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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来意:国有事,可问谁

2020-02-01 11:11:08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耿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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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荣桓同志逝世后,毛主席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了一首悼念诗:《七律·吊罗桓同志》,其中有诗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每逢国有大事,理想的情况是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理想的结果当然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了。然而,要取得这样理想的结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毛主席才会发出“国有疑难可问谁”这样的感慨。

  就说这个春节吧,疫情突发,这是个很不幸的事情,于国家来说,算是国有事啦,正是需要大家共赴国难的时候,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哄抬物价的事情就出来了,大白菜卖到16块钱一斤,胡萝卜卖到9块钱一斤,芹菜卖到17块钱,口罩卖到100多块钱一个,因为专家说口罩对防肺炎病毒有一定效果,于是全民戴口罩,造成一罩难求,我到药店买药,不少询问买口罩的,根本就没有货,于是一些人趁机囤积,谋取暴利,新华社就报道了南昌一个大药房囤积口罩等疫情防控用品,哄抬物价,结果被罚款300万元,我们这里也有知名的大超市趁机抬高白菜、黄瓜、西红柿等民生商品价格的,被媒体爆光后向社会道了谦,对哄抬物价的一批人做了内部罚款处理。哄抬物价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个事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仿佛疫情变成了商机,成了赚钱的机会。涨价就涨价吧,无非老百姓多付出点银子,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造假,大量的造假,尤其是口罩,假冒名牌的,没有任何防尘、空气净化等生产条件而生产三无产品的,几万、几十万地流向市场,流向疫区,这不就是图财害命嘛,人家不戴口罩说不定没事,戴上这样的口罩,说不定就有事了。

  这让人想起了抗美援朝时期的一些事。1951年4 月 26 日毛主席在批阅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李六如报送的关于中央军委订制二百万件军用雨衣被奸商诈骗、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简报时,做出批示:“必须严格处理,教育干部。” 这二百万件雨衣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1950年11月25日,华北军区后勤军需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需需要,向时任天津橡胶工业同业公会会员代表人乔铭勋订购200万件雨衣,而乔铭勋提高成本、扣留货款非法投机造成无法正常交付货物并出现大量次品,贻误军需,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1951年12月10日,天津市人民法院以犯诈欺罪判处乔有期徒刑三年。当时抗美援朝是第一等的大事情,乔为了一己之私,却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别说毛主席多生气了。这起雨衣案件是共和国建立后审理的第一起不法资本家的案件。从1951年底开始,我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便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在“三反”过程中,又发现许多贪污背后都与私营工商业者有着一定关系,于是又开展了“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发生在天津的这件事情对毛主席触动一定很大,1952年1 月 5 日,他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的批语中,还特别强调“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有人说这件事“开启了‘五反’运动的先河”,应不为过。

  乔铭勋案并不是绝无仅有,有在承制供志愿军用的罐头中以少报多、以病死牛肉充好牛肉的;有用烂棉花为志愿军制做急救包的;有用霉变大米供给志愿军的;有往供给志愿军的腌菜里添沙子的;有给志愿军制作的鞋子偷工减料,一穿就破的;有用汽油桶铁板为志愿军做铁锹的,志愿军在挖工事时候,一碰就弯……总之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更有那坏了良心的,象上海大康药房总经理王康年,对于志愿军订购的氯霉素、消发灭定粉等6种前线急需药品,竟然将前线用不着的玻璃片、冷热水袋以及已经生锈的医疗器械、带菌烂棉花、旧纱布所制作的“急救包”发往前线应付,导致数以千计的志愿军因为得不到有效治疗最终要么变为残废,要么含恨殒命。1952年2月17日,《吉林日报》报道了王康年“罪恶行径”,许多老百姓纷纷给报社写信,表示决不能让这种为了个人利益的奸商继续存在。后来王康年被人民政府枪毙了,现在一些人说毛主席喜欢搞运动啊,搞“三反”,搞“五反”啊,实乃不了解历史背景啊,象王康年这样的人,你不反他能行吗?前方将士流血牺牲,他在后方大发国难财,视志愿军生命如儿戏,要是不反的话,恐怕天理也难容。

  为什么在国家有难时,总会有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身试法,甚至甘冒杀头之罪来添堵?其实这就是资本的天然属性决定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五反”之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通过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国营为主,兼顾其他,固然是社会主义的内在需求,也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即便通过“七反八反”,也是无法从根本上将那些污毒洗干净的。现在上上下下都很迷信“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这样的说词,市场是什么?市场就是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去,那里赚得多就往哪里去,如果听任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那它必然会把灾难也会当成千载难逢的商机,必然要趁灾难捞它一把,这就是为什么在疫情来临的同时,会发生这么大面积的哄抬物价以及造假售假现象的根本原因。试想一下,假如当年我们一直也是迷恋市场来配置资源,有哪个傻瓜会去把资源配置到血防工程?有哪个傻瓜会去把医疗资源配置到农村?恐怕没有这样的傻瓜,市场聪明的很,嗅觉灵敏的很,哪里有利可图它就出现在哪里,消灭血吸虫病有利可图吗?当然没有,它费钱费力,不但不挣钱,还会赔钱,要是用市场的观点来看,都会绕着走的,避之唯恐不及,要靠市场手段来解决血吸虫病,一万年都解决不了。因此,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件面前,市场的配置作用是失效的,起码是低效的,甚至它还会跑出来添堵,奏出一些不和谐音来。

  抗战时期,美国《时代》杂志专职记者白修德(英文名:西奥多.H.怀特曾著有《中国的惊雷》一书,书中披露他1943年赴河南大饥荒采访的一些见闻:“最可怕的风气,是土地投机的飓风。西安和郑州来的富人,政府小官员,军官以及依然有粮食的富有地主,努力以罪恶性的低价收买农民祖宗传下来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脱售同时进行着,和饥荒的激烈性成正比例。”一边是死亡,一边是买卖,这就是市场,冷血而又秩序,你说它违反市场准则了吗?它看起来那么公平合理,一边愿卖,一边愿买,一手交钱,一手交地,这不就是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描绘的市场配置资源嘛。可惜,这样的配置,不仅不能对饥荒起到一点积极的作用,反而断了饥民的生路,那场饥荒饿死了200万人,当时的国民政府大概也是迷恋用市场来配置资源的,所以对灾情也没怎么去干预,当白修德向西方世界报道这次大饥荒以后,据说正在美国的宋美龄女士还很生气,打电话给《时代》老板鲁斯:“立即召回那个鲁莽的小记者。”

  俗语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国有疑难,市场化是靠不住的,那些把市场化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人,该醒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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