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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的抉择

2019-09-28 14:24:5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柯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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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百度一下可知:外交通常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其对外政策,通过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使馆,派遣或者接受特别使团,领导人访问,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参加政府性国际会议,用谈判、通讯和缔结条约等方法,处理其国际关系的活动。而外交的本质世界上早就有定论:国家利益(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是永远的利益。这句话道尽了国家间关系的苍桑!而如果有人把它用来形容人们之间的关系,显然属于断章取义,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是可笑的。)!而意识形态之争等等只是手段和借口而已!这从苏联解体后几十年来美俄关系足以证明。

  近代中国百余年里,中国可以说是“弱国无外交”,列强迫使中国清政府、民国签订了1000余个不平等条约和章程,获得种种在华特权(1)大肆掠夺中国的领土和赔款。帝国主义割占了中国大量领土,并要求中国政府赔款,而这些赔款是通过抢夺中国人民的税收实现的。(2)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全面掌握了中国的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实现了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帝国主义在中国有21大银行,100余个分支机构。其中以英国的汇丰银行为例,不仅能够印制货币,而且向中国政府贷款。(3)控制中国的海关。海关的领导均为外国人。(4)享有领事裁判权。不仅外国人在中国犯罪根据外国法律裁判,而且连中国人犯罪也有外国人干涉。(5)获有驻军权。帝国主义在上海、广州和青岛对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与内航都有权利。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为了民族独立自主,数千万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抗战胜利后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国四方(中美苏及国共)的搏弈在1949年初已经日见分晓,本来根本就没有放在其它三方的眼中的只有“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共产党依靠工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有一个态度积极的“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的大力配合,最终的胜利已成定局。美苏等国既定的战略构想(雅尔塔协定)都因为一个新棋手的加入而被彻底打乱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开始转移到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及从农村到城市管理,其中也包括外交。但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当年的外交方针政策被质疑和诟病,国内研究时而会出现一些“新论”、“新认识”或者“反思”等等,其中有观点认为,新中国不应挑战世界秩序,而应照顾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尽量争取广泛的国际承认和西方国家的援助;新中国在战略选择上有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空间,但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边倒”或过早实行了“一边倒”政策,结果没能抓住美国对华政策的过渡期以及与美国和解的机会,导致了中美对抗等等。

  其实任何历史进程都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中去研究,人事物都要实事求是,失之偏颇必然流于浅薄。任何政策的出台都离不开当年的具体背景。那当年中国是个什么国家?是国之神器给美国把持,甚至于公开干预中国内政与人事废立的国家。是经济命脉,工业基础都受制于人的国家。国内买办代理人多如牛毛。我们作为后人审视和分析历史,尤其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可以看到当时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看不见的材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事后诸葛亮”,而当时的领导人有时是凭自己的推断决策,如同在浓雾中摸索,“料敌先机”并需要作出事关国家生死的决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众所周知,二战后很快就出现了两极冷战格局,外交的标准除了国家利益就是意识形态。“局部热战”不断,所有国家必须在美苏之间选边站。看上去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似乎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保持中立。第二、倒向美国。第三、倒向苏联。无论如何选择,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实现和巩固国家的完全独立,为全面恢复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项:争取国际承认、国际援助和保障国家安全。在当时的背景下,影响新中国做出决策的主要有两个决定因素: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目标,要求决策的根本出发点是独立自主;二是国际、国内形势,要求能充分认识自身条件、对外关系和外部环境,确定联合的对象和威胁的来源,从而占据主动。也就是说,在考察新中国外交时,首先需要考察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与外国的关系,主要是与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的演变。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不是军事政变一夕促成的,而是几十年中国革命斗争的成果,是在解放区地方民主政权的基础上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的推进而最终建立起来的。

  事实上审视和考虑1949-1950年前后的中、美、苏关系,我们不能避开三个前题:

  第一是冷战的美、苏对立,中国由于其地理位置不可能逃避冷战;

  第二是.和美国因为内战的互不信任;

  第三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存在着各种外国势力范围和阻碍中国统一的大国干涉因素:苏联在东北和新疆和内、外蒙,英国在西藏,美国在中国的其他地方。

  和美国相比,许多人因为历史和领土问题痛恨苏联,但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苏联是中国的邻国,有着上万公里的共同边界,即使再愤恨,中国也必须和苏联打交道。而且苏联是一个远比当时的中国强大的国家,关系处理的不好,吃亏的是中国。

  苏联分割中国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这其实关系到苏联的安全政策,当时的苏联采取的是什么安全政策呢?大家可以看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鉴于美国的强大国力,也许是由于德国入侵的惨痛教训,苏联的安全国策是不惜代价在自己的周边建立一道缓冲地带,在东欧这个缓冲地带表现为卫星国、在东方是将中国的新疆、外蒙(已独立)、东北作为自己的特殊地带,与美国控制的中国其他部分对立,这种分割是美苏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结果。

  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先梳理一下当时的基本史实: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为争取国际承认,也就是要争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和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沈阳等大城市解放后出现的外国使领馆和侨民等涉外问题,其性质就是承认问题。对此,中共中央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外交方针,将承认问题由新政权的单向“被承认”变成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双向承认,毛泽东把它概括为“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与“另起炉灶”直接紧密关联的是如何处理旧中国的“国际义务”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新中国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并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在具体实施步骤上,毛泽东主张应首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和影响,而对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也就是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上述方针的目的就是要“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从而使中国彻底改变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并为实现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创造条件。

  1948年底,中共军队在辽沈战役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于12月16日给马歇尔写信,哀叹“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实则是阻止中国统一——引者注)的有效工具了”。这时的司徒雷登一改平素斯文,给美国政府主动提出比马歇尔“两分中国”设想更阴险的即“用典型的中国式”致中国再陷军阀割据的建议: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五马将军: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实、马占祥)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样就可免受共产党干扰,这在联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会加紧巩固其北部地区,而宋子文则会在华南获得喘息之机。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参见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预示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提出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5日毛泽东等进入北平。

  1949年初,尊照司徒雷登“旨意”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企图“划江而治” 分裂国家。4月国共“北平和谈”失败。随后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23日南京解放。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率领使馆部分人员南迁,而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却滞留南京,其他西方国家使团纷纷仿效美国。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和中共开展外交接触,缓和中美间的外交关系,而中共方面也表现出积极欢迎的态度。

  4月25日受毛泽东周恩来指派的黄华到达南京,多次与司徒雷登会唔谈中美建交事宜。事实上,中共任命黄华担任南京市军管外事处主任正是对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最好回应。

  5月13日,艾奇逊提出了美国承认新政府的三项条件:第一,事实上控制该国的领土和行政机构;第二,有能力并且愿意履行国际义务;第三,政府能够得到该国人民的普遍接受。其中关键是第二条。

  6月24日,陈铭枢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表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明智的、正确的和坚定不移的,并转达毛泽东的口信:“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

  6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明确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前往北平,而其却又犹豫不决。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一边倒”。

  7月2日美国政府电令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

  8月2日,司徒雷登返美途中经过冲绳岛时发表声明,赞成承认中国共产党并与之维持商务关系,但美国政府不准他的声明在国内发表,并禁止他擅自发表有关中美两国关系的言论。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从8月14日到9月16日,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五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毛泽东在文章中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同时善意地批评了一些人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还论证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的过程。这些文章,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反响。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其中一篇。

  然后再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1949-1950年间面临的三种选择:

  第一、保持中立。

  有人也许会说,如果,在解放大陆后象印度和南斯拉夫(这时冷战才刚出现美苏矛盾还没几年后那么明显,而且印度历史上与美苏都没有什么纠缠,更没有中国的战略区位重要性,也没有与两强之一领土接壤;南斯拉夫有地理优势,南斯拉夫的位置就很好,和苏联及美国都不挨边,同时又处于比较敏感的地缘政治位置,所以才能两边讨好)一样,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苏联,结果会怎样?可惜,中国不可能是印度和南斯拉夫,根本原因是中国的位置和南、印两国不同,苏联一直谋求缓冲地带,在南斯拉夫方向,尽管苏联还有罗马尼亚、匈牙利等缓冲国,可以说安全问题并不急迫,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高压政策已经表明苏联在这个方面的决心之大是超出一般想象的,更何况中国和苏联有着漫长的边界,因此如果中国如南斯拉夫一样保持中立,苏联必定会在中国境内谋求建立这种缓冲地带,鉴于外蒙已经独立可以作为先例,分裂中国的新疆、内蒙、东北恐怕就是苏联的下一步目标。同样台湾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美国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美国的政客和军人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从来就不一致,利用台湾遏制中国一直是一张现实的好牌,认为中国当年只要不倒向苏联就能让美国撒手台湾的朋友们不妨看一下今天的现实:苏联早已解体,冷战已经结束,中国也非当年的中国,但美国为什么至今还要干涉中国的统一大业呢?今年近期的“港乱”则更说明问题!所以说,如果中国当时保持中立未必能统一祖国,甚至会面临美、苏都不容我,造成更大的分裂。或者这种“中立”并不是名副其实的中立,而是象民国时代一样,中国东北、新疆依然是苏联的天下,西藏仍然是英国的地盘,美国是中国其余部分的主人,对于这种尊重列强势力平衡的中立,中国人民能够忍受么?

  第二、倒向美国。

  假设新中国政权能克服一切困难并能全面倒向美国,并取得美国的信任,中国或许能顺利收复台湾;但中美结盟,美国势力逼近苏联本土,必将直接威胁苏联从中亚到远东的安全,苏联怎能坐视,苏联在东北、新疆、内蒙早有势力范围,中美结盟东北、新疆、内蒙怎么办?哪里难道不会是第二个、第三个“外蒙”么?美国能背弃雅尔塔协定,愿意冒着和苏联交战的危险,帮助中国用战争行动夺回这些地区么?我看不会,美国历来的表现说明他不会,不信可以看一看他和苏联勾结出卖中国的历史尤其是雅尔塔协定。加入美国人的俱乐部不是好玩的,是要付出代价的,象加入WTO国家就要接纳西方的洋垃圾、就要用外汇无条件的买美国的国债等等,你认为这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吗?其实中国共产党也不想别司徒雷登,建国前还请了他几次到北京谈,被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给否决了,并把司徒雷登召回国,这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想在苏美间骑墙已经不可能,因为美根本就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眼里。

  第三、倒向苏联。

  倒向苏联,其实就是将中国大陆的全境作为苏联的缓冲地带,这样虽然在所谓独立性上有损失,但是可以打消苏联在中国境内谋求安全地带的企图,避免了苏联对中国的分裂,有利于中国大陆的统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倒向苏联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如果中国能利用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现实中.就是这样做的),自然在将来可以用实力来捍卫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当然另一方面,倒向苏联,无疑会触怒美国,使得台湾问题更难解决。但是只要自己有力量而领导人又有自信,台湾问题自然可以解决。

  因此个人认为建国前后所确定的倒向苏联是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现在有些人过于强调消极方面,但是他们也应当注意到,当时新中国领导人所接手的是一个曾经四分五裂的中国,其中有苏联、美国、英国多重势力,当时面临的问题比一个单纯的台湾问题要复杂的多!

  综上所述我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没有选择性,而且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始就深受苏联影响,党内亲苏力量强大,弄的不好会造成党內分裂。不得不倒向苏联!不是因为美国的威胁太大,相反是苏联的威胁太大了,不得不依附!

  有人故意健忘,关于新中国对外关系,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明确宣布:

  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有些人站在当今信息时代对当年发生的事,简直是百般挑刺,说毛泽东不该一早确定“一边倒”而不讲美国提出的建交三个前提条件;规避战略上“料敌先机”而指责毛泽东在美国之先发表“别了”(8月18日) 却不讲美国政府早在7月2日命令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指责美苏冷战都有外交关系而新中国竟然不与美国建交却不提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等国对其武装干涉敌视封锁直到1933年国际局势巨变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时两国才建立外交关系;说司徒雷登私德如何如何好,《别不了的司徒雷登》。却不讲其担任驻华大使期间又做了哪些损害中国的事(见张文木《永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自从成为美国公职人员后仅是个“执行者”、“建议者”而不是“决策者”, 私德无关乎国家利益;说南京解放后苏联大使随国民党去了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留下了,为何中共还要“拒美”。 却不讲苏联与国共两党一直有非常密切的实质关系,国共两党谁执政都影响不了其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更不讲中国自从有了国共两党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民大革命起,美国就一直“扶蒋反共防共”从未与中国共产党有何实质关系,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后不仅代表美国提出了建交三个前提条件而且密切接触“中间人士”。

  最后说说有些人津津乐道的50亿“美援”。自从凤凰网资讯>历史>朝鲜战争出兵价值>正文:《新中国对美外交内幕:如不一边倒美国可给50亿美元援助》人民网2010年6月21日13:58及《快乐老人报》2010年9月23日第16版于鸿升《美国想拿50亿美元换新中国不亲苏》见诸网络报端,国内又陷“疯狂”。其实上述两文引述的大多资料没有问题,可是根据历史事实,其逻辑又根本站不住脚。中共在得知司徒雷登没有离开已经解放的南京消息,即决定派司徒雷登过去的学生黄华为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和其接触。司徒雷登也明白中共的意思,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据说黄华是因为我的关系,才被派到这里来的。”司徒雷登有和中共直接沟通的渠道为什么还要假手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其次,中共的安排下燕大校长发出邀请信邀请司徒雷登去北京,非常有可能和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请示,7月2日复电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可见美国政府连让大使依私人的名义去北平都不让,根本和中共见一面的愿望都没有,何来美国会一次给新政府50亿美金?何况美国“三权分立”,这笔天文“巨款”是要国会通过的。黄华和司徒雷登接触毛泽东一直亲自过问,6月28日毛泽东还欢迎司徒去北京,可是自美国政府7月2日的复电已经使司徒雷登去北京为不可能,难道是毛泽东一边倒的政策造成的?8月2日司徒雷登乘飞机离开南京回美国,8月18日,毛泽东才发表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

  仔细检索,50亿之说似乎出自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8月版。但其却用了“追述”。而官方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均不见载。即使确有此事,从司徒雷登托人向中共传话说,只要中共不完全亲苏,美国愿向中共提供巨额货款这一点即可看出,美国政府中一部分人妄想阻止中共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进而影响新中国成为亲美政权。算盘打的也是很精的。

  至于对司徒雷登的评价,我推荐看《张文木:永别了,司徒雷登》和《胡新民:司徒雷登是怎样走向穷途末路的?》。

  20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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