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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一个预判:“精英主义”有滑向“种族主义”的趋势——六六现象再思考

2019-07-01 14:36:5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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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按:中国是否存在“种族主义”问题?我相信这个突愕之问会懵倒许多人,是或否都难以回答――我们网上搜一下,这方面的文章寥寥无几就是证明;如果我从另一个角度发问,也许更令人感兴趣:

  一百多年前戈比诺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问世以来,“种族主义”被广泛研究,“种族歧视”现象在全球各地被发现――第三帝国只是他的登峰造极,我们邻居印度已经三千多年,那为何中国得以例外?甚至连戈比诺这个人都无人知晓,他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根本就未曾翻译出版过,他的本意何谓?发展、影响等等究竟如何?而我们的大批判曾经铺天盖地。

  可见问题与问题背后的逻辑是两回事。

  上个月女作家六六“地域黑”东三省,还发表“人种有优劣”言论,引起媒体一阵骚动,稍候即风平浪静,似乎不曾发生,更没有人去深究,我想这可能与“突愕之问”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有时深究问题背后的逻辑比问题本身更有意义,我今天没法去深究他的背后,只就突愕之问本身谈些看法--臂膀打一针,哄他说“不疼”,也就不疼了;如果有人“哇!”一声大哭,也许全班号啕大哭。我们华人思维倾向,总是执著于上帝的“有”与“无”辨个明白;总是漠视祖训“形而上者谓之道”,纠结于“道”究竟于摸得着还是摸不着、看得见还是看不见;也总是执著于“疼”与“不疼”哪个更真实辨个明白,我以为这是没法辨明白的,上帝的有与无与信仰有关,“道”的存在性与你的信仰有关,“疼”与“不疼”也许与心理有关。我所说“背后的逻辑”,大都类似这种情况。“背后的逻辑”大都属于“道”呀,信仰呀之类高级思维层面,神秘的心理现象,我会涉及一点,这些是说不全的。

  上个月六六发表奇谈以来我“九论”了他,基本都是急就章――基督说:他打你左脸,你必须打他右脸;又说:他朝你脸上吐吐沫,你必须睚眦必报,以吐吐沫还吐吐沫。然而怎样使人更理性、更冷静看待这件事――当然不是对六六这个凶敌,而是我们的同胞兄弟,我确实想了许久。

  恰好千钧棒同志发表了《“精英”论的本质是要让“资本”控制“权力”》,给了我一个很好切入点、一个抓手。我有不同看法,连续发表了《切勿遗漏!权力更充当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与千钧棒同志商榷》《茅于轼之恶在于黑白通吃、内外全包――再与千钧棒同志商榷》两篇与之商榷,其中涉及两个重要概念:“精英”和“公知”。

  当下中国“精英主义”现象泛滥严重,被社会广泛承认――犹如全班号啕大哭,而“种族主义”只是个“突愕之问”,似乎未曾听得有人“哇!”一声哭过,那么他们是否有关联关系?

  据千钧棒同志考证:“精英”这个词汇是最近十几年才开始流行,我同意这个考证;那么以前呢?我的看法是:1949年后中国社会笼罩在强大的“阶级论”语境下,我们今天相似现象那时都用“阶级论”一套话语去解释;1949年以前他已进入传统语境,需要用传统话语去解释。总之我的观点:中西方大规模交流以来,“种族主义”问题就在华土出现,只是时代不同(因而不同意识形态),我们采用了不同的语言去刻画描述;有时你“嘴巴未曾谈及”,其实“目视所及”以及心灵感悟全都指向那回事。女作家六六用嘴巴把他说了出来,绝非偶然,这个现象在中国极其严重,文艺及影视娱乐界又是个重灾区――无论舞台上还是舞台下,荧屏内还是荧屏外。舞台上(或荧屏内)是指他们演艺的作品,舞台下(或荧屏外)就是关于他们的一切:包括传说,也包括他们自己的言谈举止。我们的东邻韩国同样现象,歧视同为亚洲的越南人成为艺人圈时尚――他早已超越“地域黑”,甚至远甚于德国人鄙视犹太人,曾经多次披露,成为媒体热议。

  中国当代,“阶级斗争”话语转变为“种族主义”话语,滥觞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那个特殊的“血统论”年代(当时语境是作为政治现象去解读,既使今天依然;古代中国西南凉山彝族地区发育完整,与印度完全一样的“种姓制度”,我们中国历史仍然将他解读为政治现象。好在西南凉山彝族地区在中国话语权权重轻微,对中国文化影响微乎其微――总之,中国语境中是不存在“种族主义”的),而制度性构建,应该追溯到“接过革命枪”到“接过摄影机”的诡异,以及大规模对外开放(大规模接触白种人);然怎样去理论解释他?

  如果可以,我先“哇!”哭一下吧。

  我先将标题的含义及本文的结论说一下吧(因为有些同志性急):政治的合法性需要解释,1949年的合法性来自于“革命”和“阶级斗争”;然而这个解释一旦面临自我,怎么办?焦虑和沉默!伴随着第一代与第二代的交接――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我们所见中国大势。随后到了七十年代末,“革命”和“阶级斗争”解释再也无力独掌局面,各种思潮和解释沉渣泛起,其中“种族主义”直接来源于“血统论”――虽然不敢像“血统论”那样堂而皇之在口中,却实实在在表现在他们的举止行为中,表现在他们的摄像机中,表现在他们无所不在的对社会傲慢和鄙视链,表现在他们《动物世界》联播十几年,表现在他们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推崇有加,表现在特定语境的形成,表现在无所不在的智商,无所不在的“斜边上加一条辅助线”,表现在“我的中文名叫‘小沈阳’,英文名叫‘肖声样’”,表现在最近大规模的“清理整顿洋地名”及其背后的焦虑…。

  “哇!”哭一下,需要做两步工作:“种族主义”语词的定义实证,我今天就尝试着做一下,本文就准备以这样的逻辑展开】

  一、“精英主义”及“种族主义”的逻辑定义及其关系

  二、问题背后的逻辑

  三、“种族主义”现象在当下中国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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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精英主义”及“种族主义”的逻辑定义及其关系

  千钧棒同志对“精英”和“公知”做了一番格义源流工作。按照千钧棒同志的研究,“精英”和“公知”这俩词汇是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才开始流行;“精英”是由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三部分人群构成,“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就是知识精英,是同义词。

  这里我提出一个疑问:就本意,“精英”是个褒义词,“公知”是中性词,然而在实际语境中,他俩都是贬义词,还不是一般的“贬”,几乎就是个恶词;并且以我的观察:无论是被左翼人士公举为“右派”的代表人物,还是被公认为“极左”人士,他们的语境中“精英”和“公知”也都是贬义词甚至恶词,社会绝大多数人在这是一致的,不论“左”还是“右”――恰似小崔怒怼冯小刚,全国一致支持。

  何以如此?

  千钧棒同志的“标题”做了回答:(1)“精英”论的本质是要让“资本”控制“权力”(文章标题);(2)精英借助美国的高压迫使中国改变经济制度进而改变政治制度(文章第三部分标题)。

  难道“精英”一词由褒义词转义为贬义甚至恶词,就是这俩原因?我不认同,发表了两篇商榷文章。今天我结合“种族主义”问题继续谈。

  “精英”一词由褒义词转义为贬义甚至恶词,何以如此?

  “精英主义”是一种自我优越感的表现,他认为自己身上有某种天然属性优于他人,能够而且应该凌驾于他人、统治他人;事实上这种“自我优越感”必须借助社会政治来实现,然又假装不存在“社会政治”影响,或者断然否认他的作用。

  一个好词,本意非常美妙的好词却转变为一个恶词,几乎人人痛恶之,为什么?就在于这两点:自我优越感,可以凌驾于他人、统治他人;借助社会政治力量而又否认之

  这早已为社会实证所证明,千钧棒同志的那两个看法是有偏颇的,仅仅那两个看法或认定是不足以让人人痛恶的。“借助社会政治力量的自我优越感”自古就有――比如《水浒传》中的纨绔子弟高逑,社会壮大到一定规模和程度就会产生,不必现在;不同时期可能会有不同语言去描述刻画。我今天只是以“精英主义”这个词汇――是否精准?当然需要实证。

  “种族主义”是“精英主义”的极端化,他在中国人群中有个重要心理特征:“白种人仰视”或“雅利安人崇拜”――“羡慕白种人”、“恨不得自己是白种人”以至于“自虐”、“虐他”的病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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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定义看,“种族主义”与“精英主义”紧密关联:“种族主义”是“精英主义”的极端表现,“种族主义”一定是“精英主义”;“精英主义”外壳上再包装上一层“白种人仰视”,他就是“种族主义”。就历史的实证看,“精英主义”从来就有滑向“种族主义”的趋势或倾向――无论个体分析,还是群体分析,这种趋势或倾向非常明显。

  由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戈比诺及其《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中的“种族主义”是建立在群属基础上,我这里所定义的“种族主义”是基于个体。

  关于“种族主义”他的第一步工作也即定义方面就算完成,是否符合实际?那是需要实证的,我会举例子证明,暂时搁一搁。

  ――新加坡安徽著名女作家六六的“人种有优劣”论,立刻引起众媒体喧哗,他可不是呈一时嘴快,而是酝酿已久,最后憋不住脱口而出。事发后人们收集他网络大量留言,足以证明酝酿已久而非一时口快;再重新审视其大量作品,他们的故事设计、人物塑造,完全可以印证。

  ――这也绝非六六个例,在我们国家非常普遍;然而象他这样堂而皇之公然出口,确属罕见――我以为既使身处第三帝国,他也要以一定的包装形式出现,哪怕“水晶夜”那晚将赤裸裸野蛮付诸实施;要表达“种族主义”观念,至少理论上也要某些伪装,公然谩骂式语句,恐怕只有六六这类贱种才有可能。也许碍于他的性别角色,无法实施赤裸裸的肢体攻击;我们只有很好的利用这样的机会,好好审视其影视作品中无所不在的攻击,才能理解这个他及其所代表的人群及其文化心理,区别这类攻击属于什么类型。他动辄对你“摔杯子”、“喉咙粗”、“眼神鄙视”,其实是他内心的真实体现,是他美丑观,性别观,价值观强加于你的体现。假借“艺术”一再容忍会招致更多侮辱,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能使其收敛――以会发脾气著名的“小钢炮”冯小刚,“小崔一怒”以来举止像个“二娘”乖得很,“脾气”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心理上对你的鄙视一旦与“白种人仰视”结合一起,你能不辨究竟一再容忍吗?

  ――记住!在我们这个黄种人国度,一个黄种女人曾经对一群黄种人说过“人种有优劣”;然而好同胞,不瞒你说这也是我等待已久的那句话,等待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前我就预判有人会将他脱口而出;他会憋,最后终于憋不住,将他说出口。这并不是以此证明我道一人是多么的一个预言家,而是说那句话早就存在,他在某些人的“肚子里”憋,憋呀憋!实在憋不住而已。容我慢慢道来。

  ――很少有人会将“种族主义”这个词汇与中国文化进行关联,确实我在撰写这类文章时也苦于拿捏素材和逻辑构造,以此证明他的客观性。看到“种族主义”这个词汇人们第一反应是将此关联到“二战”,关联到“纳粹”,关联到第三帝国,关联到反犹排犹,关联到人种,关联到肤色,关联到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用一个游标卡尺在对一群东方人做头颅指数、面指数、鼻根指数测量,学术界可能会联想到种族主义的鼻祖戈比诺及其《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怎能想像一个黄种女人会对一群黄种人说“人种有优劣”呢?!

  ――如果你不曾想到竟会如此,那么你一定过于他外在感官性的东西,而疏忽了他的内在思想实质。过于将戈比诺及其《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二战”、“纳粹”、第三帝国、反犹排犹,与肤色、颅指数、面指数、鼻根指数等等关联一起。面对我们今天的主人翁,新加坡安徽人六六女士,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这种思维方法。

  ――当人们回过头来审视“种族主义”这个词汇究竟啥含义时,这才发现如此熟悉的词汇,联合国竟然没有给他定义过;不是不想做,而是不可能,做不到,没法定义――可想而知这件工作的难度有多大,竟然把联合国也给难住了!不是吗?“种族主义”鼻祖戈比诺与作家六六使用同一个词汇“种族”,可他们也许不是一回事――戈比诺的“种族主义”是种群现象,而六六的“人种有优劣”显然基于个体,你叫联合国怎么调和?

  ――我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在中国社会的诸多现象归因于“种族主义”,或者预言他将作为中国社会的潜意识而长期存在。

  ――到此为止我只是做了一番定义,是否正确,需要验证,后面再说。

  二、问题背后的逻辑

  以上只完成了工作的一半,仅仅是语言的定义,另一半工作是实证。在完成实证工作前我们先探讨几个“问题背后的逻辑”,我想了想大致以下几个:

  (一)“种族主义”现象在当下中国非常普遍,也很严重,这个词汇人们也早已耳熟能详,那为何未见他们关联在一起,中国大陆很少使用这个词汇呢?我这里只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先罗列三个可能原因:

  (1)中国1949年政权来自前苏联东方阵营,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纳粹主义曾经的势不两立,与之相关的一套意识形态及其语言语境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用以解释社会的语言语境大都来自马克思主义相关;因此除非必须,一般情况下尽可能避免使用“种族主义”去解释社会现象;

  (2)确实我们这代人意识中“种族主义”这个词汇太强烈了,人们第一反应就将他与“二战”、“纳粹”、第三帝国、反犹排犹、人种、肤色等关联在了一起,尚来不及其他深入思考,很难将他与其他现象关联起来;

  (3)我们这里有个近义词“精英主义”,马马虎虎可以解释许多“种族主义”现象;有时又可以用“地域主义”去解释。总之有许多近义词可以替代使用,就是死活不承认中国存在“种族主义”问题。

  

  (二)为什么用“种族主义”去定义这个现象?

  只要一定规模人群的存在,其秩序(国家)的建立超越了血缘关系所能容纳,那么必然会产生“精英主义”观念,无论用何种语言词汇去定义和描述,这种观念一定会存在――任何文化都被发现,他是客观存在的;然而“种族主义”他是个近代概念,他必须要有《生物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等一系列理论作为基础,对中国人而言他还是个泊来概念。

  大规模遭遇西方白种人之前,中国的精英群体不存在“羡慕白种人”心理,不可能存在“恨不得自己就是白种人”的病态心理;只有大规模遭遇后才产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很难从古代语料库中找到适当语言去描述和刻画这种心理,非得用“种族主义”。

  大规模遭遇西方白种人之前,中国本土也存在“精英主义”或“权贵主义”定义所描述的现象,但不能“种族”去解释;中国西南部分地区确实存在过类似印度那样的“种姓文化”,但是他的文化体量与汉文化相比太小,不足以覆盖整个中国文化。大规模遭遇西方白种人之后,“种族”观念逐渐产生,许多现象再难用古代术语去描述:“君子”、“绅士”、“达人”、“真人”、“官人”……,你去一个个试,确实没法活灵活现“羡慕白种人”、“恨不得自己就是白种人”以至于“自虐”、“虐他”的病态心理,只能用“种族主义”去定义这个现象。

  (三)为什么我要将他的出现界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中国与西方文明大规模接触,可以1840年为界划分两个时期:明末清初至1840年这一时期,主要限定在统治上层及宗教传播领域,对社会普通影响有限;1840年以后则迅速扩散到社会一般,不局限于宗教而是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伴随着激烈冲突――比如“礼仪之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风云”、“幼童留学”、“洋务运动”、“满清结束”、“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抗日战争”、“1949年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一系列大事件可以看作西方文明对中国直接间接施加影响的结果。1949年至“文革”这三十年可视作革命的“惯性期”,继续1949年革命逻辑而呈惯性状,整个八十年代可视作“道路选择期”;因此1949年至九十年代这四十年,整体上包含在1840年为界的第二个时期内――中西方文明大规模接触,由激烈冲撞逐渐趋缓。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呈多元激烈交锋状,伴随着政治和社会冲突,利益和观念群体基本成形,至少群体之“核”已经出现,所指“种族主义”及其承载主体,已忽隐忽现――其中“影视娱乐界”(或者“文艺界”),是非常疑似的主体,一个“核”,许多观念就是通过他们来传播,许多社会冲突和观念冲突都能看见这个群体的影子,比如去年的“小崔一怒”。

  三、“种族主义”现象在当下中国的实证

  以上仅仅我的一个理论思考,是否属实?需要实证,进行解释,获得承认。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我希望这类实证和解释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以下我就列举一些人们经常看见或思考的现象。

  这些所见所闻和所思所得,就“一事一单”单个的事例看,是得不出我们今天所要结论的,必须将他们聚合一起才能看出他们背后的共同之“因”。其中有些事例我们以前习惯“阶级论”去解释或涵盖,至多调侃一下“小资情调”;然而一旦将这些现象聚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我只能用“种族主义”去理解。以下我们列举几个实例试试看!

  第一个实例:我们这几天恰好惦念作家六六和大名人王刚(《毛主席是否救少年王刚于“困境之中”值得怀疑!》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905/201453.html,那就不妨先说说他们吧。

  作家六六的“人种有优劣”当然不是随意偶然,而是心理酝酿已久,最后憋不住脱口而出。我们从占据荧屏的《蜗居》、《女不强大天不容》、《宝贝》、《心术》、《双面胶》、《王贵与安娜、《罪域》,闻到着一股股“非我莫属、盛气凌人”的精英气息;并且擅长政治,往往打着“女权主义”旗号散播政治理念又意图自我保护,免遭他人回击。

  这一切如果没有社会政治为其提供帮助、担保和撑腰,他能狂妄嚣张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个老母猪如果生活在他朝思暮想的白种人土地上,也许早就被人五花大绑丢入垃圾桶。为何在被他鄙视的土地上嚣张而不受制约?他曾炫耀说“我真的算一个刺头了,审查机构对我的仁慈,是他们对刺头的宽容…;这么多年了,我这么多的书和改编的剧可以很顺利地出炉、热播,说明大多数的审查机构对我还是比较宽松的”(《六六:我是一个奔放不羁的女作家(图)_避风港海盗_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ac9df7800101a3ga.html)。

  看到吗?原来他背后有如此强大的社会政治支持、长期以往、有恃无恐,因此他敢对你我说“人种有优劣”,胆敢对东三省人民说“人种有优劣”。

  王刚我认识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代大规模开启了“炫耀”模式――炫耀“自己身上有某种优于他人”的品质、品性、素质或者诸如此类,比如“智商”、“O型血”、“斜边上加条辅助线”等诸如此类,万一被揭数学分数很低,那就“备胎”――炫耀“情商”。那个时代走来的王刚也未能免俗。初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时不时炫耀自己的“机灵”、“创意”等不平凡与他人之处――正如李克勤同志在《毛主席救少年王刚于“困境之中”》一文中为其点赞的“很难想象这位小时候不仅调皮,而且那么有创意”。王刚的洋女婿以及二分之一白种人外孙,更是不厌其烦拿来炫耀的“重头戏”,舞台上更是机灵的和坤与白种人绅士来回穿越的角色扮演――努力将自己打造成“高于你我”的形象;如果说这是他的演艺事业,不涉及人品,事实上利用各种媒体手段将他儿时的“政治机灵”洗白得一干二净。

  然而王刚处处显得富有特色,正如他的“机灵”那样别有“创意”,意图自圆其说而不留斧凿“痕迹”,他编造故事说:儿时多么“调皮”和“机灵”,于是被全班同学孤立,于是苦闷中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又幸运的收到回信,受到鼓舞之类。看似“自圆其说”,其实把人当傻子――掩盖其“政治投机”人品本质,故意误导他人往“调皮”、“机灵”方面去评价他。同样他的“白种人仰视”也以怪诞而异于他人的方式表现出来:与别人家对洋人洋女婿那种溢于言表的喜欢大相异趣,他却:

  【曾一直反对王婷婷交往外国男友,于是,父女俩就这样较上了劲,王刚每次给女儿打电话,都絮絮叨叨地说这件事,让王婷婷不胜其烦,后来她干脆不接父亲电话了。暂时断绝了与父亲的来往于交流,在与父亲关于自己洋男友的问题上,选择了一味的逃避。

  但彼得并没有气馁,而是想尽办法讨好这位中国的“准岳父”。王刚终于开始慢慢的接受这位洋女婿了。最终,王刚女儿和洋女婿彼得于在北京昌平地区举办了中式婚礼,王刚的圈内好友等悉数到场,祝福这段美满的涉外婚姻】(王刚著《我本顽痴》)。

  真是怪异得不得了!外国男朋友与中国男朋友有什么区别?鼻子大一点,眼睛抠一点,皮肤白一点而已,非得这位老爸如此“絮絮叨叨”的反对。我看他以前扮演外国帅男(比如《音乐之声》中的特拉普上校),模仿外国男雄浑的演讲,全都惟妙惟肖、有鼻子有眼,他的圈内人(比如张铁林等)全都以拥有一个洋女婿、洋媳妇、白种老婆为傲,自己女儿堂堂正正找个外国男友竟如此激烈反对!我怎么也思想不通,你呢?你想得通吗?“叶公好龙”吗?不会吧?!

  奶奶个熊!你在哄我吧?啥意思,我和你又没有利益冲突!我又不会与你去争抢。

  看到吗?他异于常人的“政治投机”特质到“天赋智商”的美妙解释,是如此的自然不留凿痕,同样对白色人种的心理志趣,也都显得如此神神秘秘和怪诞,意图不被他人看破心迹。他的“创意”和“机灵”全都用于与人玩弄心理游戏。从他十几岁小男孩到三四十岁壮年男,再到五六十岁老男人,七八十岁风烛残年,他一生不停的与人玩弄心理游戏――也许他幼时确实“机灵”被人伤害得不轻,痛苦的记忆无法解脱,中国文化中这种情况下需要寻找“替死鬼”,王刚也许潜意识流毒之深,然而找一个无辜的路人甲路人乙,也难为他高于他人的“创意”了。

  最近网上流传一篇《毛主席救少年王刚于“困境之中”》,似有强拉领袖为其人格担保的意思,我也针锋相对发表了《毛主席是否救少年王刚于“困境之中”值得怀疑!》

  我第一例中所选这两位,有三处非常相似的共同点,也即前面“种族主义”定义的三个要素:

  (1)强调或炫耀“自己身上某种优于他人的天然属性”――我八十年代很熟悉的炫耀非“智商”莫属,一旦数学成绩不理想,就“备胎”,炫耀“情商”。女作家六六也对“智商”情有独钟,比如他就经常“替安徽司机智商捉急”;

  (2)对白种人事务的仰视溢于言表或者怪异反应――六六的“人种有优劣”到王刚怪异的反对女儿交洋男友;

  (3)最重要的一点:他们都意图淡化他们背后强大的社会政治支撑,意图将自己所谓“成功”解释为“自己身上某种优于他人的天然属性”。

  第二个实例:接过革命枪与接过革命摄像机的两律背反,阶级道统与种族情趣的两律背反。

  “两律背反”是德国佬发明的词汇,比如媳妇与老母同时落水,你先救谁?先救媳妇老母溺死,你是不孝;先救老母媳妇溺死,你是假爱。无论如何你都有口难辩,都让你的“伪善”暴露于光天化日,再聪明的人也让你躲无可躲。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老一辈革命家纷纷考虑“接班人”问题,这很现实,也就遭遇“两律背反”纠结。“接过革命枪”是我们这代人耳熟能详的口号,然而怎样的“接班人”,怎样的“接过革命枪”,既是意识形态的传承,更是革命事业的现实继承。革命家庭的红色子弟首先应该“接过革命枪”,既有革命正当性和历史正当性,更有民俗的强大支持;1949年的最初三十年这还问题不大,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接过革命枪”与“接过革命摄像机”这个“两律背反”就突显出来,就像媳妇与老母同时落水,你先救哪一个?

  智叟理论家空有口头,理论设计完美无缺,可先救谁是个操作问题。“革命”时代问题不大,“枪”与“摄像机”都是革命武器,就像大炮与飞机各有用处;然而七十年代末此一时彼一时,“枪”与“摄像机”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地位开始悬殊,以前的理论需要修正;也有智叟认为“别看那么重”,就是个“择业”问题,然而“枪”与“摄像机”对“接班人”而言,就不单纯是“择业”问题。总之需要面对德国佬,那是个“两律背反”问题。

  好了!我们还是去历史实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接班人”纷纷加入“娱乐行业”(或者“文艺界”),简直天下奇观,中国文化和历史一道独特风景:父辈铿锵铁甲、戎马一生,而子代孙代却与“戏子”为伍,在“细腻的皮肤”与“胶原蛋白质”之间流连忘返。这可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面积展现,“大院子弟”支撑了大半个娱乐圈(或“文艺界”)在我们这代人记忆深刻;今天他们正在退出,然而我们今天“娱乐行业”(或者“文艺界”)整体架构正是那时建立,仍在影响我们今天――包括行为特征和思想观念。

  要明白一个事实:中国不像西方存在“基督教会”那样的意识形态组织,那必定要有填充;“大院子弟”纷纷加入“娱乐行业”,本质上就是个“填充”行为。

  这是个“两律背反”,既有外化表现,同时也表现在精神观念领域。

  这些“接班人”接过革命摄像机后是否如他们的前辈期待那样歌颂革命、颂扬斗争精神?或曰:道先生呀,别再往下说了,我们可是比你清楚。是呀!就别说了。也有一些像样的作品,然而凤毛麟角,辜负了先辈的期望。我这里要突出一个现象,与我们今天话题有关:摄像机成为他们营造个人精英的工具,电影成为他们与西方白人沟通的媒介。他们用摄像机和电影去表现“自我优越感”,“身上有某种优于他人的天然属性”,从而传递“能够而且应该凌驾于他人、统治他人”的思想意识和意志,集体英雄主义和革命正当性往往成为奚落对象。

  ――“白种人崇拜”和“雅利安人仰视”在他们作品中比比皆是。电影用来表现中国人的愚昧落后,用来满足白人对黄色人种的猎奇,满足西方人对东方人的猎奇,满足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猎奇,满足西方人触摸一下“梅兰芳的皮肤究竟像男人还是像女人”的好奇;国内没有上座率,就去外国首演,造成轰动效应,然后激发国内仰视跟风;外国奖台领奖,走外国人红地毯成为时髦。以外国人口碑作为国内张扬炫耀的依据。

  ――八十年代曾经多次“反对西化”、“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外国优秀影片被请出门,客观上为他们腾出巨大展示空间,然而却再次把他当作自我价值实现机会。内容上从取笑国人,到牵强附会外国人、洋人、白种人,几乎无处不在、每篇必有――他就是要一仰一贬,无论是否故意设计还是潜意识,已经成为一种“类型片”,在这块土地上见怪不怪。

  ――银幕内到银幕外,从舞台上走到舞台下,这个特殊群体嫁外娶外比例之高令人咋舌;婚姻关系纯属私人领域,然而要明白,就像他们的作品那样,也是拿来向国人炫耀。

  ――不仅银幕内外、舞台上下虚拟真实的来回穿越,该群体对社会普通阶层的“鄙视”时时刻刻、无所不在、无处不有,“香蕉人”、“假洋鬼子”、“伪白人”、“名誉白人”可以一股脑儿施加于他们。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曾关注过其中一位男影星,这个出道很久的“大院子弟”影星,对国内记者的恶劣态度迥然有别于对待外国人,使我对他产生兴趣、持续不断。很多镜头中他对记者耍恶劣态度时,前后左右几米开外总能一眼瞥见三三两两若干白种女人或白种男人,显然是他从影合作人员,经常如此而非偶遇。显然他与你我间不可能有所谓“同胞之谊”,不可能。对记者的那种“鄙视”有别于一般,我的直觉类似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那种,他与你我间已不存在“民族认同”,甚至不存在“种族认同”,只是偶然说同一种汉语,长一付相同的面孔。他不仅说话的口气、走路的样子、看人的眼神,与记者们对话交流全都模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神态。他今天已收敛许多。

  ――2009年“春晚”恩师赵本山的一句台词“我的中文名叫‘小沈阳’,英文名叫‘肖声样’”让我猛然醒悟,应该从哲学和历史溯源上提醒我们的记者:这些现象早已超越电影艺术领域,而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观念、意志,那是一种宗教的强加。应该远离他们,别再受其侮辱,你与他之间应该建立一堵无形之墙,如其侵犯就予以重击,将其击溃。他演电影或者电影演他,与艺术无关,应该在历史中求解――你怎么可以无视他“大院子弟”的身份,你怎么可以忘却他哥哥姐姐们曾经将你父母一拳击倒而口呼“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们不会为他鲁莽的哥哥姐姐们忏悔,而是改换方式重演历史。这个你要懂!他们无处不在的白种人意淫只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升级版。他们不敢在西方白人那儿狂妄,只敢羞辱你!远离他,建立一堵无形之墙,别再受其侮辱。

  ――该群体躲在背后的笔杆子代言人之一,三十多年来一直以《我是流氓,我怕谁?》威胁社会,恐吓他人,最近嗅到异觉,改换《我是鞑子,我怕谁?》,记者朋友们明白吗?他演电影或者电影演他,与艺术无关,应该到我们华人的哲学、政治、历史中去思索和求解,你应该远离他,别再受其侮辱,你与他之间应该建立一堵无形之墙,并随时予以重击,将其击溃。

  这个例子我是从“两律背反”视角看待“接过革命枪”与“接过革命摄影机”的关系,真正落脚点在“阶级道统”与“种族情趣”的切换,符合本文主旨。“种族主义”定义的两个重要属性在他们身上都很彰显,无论是“白种人仰视”还是“自我优越感”,“身上有某种优于他人的天然属性”、“能够而且应该凌驾于他人、统治他人”在他们身上都很突显。然而他们身上与社会显著不同在于“政治”的支撑支持,没有这,他们什么也不是――也即他们最大的特征在于“阶级道统”,他们的道统合法来自阶级授权,来自无产阶级革命的传承,然而他们颂扬的根据却是“身上有某种优于他人的天然属性”,这个“天然属性”有时要让人联想到白人血统,七转八弯勾连到“白种人”那儿去了。

  第三个实例:究竟“性选择”还是“文化选择”?究竟自然律还是意志干预?

  我们到网上输入“精子”、“混血宝宝”、“洋鲜肉”这类词汇,经常可以搜索到以下标题、内容或振聋发聩的警世箴言:《到海外选精生子的单身女人》、《中国女人要去海外买精子生一个混血宝宝》、《只需 50 万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世界上最优秀的精子,精子的主人都出身自常青藤名校》、《女人哈“洋鲜肉”背后的民族危亡》。

  中国女人到国外购买白种人精子生个混血宝宝,这类新闻报道并不稀奇,他是伴随着上世纪国门、意识形态开放一起出现的社会并发现象。我没看见过专门研究,有图、有数据、的专门研究,只是上网感觉。这个现象以前一直视作道德现象,一旦舆论盯上那就一辈子抬不起头;后来道德干预调门放低,谁做做什么与己无关,然而这事毕竟不寻常。

  我曾想过“选精子”这事:这与姑娘挑男朋友,小伙选姑娘是不是一回事?是一回事,要你大声嚷嚷干嘛?他就是个“性选择”,就像自由恋爱,是个自然过程,横插一杠,管你屁事!如果不是自然过程,不是常态下的“性选择”,而是看不见的“意志”在操纵,那倒有点好奇,倒想弄弄明白:哪个“意志”在干预?嫁外娶外必然随着中外交流的深入而愈益普遍,不用大惊小怪,然而文中所述极端现象,必然有“白种人仰视”的极端观念在支撑。我们通过观察这些观念的营造者或可以理解其中奥妙。他们充当了某种意志,干预人们的“性选择”――当然无法全貌,偶举一两例足矣。

  进入娱乐圈(文艺界)的“大院子弟”基本上都是男性,与“大院子弟”纷纷进军娱乐圈同时,“大院子弟”的女性们纷纷拿起笔写起了“小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女性写小说成为中国文化一道风景,后来俗称的“粉色系列”主力军可能也来自他们或受其影响。确实以我的直觉,组成这道风景的写手们大都来自“大院子弟”、高干家庭、高级知识分子三类家庭,不可能普通家庭。与“接过革命摄像机”的两律背反不同,对他们而言,写小说既是一种消遣、情绪宣泄,更是一种择业和一门手艺,同时兼而可得,不矛盾、不冲突――这些名门闺秀,眼界高阔、不愿下嫁普通一般男性,如果没有“写小说”这门特殊形式,除了父母谁能陪伴他们?你能想像他们从何处获取生活资源?感情寄托?

  当时不象现在网络投稿,文学刊物投稿是很困难的,当时许多文学刊物似乎都是直接面向他们开办。《我爱比尔》(王安忆)、“我与卡夫卡怎么怎么?”……,阅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刊物,充斥着这类标题或词句,大都出自这类女性之手。男性的“白种人仰视”往往曲折离奇,寻找高大上借口,女性往往直白,不兜圈子,神交,“白种人仰视”氛围的营造当然更加效果明显。电视台经常邀请中外合璧家庭做嘉宾,他们家庭生活的异域情趣,对女性的吸引简直致命,拼着命要一个白种娃娃。“白种人仰视”氛围的如此营造,神交到体交也就一步之遥。

  他们的作品(其实更广义,不仅仅作品,而是凭借其家庭影响和社会地位,今天这儿拉话题,明天那儿发表感想),对新世纪中国女性择偶观一定产生过巨大影响。

  他们的择偶观既有超脱世俗功利,爱情至上的理想主义色彩,亦有超强的“白种人崇拜”色彩。那个年代早期,文艺形式单调,外国电影就是最主要的一种,外国电影中的角色对他们的影响,远远高于其他家庭女孩。上午播放了《西西公主》,晚上《新民晚报》就能看见他们一块块豆腐干文章谈感想,俨然穿越进入《西西公主》替换其角色的想入非非;晚上播放《音乐之声》,明天准能见到模仿其身影,胸怀吉他弹奏以及类似妆扮的中国女孩。

  好高骛远不能在现实中实现,小说中虚拟一把就是必然形式,我印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出现了这个群体,非常庞大。他们也经常报刊杂志发表豆腐干文章,其中许多都来自想像(想像中浪漫的白马王子),子虚乌有的鄙视,类似于把某种属性施加给某个符号,然后对这个符号“丢石头”――比如对“上海男人精明不聪明”奚落,对“上海男人买汰烧”的奚落。实际上许多是为了方便“丢石头”而假设的符号,也许对北京男人不敢太放肆,广东男人又不值得,上海男人恰到好处。那时上海有一份《新民晚报》,在一个专门版面,一三五、二四六经常刊载这些豆腐干文章,一连好几年。八十年代也是心情放松的年代,真真假假、相互调侃也是一道风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这些“豆腐干”逐渐稀少,这些家庭包括他们自己的影响逐渐被中国社会稀释――符合中国历史治乱循环“周期律”,直到这次作家六六的“人种有优劣”风波,勾连起一连串联想。

  我猜想:六六的文笔口吻非常恰似那个群体,年龄也相仿,家庭背景也相仿。不过那时纸质媒体,影响不像今天网络一下发酵,影响迅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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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今天打住。总结一下:

  今天我定义了一下“种族主义”,突出了他三个主要特征或属性,更区别一下与戈比诺及其《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的不同之处――强调他的“个体体验性”而非建立于种群之上。也列举了三个典型例子和场景,举一反三之用――你可以想像这类例子和场景是非常普遍的。意在强调:这些例子和场景必须聚合一起思考,才能感受到他们背后共同的“相似性”,才能感觉到中国式“种族主义”意味;单个的“一事一单”看,也就一般的“精英主义”、“小资情调”、“白种人仰视”、“择偶观”、“性观念”而已。

  还想强调一下:“精英主义”与“种族主义”在我今天这篇短文中只是定义之用,实际上他们是很难真实区分的,“精英主义”有滑向“种族主义”的趋势;没有这样的趋势,我一般是不会恶言相向的,没有“社会政治”的潜在依赖,“精英主义”不太会发展为毒瘤,只要应对处置得当,更可以提振民族精神,何乐不为!

  天下舍我其谁!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样的“精英主义”情怀,我们今天到哪儿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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