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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指血色手印——中国三农之殇

2019-05-28 11:11:2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徐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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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小岗的十八村民在一份“生死契约”上摁上红手印,由此掀开了农村包产到户的序幕。此后,这份“生死契约”被升华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解读“生死契约”,慷慨之气跃然纸上,悲壮之情油然而生。字里行间透出来:毋宁死,不走集体化!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在漫长的奴隶与封建社会中,王公贵族与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一旦遭遇天灾战祸,则饿殍遍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由于没有土地,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穷则思变,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新中国成立后,又进行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农业生产资料改造为集体所有,成立了人民公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改革。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就是要将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发展道路。因此,土地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基础。

  毛主席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今,包产到户过去了四十年。“小岗精神”为中国“三农”带来了什么?

  初建的新中国,百业凋零,物质极度匮乏。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六十年代初期,虽然土地实现了公有制,但仍然是刀耕火种。1954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农业”。毛主席将农业耕作概括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早在1934年,毛主席就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建国后的五十年代,毛主席先后作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等一系列指示。因此,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全国农民仍然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肩挑手挖,大力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从1952年到1980年,全国各地修建大型水闸241座,整治塘坝640万处,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6000座。平原地区的农用耕地实现了条田化。1959年4月,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五、六十年代,随着重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制造业的大发展,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创办了农机具制造企业,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全国农村基本上通了电,用上了柴油机,抽水机,拖拉机,脱粒机等各种农业机械,彻底告别了刀耕火种,加上种子的不断改良以及化肥、农药的推广使用,到了七十年代初,长江中下游、江淮地区的水稻亩产量已经超过了一千余斤。

  由此,中国三农起了三大变化,一是农业机械化初步实现,解放了劳动力;二是各级政府创办企业征用集体土地,失地农民有序向城市流动;三是社队企业有了大发展,各公社、大队纷纷兴办了农具、农机、五金、砖瓦、建筑、服装加工等各种企业。社队企业的蓬勃发展,将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化为工人,农闲务工,农忙务农,形成了亦工亦农的三农新模式。无疑,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农村发展最科学最人性化的模式。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并称乡镇企业为“异军突起。”

  小岗地处江淮平原,靠近淮南和淮北能源大市,交通便利,土地肥沃,水资源相对丰富,大包干时人均拥有耕地4.29亩。据报道:1979年,小岗生产队粮食产量总产6万多公斤,比包产到户前的1978年增长了几倍,二十三年的“三靠村”一时声名鹊起。全国兴起了“一包就灵”。那么,依据包产到户后的粮食增产率,全国的农民岂不是要富得流油?然而,国家统计局的历年粮食产量与人口增量的统计数据表明:1949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为11318万吨,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增至32056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3.132(包含1959、1960、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平均负增长13.27﹪);从1981年的32502万吨到2016年的35年间,增加至61624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1.762。后三十五年与前三十年相比较,年增产幅度下降了1.37﹪, 需要说明的是:从1963年至1973年度,除1964年人口增长率为1.88﹪其余年度人口增长率均为2﹪以上,从1997年至今,人口增长率均在1﹪以下。1978年为旱灾之年,而“十八指手印”后的1979年,除了激发了小岗人私利的劳动热情,还有风调雨顺,可见,包产到户并不是粮食增产的必然性,如果将偶然性现象作为必然规律,并作为政策与法律施行,实在与国计民生无益。

  2009年11月6日,沈浩去世后,央视及新华社报道沈浩事迹时称:[2004年2月,沈浩刚到小岗村时,这个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家底还很薄,发展仍然滞后,他的前几任一直在探索发展的路子,那时小岗村的发展思路还不甚明晰。2007年,沈浩争取来资金,全村每户发两万元加盖2层楼房,修复自来水和广播电视等设施,兴建党员活动室、卫生服务中心和档案室。当年,3个居民小区200多户村民入住新居。2008年9月,小岗村幼儿园开班。困难户韩德国的孙子刚出世,母乳不够,买不起奶粉,沈浩知道后,从自己口袋里掏出1000元钱送去。关友林全家6口人,4个智障,生活十分困难,沈浩对关友林特别照顾,逢年过节都要给他家送去慰问金和年货,就连他家的被子、衣服都是沈浩送的。村民殷广勇妻子痴呆,一家四口人住着破房子,生活很苦。沈浩第一次到他家就掏出200元钱给殷广勇,并给他们家照了一张全家福。大包干带头人关友章的遗孀毛凤英老大娘病得较重,沈浩知道后,及时把她送到医院,跟院长说:老人不容易,尽管给她治疗,账我来结。大包干带头人关廷珠的遗孀、86岁的邱世兰老大娘拄着拐杖说:这拐杖就是沈浩回省城给我带来的,说碰到我时发现那根坏了,怕我跌倒了。]

  上述报道可见,小岗村民加盖房屋,修复自来水和广播等资金,全是凭原在安徽省财政厅工作的沈浩“争取”来的。包产到户了三十年,小岗仍有村民买不起奶粉,买不起年货、被子和衣服,甚至连一根好的拐杖都买不起。是可悲,孰不可悲!

  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单靠包产到户的一亩三分地是难以致富的,青壮年劳动力必须另谋出路,于是,中国出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工潮,农村只留守了老年人与儿童,大面积耕地抛荒。在参观了南街村后,年逾六旬的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说:“原来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残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腿脚,迈不开步子啊!来南街村一看还是集体好,看来分田单干就是没有出路。”

  新华社2005年11月9日报道:“为了让这些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农民们能够颐养晚年,在多方协调下,安徽太平洋保险公司为十八指血色手印中没有去世的12位农民捐赠了每年1200元的养老补助,发放到这些历史的见证人离世为止。”被树立为全国典型的改革第一村,在包产到户近三十年后,连养老金都交不起,还要保险公司捐赠,读来实在令人希嘘不已!

  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过程中,农民向工人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必然规律,因此,任何一个村庄,没有二、三产业的支撑,是难以发展壮大的。金子总会发光,撇开在文革中就闻名遐迩的华西村不说,而南街、刘庄、大寨、周家庄等全国十多个最富裕的村庄走的则全是集体化道路,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些村庄的生态环境都比不上小岗村,但这些村庄以集体化时代留下的家底,大力兴办集体企业,坚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7页),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说:“从当地具体条件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6页)八十年代初,虽然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村刮起了单干风,庆幸的是,仍有极少数村子不信邪:“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就在“十八指血色手印”三年后,在河北省晋州市一个名为周家庄的人民公社,万名农民摁下了坚决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红手印,誓死保护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虽然,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将公社改名为乡,但经济体制和核算单位没有变。早在1981年,家家户户就免费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现在,所有乡民享受免费医疗、教育、住宅等10多项福利或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2013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高出近6000元。北京日报2018年11月在题为《郭凤莲:历史遗产不能篡改,更不能伪造!》一文中报道:[自2008年以来,走集体化道路的大寨村经济总收入连续多年突破3亿元,人均收入1万元,经济收入比1980年增长1300多倍,人均收入增长45倍。1993年开始,大寨实施老年人养老金制度,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领取200元,7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领取300元,同时入学儿童免除了学费,大学生每年享受奖学金1000元。2008年全村农民解决了医疗保险。][今天的大寨,农业产值在整个经济收入中的产值连百分之一还不到。]

  至今,一些媒体仍在为小岗涂脂抹粉。然而,泥巴总是扶不上墙!他们掩盖了一个最客观的事实:小岗的水泥大道、小学、自来水、电话,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等等,都不是小岗村自有经济建设的,而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施舍的!政府财政出资建筑了“大牌坊”,江苏张家港市援建了水泥大道,安徽省出资建自来水供应系统以及通到村里的柏油路,凤阳县电信局免费给家家户户安装了电话,村民拥有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全部由企业和社会赠与,安徽省财政厅赞助5000元买物品发给村民过春节。小岗村民严留昌对记者说:“你们在这里看到的绝大部分设施是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998年9月到访前的3个月内,官方投资突击搞起来的。上级不希望小岗给安徽丢脸。小岗人没有花钱,也没有钱花。”如此,小岗人一年越过温饱线,四十年未进富裕门,徒虚名而收实利,是可叹,孰不可叹!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考察时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其“从头越”意味深长。在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的讲话中,习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搞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与邓小平的“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殊途同归。2014年5月,习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说:“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这些关键点要一个一个抓落实,抓到位,努力在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这与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珠联璧合。2013年12月,习总书记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习总书记关于“短腿与短板。”的论断可谓神来之见。建国七十年来,党中央对三农一直予以高度重视,毛泽东时代,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围绕发展农业。改革开放四十年后,各领域都有了大发展。而首先发起改革的农村,在包产到户历经了四十年后,为什么还是“短腿”与“短板”?

  一、水利化、机械化耕作需要规模经营,土地面积越大,生产效率越高,而包产到户从集体经济回到小农经济,将土地切割为零零碎碎的小块,各人自扫门前雪,自顾一亩三分地。虽然土地仍为公有,但严重制约了水利基础设施与农田基本建设,丧失了水利化、机械化固有的生产效率与优越性,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二、组织起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法宝,也是创造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的精髓。国家层面,可举全国财力办大事,村、镇层面,可举集体经济兴办二、三产业。早在1953年,毛主席就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包产到户后,随着九十年代“改制”风潮,包产到户的村镇集体企业几乎全部贱卖给了私人,原集体企业的厂长变成了私营企业的老板。具有高附加值的住宅用地与矿产、水面、林木、草地等自然资源也出让给私人开发经营,不仅削弱乃至击垮了原有的集体经济基础,还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三、在集体经济条件下,随着国家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村、镇不仅可举集体经济发展工业,也有条件对教育、医疗、住房等进行统筹安排,使得村民享有公平的福利待遇,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在集体经济的庇荫下,可普遍实行“五保”,而包产到户后,随即丧失了对村民的福利事业进行统筹安排的能力,使得农村缺少劳动力的老弱病残、鳏寡孤生活艰难之极,贫困户如同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这就叛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初心,悖离了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改革理念,丧失了基本的社会伦理。

  2018年12月,风凰网在题为《今日小岗村:走在幸福大道上》中报道:[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金昌家的35亩地已经全部流转,他住进了两层的小洋楼,还经营着一家农家乐,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严金昌总是被邻里夸赞为脑子最活络。他的5个儿子中,有3个开农家乐,1个开超市,1个开澡堂,每个孩子的年收入都超过10万元。土地流转之后,农民收入不减少,劳动力还解放出来了。2012年6月,小岗村‘率先’创建了村企一体的经济组织——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150万元,全面负责村内集体资产的管理和经营。同样是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现在就忙于帮儿子一家打理网店。]

  上述报道可见:小岗的土地流转了,大包干带头人不种地了,严俊昌、严宏昌等人的“幸福”不是包产到户带来的,而是借小岗村的名声搞起了第三产业。如今,小岗人终于想起搞集体经济了!然而,“率先”一词实在使用不当,因为华西、南街、刘庄、大寨、周家庄等十多个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富裕村,早在四十年前就“村企一体化”了,而小岗只是在兜了一大圈之后,步了这些村庄的后尘而已。“是可笑,孰不可笑!

  包产到户四十年来,小农经济的积弊已经日益突显,因此,修改后的《土地承包法》鼓励农民加速土地流转,便于机械化耕作而提高生产效率,但土地流转虽然可以规模经营、但少数有承包规模经营能力的成了“地主”,而多数没有条件规模经营的农民则依然将在温饱线上徘徊,这将加剧农村的两极分化,综上所述,大包干决不是农民致富的灵丹妙药,更不是三农改革的方向,而是中国三农之殇!

  二0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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