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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掉“冯小刚”就是震慑其背后的宗教势力——文艺的阶级性可以不认,但是文艺的宗教性却不可回避

2019-06-17 10:46:0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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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我们在《“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与“天主教辉格修道院院长”究竟区别在哪?》(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905/201002.html进行了理论阐述:无论打着“文艺”旗号还是“娱乐”旗号,都应该看到其背后的“宗教”实质,无论有意为之还是未曾意识,都不能掩盖“文艺”和“娱乐”的宗教实质。三十多年来“文艺的阶级性”似乎不再提及,然而“文艺的宗教性”你却回避不了!你可以不认,但我可以表达!

  我们把那篇短文的三个要点再罗列以下:

  (1)中国传统上是“无神论”文化,一则源于老祖先“子不语怪力乱神”教诲,另一则源于中国政治的高度一统和强大,抑制了人格神的发育;然而无神论不等于没有宗教,中国文化仍然具有着强大宗教传统。

  (2)中国宗教的强大性和无所不在性,怎样去观察和辨识?这与你怎样的实证和定义有关。如果我们将“话语权”看作(定义为)宗教的本质(之一),那么这种强大和无所不在就是个无可辩驳的客观。而话语权确确实实就是宗教的若干本质之一,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信条。

  (3)宗教与政治及其他诸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大致呈现三类模式:

  第一种模式:印度及南方低维度模式,表现为政治慵懒而多神发达。印度米店般密密麻麻的神龛和宗教场所,古代中国东南方向祖宗神多神发达等等,都是这种模式或变形;

  第二种模式:北方高纬度地区,政治强悍,而一神教同等强悍,于是形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极观念和社会实体,两极对立和一争高下,致使诸文化和意识形态界限清晰分明:物理就是物理,化学就是化学,生物学就是生物学,社会人文就是社会人文,自然科学就是自然科学,政治就是政治,军事就是军事,宗教就是宗教,科学就是科学,小说就是小说,马勒个逼就是马勒个逼……,他们界限清晰,阴就是阴、阳就是阳,然而他们谁都离不开谁,同时共存。

  这其实一种“政教分离”模式,可以用一个终极思维去解释: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或者用中国传统文化去解释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种模式最早可能发源于地中海沿岸,目前主要在欧洲、伊斯兰以及受“一神教”文化强烈影响地区。

  第三种模式:北方高纬度农牧业交错地区,政治强悍抑制了人格神发育。这种模式下人格神不发达,而诸文化和意识形态界限呈模糊状、巫傩态,具有典型的“政教合一”特征:物理不像物理,化学不像化学,政治不像政治,军事不像军事,宗教不像宗教,科学不像科学,小说不像小说,马勒个逼不像马勒个逼;你说他像政治吧,他却又像宗教;你说他像宗教吧,他却又像化学……。反正说什么不像什么,你说他不像什么吧,他到又象煞有尬事;因为我们当代躲无可躲,只能遵循欧洲中心主义,没办法只能以欧洲眼光去看(定义)【注】,他就是各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其实就是古老的巫傩态。这种模式在中国、东亚体系比较彰显。

  当然,以上只是方便起见,理论模式化而已,实际情况复杂得多,但不外乎都是这三类模式交互和传播影响。

  这里需要指出一个特殊形态:草原。草原他的区域就是指西至多瑙河,东至太平洋西岸,南抵兴安岭、燕山山脉、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脉、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和喀尔巴阡山一线,北达冻土地区。这片区域古代以游牧生产方式为主,区域内也有若干不连片的农耕区。

  我之所以没把他看作一个独立模式但又作为特殊形态,因为他的“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他靠近基督教文化区域就表现出基督教文化特征,靠近伊斯兰文化区域就表现出伊斯兰特色,靠近佛教文化区域就表现出佛教文化特色,靠近华夏就表现出华夏文化特色;然而无论靠近哪个,他又有自己萨满的底层文化特征,也即宗教表现上呈现二元性,而他政治上又浓烈的酋邦特征。

  政治上的酋邦性与宗教上的二元性,这是我把他看作“特殊形态”的原因。这种特殊形态与他游牧业生产方式紧密关联。工业化兴起后草原本身已经碎片化,这种“特殊形态”本身也渐趋消弥,但不影响我们今天的分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把草原文化视作“夭折的文明”,或者“未完全发育的文明”,我今天与汤因比思路完全两回事,我是着重于“宗教与政治及其他诸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这“某一个”视角来看问题,而非历史解读。

  ――定居农业生产方式可以独立支撑一种文明,草原游牧业生产方式做不到,然而草原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用却是独特而巨大的,任何评价都不为过――我们今天仅仅突出他连接欧亚东西方、连接不同文明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其实是严重贬低了草原的独特贡献。比如“一神教”、“天道”和“父系制”是我们这波文明的框架和制度基础,我们这波文明被称之为“轴心文明”,而他与草原密不可分,是由草原直接催生。草原并不仅仅是文化传播而是直接催生了我们这波轴心文明。

  ――草原催生了轴心文明,而他自己却难有延承――我们看草原超过两三百年寿命的国家几乎就没有,传说中的“匈奴”文化,他的胚形也是来自黄河流域,他的寿命也就三百年左右,草原深处更是难觅“国家”这一特殊的文明形态。

  ――因此无论如何把他看作特殊形态,但又无法与三种模式并驾齐驱,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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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与“天主教辉格修道院院长”究竟区别在哪?》一文的主要内容,我把他摘录了一下,意在澄清“有神论”与“无神论”、“宗教”、“多神论”与“巫傩”这几个重要概念。接下来就进入今天主题,分两部份:历史回顾和现实情况。

  一、历史回顾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艺”或“娱乐业”,他在古代是个怎样的称谓,是否就叫“倡优”?就叫他古代文艺吧。古代文艺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下的辞典释义,是两个概念,承载着大不一样的意义。这里首先需要区分一下,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民间文艺与统治阶级文艺。

  华夏虽然有神论不发达,然而民间文艺仍然承载着与“有神论”类似的功能,也承载着政治诉求的功能,当然更多承载着乡约俚俗、打情骂俏、教育娱乐、历史知识传播等多种功能;他集政治、宗教与“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巫傩性是不容否认的。同样作为统治阶级的文艺也具有强烈的巫傩性,这里我曾有过一篇《政治家+诗:中国的巫傩现象》(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901/191480.html):

  作为人格化的统治者,他的人格特征究竟政治家呢还是文艺家,你都很难辨析清楚――我们幼小教材中耳熟能详的许多人,我们当时都当作政治人物学习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把他当作艺术家看待,最近又有把他看作政治人物,总之反反复复。作为统治阶级的文艺作品,他们更是如此,其中究竟政治、艺术、宗教等等韵味,你是分辨不清的。

  总之,古代中国虽然有神论不发达,但是有神论所承载的宗教功能,一个都不少;特别其中的“文艺”就是一种承载工具或承载形式,以巫傩的方式去表现。

  二、现实情况

  1949年话语系统中,“文艺”具有阶级性,并且具有非同一般强烈的阶级属性。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阶级论”逐渐淡化,“文艺的阶级性”观点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很少有人再提起。

  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绝非三两句话可以说清,既有理论层面也有政治功利层面,三两句话说不清。我这里就简单交待一下:我不主张“文艺的阶级性”,而主张“文艺的宗教性”,并且认为只在“多神教”或者“巫傩”文化中体现,只有在欧洲一神教下,“文艺的阶级性”这个说法才是正确的。这个观点我在任何场合都会表达,今天就不展开了。

  为避免尴尬,我这里不对“文艺的阶级性”与“文艺的宗教性”作严格区分,视同为一。另外我参加《红歌会》论坛,涉及此类观点也比较谨慎;因为“阶级论”是马克思主义核心内容,你非得要用“宗教性”取代“阶级性”叙说,就要有充足的理由,没有充足理由或没有必要区分的话,就把他们视作同一,阅读过程中自然会理解。

  比如“文艺的阶级性”中并不具有“文艺具有造神功能”批判,而“文艺的宗教性”中具有强烈的“文艺具有造神功能”批判。“文艺的阶级性”与“文艺的宗教性”的区别是全方位的,我就不一一列举,阅读过程中自然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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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是1949年革命的重要武器,也即“文艺武器”论,突显“文艺”的阶级性。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该就是他最权威的理论根据。

  “文艺武器”论的理论基础是“阶级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阶级论”淡化,“文艺武器”论也不再提起,文艺的多种功能论逐渐盛行,比如文艺的教育功能,文艺的娱乐休闲功能、文艺的理疗治病功能、文艺的享受功能……,我以为“文艺的阶级性”可以不再提,然而“文艺的宗教性”不可回避―― “文艺的宗教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话语权。

  文艺所引起的强烈情绪部分,多半因为其中的“宗教成份”,也即与话语权有关。

  前面所述也即副标题《文艺的阶级性可以不认,但是文艺的宗教性却不可回避》,标题《打掉“冯小刚”就是震慑其背后的宗教势力》因为此前已有多篇作为引论,今天稍作说明。

  (1)《冯小刚背后的男人和女人,别忘了他们的存在及承载的意识形态》(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905/200557.html

  (2)《我们的纪委书记也曾“想入非非”、“垂涎三尺”――再论冯小刚背后的“人”及意识形态》(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905/200609.html

  (3)《男作家刘震云&女作家六六的反常行为意在恐吓阻止差评他们的作品――三论冯小刚背后的“人”及意识形态》(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905/201333.html

  冯小刚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迹,以平民形象获取信任,进入本世纪后开始混迹于精英,直到去年“小崔一怒”被打落,他已成为一个社会符号,无论他愿意与否,也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他已经作为一个符号存在,因此我标题上打上双引号以示强调。以上三篇仅仅举一反三,用以示意。我们倒要看看他背后有哪些人为其提供意识形态支持。

  比如王朔,著名的“京城痞子”,冯小刚大量作品来自于他。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鞑子,我怕谁?”、“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等恐吓社会、毒害社会。这些难道不是强烈的话语权。

  比如刘震云,冯小刚大量作品来自于他。你听听他2017年11月1日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读书会上的演讲摘录:

  【说起幽默,其实我在生活中不是一个幽默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沉闷的人。像这样的场合,包括泛泛之交,大家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和气的人、说话有意思的人,其实跟我接触比较多的人,包括家人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刚才我还跟金大姐、黎社、安总说,我的责任编辑张薇,在我出书的阶段,一天起码要挨两次我的训斥,但是这个小姑娘涵养比我好,她的回答总是“我错了”。有时候我什么都还没说,她就说“我错了”,那她到底错哪了?他们总结说张薇确实让我给培养起来了。这也是生活中的一种幽默】

  你仔细听听:“一天起码要挨两次我的训斥”、“…小姑娘…是我培养的…”、“…家人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如此恶毒的语言,哪一句不是刺痛他人心灵,强烈的话语权,对社会的恐吓。

  再比如严歌苓:冯小刚的《芳华》就来自于他的作品。2014年“春晚”冯小刚安排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片段,试探社会反响;2017年严歌苓就为其提供《芳华》脚本。我们的士兵,我们的同龄,我们的同班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英勇献身,而这个贱货竟然拿他作为炫“腿”的陪衬。没有这次“小崔一怒”,我们既使对《芳华》的批判,也只是在他们设定的语境和范围内――很多情况下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难道不也是他们的话语权?

  再看看这个傩鬼“他不怎么着,人家生往上冲,你说怎么办?人家跟勇闯夺命岛似的拼命,这怎么弄啊……到了后来就觉得,反正我们家这是男的,吃亏的不是我们。有一个算一个,倒在我们家枪底下,我不吃亏”;这个傩鬼妻子每晚唉叹不已,却被塑造成“女神”、大众情人,甚至我们的纪委书记以及他的朋友也被迷得神魂颠倒:

  【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一墙之隔。

  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我喜欢她演的“青衣”/剧中的她迷上了戏,剧外的我迷上戏里的筱燕秋。

  听她用棉花糖的声音一遍遍喊面瓜/就想,男人有时是可以被女人塑造的/最近,去看《唐山大地震》/朋友揉着红桃般的眼睛问:你哭了吗。】

  你看看:连我们的纪委书记也情不自禁,如此露骨,你看看:纪委书记的朋友(男?女?)都眼睛哭得像“红桃般”,可想而知中国的男人被这个傩鬼迷魂汤灌得神魂颠倒的那副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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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吧?够了吧?四例够了吧?举一反三,够了吧?冯小刚已经是个符号,承载着强势的意识形态,人们被迫接受,一年又一年,一日复一日,社会被迫接受,直到有一天,小崔忍无可忍,“啪!”打他一个嘴巴,道一人之类一哄而上、乱拳齐下。

  不!文艺的阶级性可以不谈,可是文艺的宗教性难道可以回避?!话语公平到哪儿去了?社会公平到哪儿去了?小崔不常有,可社会正义不能缺!

  【注】

  晚清重臣张之洞被铺天盖地、蜂拥而入的新语言和新词汇搞得焦头烂额,下令“今后禁止使用这些个新词汇,搞得我们一头雾水…”,幕僚辜鸿铭说:大人,“词汇”这个词儿就是从日本引进过来。

  我举这则例子虽然语言学方面,但足以说明中国文化西化的严重性,这是个不争事实。唯有正视这个事实,才能更理性面对我们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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