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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胜: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国家治理究竟是法治还是人治?

2019-10-07 11:56:3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杨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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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时代的前30年国家治理有人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泽东语,开玩笑时说的话总是被人抓住不放,曲解其意),且因为当时法律制定的本身确实也很少,如仅有婚姻法、工会法、土地改革法、惩治贪污与反革命条例、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等少量法律、条例。因此很多人就认定那时的国家治理方式绝不是法治,而更多的是人治,甚至于专制。

  真的是这样的吗?以笔者之见,这样的看法其实太过粗糙和太过简单了。中国历史的传统是“王霸道杂之”(汉宣帝语),霸、王之道杂用之,是两手治国。毛时代前三十年的国家治理同样继承和遵循了这一传统,它是德治(道德教化、思想改造)为主,法治为辅。德治为王道之治,法治为霸道之治,“王道为主,霸道为辅”是某种程度上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相互统一。记得江泽民总书记曾经也主张过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其中,法治是硬实力的体现,德治是软实力的体现。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也是极力推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法治与德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区别仅仅在于三位领导人之间治国方略的侧重点略微有所不同。前三十年毛时代是以对人的根本改造即以德育人为主,法律强制为辅,思想政治和道德修养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的法律是少而精,尽量做到有备无患、备而不用。而现在的国家治理方略则是以依法治国为主,构建系统的现代法治文明,与世界接轨,而以道德教育为辅,强化全体国人的思想政治与道德水准,在法治与德治之间取得大致平衡,并共同促进。

  因此明显可以看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一个特点是国家治理采取了双保险:道德在上,法律在下(法律本身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道德在前,法律在后。道德在上(在前),则对于人的要求(包括思想和行为)是较高的,人民的很多思想言论和行为可以由社会上任何人进行道德评价,形成社会舆论的强大力量,对于那些缺德带冒烟的思想言行进行强烈的社会谴责,在这样的社会舆论氛围压力下,不由得你不跟着道德榜样走,人人争先恐后,力争上游。人民个个追求道德高标,学雷锋做好事,因此当时不仅违法犯罪的少,社会风清气正,而且人心思定,社会稳定,幸福感强。法律在下(在后),则虽然数量很少,但因为道德的高标准与严要求已经从心里上排除了违法犯罪的动机,加之成本代价太高,所以少而精的法律能够做到有备无患、备而不用,起到最后的震慑作用。而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则是把法治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凡事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老的十六字法制原则),无论任何人在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没有特权。在中国社会步入新时代的条件下,我们又有了进一步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的十六字法制方针,法治更加系统完善了。

  如此看来,在前三十年毛泽东主席是非常重视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教化(德治)来治理国家的,这是治本之策,从根本上改造人性,人人向上,弃恶从善。虽然这是一项十分艰巨漫长而且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毛主席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仍然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义无反顾,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虽然新中国前三十年,毛泽东治理国家主要倾向于以德治国,发挥道德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以改造人的思想,实现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但是他并没有放松加强我国新中国初期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毛泽东关于法制方面的论述内容也是非常丰富而切合实际的。

  毛泽东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特别是在领导新中国法制建设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原则和思想。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原则:1.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和司法原则。1954年,在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时,他指出:“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这是他为起草宪法确定的基本指导方针。毛泽东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工作提出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刑讯逼供等司法原则。他强调:“对任何人,应坚决废除肉刑,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毛泽东要求司法机关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他说,“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2.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原则。在制定1954年宪法时,他就指出,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宪法草案经过了三次大规模的群众性讨论。在强调民主立法的同时,毛泽东特别注重科学立法。他说,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3.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立法原则。他于1953年指出:“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比如婚姻法的许多条文,是带着纲领性的,要彻底实行至少要三个五年计划。”;4.“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立法原则。毛泽东在评价1954年宪法时指出:“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在1954 年宪法起草过程中,他说:“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5.认真守法、严格执法的思想。他说:“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6.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毛泽东历来主张,在人民内部、干群之间、官兵之间、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起平等的、互助的、同志式的关系。除被依照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允许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7.对于犯罪分子采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等。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毛泽东还提出了严格的死刑审批复核程序和死刑缓刑的思想。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

  毛泽东同志的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中国特色。它不仅对建国初期的法制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对我们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积极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打下了良好基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为诗人又是政治家的毛泽东同志既是个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由这种独特的气质和个人魅力决定了其所以在治国理政时特别讲究治标又治本,全面抓纲治国,辩证施治,目光长远,做事彻底。一方面他是个非常喜欢搞说服教育、以理服人,讲民主的领导者,他首先会想到利用儒家的德治来教化民众,用做思想政治工作来感化人民,同心同德,一起闹革命、搞建设;其次,毛泽东同志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熟读历史,通过在19岁所写的那篇满分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可以看出,其非常尊崇法家的法治,特别是商鞅制定良法,严格执法最终保证秦国在变法中得以强大的法制精神和治国方略。能够做到德治与法治、理想主义(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与现实主义(具有政治家的严谨求实)两者之间的高度统一,这也是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成功和伟大的根本原因之一。

  总之,新中国前三十年,即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时期,所采取的国家治理方略属于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相统一的模式,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及其随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国情特征,提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它既不是单纯的法治,也不是单纯的德治,更不是有人所称的人治或专制,而是“德主刑(法)辅”,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共同促进,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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