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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汉成:“数说中国”还是“胡说中国”?

2019-09-21 14:01:51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徐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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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共产党员给中央电视台的公开信

  徐汉成

  尊敬的中央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你们好!

  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苏北农村,于一九八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吃过“共产风”的大食堂,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岁月,是“文革”的过来人。

  我在看了贵台2019年9月16日《晚间新闻》播出的“数说中国”中,采用线形标志将1952年到1979年的GDP表达为零后,先是惊愕,而后便是悲愤!

  惊愕的是:“数说中国”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我不是为自己悲愤,而是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悲愤,为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悲愤,为全国数千万的下岗职工悲愤,亦对贵台“数说中国”栏目编辑的愚昧无知而悲愤!

  出于良知与事实,我也只能以自身经历的“数说”以及周总理与邓小平的“数说”来印证《晚间新闻》中的“数说”,用以排解并非我一人心中的悲愤!

  凡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农村儿童,大多是在煤油灯下度过小学生涯的,至今,我还是清楚记得60年代家乡通电时,聚集的儿童欢呼雀跃的情景,五、六十年代初的浇灌用手推,耕地用牛拉,脱粒牛打场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还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抹去,60年代中期,生产队用上了抽水机,拖拉机,脱粒机,粉碎机,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完成了农业浇灌水利化、农田建设条田化。

  化肥、农药的使用,种子的改良,到了1970年前后,我的家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稻亩产已达1000余斤。

  国家统计局历年粮食产量统计数据表明:1949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为11318万吨,1980年增至32056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3.132﹪(包含三年自然灾害平均负增长13.27﹪);从1981年到2016年,增加至61624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1.762﹪。后三十五年与前三十年相比,年增产幅度下降了1.37﹪。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家乡的县城只有一条老街道,只有一家铁匠铺,到了1976年,已经创办了农机、齿轮、轻机、工具、纺织、化肥、砖瓦、水泥等四十多家县属全民与县属集体企业,上世纪七十年代,社队企业蓬勃发展,每一个公社都创建了农具与机电站等各类集体企业,这些都是有据可稽的,我在读初中时就曾在县农机厂学工,当时该厂已经生产制造普通机床。各县已经设置了工业局,手工业局,社队企业管理局等行政机构以对工业企业的管理与发展。

  1976年前,所有的县均设置了商业局、粮食局、供销社联社、物资局,机电设备公司、木材公司、人民商场等诸多为工农业服务的物资流通体系,也发展了饮食服务、旅社、宾馆、浴室等第三产业,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的生活需要。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中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邓小平说:

  “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说:“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2卷第163页、167页)

  邓小平所说“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不是单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而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也是高的。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说:

  “我们现在有二百多万台机床,石油年产量超过一亿吨,煤炭超过六亿吨,只有钢才三千多万吨。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2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7页《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说:

  “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3卷第63页)

  1987年,邓小平说:

  “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6页《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的讲话》)

  综上的引述,周总理的报告是邓小平负责起草的,邓小平的论述,则是白纸黑字写在《邓小平文选》中的,而改革开放又是邓小平倡导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邓小平没有说谎,因此,周总理与邓小平对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应是相吻合的。

  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证明,没有毛主席时代的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制造业的大发展,没有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就没有今天的全国经济的平衡发展。中国的农业至今还在享用着毛主席时代的水利建设的福荫。

  总之,新中国前三十年中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教育、卫生与体育等待各个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果,建设成就不是用一篇短文就能概括的,新中国老一辈的建设者们付出的血汗也不是以一个糊涂的“数说”能够抹杀的。

  如果说1952年到1979年的GDP为零的话,那么,周总理报告中的“十年中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邓小平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也是虚有的?“全国一亿职工”岂不是在吃闲饭与睡懒觉的?

  据我了解,中国于1985年才开始建立GDP核算制度。1993年才正式取消国民收入核算,采用GDP作为国民经济核算指标。

  之所以以1979年作为切割的时间节点,无非是要向全国观众表达与传递只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才有了大发展这一信息与逻辑。

  习总书记明确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中央电视台是党和国家的喉舌,发出来的应该是权威性的声音。所谓的“数说中国”就是通过数据来表达中国的发展速度与成就,这是无可非议的,因此“数说”的表达应该是严谨而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之上的,既然中国在1993年才正式取消国民收入核算,采用GDP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那么,对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就理应用其他的形式给予表达,恰恰相反,“数说中国”不仅将1952年到1979年经济发展量同样的采用GDP的核算形式表达,而且用一条直线加以标明切割,将1952年到1979年的GDP表现为“零”,这种表达是极其荒唐而无知的。

  这种糊涂的表达起到了极端恶劣的效果,一是在客观上欺骗了新中国老一代建设者,抹杀了他们作为新中国建设中所起的奠基人的贡献,同时又误导了不知情的当代中国青年,由此,“央视”也就成为“邪视”了,“数说中国”也就成为“胡说中国”了,时值新中国七十周年大庆之际,这样的“数说中国”为人民心理上蒙上了阴影,不仅玷污了新中国的整体形象,极大降低了“央视”的可信度,也辜负了你们自己的的辛勤劳动!

  二0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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