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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革命取决于谁?

2019-04-29 10:55:18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礼拜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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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李泽厚刘再复等写过告别革命的东西,我未看过。又有韩寒等谈革命的文字,我想我就有必要将多年前的一些想法写成文字了)

  为何告别革命?

  从生命,尤其人的生命意义至高无上,从人是社会和政治的中心和目的这种意义来说,是必须告别革命的。人是社会和政治的最高目的,人本身不应被当做政治和社会的手段,人应该置于人间价值最顶层。任何导致流血的事件都是一种罪恶。尽管革命是具有某种正义性的以恶制恶。如果我们对这些不存在疑义的话,那么告别革命是应该尽最大努力争取的。各阶层应在社会和政治的相对公平的博弈中谋求双赢,而不是你死我活。以更高的眼光来看,人皆是戴罪之身,受苦之命,是在残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同类,人与人之间理应更多同情和悲悯,由此更应该导出我们的互爱导出与其他生命尤其是人类之间的相濡以沫而不是你打我杀。

  革命有无可能?

  谈到告别革命,我们就必须弄清,革命在当今中国社会有无可能?如没有可能,就没有必要谈告别。韩寒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没可能,我认为韩寒等人的一些认识有合理成分,但尚不足以说服人。

  学者王小鲁推算称,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收入和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比是在65倍,而非统计数字的23倍。如果把收入最高的0.1%和最低的0.1%比较一下我想会更加惊人。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基尼指数应为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0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2010时统计是0.5,已跨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已超国际公认警戒线。合肥手机报近日称,2011年中国企业家平均每个人贪污三千三百八十万,其中光明集团董事长冯永明一个人就贪7.9亿。再如国企尤其央企,年薪高达几千万,你一不象私营企业自己承担分险,二是凭各种关系上来的,并非凭能力和员工的信任,三尤其央企是因行业龚断获利。你又不是凭你真本事,你有什么资格拿那么高的工资?原山东德州书记黄胜贪污90亿美元包养46名情妇。官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还有房价(因怕此影响社会稳定,这已有所改变)、强拆,城管粗暴执法、层出不穷的各种官民冲突事件,各种领域的失去底线的欺骗和不公,民间及网络上大量极度情绪化的不满的言论,等等都告诉我们,革命和动荡并非没有可能。中国的社会已在动荡的临界点了。只是还没有合适的导火索。如我分析中国社会尽管问题严重,但一时没爆发出来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当年平息学潮时采用的暴力使得人们还有所恐惧和忌惮,尽管这在人民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二是胡温新政取得了一些成效,如对农民减税和坚持不让企业员工下岗等,开始向底层提供社保、福利,这些都让工农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不满有所缓和,社会矛盾虽未根本解决,但人们相对对胡温有好感。但因国内外情势复杂,中国近年的举措,不是很能让人满意。三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小平手里由终身制改为二届制。这使得人们有点盼头。四是这么大一个国家,即使有些想革命的人,但一时也难成气候。等等。

  但我们应该看到,矛盾的缓和而不是解决,终不是长久之计,人民也只是一时得到安慰,时间长了还是行不通,反而加深误解和仇恨。尽管是二届制,但极权本质未变,难以真正赢得民心,而且人民也总是在希望中不断失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人民觉悟的提高,我想人民不会长久满足于当前这种水平和状况的。从国内外历史发展中皆可看到这点。

  告别革命取决于谁?

  告别革命,你得给人民在一个和平的框架中解决的机会。和平解决不可能,那么历史选择暴力将成为必然。应该告别革命不等于能够告别革命,这一点我想不需要多讲。

  告别革命取决于谁呢?

  我想取决于统治者、既得利益集层和工农等弱势群体的共同努力和妥协。而关键是统治者。普通民众并无多少主动权和选择的机会,一般既得利益者也会顽固抵抗。统治者也可算既得利益者,但其中明智的有政治抱负的人应该看到,不改好,大家都要遭殃,而且只有努力改好才会实现你的政治抱负,实现双赢,在历史上留下极其光辉的一页。清朝1908年说在五年内实行君主立宪如真能兑现,(并派出代表出国考察,后因革命者无法等待而失去机会。这也与清朝此前未能取信于民取信于康粱谭等改革者有关),后袁世凯与孙中山如果配合,再或者蒋介石采用民主模式(如思想者东方红安福所言,中国人最讲正统,果如此,那国民党在今天可能还是一党独大,人民自由,国家繁荣昌盛。共产党如能审时度势,进一步建设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那么,中国以后也必是共产党独大),而不是打压共产党,再或者毛等能对资本主义民主法治(毛讲大民主,但不讲法治,却不知没有法治,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包括刘小奇等都不懂法治,中国的那一代政治家们都是从封建社会出来,难免打上极深的专制烙印,当时条件下只知仇恨资本,却不懂得对资本主义及其民主法治进行扬弃)有所借鉴,那么,中国社会可能就不会这么麻烦了。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共产党人应拿出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敢于迎对挑战,善于化解矛盾,实现民族和解,作出利国利民又利己的明智选择,取信于民,赢得历史和人心。中国经过了五四和毛解放前后的二次革命洗礼和改革开放的启蒙,加上经济和文化上的准备,时机已经成熟,吸取各种经验教训,只要做好各种安排和布置,完全可以打一场有把握的仗。如果我们共产党人能摆脱中国几千年固有的低效低能又不得人心的统治模式,带领中国人走向现代化并力求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所贡献,则善莫大焉,德莫大焉,天将降大任于中华民族,天将降大任于中国领导者,还等什么呢?

  如何告别革命?

  告别革命就要给全民族搭建一个和平解决问题的框架,这就需要建设和完善民主。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出路有三:

  一.(此条建议由东方红安福提供)我们需要进一步建设社会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创立人大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改领导终身制为二届制等,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毛的解放前后二次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洗礼,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基础已非常坚实和成熟。证据是中国普遍认为民主并非就是美国式的,而且西方民主有很多缺陷。这为我们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與论基础。

  建议从县市试点搞党政领导不担任人大代表。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也可以先从正职开始,这样副职可利用人大代表身分监督正职。单纯正职不直接管、钱、物是无效的。正职还何以间接干预权钱交易仍可进行。不过副职惧正职仍可相互利用,形成利益协作关系。所以最好还是从外部监督制约党政正职,所以应禁止党政主要领导兼人大代表(官员本就有政治话语权,加上人大本就是选举和监督官员的,不论是避嫌还是为监督计,官员都应逐渐全部退出人大,不退出人大的则免掉其官职,在人大代表和官职之间只能取一项。其他各阶层则按同等比例选出人大代表),让人大相对独立行使监督权。

  更进一步的措施是:新一届党委选举诞生后,由随后召开的人大确认他的合法性。如果人大对新一届党的机关不满意,可以责成党代会重新选举新一届党的机关,可以指名更换某个领导,可以要求重新选举党的委员会或重新选举常务委员会,或重新选举政治局。或考虑国情和现实,只选到总理这一步。这也是理想和现实结合。可以先择一项试验,也可以两项同时试验。直到人大满意为止。然后由人大代表人民宣布党的新一届机关是某地政权,或中央政权的合法领导机关,即日起依法行使领导权。先地方人大试点制定某地共产党执政条例。各地总结后由全国人大立法制定《中国共产党执政法》。这也即我以前提的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党的依据。人大宣布后党的机关在书记带领下集体宣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人民和人大的监督下,行使人民赋予的领导权,决不辜负人民,对国家、民族和社会负责,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责......,。地方试点可先制定条例,待各地总结后全国统一立法。这也是确保党执政长期化合法化的最佳方式。

  二是新君主立宪,即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任国家主席并任军事总顾问,由总理总管国内外大事并任军事主席。考虑到总理之职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此职应按第三项尽可能选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理念至少是具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具有平民民主理念的最适合(大才大德)的人来,并适当借鉴人大制度的长处,这样既可使中国永葆社会主义性质,也能真正实现民主,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逐渐探索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三是在西方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有所超越。采取多党制,采用更全面的权力制衡,并有所改革。考虑到选举经费过分依赖资本家带来的不良后果,规定单个资本家捐款的上限并将全体资本家捐款之和占捐款总数的比例限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而且逐渐向普通民众和普通民众集团收受捐款的方向上发展。将所有单项单个人或集团等的大额捐款公开,接受选民的监督。最好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中专设一项选举资金,供有大才的人申请,申请条件另作规定,其申请过程必须接受民众监督。

  另,选举在一人一票基础上加以改革,不能单靠个人明星魅力演讲什么的获胜,而应导向能力和人品。这需要选民的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来配合。由专家和普通民众组成的评审团对选举和候选人的才(如:此前有无重大政治贡献和突出政治才能和表现等)、德(这些需要延长他们的候选期,最好五年左右,以供民众了解和和观察)、感召力及选举时的表现等进行打分。提请选民对打分进行公投,如打分获通过,则得高分者为获胜者。在原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加个新三权:即政权和金权要相互制衡并共同服从于民权,这就要借鉴人大制度的长处,拓展现有民主制度,等等。

  选择好的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中国既可根本上解决国内问题,又利于强大起来制衡西方甚至取代西方以真正文明的方式领导世界。

  我们既要对历史负责,又要对当下的人民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等负责,这就既必须要搞民主,又要视当下条件选择成本最小,最有把握,风险最小,收益又尽可能大的政治改革。我认为第一项最现实,风险极小,成功的把握也大。第二项全民族应共同努力争取。最理想是第三项,但当前几不可能,实现的成本太高,风险也大。我们的目标是保一争二。如果我们不能主动选择第一个或类似的风险极小的,那么历史将必然代替我们选择第二个或类似的,乃至第三个或类似的,那我们将不得不付出较大或极大代价。

  2012年1月16近午根据多年前想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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