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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万国军被河南民众缴械、活埋现象说开去

2019-05-21 09:33:43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红心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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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海路交通被美军切断,日军在中国孤注一掷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从中国东北到广州,南宁直通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以便解救困在东南亚的孤军。中国称这次战役为“豫湘桂战役”。在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14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河南全境失陷。国军汤恩伯部向豫西逃跑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被自己的河南同胞束手就擒。

  事件发生后,“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在河南民众口中“誉”为“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汤将军,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河南人民是卖国贼吗?河南民众截杀国军汤部溃兵事出有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悲剧的发生要从国民政府和国军自身的作为上找原因。河南连年受灾,面对嗷嗷待哺的三千万河南人民,国民政府和国军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队,河南人民深恶痛绝,河南省一位参议员专程到重庆请愿,控诉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中,官比兵跑得快,兵比日本人跑得快。“跑来跑去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副司令长官找不到他的将军”。

  国军汤恩伯部,被河南人民称为祸害河南人民的“四害”之一,他们平时虐待百姓,战时遇敌即逃,宁可把大批粮食丢给日军,也不肯救济处在连年灾害濒临死亡的河南同胞。在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抗日战争时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吧,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和国军的唾弃。

  当时, 河南的灾荒是相当严重的。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 “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让张高峰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去向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在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上。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在《饥饿的河南》这篇报道中,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据统计:抗战期间,河南连年灾荒,比较有名的就有1938年国军炸开花园口导致流毒至今的黄泛区(直接死亡89万,间接死亡超过200万,数十个县的土地荒废)、1940年河南发生饿死超过百万人的大饥荒,1942-1943年又发生直接饿死超过300万人的大饥荒,而同期国军不但没有任何抚恤行为,反而在河南大肆横征暴敛,其中仅田赋一项就预征至民国九十二年即2003年,导致河南民怨沸腾。同期连日军都在其占领区进行了象征性的赈灾,而国军除了征粮征款外没有任何救灾行为。所以1944年国军豫湘桂大溃败后,河南各地民众武装蜂起,仅仅被各地民众武装缴械俘虏后移交日军的国军就超过五万人。但这不能说明河南人不爱国。 同样是国军, 与汤恩伯部受河南民众围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将军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当共产党军队为抗日进入河南后,河南各地民众很快就被共产党队军组织起来投入抗日战争。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共产党军队做到的,国民党军队能做到吗?不扰民也就不错了。国军孙蔚如部在守洛阳的十八日所为只不过是一时一事,与共产党军队的与民雨水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时任《大公报》重庆总编辑的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媒体对河南灾情的报道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地狱般的场面惊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 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出离愤怒地说:“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

  晚年白修德回忆说: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宣称,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是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儿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的灾情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省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饿死1602人。对此弄虚作假,在河南农民的心底,充满着暴怒,这种暴怒,发自于对政府不顾河南人民死活的勒索,这种暴怒,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同时产生了对败逃国军的仇恨。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 ,蒋介石不但不赈灾,反而催粮催税。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

  在张仲鲁看来,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何况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蒋介石为什么国难当头,灾情严重的时候干着官逼民反的勾当?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 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如此背景之下国民党当局还进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强迫《大公报》的停刊,将张高峰逮捕入狱入狱,也就是不足为奇的了。

  对此,美国记者白修德说:“他们(指中国人民)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这场河南灾民截杀国军的悲剧已经过去75年了,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我们必须牢记且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勤政爱民,才能军民团结,官民团结,同舟共济,共纾国难,共建国家,振兴中华。否则,官视民为寇仇,那么,民也视官为寇仇。 古人孟轲尚知道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是共产党人一定比他做得好。

  滚滚长江水,东去浪淘沙。载舟亦覆舟,兴亡仔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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