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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姚洋更像在调制鸡尾酒,可别错把巫傩当“人文”呦!

2019-08-20 10:39:53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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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领域交锋以来,中国思想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几股思潮,我们盘点一下,大概以下几派:

  (1)反对西化。“反西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含义是确切的,很少岐义的,主要落实在政治领域,是指反对在中国实行西方政治制度,比如多元化、三权分立、党政分离等;但主要不是以政治运动而是思想领域交锋的方式呈现,因此必然呈弥漫扩散状态而不局限于政治本身。

  当初的口号比如“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西化”、“反对全盘西化”,他的解释必然多元化,其表现从当初反对西方政治体制到后来无所不包的反对西方文化,甚至各种各样不可名状的个人情趣体验全都贴上“反西化”标签,一些看起来明显的学术门派之争也都贴上“反西化”标签。从当初反对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包括台湾、香港)到无所不在的西方事物敏感,都可以从“反西化”思潮中体现,对带“西”字的文化事物的屏蔽更是无所不在。

  (2)国学运动。“国学”打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最初是纠正“五四”对孔孟儒学的过度批判,反思“文革”以及“批林批孔”。他落实在各个层面,比如两岸交流和世界华人交流层面――这个层面可以获得政府大力支持和财务帮助;比如各大学机构学术层面――这个层面可以获得智力和学术的支持,具有深度发展潜力;再比如社会民间层面(比如各种读经班、各种文化补习班)――这个层面可以扩展影响,借助商业形式使运动向可持续广度发展。

  (3)政左经右。“政左经右”是围绕中央及各级政府实务活动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潮,穿梭往来的各类精英与专家,形成传说中的“官-学-产-商”勾结体系。勾结体系主要是围绕中央及各级政府实务活动,这种“实务”必定以“经济活动”为主,因此该勾结体系的“硬核”部分应该称之为“经济学家”――然而道一人话语系统中,“经济学家”就是一群巫师,他们的所谓学术研究或主张,配合政府的政策发布等等其实就是一系列巫术活动。

  所谓“巫术活动”,是指缺乏终极真理观的,建立在巫傩权威下的社会活动。巫统与道统是两种截然迥异的文明现象,巫术倡行时代,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股雕虫小技,小技小器受到崇拜。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们是否还能回忆起全民“斜边上添加一条辅助线”热潮,全民的炫技、炫巧、炫智商,无所不在的技巧和智商崇拜,这是巫统社会的显著特征。好在中国强大的道统文化,既使巫统现象周而复现,但总会受到道统制约。因为中国文化发端于天道,既使偶尔被覆盖,但总会被后代回忆而恢复;反观东邻日本缺乏道统,一旦巫傩作怪做大,就很危险,似乎没有自我恢复机制。上世纪初打败沙俄和满清,工业发展100年就超越西欧500年,结果国民精神急剧膨胀,把自己想像为高等民族,比白色人种更“白色”的自大心理作怪,全民被巫术控制,任何提醒警告无济于事,最后只能用两颗原子弹去炸醒他。

  中国传统文化是道统而非巫统,中国文化传统讲究“道器之辩”,以道驭器,强调终极真理。在古代道统观念上,无论道家、儒家、墨家或其他诸子百家,应该是差别不大的,现代知识分子(包括港澳台地区知识分子)也应该无甚大的差别,只不过具体内容不一样,道不同不相谋罢了――比如内地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主义道统观”,他们的理论活动和社会经济实践活动强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港澳台地区也许儒家道统或者基督教道统。

  政左经右的“巫术活动”是对中国道统文化的极大反动,是对传统文化追求终极真理的极大背离,他的实用主义、短期功利、功利至上、沽名钓誉、反器为道等特征被坊间称为“政左经右”。“政左经右”最早的口号是“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原则,“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等,颇为吸引人;然而“官-学-产-商”体系一旦勾搭成奸,却将“看不见的手”丢到脑后,这句口号的最早奉行者们这时俨然以上帝自居――动辄“让人怎么怎么……”!经济上的“官-学-产-商”勾结,政治上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愚弄社会、愚弄历史――张宏良对此用了个不堪的比喻:一夫一妾过活却没有合法夫妻证书,一夫一妻有合法证书却不在一起过活。

  (4)调适鸡尾酒。以上三派可以说是“可名状的”,而更多的思潮却是“不可名状的”,我这里聊以“调适鸡尾酒”命名之。如真要界分他们,也只高明低劣之别,没有本质不同。

  “政左经右”做派既使巫师群体内部也遭诟病:道器不辩、反器为道的实用主义做派致使个人人格受到玷污,外表光鲜的“高大上”原来一包染污泥;然而一旦追溯道统必然要追溯到1949年的马克思主义,这又是他们千万不情愿的,这将搅乱“改革开放”的所有基础设定;于是不得不包装所谓“新儒家”当作想像中的“道统”,这是“以儒代马”鸡尾酒的由来。我就列举两例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调适鸡尾酒”的。

  龙永图大家都知道,他暴得大名并非他所炫耀的WTO入世谈判,而是他对全体华人欠下的口德债,他在2008博鳌亚洲论坛的《增城市公园化战略研讨会》上说“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此前人们对他的刻板影响似乎就是个技术官僚,负责外贸的技术官僚,一成不变的官僚习气、技术名词、呆板的风格。“刁民”说改变了人们的对他印象:他是个不会遵守体制内规矩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招惹是非的人格特征,一旦需要就会将周围同事同伴全都出卖

  一成不变的官僚习气、莫名其妙的技术名词、对外低调不招惹是非,是我们这代人对体制内官僚的刻板印象;龙永图的“刁民”说突破了这个刻板印象,我道一人对他则有另类印象,是他体貌特征上的“饕餮相”,饕餮相貌者往往会犯事,决不可委以重任,华人颅相学是相信这个学说的。我以为“相由心生”,外表的饕餮相往往是内在刻毒的自然流露,尚未阅世的婴儿看见凶神恶煞的脸为何会啼哭,内心的恶毒有时确实会“写”在脸上,唯物与唯心是可以转化的。

  这个刻板印象的再次突破,是去年“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被任命为大会理事会副主席。满口外贸词汇透露出的赤裸裸实力主义气息与儒学词章透露出的伪道德,我们这代60后实在难以将他俩关联起来。儒学体系1949年后被中共意识形态批判得七零八落、不成系统,虽说中共意识形态本身也在朝三暮四,然而任何意义上他俩是走不到一起的。因此若有中共(曾经的)高官忽而满嘴的“之乎者也”儒学名词,这种怪怪的感觉就像赤膊打领结――这条早晚要为他的“刁民”说付出代价的毒蛇,在去年“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就众目睽睽下上演了一次赤膊打领结。

  龙永图是意识形态领域“以儒代马”的真实案例,这在中共体制内高层应该说还是少有的;而在体制内边缘已经非常普遍,并有愈演愈烈趋势――显然这是群体意识,有目的的刻意行为,意在呼应亨廷顿的“东西方文明之争”说,实际上绑架中国而小团体做大。我曾注意到该体制内边缘,一个叫做“莫干山派”的经济学群体,就有这个现象。比如“平民房不需要厕所”的专家茅于轼忽然一阵子对儒学感兴趣,满嘴的“温良恭俭让”让人惊诧不已,并以“书香门第”、“穿鞋的”自比,羞辱他人是“赤脚的”,那几天着实让我惊出一身冷汗――他也成为儒家了,200年后的中国史书就要称他“大儒”了;再比如其中一个叫做巴曙松的金融专家,忽然对“天命”感兴趣,动辄撰文谈“天命”感想。

  ――“天命”是儒学体系的核心概念,相当于西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我印象中巴曙松所在的那个群体在任何意义上没法与“客观唯心主义”瓜葛在一起;相反倒是与“主观唯心主义”走得更近,赤裸裸的“实力”展示,“人定胜天”的自负,特别50、60后那代人完全切断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他们全身上下被“唯物主义”术语名词包裹,十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力炫耀,如果哪天哪月“之乎者也”儒学名词从他们嘴巴里出,也是一种赤膊打领结感觉。

  我以为“以儒代马”的愈演愈烈是某种刻意行为,也是群体意识,只不过体制内核心层与边缘层各有不同表现;核心层一般表现为“若即若离”――也许2011年的天安门广场孔子塑像风波给他们上了一课,有时政权的得失只是顷刻间;边缘层政治压力小,可以做各种试探、打前站。以上几例是“以儒代马”思潮,我再举一例的鸡尾酒是“献投名状”。一个叫秋风人大家也许陌生,然而一谈起“天则经济研究”则如雷贯耳。本名姚中秋,所谓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他身份的两种标签:“大陆新儒家”和“经济学家”,而我道一人则是被他夸张的“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牢牢吸引。

  一个重量级的、双重理性(儒学及经济学)的高级教授,竟会有这样的言词表述,必有某种不得不的强烈原因,究竟什么样“不得不的强烈原因”呢?回忆往事,我道一人思想的形成和完整系统化,与这位秋风及其“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怪异表述不无关系。我曾不断揣摸这句怪异表述背后“不得不的强烈原因”,十多年来不断的揣摸,想到一点写一点,睡梦中忽然想起一点灵感,马上起床写下来,马桶上想起来,也憋着半拉子赶紧去写――我道一人许多思想与之有关,今天我把他简单命名为“献投名状”,简单的解释一下,如需系统性表述,还是邀请你到我的“搜狐空间”去做客。

  ――中国文明建立于北方,早期传说时代是在西北方向,中国政治秩序是由北而南、由西而东逐步建立的,三千年来文明格局已经天翻地覆,而这个大序规律一直没有改变,这个规律一直应验,因此有司马迁的著名论断“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之说;虽说司马迁以后东南方向文明实力后发优势、急遽反超,这个规律仍未失效,最近一次应验就是1949年政权的产生。

  ――然而奇怪的是历史的实然与应然总是背道而驶,来自北方的统治群体对北方的污名化一刻不停,不但不思量开发北方,而是打着汉族主义的政治正确旗号“一山不容二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远交近攻”――最早的敌人就是“狄人”,古代社会他就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一般称呼“北狄”。汉族的直系祖先“西周”与白狄有着不浅的血缘联系,然而秦汉以后统治阶级却绝口不提。

  ――这在古代社会属于“政治正确”,汉族人口众多,“狄人”就是敌人。满清以后华夏统一,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更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然而某些人潜意识中仍然根深蒂固的“恐北症”,重拾死名词当然不是为了小男生般的炫耀知识,而是实实在在的功利驱使――“投资不过山海关”就是一例。中国早就统一,哪个“鞑虏”?哪个“狄人”?前苏联?俄罗斯吗?

  ――“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功利驱使,以至语无伦次。“大陆新儒家”和“经济学家”秋风先生以这种语无伦次而又隐讳方式向统治群体表忠心。中国文化传统所谓“一忠二患”,塑造一个假象敌而攻击之,从来就是向主子邀功表忠心的最佳方式。

  ――“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我猜也有部分真实寓意。“文革”后“非俄”(非前苏联)就是某种政治正确,无论毛时代还是邓时代。然而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三大突发标志性事件(天安舰事件,奥巴马太平洋再平衡事件,钓鱼岛购岛事件),中俄关系突然升温。中国精英层顿时失去了地缘政治方向,传导到内部政治的张皇失措。“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则是以隐讳的方式安慰失去方向的主流精英政治家们。

  “儒家”、“经济学家”和“反对鞑虏”全都搅在一起,就是“鸡尾酒”,比前两例高明不到哪儿。我再举一例,看似有点高明。

  7月1-2日,第三届思想者论坛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的主题演讲,网络发表的标题叫做《经济学家谈到中国成功,很少有人提到中共的作用》。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这么个怪异标题,网络展开热议,纷纷表示不解。我读了好几遍,确实很难理解,只能靠揣摸。我以为姚洋是在调适鸡尾酒,我先把品尝这杯酒的味道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大家也品尝品尝,我说的对不对。

  姚洋调适的这杯酒有以下三种味道:(1)要有西方文化味;(2)虽说西方文化味,但又不包括、不能沾染马克思主义味道;(3)还要掺杂一些“儒家”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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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洋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他在演讲中认为“在过去四十年里,所谓的回归中国是指什么呢?我个人觉得有两方面非常重要”:第一是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第二是贤能主义,这里就简称他是“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贤能主义”。

  从没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这种表述,什么意思?只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你说“共产党的中国化”,估计也能听懂一半。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化的,具有同质化内禀,而共产党组织则是各国各地区的,“共产党的中国化”就是强调一下国别特征。

  我猜想姚洋教授演讲的本意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共产党的中国化”,因为口头演讲,逻辑不严谨。然而我读罢相关段落甚至全文,根本感觉不到姚洋想要表达的这层意思,全都是些文辞堆砌,没有一点“XYZ中国化”的意思。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大陆)政治或文化的基本命题,虽然学术思辨上也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高下之别,但命题本身基本是程式化甚至公文化的,北大院长如要表述这层意思,小菜一碟,哪怕随手捻来、敷衍一下,人们准能读出。然而我却没有读出来,我将相关段落附在正文后面,大家也来品读品读,是否能读出“XYZ中国化”的味道。

  我猜呀“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就是在调鸡尾酒。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等等具有浓烈的西方文化背景;姚洋所在的“经济学界”也具有浓烈的西方文化背景,不西方是很另类的,许多经济学人就是海归派,动辄哈佛,动辄常青藤。姚洋“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的潜意识似乎在承认“中国文明逐渐西化”这个现实,然而他着意想表达的是“此西方不是彼西方”。他不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化背景”,避免人们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关联起来。

  我猜想呀,姚教授的真实动机是呼应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领域交锋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

  前面我们已经铺垫: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领域交锋以来,中国思想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几股思潮,“反西化”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当时“反西化”是明确的,很少岐义的,是指反对在中国实行西方政治制度,比如多元化、三权分立、党政分离,主要在政治领域。然而后来“反西化”逐渐泛化、扩大化,波及到文化诸多领域,各种各样不可名状的个人情趣体验、一些看起来明显的学术门派之争全都贴上“反西化”标签。那事情就搞砸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也具有西方文化背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某些思潮将“反西化”反到马克思主义那儿去了。语言一旦搞乱要比梳理乱麻还难,随你怎样解释也解释不清。日本属于东方还是西方呀?前苏联俄罗斯属于东方还是西方呀?澳大利亚属于东方还是西方?佛教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地理位置、政治或历史语境中上的“东西方”概念全都搅浑在一起。

  然而这正是某些人(或思潮)所需要的,语言一旦搞乱要比梳理乱麻还难,有些人拥有更大的语言语句解释权,他要此西方不要彼西方,需要“选择性西化”,往往就是通过对这些乱麻语言的解释来实现。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领域“反西化”泛化、扩大化以来的思想混乱景象――谁的榔头粗,谁就更有选择权和解释权。我怀疑姚洋教授今天就是在呼应那股思潮:意图将马克思主义排斥在西方文化之外。我说的对吗?就看姚榔头粗不粗?

  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领域“反西化”泛化后的某些思潮,以及今天的北大姚洋教授,意图割裂“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的渊源关系,姚洋只不过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这种怪异表述把这种心迹端出来而已。

  “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贤能主义”什么意思呢?我们读姚教授其中一段来揣摸一下:

  【儒家的理想主义就是一种层级制度+贤能主义,这个制度一定是有层级的,谁能进入哪个层级要看你有多贤、有多能,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事实上,这种儒家的理想政治,至少是以前所谓的自由主义政体所秉持的理想。如果大家读一下《联邦党人文集》、美国《宪法》,其实你能读出儒家的东西来】

  “选择性西化”思潮造成的一个结果,将马克思主义甚至“中国共产党”这个事物本身,也看作西方事物一起反掉,或者“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不可以的,中国今天没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会是怎么个情况?这个诘难正是“以儒代马”思潮出现的大背景,意图做某些弥补。这个思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见端倪,进入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搞得风生水起。没想到乐极生悲,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开始,2011年的天安门广场孔子塑像风波被狠狠打了一巴掌―― “以儒代马”思潮终于看到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理性恢复了一点。

  读姚洋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到,这股思潮并不死心,不仅将“儒家的理想主义”,还要将他重新梳理打扮一下,与“《联邦党人文集》、美国《宪法》”关联一下,从中“读出儒家的东西来”。

  ――“西方有的中国古代也有,并且可以在儒家那里找到”这种思潮在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华土后非常普遍,姚洋的“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贤能主义”只是延续了这类思潮而已,并且非常拙劣。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大规模涌入华土,为减轻传教阻力,传教士们一方面用望远镜、自鸣钟等器物玩意儿贿赂皇帝和近臣,另一方面又对士大夫读书人辩称“基督教与儒学很相似”。虽然胡说八道,士大夫们明白其中善意,因此愿意接受,比如利马窦就自称“西儒”。这种传教策略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减少的阻力只是短期见效,然而搅乱了人们思维,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一旦扎根,对文化传播的负面作用就很难消除。就长程看,减少的阻力远不及用来弥补以后传教的损失。

  ――不是吗?院长大人姚洋竟然能从《联邦党人文集》和美国《宪法》中读出儒家的东西,这种思维在利马窦哪个时代是很普遍的。你想要什么就能读出什么,任何读物都有你想要读出的东西。那就是利马窦时代“曲线传教”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训:文明传播应该是个长程缓慢过程,容不得半点急躁。院长大人能从《联邦党人文集》和美国《宪法》中读出道家的东西吗?我敢保证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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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罢姚洋的这篇讲稿,三种鸡尾酒味是很浓的,就是在呼应和调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领域交锋后的各种思潮。然与龙永图之辈相比则高明许多,不愧调酒大师。他要将“反西化”泛化而误伤马克思主义进行到底。然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影响无所不在,要区分其中谁是谁那简直痴人说梦,将“新儒学”包装成“与西方文化有渊源”则是一不做二不休,将混水摸鱼进行到底。

  我没读错姚教授吧?高级调酒师我们这个时代还嫌太少,需要更多姚教授那样大师级调酒师;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领域交锋以来,被搅乱的意识形至今尚未理顺,需要更多姚教授那样的大师来理顺。可是教授有一点是搞错了,越理越乱。传统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这个认识是很重要的,尤其对当前思想界。中国不是有神论社会,这是肯定的。姚洋文中左一个右一个“人文社会”,又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我有许多论述,可以参见。这里简述一下:中国是“巫傩”主宰的社会

  中国社会历古以来就存在一个中间层,他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属于统治阶级一员,但是统治地位并不稳固。不同时代有不同称呼,最早称巫、傩、萨满等,后来称士,后来又称知识分子,污名化就称为公知、精英分子。

  就作用功能而言,西方社会也存在这个阶层,然而西方社会存在一个最高“神”,这个阶层只配为神打工,比普通社会高不了多少;中国社会不存在个最高“神”,于是这个阶层总有自我神化的倾向。一旦神化就很难撼动他,往往只能等待治乱循环“周期律”去撼动。

  巫是中原汉族的称呼,傩是南方称呼,所谓“楚巫湘傩”,萨满是北方称呼。“巫”字据说象形字,示意“沟通天地人”,最早是一个职业,从专门靠嘴“呜哩哇啦”获取报酬的群体转化而来;“傩”也是个职业,以凶神恶煞驱鬼为业。古代中国巫傩从来就是一搭一档,一个靠嘴巴“呜哩哇啦”的文化,一个以赤裸裸暴力恫吓的武化。

  “人文”与“巫傩”就形态上有点相似,但是他们的区别是显著的,特别进入阶级社会后,“巫傩”属于统治阶层一员,他们所有一切文化活动都是统治活动;“人文”是社会普通阶层所进行的物质与精神活动泛称,不具有统治他人的目的。就像社会主义企业的车间主任只是管理员,与工人只是岗位分工不同,资本主义企业的车间主任则是帮助投资者获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榨机上的一员,性质不一样。

  我注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恩格斯的“五阶段论”受到质疑,此后学术界很少再“封建社会”论述。然而古代中国究竟什么性质社会总要说点什么,不说“封建社会”说什么呢?我猜有人发明“人文社会”一说,就是为了对应西方的“一神论社会”。

  于丹教授讲“人文社会”时眉飞色舞,对台下如饥似渴追求中国知识的外国学生讲:我们中国不像你们那个“神”那么呆板,我们“人文社会”是讲实事求是的,我们中国可以“三八二十三”;今天北大姚教授不讲“三八二十三”,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

  附录:你能从下面这段姚洋的演讲中读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韵味吗?反正我是读不出。难道“务实”就是中国有,马克思主义或西方文化不讲“务实”吗?难道“贤能”就是中国主张,马克思主义或西方文化不主张吗?

  大家好!我要讲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我觉得今天来谈这个题目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呢?大家知道,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成长是无与伦比的,要理解这个成长就离不开理解中国共产党。我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谈到中国的成功,很少有人会去谈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但我觉得,如果不谈中国共产党,想理解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里所起的作用?我不想谈一些具体的东西,而是想放到比较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谈。我要说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这个听起来很别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中国化?核心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实际上是回归中国的过程。

  

  稍微梳理一下中国共产党在过去近一百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当初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西风东渐的产物,是一个外来物,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东西。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使得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整个过程,是中国接受西方社会改造思想的一个过程。

  

  所以从1921年成立到1953年——中间因为救国存亡有一些打断——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使命就是改造这个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原发性国家都经历过社会改造,说英国没有发生过革命是不对的,英国光荣革命之前,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仗。

  

  到1953年我们的社会改造基本完成,当然在1953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我们党走过一些弯路,但也要看到在1949到1978这三十年里,我们建立起非常重要的工业基础,这些工业基础对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四十年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四十年里,所谓的回归中国是指什么呢?我个人觉得有两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是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中国人的精神特征、人文特征就是务实主义。邓小平在当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球籍论,就是我们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他是一个典型的务实主义,我们说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确是这样的,他直接用直觉理论,由此导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

  

  具体而言,这种务实主义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没有永恒的真理,这和西方是非常不同的。我们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后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把实践放在比真理更重要的地位上。

  

  第二方面是邓小平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用学术一点的语言来说,就是目的的合宜性可以合理地推断手段的合法性。原来我们先说手段,是白猫、黑猫先搞清楚,不管目的。现在倒过来,先说这个目的好不好,然后再说手段可能是合法的。这两个变化是推动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改革,以及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第二是贤能主义,这个表现也非常明显。我们回到儒家、回到孔子,儒家强调君主要施仁政,怎么施仁政呢?要通过个人的修养变成一个圣人。儒家既不是性善论者,也不是性恶论者,儒家是现实主义者,是观察现实的人,而现实的人是多样的。同时他们也观察到现实的人是可以通过个人的修养变成圣人的。

  

  在此基础上,儒家的理想主义就是一种层级制度+贤能主义,这个制度一定是有层级的,谁能进入哪个层级要看你有多贤、有多能,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事实上,这种儒家的理想政治,至少是以前所谓的自由主义政体所秉持的理想。如果大家读一下《联邦党人文集》、美国《宪法》,其实你能读出儒家的东西来。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中,把儒家的贤能主义重新实践了一遍。我们收集从1994年到2017年几乎所有县级以上官员的相关数据,从这些数据就能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才的选拔符合贤能主义的传统。当然这当中也有变化,90年代你会发现经济表现是第一位的,进入新世纪之后稍有一些变化,2012年之后可能更多会强调政治的忠诚。

  

  总而言之,这种贤能主义的取向没有改变。在这两点基础上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组织,更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需要这样一种组织来选拔官员、做重大抉择,这个组织就叫中国共产党。

  

  顺便给我们的一本新书《中国新叙事》做一个小广告,我们希望在那本书里说出中国新叙事,也就是关于中国制度的新故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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