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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胜 金珍镐:商鞅变法“战时法治”考

2019-09-14 15:29:2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杨百胜 金珍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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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

  商鞅变法是在战国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运动,根本改变了当时各诸侯国的政治生态和生存环境,也使秦的一统天下成为可能。而商鞅在变法中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具有明显的战时法治特征,包括:壹民于农战的耕战思想;凡事一断于法的刑罚统一措施;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普法教育;通过法治条件下的竞争与效率实现富国强兵的根本目标等,无不是应对战时竞争的需要,打上了战时法治的烙印。而商鞅推行的战时法治政策被稳定运行一百五十余年后,大秦帝国最终得以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结束了动荡不宁的战国时代。

  主题语:商鞅变法,战国时代,战时法治,天下一统

  一、战国时代的基本特征

  (一)战乱不断

  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大乱。这种战乱在学术和思想文化上的表现就是:“天子失官,学在四野”,“礼崩乐坏”,所以只能“礼失求诸野”。而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这种文化盛事在当时也就出现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表现则是:政治上不统一,诸侯林立,各自为政,导致彼此征伐不断,混乱和战争由西周时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长达五百年之久。最初的战争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包含有一点正义感的存在,最后慢慢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公理与正义,出现了“春秋无义战”(孟子)的历史悲剧。战争在战国时代纯粹就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灭国游戏和兼并工具,人(特别是底层老百姓)的性命被视如草芥。历次兼并战争死亡的人都很多,仅仅秦赵长平一战就伤亡60余万人,其中赵军在此战中被坑杀了40余万人,十分惨烈。

  战争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开疆拓土兼并他国的手段,对于各诸侯国来说,同时战争也是财富重新分配的一种工具。从西周开始,中国历史就步入了这种以公开抢掠的方式来重新分配财富的高峰期。西周时代的诸侯有近千个,通过不间断的兼并战争,到春秋时代尚有160余个,“灭国52,弑君36,天下滔滔,丧乱已极。”到了战国时代,战争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席卷了几乎所有的诸侯大国和小国。战国时代的战争不论是从频率上还是从规模上,相较于以前的时代,都有重大变化,不仅规模更大,频率更高,而且后果更加激烈和严重,往往“杀人盈野,死伤枕藉,十倍百倍于春秋时代。” 据统计,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开始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止,在130余年时间里,仅仅秦国一家就发动战争(不包括被动应战和秦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108次,几乎每年有一次。 由此可见,战国时代战乱不断,给当时的生产力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破坏,人民是多么痛恨战争,渴望统一与安宁。

  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没有强大综合国力的支撑,一个诸侯国想要保持长久生存,乃至有力量兼并他国、统一天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变法图强成为那个时代各诸侯国行动的主旋律,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二)变法图强

  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思想异常活跃,人才辈出,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大破大立、求新求变、改革变法的时代。其基本逻辑是:(1)变法才能生存;(2)变法就能趋强;(3)不变法就必然衰亡;(4)变法动力强的国家才能变法;(5)变法汇聚的国家才能变法成功;(6)法治族群最适合变法;(7)共主均势向实力均势过渡;(8)制度跨越得以发生;(9)道义社会让位给实力社会,稳态社会让位给失序的大争社会。 变则强大,不变则坐等灭亡。列国往常之变法也多有成绩。如魏国的李悝变法,就是战国时代最早且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对他国的变法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楚国的吴起变法则从反面看能够吸取到很好的变法失败的教训:“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韩非子?和氏》)此外,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则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为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提供了具体参照和比较对象。此后还有赵国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齐国的邹忌变法,燕国的乐毅变法等等。一波接着一波,整个战国时代就是一个变法勃兴的时代,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原生时代的改革进步思想。从秦国来说,商鞅变法之初,正是天下纷扰,战乱频仍,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竞争激烈的一个时期。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则更是毫无公理可言,一些面积大一点、人口多一点、实力强一点的国家为了兼并他国称霸天下往往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秦国偏居西部边陲,与东方的中原文明长期隔绝,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是风俗、习惯等的竞争上都处于全面落后状态。在这样的大争之世,落后就意味着挨打,秦国因此面临着极其不利的竞争甚至战争局面:政治上,是天下卑秦,丑莫大焉;军事上,是六国分秦,国家危焉;文化上,是天下士子(尤其是儒家士子)不入秦,秦国孤焉。因此,内外部都存在着的巨大压力和生存危机促使秦孝公采取积极变法的姿态,通过发布《求贤令》广罗人才,同时借助于商鞅强有力的农战改革措施,使得弱小的秦国经过二十年发展,一跃而成为强大的诸侯国,为百余年后的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所以,只有改革变法才能图强、才能立于战国之乱世而不倒。

  (三)天下一统

  变法图强的目的并不是安于现状,故步自封,而是为进一步的发展扩充实力,统一天下,乃至最终以战止战,消弭一切形式的战争。所以,历史上的战争的是非、正义非正义不能一概而论,有一些战争特别是统一战争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不能完全被否定。

  商鞅变法正值中国历史上的战国中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天下混乱,毫无秩序与公理可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个时代从乱到治,时间久了,就有统一的需要,这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从西周开始,当时的中原大地和周边地区只有为数众多的诸侯国,而没有统一的中国(民族国家),战乱多年后,剩下的春秋五霸乃至战国七雄仍然相互征伐不止。因此,天下一日不统一,战乱就始终存在,而其中受伤害最深的还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这就是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道理。在长期战乱后,天下统一将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阻挡。

  二、商鞅变法的战时法治特征

  在中国历史上,商鞅是最早明确提出“法治”这个概念并运用于农战实践的人。他在《商君书》中所说的法治,是指社会各方面(包括农业和军事)都要制定相应的法律,人人皆依法行事,这样全国上下就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国家统一在法律之下,也就能够上下一心,步调一致,最终借助依法治国的国策而走向富强。 在战国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商鞅变法的重心必然在于面对战争求发展与富强,即“在战争之中求生存,在生存之后求发展,在发展之后求统一。” 正是因为如此,商鞅着手在秦国推行的变法,是战时变法,其推行的法治,是古典时代特殊的“战时法治”。

  “因为只有用法律才能实现变法、保障变法,才能符合当时战国所要求的规则趋势。所以,其结果就是在秦国通过变法实现了战时法治。”“秦国实现的战时法治,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段刚性法治,即以制度为基础的法治。严格依赖制度的商鞅变法,本身缺乏被人们认可的人性柔情,因此杜绝了偏私空间,因而被具有偏私空间的人所嫉恨。柔性规制与刚性规制,二者之间的区别,往往让人难以选择。是儒家教育好,还是一准乎法好呢?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契合中国本土条件才能具体回答的问题。”

  商鞅变法的战时法治特征主要集中于或表为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壹民于农战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耕战措施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关键是有正确思想理论的指导,这种正确思想理论来自于商鞅对秦国国情的了解,和对战国时代国际局势的深刻洞察与把握。以此正确思想理论做指导,实施壹民于农战的改革措施,商鞅变法就及时地抓住了改革的根本。

  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主要集中在农战两个方面:重农、重战(尚武)。按照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说法,叫做足食、足兵。整部《商君书》及商鞅变法所关注的问题无非就是通过农战措施的实施来强大秦国而已。“商君之道,农战而已矣。致民农战,刑赏而已矣。使刑赏必行,行而必得所求,定分明法而已矣。” 对内务必要以务农为本;对外务必要以作战为本。民众苦农怨战,则需劫以刑,驱以赏,罚重赏轻。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在商鞅这里是要禁止的。空谈仁义的人多了,是要误国亡国的。英国的斯宾塞也说,“殖产尚武,二者皆为群治所不能偏废”。商鞅自始至终围绕这两个目标来推进变法革新,是非常明智的举措。“商君之治国也,日日谆谆以农战为务,故其内治之大体,要不出于重农尚武两大主义。”

  “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这是太史公司马迁所总结的关于春秋战国时代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前六个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经济体制变革。井田废、阡陌开,土地私有制取代土地王(国)有制。在土地是最大最重要财富的远古社会,这是何等重大的转变!后六个字,则是政治体制变革。土地私有,失去了按血缘分封各级贵族的经济基础,邦国消亡,立郡县就成了时代的必然选择。郡县不是封邦,而是直属中央、完全听命于中央,由中央直接委任、撤换地方郡守县令的地方政权。”

  无论哪个时代,都必须重视农业,农业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和根本,根本(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商鞅深刻认识到了农业(吃饭)问题的重要性,进行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田制改革,改井田制为授田制和农功爵制。从变革之初,商鞅就把农业紧紧地抓了起来,花了大量精力来农业法令,促进农业改革。《商君书》中专门有一篇叫做《垦令》,讲的就是如何重视发展农业,促进农业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内容非常细致,可谓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业法》。其中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篇目除了《垦令》外,还有:《农战》,即农耕和作战。商鞅认为重农重战是治国、强国、富国的根本。所谓“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要使百姓高度重视农战,就要以农战作为奖赏的唯一标准,让一切利益都由农战中得来。《算地》,即计算(规划)土地。商鞅论述了合理开发利用土地的方法,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充分利用土地与强国的关系等等。《徕民》,就是招来外国民众从事农耕。当时秦地广人稀,三晋人多地少,民众田地缺乏。因此,商鞅建议秦孝公对外来移民采取优惠政策,将三晋民众招来秦国,以便开垦荒地,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外内》,即对外对内采取的政策。本篇阐述了对外重战,对内重农的思想。作者认为作战与农耕是立国之本,但民众却以作战为最恐惧的事情,以农耕为最劳苦的事情,不会心甘情愿地去做。驱使民众去从事农耕和作战就必须使用重法与利诱,等等。所有规定内容和条款都是为壹民于农耕生产服务的,鼓励秦人从事荒地开垦。它们既有法律规范的强制性特点,又有详细具体的农耕办法,在如何处理君、臣与民的关系问题、减轻农民税负、明确官吏职责,以及引导百姓重视农业生产等方面,有严密推理和论证过程,是一部厉行节约和严格保护农业生产、农民利益的农耕法、农业法。

  只有农业改革,可能使一个国家富裕,但不可能使一个国家强大。而改革的成果也很有可能在激烈的国与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中彻底失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所以商鞅将富与强之间严格区分,但又辩证统一。强大必须建立在国家富裕的基础上,否则是很难持久的;富裕必须得到强有力的军事实力的保障,才能使农业改革的成果不致为它国做嫁衣裳,成为他国的战利品。因此,重视战争同重视农耕一样重要,尤其在战国时代更是如此。商鞅一手抓农耕生产,一手抓军事改革,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符合任何时代国家强大的发展规律。

  军功爵制是商鞅变法进行军事改革的重要制度之一。所谓军功爵制,是指“因军功而被赐给爵位、田宅、食邑、封国的爵禄制度,或简称为因功得爵。” 商鞅之法规定,“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商君书?去强》)所谓“武爵武任”指的就是军功爵(官爵),共二十级,可按晋一级获得耕地一百亩、宅基地九亩的规定给予奖赏,最多可得两千亩耕地和一百八十亩宅基地。 商鞅的军功爵制做到了全民皆兵,“夫商君之兵制,举国皆兵之制也。与今天的欧美诸强国,没有多少区别。”因此,秦人的战斗力非常强,被称为“虎狼之师”。商鞅实行的军功爵制,有效地激发了秦军的战斗精神,聚合了秦国的尚武风尚,并以政府公信力为基础,确保法律对军功爵制实施的自觉和有效保障。 此外,“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商君书?外内》)商鞅没有完全消除集市贸易,仍然有大量农市和军市存在,可以自由买卖农产品和军工产品,只要对军队作战有利,对士兵有好处,就广开集市贸易。

  总之,凡是好的制度和政策,从来都是非常简约而清晰的。商鞅明确了治国的根本在于农战:“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纯纯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商君书?农战》)“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商君书?农战》)为了达到“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国而国富者王。”(《商君书?去强》)的目的,他从“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功”等十个字上很下功夫,方向是非常正确的,最终也契合了那个时代的根本要求,完成了时代变革的历史使命。

  (二)统一的刑罚措施(即凡事一断于法)

  在商鞅变法前,秦人留下的是“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的不光彩的名声。老秦人窝里斗很厉害,但是对外作战却是逃兵很多,败战连连。要根本扭转秦人的这一私斗恶习,必须依靠严厉的法制和刑罚奖惩措施。事实证明,经过商鞅变法过程中强力推行的法制实践,借助于“壹”赏、“壹”刑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全改变了一个马背民族的传统习性,将老秦人变成了新秦人,专心致力于农战之事。经过一百五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商鞅的法制不仅强大了秦国自身,而且还一代一代传承了“壹”赏、“壹”刑的法制精神,最终借助于这种精神统一了整个华夏。

  商鞅的法制实践具体就是改法为律,将法令的内容具体化、条文化,增强其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在《商君书?赏刑》篇中商鞅指出:“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这段话总括起来就是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壹刑则令行禁止,知所进退与避就。因此,只有运用法度,统一赏罚标准,人民才能知道哪些是对于自己有利的,哪些是不利的;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必须避开的。交替运用赏罚机制,就能将秦民统一到农战这个富国强兵的中心任务上来,最终达到变法图强,一统天下的目的。所以,“壹”赏、“壹”刑对于保障农战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商鞅的观点,人天性本恶,好逸恶劳、趋利避害。所以,必须实施惩罚机制,以对付那些平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打起仗来却胆小逃跑的人。惩罚机制要讲究公平,做到“壹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商鞅的壹刑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壹刑乃一体遵守,‘一断于法’,在用刑上不因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异。因此,他说上起于卿相、将军,下至于大夫、庶民,如果违抗王命,冒犯国家禁令,扰乱君上制度,罪死不赦,没有任何等级差别。即使一个人过去为国家立过功,而以后又危害了社会,照判不误,也就是说功不能抵罪,为的是防止以功傲法。” 自商鞅变法开始,“刑也上大夫”,“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商君之法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的秦人,即使国君、王子也不例外。不止于此,商鞅甚至还要求“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君书?赏刑》)这个要求是相当严厉的。在商鞅眼里,只有法令,没有个人,法令至上,即使君王也都在法下。这一点,在《商君书?君臣》、《商君书?慎法》与《商君书?定分》中都有体现。商鞅最大的希望是,“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这就是达到以刑去刑以至于无刑的最高境界。

  按照“壹刑”的要求,在执行法令的过程中,不能因爵位高、战功多就可以无视法令、置身于法治之外,即“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商君书?赏刑》)商鞅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打破了传统的礼刑差别观念。“今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嗣君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史记?商鞅列传》)严厉惩治贵族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迫使“秦人皆趋令”。

  壹赏与壹刑,统一刑罚实际上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滥觞,商鞅在战国中期就能够提出并做到这一点,可见他的依法治国的法治意识确实是非常超前的。

  (三)统一而全面的法制教育

  “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商鞅变法的普法原则。商鞅变法确立了“使民明知而用之”的普法思想。商鞅行法的特点之一便是法律公行天下,一力反对法律神秘主义。为此,商鞅确立了两大原则:其一,法典语言要民众能解,反对晦涩难懂;其二,建立“法官”制度,各级官府设立专门解答法律的“法官”。……商鞅使“法令明白”的目的,在于使民众懂得法律,从而能“避祸就福以自治”。……商鞅还详细论说了法官的工作与考核方式。对法官不作为或错解法令的处罚措施。

  普法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制定的法律必须明白易知,通俗易懂,这就需要加强法律的解释和宣传教育工作,让人们认识到守法和实行法治的重要性。“法律的解释便于它的运用,不经过解释的法律是无法适用的。法律的解释,其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宗教解释、社会解释、利益解释、规范解释、效益解释、系统解释、理性解释、人文解释、文化解释、历史解释、权力解释、文学解释、语言解释、沟通解释、身份解释、比较解释等。法律解释是一门关于方法的艺术。” 当然,古代的人不可能做到今天这样的细致。“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书?定分》)商鞅变法重视法的解释和普及工作,最终效果做到了“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一?卫鞅亡魏入秦》)秦国上下,从国君、大臣到庶民百姓几乎人人都知道商鞅的法令,并能记忆、背诵和熟练运用。那么,商鞅具体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商鞅强调法令有富民强国之功效,告诫民众只要知法、守法,学法、用法,就不仅能改变国家的命运,也能改变每一个人自己的命运。“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商君书?定分》)“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君书?画策》)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够让所有人遵守法令,只要守法就能够获得名誉和土地。

  其次,商鞅制定法律,尽量让法律接近民众和社会生活实际,让普通人(无论智愚)简单易懂,朗朗上口,便于背诵与记忆。“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商君书?定分》)微妙深奥的言论即使上等才智的人也不易理解,不需要法令作准则而行为都是正确的(像孔子所说的那样,“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要到七十岁才能做到),在千万人中只有一个。圣人是针对千万人来治理天下,所以只有智者才能理解的东西不能用来作为法令,因为老百姓不是人人都是智者,什么都知道;只有贤能的人才能理解的东西,也不能用来作法令,因为老百姓不是人人都是贤人。所以圣人制定法令一定要使它明白易懂。确定名分后,愚人和智者都能懂得它的意思。

  再次,商鞅设立了释法官,负责对法律问题的咨询与解答。商鞅强调,“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商君书?错法》)法令一定要明白易懂,这样民众才能自觉遵守,“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商君书?君臣》)要广泛设置法官,“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比秦一法官。”(《商君书?定分》)官吏和百姓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向法官咨询即可,“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商君书?定分》)“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商君书?定分》)所以天下百姓和官吏没有不懂得法令的。商鞅“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其目的是“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商君书?定分》)“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商君书?定分》)让官吏和百姓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有害,从而知所避就,趋利避害,而不至于陷入危险之中。“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商君书?定分》)“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商君书?定分》)人人能够知法、守法,则天下自然就治理的很好。

  最后,商鞅普法教育做得好,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办法,就是“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商君书?定分》)“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商君书?定分》)老百姓从法官那里了解到法令的内容后,就可以告之执法官,执法官不能曲解法令的意思而任意侵害老百姓的权利和利益,而老百姓自己也不敢犯法,这样就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的微妙关系,从而节省了大量治国所需要的运行成本。如果法官不告诉法令的意思或解释法令的意思内容有错,则他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商君书?定分》)等到他们(百姓)犯了罪,而所犯之罪正好是他们所咨询的那一条,那么就可以按他们所询问的那条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如此一来,释法官们(也包括执法官们)都特别小心谨慎,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懈怠、轻慢和渎职的行为。

  (四)通过竞争与效率实现富国强兵的根本目标

  “在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只有法家追求富国强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儒家提倡德性,道家仿效自然,墨家追求节俭。只有法家,才把富强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是今日中国的基本方略,但同时,依法治国、法治主义也是法家区别于其他各家的方略。儒家、道家、墨家都不强调法治,只有法家强调法治。”

  通过商鞅变法的全部过程来看,它充分体现了法治之下平等竞争的理念,秦人不再是靠世卿世禄安享富贵而是靠功劳吃饭、凭真本事晋爵,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商鞅变法的核心举措里包括两样重要内容,一是极力重视农业生产和粮食增收,以奠定富国强军的经济基础,二是充分训练新军,培养战力,以奠定开疆拓土乃至一统天下的军事实力。为达成这两个目标的早日实现,商鞅在其变法措施中推出了农功爵制(共四级)和军功爵制(共二十级)的办法,一方面激励农民多种粮食多丰收,另一方面也鼓励军人多杀敌人多建功。在《商君书》垦令篇中,商鞅规定了“废井田,开阡陌”的国家法令二十条(统称为“垦令”,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农业法)和释放奴隶的“释奴令”,以打破奴隶制对奴隶人身的限制,让所有秦人(新、老秦人)都成为国人,享有平等身份,可以因功得爵,不断晋升。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二卷)这样秦国“人人奋勇立功,个个避罪求战,朝野形成浩然正气,国家不怒自威。” 鼓励公平竞争,因功(农功或军功)得爵,秦国人就可以上下自由流动,奴隶可因功获得自由,自由民可因功得到官爵。

  1、竞争。战国时代,从外部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而从内部看,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没有外部竞争就没有改革变法的压力,没有内部竞争就没有改革变法的动力。在商鞅所处的战国时代,这两种竞争和压力是同时存在的。为了适应大争之世竞争的严酷局面,使秦国不断强大,在商鞅变法的改革措施中,竞争得到特别关注,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商鞅规定,秦国人无论农功爵还是军功爵,从上到下所有人都必须是通过竞争而获取,彻底改变了以往的那种世袭爵位和官职的办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具体竞争的领域有两个:一是农业生产,一是军事建功。

  按照商鞅变法的战时法治和强国目标要求,重视和奖励农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壮大国家经济实力,为将来的统一战争打下良好基础和物质储备,成为其田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商鞅的田制改革,一方面采取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扩大耕地面积,另一方面颁布垦令,发展农业,实施授田制和农功爵制,激励农业生产。其中,商鞅为了集中力量多生产粮食,尽快使秦国富裕起来,实行了农功爵制,以鼓励农耕生产。在商鞅制定的二十级军功爵制之中,有关于四级民爵的规定,其中包含了农功爵的内容。农功爵制是针对普通百姓在农业生产或揭发犯罪上有功劳的一种激励性或奖励性措施。需要将其与连坐制度、保甲制度等结合起来加以运用,效果才更好。商鞅之法规定,“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商君书?去强》),如果按兵不动而专心从事农业,按生产和缴纳粮食的多少来授予爵位和官职,那么国家就一定会富足起来。国家富了,民众也可以富裕起来。因为只要“民壹务,其家必富。”(《商君书?壹言》)。所谓“粟爵粟任”,指的就是农功爵(民爵),共四级,包括公士(第一级)、上造(第二级)、簪裹(第三级)和不更(第四级)。农功爵(民爵)可按一级爵位获得耕地一百亩、宅基地九亩的规定给予奖赏,最多可得四百亩耕地和三十六亩宅基地。 这对于当时刚刚解放的奴隶和外来移民来讲,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促使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拼命多打粮食,贡献国家和自己。经过商鞅政策的激励,不到十年,秦国实力大增,完全可以与东方最富庶的楚国平起平坐,分庭抗礼。

  商鞅变法的战时法治要求重视战争,改革军制,以提高战斗力。军功爵制是商鞅变法成功的重要制度之一。这种制度是春秋战国时代,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向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斗争中的产物。在军功爵制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另一种爵制,即五等爵制,包括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为了鼓励秦人英勇作战,商鞅制定实施的二十等军功爵制包括二十等军功:公士(第一级)、上造(第二级)、簪裹(第三级)、不更(第四级)、大夫(第五级)、官大夫(第六级)、公大夫(第七级)、公乘(第八级)、五大夫(第九级)、左庶长(第十级)、右庶长(第十一级)、左更(第十二级)、中更(第十三级)、右更(第十四级)、少上造(第十五级)、大上造(第十六级,也名大良造)、驷车庶长(第十七级)、大庶长(第十八级)、关内侯(第十九集)、彻侯(第二十级)。其中,最低等的四级爵位可以被授予民爵(农功爵),后面的十六级爵位则专属官爵(军功爵,因军功、政功或事功皆可得爵,统称军功爵),而不能授予民爵(农功爵)。商鞅变法所建立的秦早期军功爵制,相比于战国其它各国的赐爵制是最为完备的。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汉书?百官公卿表》、《秦会要订补》、《史记?秦本纪》、《汉书?百官志五》、《汉旧仪》、《典通?职官》、《北堂书钞?封爵部下》以及《七国考》中都有关于秦二十级军功爵制的记载。商鞅之法规定,“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商君书?去强》)意思是如果发兵攻打敌国,只要按军功的多少授予爵位和官职,那么就一定会取胜。所谓“武爵武任”指的就是军功爵(官爵),共十六级,可按晋一级获得耕地一百亩、宅基地九亩的规定给予奖赏,最多可得两千亩耕地和一百八十亩宅基地。

  商鞅重视竞争得爵(或因功得爵),并采取措施保障低级爵位的实际利益,“商鞅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和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至少有以下五点不同:一、一级以下还有三级;二、二级以上至大良造只有十六级;三、有爵者有乞庶子的权利;四、不受限制的逐级晋升爵位和受赐田宅;五、低级爵位有树墓权。以上五点显示商鞅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比较重视低级爵位的利益,高爵与低爵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低爵也享有很多权利,而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高爵与低爵之间是不可逾越的,低爵仅成为荣誉头衔,权利大大缩小。秦国实行的军功爵制有效地激发了秦军的战斗精神,聚合了秦国的尚武风尚,并以政府公信力为基础,确保法律对军功爵制实施的自觉和有效保障。 如此,统一天下的重任就自然而然落在了商鞅变法后日益强大的秦国头上。

  2、效率。无论改革还是变法,没有效率或者效率太低、太慢都将意味着失败甚至死亡,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竞相变法革新,以期富国强兵,战胜对手,最终一统天下。因此彼此间的战争连绵不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期间伴随着一些国家变法成功后变得强势,一些国家变法失败后日益衰落。总之,纷纷扰扰,改革变法的潮流此起彼伏。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效率问题显得特别重要,不改革就是等死,乱改革就是找死,改革太慢也是死。必须紧紧围绕强国富民扩军的中心任务,充分调动国民求新、求变、求强、求富的心理和改革积极性,把握好改革变法的节奏和力度,稳步有序推进革新变法的各项措施。

  效率是重要的经济学和法学概念,在变法中是指改革或变法的成效比。在战国背景下,迅速富国强兵,战胜对手,是效率的第一要求。改革变法效率高的就能够战胜效率低的,效率低的就能够战胜没有效率的,从而实现统一目标,而不会有亡国之危。

  从商鞅变法的过程和所采取的措施来看,笔者认为商鞅变法是非常注重效率和实效的。在短短十九年时间内,它就让“诸侯卑秦、六国分秦乃至天下士子不入秦”这样一个野蛮落后、积弱积贫,几乎快要灭亡的西部边陲小国,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全面成长为战国七雄之翘楚,然后借助强大实力支撑,虎视中原,又经过几代雄主的连续接力,最终完成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旷世伟业,真的是不可思议,千年难遇一回。唐代诗人李白在其诗中高度赞美秦王的雄图大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李太白全集》卷二,《古风》第三首)。何等雄浑之气势!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商鞅变法的苦心经营,是商鞅在艰难起步阶段所打下的坚实经济基础与综合国力支撑,才有秦始皇后来的不世之功和天下一统。

  那么,商鞅变法究竟是如何强秦而获得成功的呢?关键在于效率二字。(1)效率至上。商鞅变法体现了效率优先和效率至上的价值目标与追求,一切服从于快速富民强国和开拓进取的时代要求,服务于战胜六国,一统天下的宏伟目标。从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集中于“壹”与“抟”两个字,从全部资源和精力集中用于完成农战任务,从行政官僚办公必须今日事今日毕、不宿治、绝不拖延,从充分调动民众生产劳动积极性等各个方面来看,一切都处于高效运转中。此外,还有很多制度方面的革新举措也体现了一切唯效率至上的要求。如实施“粟爵粟任”的农功爵制以提高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实施“武爵武任”的军功爵制以提高军人奋勇杀敌的积极性;实施什伍连坐制以减少违法和犯罪的发生;实施“常官”制度以降低官员经常变动的行政成本;实施“作壹”制度以快速致富和强大起来;等等。商鞅变法十年,秦国形势就发生大变,以至于“周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后来儒家的大儒荀子也曾深入秦地,实地踏勘,发出慨叹,“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荀子?强国》)连续发出“古之民也、古之吏也、古之士大夫也、古之朝也”等四个“古”(相当于好)的赞叹,反映出秦国的治理是非常成功、卓有成效的,一切都井然有序、井井有条,臻于完美境界(“治之至也”)。(2)“不宿治”与“刑省”。从《商君书》中的一些具体内容来看,商鞅在细节上也是非常重视效率的。如绝不让今天的事情拖延到明天才完成。他说,“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商君书?去强》)意思是在当日就能处理好政务的,就能称王天下;在当夜才能处理好政务的,国家就强大;第二天才能处理好(前一天)政务的,国家就会被削弱。“日治者王,夜治者强,宿治者削。”(《商君书?说民》)“靳令,则治不留。”(《商君书?靳令》)意思是严格执行法令,官府当天的政务绝不能拖延到第二天。“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商君书?垦令》)意思是不允许官吏留下当日的政务不办,那样邪恶的官吏就没有空闲时间到百姓那里去谋求私利,而群臣百官的政务也不会相互拖延。“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商君书?靳令》)“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商君书?说民》)意思是能够称王的国家,国家本身不需要积蓄力量,因为力量就在民众之中,能够称王的国家,老百姓家里不需要储蓄很多粮食,因为国家已经收藏好了。彼此进行合理分工,就既能产生规模效应,也能产生分散相应。“守十者乱,守壹者治。”(《商君书?靳令》)意思是国民的精力专门集中于农战而不分散,就能高效地治理好国家。诸如此类的规定,还有很多。如,法律要详尽而刑罚要节省,也是办好政务,提高效率的方法之一。《商君书》中说,“法详,则刑繁;法繁,则刑省。”(《商君书?说民》)意思是法令周详,那么刑罚就会繁多;刑罚繁多,那么真正受到刑罚的人就会减少。“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商君书?说民》)意思是实行保甲制度,就可以减少刑罚,提高效率,节省成本。“法明,治省。治省,国治。”(《商君书?弱民》)意思是法度明确,治道就会简省。治道简省,国家就会得到治理。

  3、富强。“法家思想中,促进国家富强最为重要。从其产生背景来看,法家是带着国家富强的本性使命而产生的。如果说秩序是儒家的思想本性,富强则是法家的思想本性。”,“如何促进国家富强,是法家思想的精义所在。什么手段最有利于国家富强,法家就采用什么手段,研究什么手段;什么方式有利于国家富强,法家就采取什么方式。” 商鞅变法具体采取的办法是依法壹民于农战,让秦国民众或招徕入秦的三晋之民按要求,功名利禄与爵位皆出于壹空(一途),从而富国强兵。所谓“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就是要求秦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如此,富国强军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在《商君书》中有关富国、强兵的内容非常多。如:“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国家之所以兴旺强盛,依靠的是专心致力于农战。“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国家依靠农战得以安定,国君依靠农战得以尊贵。“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商君书?农战》)专心致力于农耕,然后国家能够富庶,而人民的力量也可以集中使用了。“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商君书?农战》)人民不接私活干私事,则务农就有力气,务农有力气,则国家就富强。“国力抟者,强。”(《商君书?农战》)国家力量集中,则富强。“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商君书?农战》)官员职务稳定,则国家就得到治理,专心致力于农战国家就富强。“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商君书?农战》)国家专心致力于农战一年,就能够强大十年;专心致力于农战十年,就能够强大一百年;专心致力于农战一百年,就能够强大一千年;能够强大一千年的国家就能称王。“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商君书?去强》)运用强民政策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豪民,国家必会被削弱;运用削弱豪民的政策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人,国家就会变得强大。“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商君书?去强》)国家虽然富裕但厉行节俭,这就叫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国家会强大。“以法治者,强;以政治者,削。”(《商君书?去强》)运用法治来治理国家,则强大;运用人治来治理国家,则削弱。“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商君书?去强》)民众不逃离或放弃农耕,野外没有荒地的国家,能够富裕,国家富裕的就能够强大。“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商君书?去强》)国家喜欢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就都能产生,粮仓、金库都会充实的,国家就会强大。“粟爵粟任,则国富。”(《商君书?去强》)让耕种土地多打粮食的农民获得爵位和官职,那么国家就会富裕。等等。

  结语:商鞅变法的成功是战时法治之成功的重要范例

  商鞅变法是在战时背景下展开的,其中为了应对战争和统一的需要,采取了战时经济、战时政治和战时法治政策。应当承认,商鞅借助法令的力量来推行战时经济和战时政治的做法,进行战时经济和战时政治的动员,是非常有效的,也是非常成功的。经过变法后,秦国无论在综合国力还是军事实力等方面,都是东方六国所无法比拟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天下的历史责任当然地就落到了秦国的头上。韩非说:“商鞅虽死,秦法未败。”也就是说,商鞅虽然死于非命,但他的政策延续了下来。商鞅变法的成功代表法家法治即战时法治的成功,其影响波及后世两千余年。近代革命家谭嗣同于1896年在《仁学》中说:“(中国)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亦曾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指出:“祖龙虽死秦犹在,百代皆行秦政法”。而“秦政”,乃商鞅变法后之新政也! 商鞅变法是古典法治和法家第一期的典型代表,具有战时法治的显著特征。迄今为止,我们从商鞅变法中仍然可以得到很多启示,譬如有学者就做了非常的概括:审时度势,从战国形势和秦国国情出发进行变法;打破保守的静态法律观,提出因时立法的动态法律观;立法、司法、行政始终为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服务;废除旧贵族世袭特权制度,以耕战论功授爵,使秦国内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竞争机制;立法的系统性、严整性、协调性,杜绝立法上的漏洞;卓有成效的普法宣传;简洁明快的变法步骤和大刀阔斧的变法力度;强有力的行政组织和极高的行政效率;坚定的变法决心和严格的执法精神。这些均是商鞅变法的成功实践与经验。总之,从理论到实践,从立法到执法,从军事到行政,从民俗到教育,商鞅变法都有值得后世借鉴的地方,从中能够汲取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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