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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政策是真的愚民政策吗?

2019-05-03 11:31:4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杨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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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的政策是否是愚民政策?商鞅的“愚民”究竟是何意?是不是真的愚民?我认为,商鞅要求秦人学习和掌握农业知识、兵家知识(合为农战知识)、墨家知识、道家知识、医学知识、种树的知识,最重要的是法家知识,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除儒家诗书以外的所有知识都可以学,这怎么能够叫愚民呢?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四书五经是官方唯一指定的必考教材和必学知识,其它知识都被排斥在考试之外,有的甚至销声匿迹达两千余年之久,为什么没有人说儒家才是愚民呢?原来历史是由儒家史官书写的,只要明白这一点,就可以认清究竟是谁在愚民了。再说天下知识那么多,专业人士都学不完,学不好,你要老百姓学那些没有实际用途的知识有什么好处呢?愚不愚民不是以掌握知识的多少来划分,而是以是否蒙蔽和欺骗百姓,引导他们到错误的人生方向,使其利益受到损害为标准。凡是损害百姓利益的政策、知识就是愚民的政策、知识,凡是维护百姓利益的政策、知识都是惠民的政策、知识。有人说,商鞅徙木立信是愚民,这种看法很奇特。商鞅徙木立信的目的是为了变法顺利推行而通过徙木赏金这件事来树立国威,目的是取信于民,这怎么可能与愚民问题扯到一起呢?

  “愚民”问题是最容易用来全盘否定商鞅的一个话题,但这其实是一个以偏概全的话题,对人们的误导也最大。的确,商鞅非常明确地提出要让民“愚”。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商鞅的愚民是何意?针对谁?是否反智?反什么智?

  “愚”这个概念,并不都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愚昧无知、傻笨蠢呆痴、百依百顺的奴才之意。商鞅的“愚”有三种不同内涵。

  第一,商鞅之“愚民”是不读书,没有文化的人,它的对立面是好礼乐诗书教化的儒生,所谓六虱亡国、国有十二者则亡,就是说的儒生。愚,就是让人不贵学、不知、不好学问(主要是不学儒家)、不擅游。这的确是让人愚昧无知,应该批判。但因此说商子反智就似是而非,不准确,因为智知,并非儒家独有,对法家、农家、兵家之智知,商鞅不但不反,而且大力提倡,并以法为学(教),以吏为师。

  第二,商鞅之“愚民”带有纯朴、务本(农)之意,针对的重点是秦国大量的“不愚之民”。秦国是当时文化落后的野蛮之国,没有多少读书人,不少是带有戎翟野蛮习气之民,商鞅说的“五民”(实际上有十多种)就是指这些人,这些人与愚民一样,不读书,不学四书五经,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些人比愚民更愚,他们不务农不劳动,是一些褊急之民、狠刚之民、怠惰之民、费资之民、巧佞之民、花言巧语游手好闲之民、蛊惑之民、邪僻之民。因此,让这些“不愚之民”,从不劳动之民成为务农务本的“愚”民,虽有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之意,但也含有开明进化之意,不能完全否定。

  第三,商鞅之“愚民”,与“弱民”、“强民”、“制民”等概念一样,都与是否守法相关,守法即是愚民、弱民,不守法就是强民。守法的“愚民”并非是今天我们说的那种唯官是从的奴才,愚民一方面在守法,另一方面也能依法自治,避祸就福,与官吏矛盾时,他们依法抗争,让吏不得为非,干扰百姓。

  商鞅思想的主体,不是什么愚民的幽灵,商鞅思想的真精神,是反对人治、反对蒙昧、反对专制的法治精神。商鞅的改革也有局限,其思想有不少糟粕(谁能完美无缺呢),但商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以身殉法的尽公不顾私的伟大政治家,其人格是伟大的,其思想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以法治国的思想遗产。(叶自成:《我们对商鞅还存在哪些误读?》,北京日报,2016-01-19)

  商鞅的政策既不是愚民政策,也不是贫民政策。《商君书》中说,“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仔细想一想,这是让大多数人富起来的政策,其之所以让少数人平均一下,最终的目的是使国家整体实力增强,贫富差距缩小,也符合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又何乐而不为呢?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它是一项积极向上的利国福民政策和惠民政策,而不是什么贫民政策。

  商鞅燔诗书也只燔一家的书,即儒家的书,至于其它如道家、墨家、兵家、农家、医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的书或典籍并没有一概焚掉。而儒家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几乎禁掉了除儒家以外所有的典籍传播,尤其是法家典籍,实行的是绝对的文化专制主义。

  程步法官认为,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愚民,首先需要搞清楚“百家争鸣”的真实含义,表面上看,百家争鸣似乎很自由,什么观点都能拿出来争鸣一下,其实不然。先秦诸子的文章,不管哪一家,其内容的核心都在于告诉君王如何统治百姓。方法可能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儒家孔子讲礼乐仁义治理国家,道家老庄说应该无为而治,墨家推行兼爱天下,兵家主张攻战取得天下,纵横家主张权谋外交,法家主张依法治国。无论什么主张,都是希望得到君王的重用,帮助治理国家。但是有没有哪一家勇敢地提出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行不行?没有,谁提出来争鸣一下,马上会被五马分尸、夷灭九族。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说到底还是一家之言,就是如何加强和维护君王的统治,只不过各家主张的方法不同而已。有的在统治百姓的方法上使用了“愚民”这个词,有的没用。道家的老子用了,“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也,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六十五章》)。儒家的孔子也用了,“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墨子也主张愚民,兵家、纵横家将“兵不厌诈”、“欺上瞒下”明白告知于人,是清清楚楚的愚民思想。所有愚民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是否推行愚民政策不能只看字面,最要紧的是看行动。(程步:《真商鞅——成事之道》,青岛出版社,2013年,第189-192页。)程步法官提出,“示民于法是最大的智民”,因为它能带来百姓意识的觉醒:第一,人权意识觉醒;第二,自卫意识觉醒;第三,上进(竞争)意识觉醒;第四,求知意识觉醒。商鞅变法不仅改变了秦国的国家体制和生产关系,也最大限度地开启了民智,激发了他们的上进心和创造力。短短十几年,一个崭新的秦国便被创造出来,商鞅变法大获成功。(程步:《真商鞅——成事之道》,青岛出版社,2013年,第196-198页。)

  商鞅的政策不仅不是愚民,而且商鞅的思想还具有启蒙进化意义。

  愚民是一种文化蒙昧,而政治上最大的蒙昧就是人治。商鞅的变法具有开启文明之蒙的社会改革的内容,就是移风易俗,使秦民知男女之别、男子成年分立,改变父子兄弟共妻等落后习气。更重要的是,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启蒙家,打破了人治、权治、君治的蒙昧。

  第一、商鞅打破了君主专制独裁之蒙昧,第一次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对君权进行约束:君主虽独有立法权,但立法应该以强国、利民、因循国情民情为原则,不得随意立法;君主有人事任命权,但不是君主随意任命官吏,只能论功依法任命,人事权被虚化;君主的行政权,下放到各级长官,“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行政权被虚化;君主有司法权,但司法权由君主任命的各级法官法吏独立行使,司法权被虚化。这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分权治理的框架。在商鞅的法治思想中,君主只是实行法治的工具,而不是法治的目的。

  第二、商鞅打破了贵族世袭的政治蒙昧,以事功主义开启平民政治、上下流动、机会平等、能力平等的大门。军功(武爵武任)、粮功(粟爵粟任)、政功(常官者迁,依法治理有功的官员应升迁)、告功(下级官员监督揭发上级官员违法有功者可代其职)等,使得下层的平民百姓普通士兵获得了凭本事、凭业绩升迁而进入国家政治上层的机会。

  第三、商鞅打破了刑不上大夫、贵族的蒙昧,开启了壹刑、刑无等级,卿相将军至庶民百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新气象。这种法律平等,包括功臣与平民平等,名人与普通人平等、行善与行恶平等、官民平等、富人与穷人平等。这些法律平等,有些内容如富人与穷人平等,已经超越了希腊民主制下的法律平等。(叶自成:《我们对商鞅还存在哪些误读?》,北京日报,2016-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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