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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胜:政治体制改革的法治化路径怎么走?

2019-10-18 09:40:2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杨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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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推动经济改革同时,我们还需要推进政治改革,因为发展是全面的,改革也应该是全面的。在中国发展民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逐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使国家权力真正属于人民,国家的权力被服务于人民。第二,改革法律制度,依法治国,建立独立和公正的司法系统。第三,政府应受人民的监督,增加政府的透明度,特别是,政府应该接受新闻媒体和其他党派的监督。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在中国发展民主,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需要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要循序渐进。

  由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要点:一是完善民主选举,二是实现司法独立,三是严格监督政府。并结合中国国情,循序渐进,逐步完善。

  二

  第一,关于“完善民主选举”。

  1979年7月1日五届二次全国人大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其后又进行了五次修订。虽然这部选举法没有规定全国、省以及地级人大代表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但规定了“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规定了“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所有选举都是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如此看来,全国、省、地级人大代表其实也是间接地由选民进行了选举。

  虽然法律有规定,但在中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却常常没有体现出人民的意志。特别是普遍没有做好县、乡、镇人大代表的直选,选举常常流于形式。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有人(一般来说是有关官员或参加竞选者)破坏公平公正选举。一些参选人或搞贿选,强拉选票;上级领导则搞内定人选,以权力左右选票,违规违法,暗箱操作,使其他正直的参选人遭遇不公正程序,致使选举结果根本无法做到公平公正。当然,也有部分选民不关心政治和选举,嫌麻烦或其他原因不去登记选民或投票。

  关于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现状,由中宣部委托新华社主办、中国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时政期刊《半月谈》,曾于2004年16期刊登了题为《村民选举十八怪》一文,很有典型意义,当时各大小媒体(网络、报刊等)纷纷转载和评论。文中说的是记者在云南省宜良县北古镇调研时发现,在村级换届选举中,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怪现象。群众讽刺性地把其编排成民谣,取名为村选“十八怪”:“选票议价当街卖”、“选举法当酒菜”、“村组两级一齐卖”、“民权不如耍无赖”、“群众票多不开箱盖”、“秘密选举把官帽卖”、“劳改犯出钱买官帽戴”、“文凭职称全变坏”、“领导违法把群众怪”、“群众上访遭虐待”、“人民警察最无奈”、“上级领导把青天盖”、“选上无连带,不给官帽戴”、“群众拥护的领导不爱”、“县委、县长空架起,只有喜鹊把信带”、“新闻单位不敢把记者派”、“党的政策抛天外”、“农民急盼党组织来”。

  可见,在许多地方,乡镇党委和政府、村党支部和一些黑恶势力、宗族、宗教组织等,强奸民意,妨碍了民主规则的进一步实施。选举的乱象在于违法选举,而根子就在于领导干部存有私心杂念,违法违规操作。至于贿选和其他违法选举现象,政府完全可以依法将其打压下去。

  孟子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成于易”。[1]要保证选举公正,严厉打击违反选举法的行为!同时,通过政府的宣传,说明公正选举的重要性,鼓励人民关心参与政治,正确行使民主权利,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这才是最好的“改革”。等到时机成熟,把人大代表直选再向上走一步,这才是“循序渐进”和“完善民主选举”。

  经常看到有些中国民主人士打出“一人一票,改变中国”的口号,但如果只是停留于喊几句口号,那就有点可悲了。按选举法规定,如果年满18周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那么你就有一张选票。“一人一票”,法律有规定,完全可以实现。

  相对于天天在网上叫嚷要求政府进行政治改革、民主改革的所谓“民主精英”或“公共知识分子”,我更欣赏那些独立参选人的所作所为(如司马南),他们依据法律,在努力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他们才真正是推进中国民主的实践者和中坚力量!

  当然,在民主选举方面,如果党委、政府加以积极的领导和引导,那民主推进的步伐就会更快更好。

  第二点,关于实现司法独立。

  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一百二十六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一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民事诉讼法》第六条第三款: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刑事诉讼法》第五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行政诉讼法》第三条: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对行政案件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

  《法官法》第八条: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从上述相关法律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到独立司法并不是没有法律规定和要求。而在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宪法和法律的有关条文横遭践踏,形同虚设,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司法腐败触目惊心,原因何在?主要原因就是有的领导因各种因素严重违反了宪法和法律,强力干涉司法,一些官员和司法者收受贿赂,从而影响了法律的公正,造成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枉法裁判的丑恶现象,伤害了法律、伤害了百姓、伤害了国家,最终也会伤害自己。而一些正直的法官,迫于巨大的压力,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做出违法的判决。

  可以说,各级领导人员干涉司法的违法行为,是司法不能公正独立的根子所在。官员级别越高,危害性就越大!权大于法,是司法腐败之源。因此,中国搞司法独立,根本不需要什么政治改革!只需要各级领导人员做个好公民。一个好公民,就会自觉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这是对领导干部的一个最低层次的要求。如果一个领导连好公民的标准都不具备,他还配做领导干部吗?他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去遵守法律?

  可是,我们遗憾地看到,虽然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有很多存在违宪违法行为,影响了司法独立,但却很少受到追究。民众的举报常常石沉大海,甚至于受到打击报复。在中国,一个冤假错案要得到纠正、改判和赔偿,很不容易!这背后牵涉到的利益太复杂,影响到的人也很多。

  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的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2]

  这么多年,中国的法律之源已被污染得让民众对法律的公正失去了信心。坊间流传多年的民谣:“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毕,他在中间和稀泥。” “不送礼,狠劲罚;送了礼,轻点罚。不请吃,大话吓;吃了请,乱说话。”很多的民谣都反映了执法者的腐败。

  而在现实生活中,民众要办什么事、有什么纠纷或法律官司,也常常不是首先找法律、找制度解决,而是先找“关系”。民谣有云:“没有关系找关系,难找关系买关系。办事一定要找关系,找不到关系就大有关系,找到了关系就没关系。”这就让权力有了寻租之地,官员们当然乐得如此。这也进一步恶化了社会关系,恶性循环,使得权钱交易愈演愈烈。一个政府的小办事员如果不给他点好处,也可以卡一下来办事的人的脖子。一个个法律事实清楚,连小学生都能判断是非的案子,却总是不能得到合法的处理和裁判,不服的民众只好不断地一级级上访,或者借助于网络、记者等等,把事情闹大,以期能得到公平合法的判决。

  以目前中国的现状,在社会道德沦丧的大环境下,如果“司法独立”了(离不开各级党委的领导),那些执掌司法大权的人能够保证公平公正的执法吗?

  人民是有理由怀疑的。但人民更相信,如果党和政府真心要做到“司法独立”的话,开动各路强大的监督机器,中国司法的天空就会阳光灿烂!

  第三点,关于严格监督政府。

  需要注意的是,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的监督是五花八门,也是最多的。而最多的监督却又都是无力的。也不完全是监督没有力量,没有法律的支持,而是没有认真落实。

  《宪法》中关于监督的条款很多,如:第三条第三款: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第九十一条: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其他法律法规有关监督内容,在此不再赘述。

  三

  谈到中国的监督之多,首先说明一下:监督政府,实质上就是监督政府官员,而绝大多数的政府官员是中共党员,所以我在此说的监督包括党内党外、政府内外。

  目前中国的监督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又有若干监督:

  一是共产党的内部监督。包括党的代表大会的监督、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党员的直接监督等形式。这在党章和有关党内制度都有规定。2003年的最后一天,中央发出通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三条明文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该条例还可贵地把舆论监督也写进了条款,但人大(政府)却迟迟不出台有关新闻监督的法律法规。此外,中央于2009年7月2日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对巡视监督提出了制度上的要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等也有许多监督内容和要求。

  二是人大监督。主要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两项重要职能就是立法和监督,监督对象就是一府两院(政府、法院、检察院)。在《宪法》、人大《组织法》和《监督法》等有关法律中都有明确的监督要求和规定。人大要做的是切实履行宪法赋予的重大事项审议权、执法监督权、选举权、弹劾权和罢免权等各项权力,加大监督的范围和力度。不要做橡皮图章了。

  三是政府专门机关的监督。主要包括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和审计机关的监督。即国家监察部、审计部及各级政府的相关监察、审计部门。年年审计出那么多问题,认真追究责任了吗?一个“三公”支出,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四是司法监督。包括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和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司法监督是事后监督,主要就是惩治腐败。

  五是外部监督。包括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监督、公共舆论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要切实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方针。中国有全国性社会团体近2000个,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科协、侨联、作协、记协等等比较有影响的团体,以后能不能不做小媳妇了,也雄起来一下啊。公共舆论参与监督,一直以来做得很不够!特别是目前网络监督成效颇大,但是政府常常打压,删贴封网,很不得人心。公民监督政府,宪法条款规定得很清楚,关键是如何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信访权和评议权,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拓宽监督渠道。

  以上五个部分构成了中国监督机制的主体。其中,党的监督是核心,立法机关(人大)的监督是关键,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是重要保障,外部监督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种种监督都有各自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需要的是进一步的完善,更重要的是能够落实到实处。

  四

  监督乏力,症结何在?根子依然在各级政府、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能很好地执行,善加运用,又有何用?

  美国等西方国家,其法律和监督机制可能比中国还少,但由于基本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到了依法办事,所以被称为法治国家(起码是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中国缺法律吗?缺监督吗?缺制度吗?都不缺。缺的是自觉地严格遵守各种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各级领导干部,缺的是敢于不畏强权、严格依法依规办案的执法司法人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当下中国,口号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就太难了。

  由于治官不力,共产党几十年总结出来的“密切联系群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已被庸俗腐败的官场抛之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是“密切联系领导,理论与实惠相结合,吹捧和自我吹捧”。这样的官场文化,你能指望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官员不整顿,谈什么政改、民主?

  温总理所谈及的政改三点:民选、司独、监督,应该说这是民主国家最具特征最重要的三点。

  关于民主选举、司法独立、监督政府、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等,包括消除社会上的诸多不稳定因素,铲除腐败丑恶现象等等,要做到以上种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各级官员治理好!扎扎实实地把各种法律法规执行好!各级政府树立正气、维护了法律尊严,何愁天空不晴朗!

  治国首先要治吏,治吏怎么治?两个字:“认真”!

  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3] 只要认真了,何愁大事不成?认真说话、认真做事、认真做人、认真立法、认真执法、认真司法、认真监督……只要认真,把国家的事情当回事,把人民的事情时刻放在心上,就已经是成功了大半。如果不认真,空有能力也做不好事!而当今中国最缺的就是“认真”二字。因此,共产党最讲认真,不认真,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注释:

  [1]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三章》。

  [2]培根:《培根论说文集》,《论司法》。

  [3]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面对着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毛泽东提出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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