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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人:学习速度超过创新速度,中国就可以赶上西方?

2019-10-01 17:10:33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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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上读到一篇好文《学习速度超过西方创新速度,中国可以赶上西方》,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陈平的大作。饶有兴趣,细细读来,观点鲜明,出自他的《代谢增长论》。

  中日两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忧患意识、赶超西方意识强烈,并且卓有成效的国家,这种意识铸就了民族的每个细胞,无论是器物还是制度层面,或者文化的各个领域。这在东方同样具有雄性的大国如印度和土耳其,那是无与伦比的。在中国这种意识至少可以追溯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打出了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物魏源,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怎样“师夷长技以制夷”,摸索一百多年似乎仍然莫衷一是:有器物论者,专重物质和急功近利,甚至到了“机关枪对打”(吴稚晖),也有制度工具主义者,外国什么都好,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甚至还改良人种的奇思妙想,比如康有为(日本有福泽谕吉和高桥义雄)引进白种人。

  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梁启超的“近代化三期论”可以说是高屋建瓴、范式意义上的赶超论者,他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的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觉悟,一方面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他的中国进化遵循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递进模式。五十年只是个虚数,1919年“五四运动”喊出的“科学与民主”,可以说是个具体纲领,至今也已一百年,可究竟怎么的“中国进化”,是否已经超越或接近西方,似乎更加渺茫、越行越远。殊不知洋人也在前进和赶超。

  这类话题虚无缥缈,本不会引起我兴趣。这篇雄文之所以激起我的好奇,因为他的方法论似乎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姑且不论是否可行,至少他在方法论上证明存在那么一个确定的状态――中国可以赶上西方;就像数学上的“无穷小”,他告诉你是存在的。这个方法论在这篇雄文中很扎眼,就像走近铸造车间,工人师傅按工艺将铸件制造出来,那种“工艺”的存在性简直可触可摸,理性油然而生――比如他可以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变成数学模型,象微观经济学那样去证明邓小平思想。

  然而还是有点将信将疑!似乎寿命足够长,比如一百岁、两百岁、一千岁、一万岁,按那个“工艺”原则终能到达吗?真的有点怀疑!“学习”这条工艺看似简单,简单到不可思议,人人都有经验,然而经验也时常告诉我们:简单往往是文字游戏,他以毫不相干的简单经验通过文字游戏来取代事实的可能。我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首先我想我们不必在何谓“学习”上与陈平有何异见吧?何谓“学习”?我理解他至少需要两样东西:内容和目标,缺了任何一样,都不能叫做“学习”。这个理解似乎太简单了,我们与陈平千万别在这有异见;可是,学习内容和目标由人来定,“中国进化”的学习内容和目标当然由先知来定。可是真的有这么个“先知”吗?

  真的!我今天的怀疑全都冲这而来,我怀疑有这么个先知或一群先知。这并不是来自理论证明,而是事实的检验。也许认为西方人可以有上帝,上帝说“要光”就有“光”,可以上帝造人,那中国为何不能有这群先知?然而一百多年的事实检验,这是大有疑惑的――毛主席就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到哪儿去证明有这群先知呢?

  因此如果把“学习”改成“交流”,把“学习速度超过西方创新速度,中国可以赶上西方”改为“中西交流,中国可能赶上西方”,可能更能表达我今天的观点。这可不是咬文嚼字,而是无数的事实检验。可以把“学习”与“交流”看作两种行为模式(今天我更愿意把他呼作“范式”,好吧就叫“范式”吧),“学习”这个范式内含“内容、目标和先知”,“交流”这个范式只有一样内容:规则。规则无需先知启蒙,而是交流双方在过程中制订。

  应该说“学习”与“交流”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范式:“学习”是个先知导向,而“交流”是规则导向。人类文明是个进步进化过程,规则总是从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到简单的反复,并且“过程”本身又在过程中产生和修正,是动态的。当然我们希望随着文明进步,规则从野蛮到文明的嬗变,从无序到有序。比如我们希望未来的中西方交流,第一条规则是遵循“不再诉诸暴力”,第二条规则是“遵循第一条规则前提下,动态产生和修正后面一系列规则,包括产生‘先知’的规则”。

  中国一百多年来学习西方的过程,是由各路先知和精英主导,先知们夺取话语权,然后告诉国人该学习什么,达到什么目标;然而很少有先知们愿意坐下来,先把规则定下。轻视规则的倾向在中国精英先知身上非常彰显,读陈平的《学习速度超过西方创新速度,中国可以赶上西方》,忽然有所感悟。我这里毫无否定或轻视先知们启蒙教化作用的意思,中国也确实是不断进步的,这与先知的启蒙教化不无关系,我只是认为“学习”这种范式是不可能达到超越的。我们首先就怀疑先知他是哪儿来的,他的先知是否正确反映了西方事物――这个事情我后面会阐述;而在中国这等思维根深蒂固,走了一茬又来一茬,每一茬先知都有各自套路,却总是不见先知们在建立规则上下工夫!

  以上议论当然全都泛泛,是否经得起实证?

  象音乐这些门类,其中有些内容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比如简谱、五线谱等,而有些根本无法用“学习”去描摹,只能用心去感受,是个极其丰富,需要实景现场去交流感受的过程,根本无法书本、教室、教师之类“学习”模式可以达到。可以通过“学习”获取的内容大都属于“技”、“术”或“器”范畴,需要用“心灵”去感受的东西大都属于“道”的范畴。“道”与“技”、“术”或“器”等范畴并不是两类或几类不同的东西,可以通过“1+1=2”的方式无遗漏、无间隙的获取,而是个整体,是“一体多面”、不可分拆的。

  我举例音乐这件事谁都可以理解,举一反三嘛。人类文化相当多的内容特别是人文领域,就像音乐那样是“道”、“技”、“术”和“器”的复合构成,一体多面,你很难通过“学习”这类模式去得到他,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交流”过程。即使一个看似纯而又纯的“器物”化的东西,比如齿轮箱,看似一个纯粹的“术”,比如织布,也许也包含着“道”――是精神与物质不可分割的整体;道无所不在,多一点少一点而已,所谓“道在屎溺”是也。

  我们年轻时批判日本的西化过程,总是批判他“只会模仿,不会创造”,为什么?日本只用了100年的时间就赶上了英法徳等西欧国家,将满清和沙俄打趴在地上,英法徳西欧的工业化至少耗用了500多年。然而日本还是缺少些什么,在事关民族存亡的根本较量面前迅速败下阵来,挨了两颗原子弹。为什么?日本的“西化”仅仅某种“技”、“术”或“器”的过程,他的速度可以很快,但是缺少“道”的内含,这种速度是不可持续的。日本将自己的想像误认为西方的先进。

  整个东亚几乎全都“反器为道”,坐井观天对待西方事物。西方是全面制衡的社会,他的发展是社会制衡下的缓步过程,一旦移植东亚就变成“弯道超车”,社会制衡全都破坏。我说的东亚包括大陆的东部汉族地区、台湾、新加坡、韩国和日本,就是俗称的“儒文化圈”。比如韩国的“汉江模式”就非常典型,朴正熙军事集团以军事化手段操纵经济,寡头垄断国民经济各个行业,所谓“汉江奇迹”比日本“西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概仅仅三十年,当时中国也曾效仿。然而“汉江模式”不可持续,早就被人看穿,我年轻那会儿就被广泛诟病,三十多年过去,“汉江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还需要好几代人去承受,“弯道超车”得来的好处弥补不了逐渐暴露的弊端造成的恶果。

  再比如生物科技(人造基因、人造细胞,甚至人造“人”)作为一项技术发源于西方,然而受制于西方基督教人伦约束,他的发展缓慢;然而移植东亚三国(中国大陆、韩国、日本)后获得超速发展,新的“物种”被东亚相继造出。相关新闻经常诉诸报端。

  东亚泛“儒家文化”圈在对待外部文明上都存在相同相似现象,也即前面所说“学习”的两个特征。

  “汉江模式”的最大弊端是不可持续性,弯道确实可以超车,然而得来的好处弥补不了逐渐暴露的弊端造成的恶果。东亚精英之所以喜欢这种模式?他与东亚模式的“原罪”有关――通过政治赌博获取政权,政治传承更是少不了赌博,理性缺乏;赌博政治又建立评价体系,社会反馈机制污染。

  ――我在网上把“汉江模式”比喻为“赌博-解释”模式(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812/188704.html):军事本质上就是一种赌博行为,一旦赌博成功他就要为他在理论上寻找解释――所谓“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历史由成功者书写”是也!

  你别小看东亚精英外表多阴少阳、一付阴雌相,可内心个个强悍,一两次失败不足以动摇其信心。事实上“道术分离”、“反器为道”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是个普遍观察到的现象,不独南韩军人强权政治。“因果律”、“一加一等于二”、“叠加律”线性律普遍充斥于东亚精英脑袋,再举例中医奇遇记也可佐证。

  ――中医在近代中国差点灭亡。中医在中国近代“西化”过程中逐渐“器化”、“术化”、“工具化”,中医原本是个“道术合体”,无论用药还是行医过程,就是“天人交互”――比如药典中的“安慰剂”,行医过程的“望”、“闻”、“问”、“切”等。就“术”的角度,一个老师傅在几个星期的极短时间内即可教会一个学徒,然而徒弟的执医,没有经年累月几百上千例甚至几万例,他是很难有成效的。为什么?“行医”过程其实也是“行道”过程,是“术”与“道”的结合,是“天人交互”过程,必须经年累月成千上万例经验才能获得。比如“望”、“闻”、“问”、“切”的施“术”过程就是医生与患者的反复交互,患者的体征往往需要在医生“心理诱导”下才能恰当体现,看似雷同的“望”、“闻”、“问”、“切”,不同的交互可能有不同的表现――难怪有人将中医视作“巫术”,然而这已被精密的观察仪器所证明,具有客观真实性,否定不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计算机普遍运用以来开发了大量的“专家系统”,运用于传统中医药典或“望”、“闻”、“问”、“切”过程,可又有多少可运用于真实的行医实践呢?谁会用这些“专家系统”去替代真实的行医呢?最近看好的AI技术比“专家系统”更是可靠成千上万倍,可是得道者马云先生还是对AI敬而远之,在最近的“双马对话”中马云就表达了这个看法。再高明的AI技术,他仍然是个术,他不可能得“道”――当然并不否认“专家系统”或“AI技术”是个不错的辅助手段。

  ――乍看西医确实就是个“术”,然而西医是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是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行医,他的“术”是在更大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呈现的――因为“术”的呈现是个表象,这个表象需要去解释,那就是行“道”,离不开基督教文化氛围。因此完整的看西医仍旧是“道术合体”。中国文化西化过程中,以西医视角看待中医,意图道术分离,他误解了西医,也阉割了中医,中医在近代中国差点丢失。

  ――中医在现代化过程中差点被打入冷宫,这不是那不是,必欲废止而后快,那个时代几乎“全民共识”,我们列举鲁迅和孙中山为证;好险哪!拯救中医也就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强人手段去拯救,比如1949年后毛泽东政权以不容置喙的手段拯救了中医。所谓“佹得又佹失”――这里稍许有点侥幸或偶然的心理,因为中医的拯救未必是必然的。当时中苏关系开始阴晴不定,整个国势开始内守,这个大背景下国故受到尊重、发扬、光大。我说“好险哪!”,因为中医的挽救其实非常偶然,是无数偶然叠加的结果,未必今天这样必然应该。既使“文革”期间,整体上仍然是否定中医的,各种药典或医术被看作“四旧”、“迷信”事物,只是其中的少数被分割后保存挽救――比如“针刺麻醉”等。整体肯定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与“中医历险记”类似命运的还有“汉字历险记”。现代化进程中“汉字”也是被否定的,也是全民共识,至于如何现代化,则有许多选项――比如“汉字拉丁化”就是其中之一。甚至到了1949年仍然属于“全民共识”,只是1949年忙于更多更重要建国事项,“汉字拉丁化”被耽搁;但是进程并未停止,甚至“文革”后的1978年国务院仍然推出“汉字拉丁化”方案。今天不再提“汉字拉丁化”,当然也是许多偶然叠加的结果,也属于“好险哪!”。比中医命运好一点的是,对于汉字我们今天有了更多理性认识,这多亏了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是“无意插柳”;汉字的保护来自多方面,其中许多西方人的隆重呼吁不可抹杀,比如比尔•盖茨等人的计算机研究的不断努力。不同的遭遇,同样的原因:近代化过程造成道术分离,误解西方文明,只见西方文明的“术”,无视西方文明基督教的“道”;基督教文化投射在整个西方文化背景上,我们许多精英就是视而不见,只看见银幕上的“像”而不看见“银幕本身”。

  ――我们的许多现代化精英不理解像与背景的“反演关系”:看着西方的某些画很好看,就想取来,然而他们仅想要画上的“像”,而不要“像”所在的那块“画布”,甚至发明了许多技术,意图用薄薄的刀片去割取那个“像”。在自然科学领域,用薄薄的刀片割取“像”也许可行,而更广泛的人文领域,这根本不可行,包括马克思主义信仰领域。我看一些假装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是在做“文辞格义”,与真正的信仰差去甚远。

  自有西方对比后流行一种说法,中国文明缺乏内生动力,中国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靠外部推动。学究说法“刺激-反应”说。“刺激-反应”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哲学界非常流行,这往往有许多印证,强化了这个说法。不必高大上的宏观历史,既使民俗现象也是无处不在,比如仰慕西方的一招一式,到价值标准或评判标准的以西方为是,全都体现在民俗的潜移默化甚至语言习惯。事实上无处不在的“赶上西方”也是这种潜意识的体现。

  在“刺激-反应”下近代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转型,固有特征几乎荡然无存,包括语言和思维习惯――比如无所不在的“决定论”思维。以1949年后国民思维为例,前有“政治决定论”,比如无所不在的的“阶级斗争为纲”,后有“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比如无所不在的“生产力是第一推动力”。

  外观上“决定论”似乎“很西方”,西方就有“上帝决定论”。然而西方的“决定论”仅仅是外观,事实上仍然服从“阴阳论”,我以前在《哲学“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不能回避政治的残酷性――草原、一神教、父系制他们仨的同时性是偶然吗?》(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901/191724.html)谈论过这件事。就西方两千年来的文明演化历史看,他就是由“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共同推动的。

  一旦进入真实的西方历史,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毋庸置疑的:既不是唯物主义的“政治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也不是唯心主义的“上帝决定论”,而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共同推动;然而“刺激-反应”到了中国,倒是无所不在的“唯物主义”决定论。

  陈平的《学习速度超过西方创新速度,中国可以赶上西方》,我以为正是无所不在的“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下的产物,字里行间透露出“决定论”的气息。因此理解我所说的意思,不在纠结“学习西方”或“中西方交流”的范式差别,而在理解:在整个“决定论”氛围下,你失去了自我认识的能力,精英先知所倡导的“学习”,根本就没法到达所谓的某种“状态”。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车厢内,不打开窗帘向外张望,你就根本不知道车厢“已过万重山”,任何物理化学实验不考虑车速因素,结论都是失真的――也即你的那个“学习”范式很可能就是南辕北辙,唯一可行就是打开窗帘向外张望,这就是我说的“交流”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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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一下:

  以上罗罗嗦嗦,不得不从哲学源头上多说几句,最后我再总结一下本文意思。

  (1)西方社会他客观上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势不两立,因此他的文明存在内生动力,因此他有一套文明进步与否的自定标准,而不必诉诸外部评判;而中国社会缺乏内生动力,总是“以西方为师”,以西方的存在作为自己的动力、楷模和评判标准。

  (2)近代“刺激-反应”下文明走入歧途,整个中国文明笼罩在“决定论”氛围下。

  (3)既缺乏内生动力,总是“以西方为师”,又误以为西方是“决定论”――因此你的“学习”大前提就错了。

  (4)一茬一茬先知精英不停的在辩论该怎样学习西方,然而全都是“误解的西方”――就像在高速行驶的车厢内,不知道自己其实在运动,而西方是静止不动状态。真正应该做的是打开窗帘向外张望,也即应该“中外交流”――“中外交流”的含义广泛得多,既包括“学习西方”,也包括“西方学习中国”。

  (5)“交流”范式下,不存在先知给定的预定状态,而是由“交流”过程去确立,其中某个最佳状态就是华人文明可以内生动力和评判标准,不再以西方为师――至于赶上西方,或者被西方赶上,这个标准也是在“交流”过程中确立,以规则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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