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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尘:政治问题和政治勇气

2019-10-11 16:56:4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刘同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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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莫言对〈生死疲劳〉批评的回应》之一

  2006年9月30日,东方网有篇《莫言对《生死疲劳》批评的回应》,摘录部分——

  崔立秋:《生死疲劳》这部小说出来之后,批评界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赞扬者认为它是一部史诗性作品,批评者则认为它几乎一无是处。前不久在《文学报》(2006年7月6日头版)上看到北大学者邵燕君的一篇文章《放弃难度的写作》……

  您如何看邵文所给出的“放弃难度”的写作这一评价?

  莫言:什么叫有难度?什么叫没有难度?……这部小说除了讲到了六道轮回,讲到了土地改革中过左的政策,更多的内容还是在后边。土改这个问题,实际上只是这个小说的简单背景,这确实算不上什么艺术创造,大概更是个政治问题,代表了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和政治勇气。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张炜先生的《古船》就涉及到了,后来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我本人的《红耳朵》和《丰乳肥臀》,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杨争光先生的《从两个蛋开始》尤凤伟先生的短篇小说和刘醒龙先生的《圣天门口》都涉及到了。我着力塑造的实际上还是像蓝脸、洪泰岳这一帮人,着力想揭示的是从1949年之后,中国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最重要的问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决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也决定了一个时期社会的经济的繁荣与凋敝。我对蓝脸这个人物倾注了心血和感情,在当时那个年代里,有这样一个敢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敢于不向大多数人投降的人,我觉得他身上包含了很多宝贵的素质,最后经过历史的发展,证明他的这种坚守是有道理的,是有价值的。还有洪泰岳,这样一个人,也是一大批农村干部的代表。80年代的乡村改革,土地承包到户,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那是惊心动魄。吊诡的是,不但像洪泰岳这样的人反对,甚至连一些地主、富农的后代都反对。洪泰岳们的坚守和牺牲,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他虽然那样悲壮而滑稽地死了,但他保持了人的尊严,因为他也坚守了自己的信仰并为之献身。这就像虽然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失败,但那些早期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奋斗,依然有许多令我感到肃然起敬的东西。我认为我发现了历史当中一个有价值的个性和一个没有价值的个性,这个没有价值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从文学意义上看,洪泰岳也许比蓝脸更有价值。至于六道轮回,其实是一个时间问题,是这部小说的时空结构。这些是我要表现的重点,或者说是我自认为《生死疲劳》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而像章回体、土改等,确实没有什么难度,谁都会用会写,但我的着力点并没在那上面。

  ——莫言《对《生死疲劳》批评的回应》,是他对《生死疲劳》的解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莫言的创作意图、手法和他的历史观。

  对莫言的“回应”,谈谈看法。先谈政治问题和政治勇气。

  莫言说土地改革是“政治问题”,他说的很对,的确是政治问题。

  这里说的政治问题,就是阶级斗争。土地改革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异常激烈地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始于1927年的土地革命,结束于建国后的1952年9月。这场斗争,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成败,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对此,笔者已做了评论,莫言的“回应”,是对笔者的评论做了旁证。

  莫言说的“政治勇气”就是他写《生死疲劳》的底气。他的底气很足。

  在《生死疲劳》中写的是:“我要把一切烦恼痛苦和仇恨牢记在心”!

  他在演讲中说的是:——

  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是一个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国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总是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荒唐的原因,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管制。

  有一部分孩子,因为祖先曾经过过比较富裕的日子,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当然也没有进入城市去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的权利。

  而另一部分孩子,却因为祖先是穷人,而拥有了这些权利。如果仅仅如此,那也造不成恐惧,造成恐惧的是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对那些被他们打倒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的监视和欺压。

  我的祖先曾经富裕过(而这富裕,也不过是曾经有过十几亩土地,有过一头毛驴和耕牛),所以我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被赶出了学校。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谨慎言行,生怕一语不慎,给父母带来灾难。

  当我许多次听到从村子的办公室里传出村子里的干部和他们的打手拷打那些所谓的坏人发出的凄惨声音时,都感到极大的恐惧。这恐惧比所有的鬼怪造成的恐惧都要严重许多。

  这时我才理解我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我原来以为我母亲是说世界上的野兽和鬼怪都怕人,现在我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猛兽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

  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

  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说的更明确——

  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着我成长。这样的童年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

  ——这就是莫言写《生死疲劳》的底气!

  莫言的“政治勇气”,来自他的底气;他的底气是对共产党的仇恨!

  2019年9月1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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