十年城市的扩张与建设,大家觉得再怎么建设都没有解决好,处理好那些历史“积重难返”的遗留问题,因此在情绪上出现了一种“超然”的、宁愿“安于现状”的舒适感。所以面对新的建设与改变,思维上,习惯上受到现实社会意识的“惯性”影响,于是觉得反正你政府规划没搞好,今天修路明天挖路,完全是“折腾”。总之正如一句网络“名言”所言:通往成功的道路都在施工中。于是出现了塔西陀陷阱所描述的现象,不管你政府做什么,大家都觉得你是错的,你出发点都有“问题”:比如重复建设呀、捞钱呀、扩大内需呀等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浮躁“病态”心理,但却又实实在在的影响着国人的思维习惯,这是宏观大环境的问题,没有办法扭转。但这对于政府在重大的科学决策时不得不更加要考虑、征询民情民意,更好的吸引进大众的“思维”、民间元素,更加“集思广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在公众决策时换得民众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决策实施过程中,政府要进一步强化督查落实,尽量减少负面事故的发生,最后通过强有力的结果来回应网民的“质疑”。当最终的结果让大家觉得满意了,觉得之前的质疑过于“操之过急”了,以后网民就会更理性,政府也会在将来的决策实施中更成熟与稳健。

  就像某地级市在20世纪90年代修城市大道,100米宽双向四车道,当时民众不理解,反对声音很大,市委书记顶着压力实施了,现在“回头看”,100米也不宽了,但大家反而觉得这位领导很有前瞻性。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大家因看问题的视野、所处的角度差异,加上所拥有的信息量不同,就会对同一事物做出不同的评判。举这个案例,就是说时间与结果才是检验决策正确与否的最终标准。每一个重大决策都会或大或小的影响着历史。而“回头看”则检验着每一个历史中的个体。因此,引导民众“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心态十分重要。

  “仇和风暴”毕竟不可持续,仇和本人的锒铛入狱对有关部门的决策者当有启示。社会管理创新要充分与网络时代的传播特性相结合找好平衡点与结合点,政府要学会在网民“杂音”中执政,在网民众目睽睽的“随手拍”、“微博”、“坛子”、“帖子”里工作,既不能视若罔闻,更不能因噎废食。把握“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还有必要站到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高度上。

  七、以“融合舆论场”规避塔西陀陷阱

  中国政府不必对舆论场上的“塔西佗陷阱”谈虎色变,但更有必要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处置已有的问题不宜拖延,面对新问题更须下大气力解决。

  第一,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构建拥有强大实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是规避塔西陀陷阱的必经之道。党的新闻媒体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资源与手段,在互联网重构媒体格局与舆论生态的背景下,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主流媒体权威性、专业性虽然不容置疑,但其公信力正面临严峻挑战,塔西陀陷阱的出现成为大概率事件。

  第二,推动主流媒体与全行业大融合,树立大宣传工作理念,在万物皆媒中连接大众、服务大众进而影响大众,是规避塔西陀陷阱的制胜之道。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的“大宣传”理念,是主流媒体与全行业融合的理论依据。党政公信力是党媒公信力的基石,没有党委与政府的公信力就不可能有党媒的公信力,党媒的读者群就会萎缩。  一是以大融合满足用户群化带来的个性化需求,二是以大融合借力平台化重回社会运转中枢地位,三是以大融合带动大经营构建媒体融合生态圈。

  第三,推动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的融通,营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融合舆论场”,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建设命运共同体,是规避塔西陀陷阱的终极之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要领导一切,以大融合的理念与智慧构建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与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党与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与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牢牢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要承担起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与使命: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一是强调人民是“融合舆论场”的主体,二是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习总书记曾强调,“人心向背、力量对比决定事业成败”,必须“着眼于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就要坚持把形成最大公约数与画出最大的同心圆统一起来。心的最大公约数是对民心的整合,民心的最大同心圆是对民心的引导。在不同舆论观点的博弈与交锋中,主流媒体应力促它们向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为百姓谋福祉的方向一致。一是创新传播理念手段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二是积极搭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平台,三是不回避热点问题与敏感议题而主动出击化危为机。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以“融合舆论场”规避塔西陀陷阱,是每一位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向新时代交出的一份合格答卷,也是为一个“世界之问”提供知行合一的中国答案。

  八、小结:浙江应对疫情的率先垂范作用

  湖北处在此轮肺炎疫情的漩涡中心,但全国第一个发动公共一级响应的地区却是浙江。2020年1月23日党中央正式文件下达,浙江随机做了两件事:一、24小时排查。逢车必查,逢人必测,逢鄂必登记!码头、客运站、地铁、高铁,全面消毒。高速公路收费站,24小时防疫检查。二、严格隔离到户。城市,每户一张出入卡。乡下,每人一张通行证。限制出行次数、时长。这个响应,比湖北还早1天。在全国陆续开启响应之时,浙江已完成抗疫的基本准备工作。

  疫情蔓延后湖北政府疲于奔命,浙江政府则再次走到前面,开始考虑经济损失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商场关门,复工推迟,普通人生活被连底抽掉。对普通人而言,手停口停。于是,浙江政府做了第二件事:平稳经济。《浙江支持小微企业渡过难关17条政策》下达,提及企业税收延期缴纳,若疫情损失严重,税收可申请减免,对房租、水电下调或减免,返还失业保险,你的风险,政府来背。你的损失,政府来赔!众所周知,浙江是世界超市,义乌,更是中国制造中心。机器停转,全国物资将无法供给。随后,浙江给所有打工者吃了颗定心丸。只要返工,吃住费用政府承担,并提供4万张床位给返工人员隔离使用。考虑到这一步的,放眼全国,浙江是头一个。疫情是面镜子,照出了浙江的敬畏之心。

  由于疫情恶化,湖北医疗物资紧缺。而另一边,浙江明明拥有最强的物资生产能力。浙商会长邓惠燕几乎买空莫斯科的库存,将244箱医护物资运回国内。浙商赵普洲在柬埔寨买下家工厂,生产口罩。有个浙商单枪匹马从香港奔赴温州,18小时送2万个口罩给温州。此时,民间力量补足政府力量,可解燃眉之急。大局面前,懂得示弱,直面问题,而非逞强称能,让事态越来越严重。

  同样的差距,也发生在地方红会。这次,湖北红会沸沸扬扬,全国人民捐赠物资,协和医生频频求助。杭州红会则每天于《杭州日报》第四版公示,从捐款资金,到物品数量。线上更是实时更新,捐完刷新,结果立现。善款账目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当地人放心,甚至兴起“捐1块钱到红会留名”的全民行为。至于物资发放,B站@俊平大魔王 报名志愿者,拍摄杭州实地情况。红会仓库小,接收货量大,必须保证当天货当天运出。提交物资调拨单后,几分钟就可收到送往医院的指令。危机关头,坦诚是最重要的品质。是与疫情斗争的唯一方式。前人说,知己知彼方百战不殆。若己都不识,如何应战?疫情爆发前,当杜渐防萌。疫情爆发后,当开诚布公。浙江政府事事主动,湖北政府是否喟然?

  针对此次疫情,浙江省长袁家军下令,严查武汉来浙人员时,他们没有启动居委会上报街道,街道上报卫健委的冗余程序。而是联合阿里巴巴,1天搭建出“疫情信息采集系统”。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就能查疫情、报线索。

  浙江还是全国省级疾控中心里首个成功分离毒株的实验室,这不是科研人员偶然的运气,而是阿里出资1000亿建立的阿里AI达摩院,给浙江疾控中心助力。算法专家顾斐在实验室加班加点。这里看似只有他一个,其实身后几十人的团队都在默默支援。技术抗疫,是浙江政府开辟的新道路。而那个杀手锏叫——数字化。为什么浙江数字化如此强?一、起步早。当年,阿里依托小商品发家,带来互联网模式。2003年政府看到利好,提出建设数字浙江:“这是一场长期、持久地自我革命”。二、决心强。决定走数字化这条路后,目标一个接一个定。从“最多跑一次”到“三服务”政策。官僚体系中,签字和盖章代表权力传递,是极其特殊的仪式,但2004年,浙江政府力排众议,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迈出政务信息化的第一步。被广为称赞的“最多跑一次”背后,也是政府各部门数据透明,数据共享的勇气。浙江为官,在乎传承,不争朝夕,细水长流。早在15年前,他们就开启了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15年后,这句话还在做,只不过从线下,搬到了线上。而更大的利好,将在这次疫情和未来展现出来,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归根结底道理就一条:治国安邦,当以人为本,以民为先。再进一步:把人当人看。浙江政府最早响应,最严管控。发布会上,遇事不怕,直言不讳。起初,浙江确诊人数仅次湖北,温州排在浙江第一。为此,白岩松在《新闻1+1》连线问其原因。市长全程脱稿,对答如流:我们在武汉和湖北的温商约18万人。春节前约2万人返回,除夕更多。省制造业中湖北员工约33万人。这些新温州人在接下来将造成更大压力。浙商满天下,流动性强。浙江制造业发达,未来挑战严峻。例证清晰,条路顺畅,困惑迎刃而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官员?是敢拿着表格,对人民群众如实通报情况的杭州副市长。是引进100万只口罩,承诺免费给大家发的宁波副市长。这叫心系人民。这叫对个体的尊重。真正为民的人会懂得,什么叫哀民生之多艰。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李文亮事件还将被热炒,塔西佗效应不可能终结。“水能载舟”,推着浙江政府走向更好的未来;“水能覆舟”,让湖北政府丑态毕露不留余地。愿为民者能真心忧百姓之忧,无愧于“父母官”该有的良心与仰仗一方水土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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