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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劳动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2019-06-10 10:02:15  来源:微博  作者:少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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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私有制下制约着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社会经济学给我们留下的原理。沿着马克思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其根源在于劳动者报酬是被压低了的生活费用,远低于劳动成本,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被资产阶级无偿的剥夺成为资本。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从生产设备到产品都面临停滞和销毁,社会生产力被大幅的铲除。出清库存隐含着上述手段。生产力的销毁并不是短缺经济现象的存在,而是相反是富余出来,整个无产劳动者阶级没有能力支付来换取需要的社会物质。

  上述社会问题症结在于生产资料私有,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分离,管理与劳动分离。社会主义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而普遍现象是市场短缺现象。计划经济保证了不会出现产品富余的经济危机,但会出现短缺的经济危机和效率低下。主要原因是没有解决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分离的问题,劳动与管理分离,造成劳动者把劳动当成生活的手段,积极性不高的原因。而这两种矛盾是原始社会解体走向私有制的诱因,也是社会主义毁灭的原因。说社会主义主要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只是看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所有制矛盾,没有看到生产关系管理与劳动分离的矛盾,由此造成的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分离的矛盾。

  看到了形式上的和谐,没有看到内容上的矛盾。这样的认知和哲学是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2012版马恩选集第一卷147页)“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同上151-152页)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我们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上述三个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同上162-163页)

  依据马克思哲学对历史的抽象,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是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者之间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解决矛盾的出路在于消灭分工。我们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把三个矛盾剔除了两个,加上生产关系变成了二者单线的联系。

  南开大学哲学教授王南湜先生分析这种想象:“长期以来,人们之将马克思视为单纯的经济决定论者,其之起因,恐怕在于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被人们视为历史唯物主义之经典表述的严重误读。毫无疑问,在马克思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 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那一大段话中,所包含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全部社会中生活的首要地位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不可做其他解释的。但问题在于,当人们把这一论述视为历史唯物主义之经典表述之时,却忘记了这段话所处的语境,即它乃是作为一部著作的“序言”,而一般说来,“序言”之功能乃在于对于其所“序”之著作之理论意图、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合理性等前提性问题之说明,而非对于作者之全部理论的系统阐明。准此,则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便不难发现,马克思这里所欲阐明的意思有三个方面:第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全部社会生活中具有首要地位,因而必须将之作为首要的考察对象,以便能够真正达到对于社会生活之本质性认识。第二,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资本论》是要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终结的规律进行一种客观的科学考察,而只有物质性的对象才能够用科学的语言去描述,这便要求把考察对象限制在科学所能够把握的物质性范围内,因而马克思紧接着便特别强调,“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在这里,马克思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象做了明白的区分,而且很明显,他是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归结到科学的范围内的。第三,与之相关,上述诸“意识形态的形式”并不在所“序”著作的考察范围内,此处提及社会存在与人们的意识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形式”,并非是要在这部著作中考察社会存在是如何决定人们的意识的,而只是在将可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语言加以描述物质生活领域作为当前科学考察的对象区分出来是作为对比项提及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序言中的这段话主要意图是为自己著作划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对其合理性进行论证说明的。

  显然,以往人们大多没有从一部著作的“序言”之功能上去理解这段话,而径直将之理解为一种历史本体论描述,并且由此而只注重前半段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论述,而全然忽略了后半段对于“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与“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之间所做区分之十分明确的方法论意蕴。人们只须对《资本论》略作概览,便会发现,其中的主要内容从根本上说并不涉及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这类历史唯物主义之基本问题,而只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描述。显而易见,马克思在这里将提及物质生产方式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两个领域严格划分开来,其目的只是要说明,既然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那么,要达到对于资本主义之运行规律之客观认识,首要之事便是对其经济生活领域进行科学的研究。而这正是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之根本动机。同时,并非全部社会生活领域都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只有那些“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对象。因此,为要建构起以牛顿力学典范的关于社会的科学对象,便必须像伽利略、牛顿那样,将研究对象限制在能够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亦即数学加以描述的范围内。这也就是说,要成为客观的科学研究,只能以社会的物质生产方面为对象,而须将意识形态的形式等社会生活内容排除在这一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王南湜:走近真实的马克思与韦伯 ——《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序言)

  近年来许多哲学教授从学术上进行了研究,认为马克思的那篇序言不是其历史观的精确表述。俞吾金,安启念先生都是这样的观点。一些人的误读有历史的原因,当时《1844年手稿》和《形态》没有出版,无法从其它原著中看到马克思历史观的系统论述。1936年后则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占据了马克思哲学历史的研究,对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单线的解释:只有物质没有精神。现实的误读则是由于一些人学识浅薄或者没有了哲学精神造成的。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以商品的社会物形态作为物质对象进行的科学研究,社会意识反映不是其主要对象。就科学而言,不能把社会意识这种无形的存在作为研究对象。如果把屏蔽了社会意识的研究作为马克思的历史观,这则是彻头彻尾的误读。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都在生产关系上。依照苏联的意识形态规定,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并认为是非对抗性矛盾,国家能够自觉调整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这一理论占领了东方阵营的上层建筑,发展的结果是改变了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

  生活物质的生产方式,由该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所有制是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然后是生产关系中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关系,二者的素质问题。作为资源的劳动对象与所有制关联,从自然的角度看,不平衡的分布着,在我国还不是重大制约因素。作为劳动工具的机器,我国与西方差距较大。从苏联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看,集中国力在20年内可以建成基本门类齐全的基础产业,在水平上存在差异。生产力发生缓慢在这一阶段后期,东欧一些具有先进生产力的国家,在完成体制后,随之出现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出现在所有制上,而是出现在管理体制上,主要表现在管理者与劳动者的矛盾。症结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非对抗性矛盾,国家能够自觉调整不适应的生产关系。

  自觉调整基础是金字塔形的管理架构和管理者,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关系是调整的关键问题。二者是一致的还是对立的,还是两种状况都有。亚诺什·科尔内 【(Janos.Kornai,1928~) 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世界经济学会(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现任会长。】和我国的孙冶方都曾研究过社会主义的微观经济。他们列出了很多现象,管理者不是强势,对上抗争对劳动者妥协。一方面代表国家,一方面代表劳动者,管理者处于尴尬境地。亚诺什·科尔内甚至出了一本《短缺经济学》。他们谈及的问题涉及到管理者和劳动者的本质问题:1.管理者能否与劳动者一致 2.国家计划是否建立在劳动者的努力付出和相应的分配机制上。

  我国的鞍钢宪法组织,在微观上做到了管理者和劳动者基本一致,在宏观上如何协调劳动者个人的联合组织与国家计划的一致。我国1960年前后出现的经济问题就表现在工农业管理者与劳动者不能协调一致的问题,首先在农业上没有认真考虑劳动者的利益,涉及到劳动积极性与分配问题。南斯拉夫经济试验采取的扁平的微观经济学组织结构和自主签订产出销售合同。我国经济改革第一阶段就是模仿南斯拉夫的方式,事实证明是个失败的实验,原因是微观经济组织不是建立在鞍钢宪法方式的架构上,管理者与劳动者的权益对立。我国的鞍钢宪法经济组织,成为个别和偶然现象,是没用适宜的宏观经济架构与微观经济单位对接,后来的经济改革有了宏观架构有抛弃了社会主义创造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进行认真的社会调研,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存在着异化劳动。我们翻阅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只有毛泽东意识到异化劳动的问题,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矛盾是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权力问题。管理者与劳动者的矛盾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政权结构和经济结构提供了消除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但不能自行消除这一矛盾。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思想是如何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确保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社会主义的性质就有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变质。“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自行消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并不体现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上,而体现在执政党的自觉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关键问题是在自觉性上,对于异化劳动的处理上。

  这样的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和创造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笔者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分工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最后,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2012版马恩选集第一卷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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