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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性

2019-04-25 14:47:59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杨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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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有可能陷入危机,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式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生产以小农为主,经常会出现如生产不足所带来的危机。这种危机的起因往往是自然灾害(旱、涝、蝗灾)或统治者横征暴敛、挥霍浪费、好大喜功干各种工程(修皇陵、修宫殿)或者发动耗费惊人的战争,导致劳动力不足,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严重的饥荒。历史上常见的“关中大饥,人相食”,就是自然灾害加财政破产,如果土地兼并严重,就可能直接诱发农民战争。与封建时期的危机不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危机首先的特点不是产品不足而是产品过剩,不是劳动力被透支而是劳动力被闲置。直观的感觉不是没粮食吃,而是产能过剩导致企业破产,然后大家下岗,没钱买粮食吃。产能有的是,就是没销路。粮食有的是,就是没钱买。劳动力有的是,就是没活干。其次,这样的危机不是封建年代的危机,某地丰收,某地歉收,丰歉不均。而是同时繁荣,同时萧条,只要在一个经济循环体中,危机就会在各个领域同时、同步发生。再次,这样的危机,与天灾人祸的关系不大,不论有没有天灾人祸,到一定的时间节点,该发生就发生。最后,这种危机有很强的周期性,按时袭击沉醉在繁荣之中的经济。(安生:“资本的危机(经济黑死病):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载于四月网,2013年3月18日)这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特点的最好概括。

  道路决定命运,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发展要么选择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要么选择走资本主义私有制道路,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道路的不同选择呢?是基于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来做出这种选择?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处于不同利益、地位和立场的人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照,会对人性问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不同的假定、不同的价值理念和不同的国家治理路径。资本主义爆发危机在某种意义上与他们对于人性的假定、国家治理理念和路径选择有很大关系。这种关联是:假设人性是恶的,然后通过经济学理论鼓吹人的私性和恶性,法学理论虽然从国家治理即法治的角度,认可对这种私性和恶性加以防范和制约,但也是无能为力的。很显然,经济学理论对人性本质的假定就是错误的,然后再采取放纵人性之恶和让私欲泛滥的办法来对待人性则更是错上加错。法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经济学理论的矫正和纠偏,但我看也是徒劳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已经被马克思的理论证明为无解,那么建立在这种矛盾基础上的各种学说理论难免相互打架,解决不了任何理论上和逻辑上的问题,最终在错误人性假定和路径选择下,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还是无可遏制地周期性爆发。

  具体对比一下,我们还发现,西方法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在人性问题上是高度一致的,都假定人性本恶,自私自利,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每一个个体都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一切自认为必要的行动。但两者在理性问题上和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上又是相互冲突的。经济学主流理论即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假定),作为经济人,每一个个体的行动都是富有理性的,都会权衡利弊得失。由于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能促使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干预(包括法律的各种限制)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是对个体意志的践踏。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自由资本主义出现了很多个体有理性而集体无理性的现象,如丰年不丰收,各种投机事件,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种现象在西方经济学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合成推理谬误——是一种个体有理性导致集体无理性的现象,它几乎会在所有采取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国家里发生;而法治论者(特别是唯理主义的法治论者)认为,法律是集体理性的体现,作为一种集体理性,它“是不受欲望支配的”(即法律是无情与中立的智慧)、“是永恒正确的理性”,是“永远公正”的普遍意志(集体意志)的体现。在法治论者看来,国家治理离不开依法治国的方略,集体的理性永远高于个体的理性。在某种程度上,集体理性是不会犯错误的或很少犯错误。而个体理性往往是不可靠的,即便每一个个体都是理性的,但相互冲突的个体理性,难保不会发生差错,离开了集体理性(法律)的指导,往往会产生互相抵消的结果,甚至相互危害的结果。因此个体的理性必须加以制约和限制,否则,人性之恶必然泛滥成灾,一发而不可收拾。

  经济学理论与法学理论虽然在人性的起点上是一致的,但在终点上却是根本冲突的,经济学认为个体是理性的,法学认为个体是非理性的。这导致了在国家治理问题上的悖论:经济学理论假定人性本恶,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都是正当的,合理的和自由的,排斥一切外来干预包括政府(代表一种集体理性)的干预,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法学理论同样假定人性本恶,但对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却加以限制。因为法律考虑问题是从整体利益出发,运用集体的智慧来克服个体的非理性。法学理论正是建立在集体理性和集体智慧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个体理性和个体智慧的基础上。法律、政府、国家是一切阶级社会必要的恶,这种恶恰恰是为了应对个体之恶的存在,作为一种消解力量发挥平衡作用。

  人性本恶论及其相应的思想理念、制度设计和国家治理模式,其本质上是一种见物(制度、市场)不见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超历史、超阶级、超人性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简单化、片面化、线性化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看不到社会和人性的复杂与变化,不能具体深入到社会和人性的内部,深入考察它们的运动变化轨迹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因而虽然可以发现一些表面的东西,却抓不住事物的深层本质,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出有关社会发展和人性变化的正确结论。

  我们绝不可以抽象地谈论人性,人性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条件下,人性是复杂的、多变的。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人是由人的一般属性(自然性)、人性(社会性)与人的本质(精神性)这样三个层层推进、相互叠加的结构构成的多方面关系的集合体。其中,人的本质具有唯一性,体现了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人性由人的本质所决定所派生;人的一般属性则更为广泛地拓展了人与动物界的区别和联系。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人性更多地表现为自然性(动物性、被动性、适应性);在现代社会,人性则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性和精神性(主观能动性)。

  笔者小时候听说过“丰年不丰收”的故事,也听说过“向大海里倒牛奶”的故事,只觉得非常荒唐,现在人长大了,多少明白了一些道理和这些故事里的哲理。通过学习和掌握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明白了这些通常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会发生的。荒唐的故事映照出荒唐的人和荒唐的制度。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从根源上讲,是人性异化的产物,是思想观念的扭曲,是制度变迁的结果,是价值取向的偏差,是国家治理的反动。归结起来,是由一群荒唐的人所设计出的荒唐的制度、发生的荒唐的故事,这种制度和故事暂时还会继续表演下去,但由此导致的危机将越来越深重,终于也会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

  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机理,结合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分析(危机形成条件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与西方、公有制与私有制在国家治理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是多么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与理念又最终导致了多么截然相反的结果。这种结果现时的人们应该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否则就真是有些不关世事了。

  资本主义制度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首先不是想到如何去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贫困问题,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而是为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制造出更多饥饿,更多贫穷,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导致生产严重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显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观念难以根除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的。我国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说:“如果一个时代为了‘造’出一个富人,不惜以产生三个甚至数个穷人为代价,那么不管它是不是商业时代,不管多少有思想的人极力加以赞颂,它总是要完蛋的。”(《作家文摘》第1442期第8版)

  资本主义条件下所产生的问题不能将其原因简单归咎于劳动生产率不高和生产技术不先进。事实上,资本主义经过两三百年的工业化发展,这个问题早已解决,它的先进生产力已经得到了充分释放,资本主义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是生产关系的问题,是制度不公的问题。这种制度不公不是天然的,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只有彻底改变这种人与人之间不合理、不公正的并且导致两极分化的生产关系(剥削压迫关系),建立人人平等的新型社会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的现象。

  我国佛教界的净空法师是一位经历丰富、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大师,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非常活跃。他结合自己近90年的人生,和多年到世界各地比较考察的结果,认为当今世界一切危机和乱象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条件下的不公,在于人们无节制的奢靡消费和无法遏制的贪欲。它们已经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的巨大破坏和环境危机,最终人类自身要付出巨大代价。解决危机一定要从教育人们的思想入手,彻底改变畸形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惯,要学会节制、忍让、亲让乃至礼让。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在地球上和平共处,持续而健康地发展。而欧美的私有制和私有化路线,以及竞争、斗争、最终导致战争的哲学,是在鼓励人们的私心、贪婪和无节制,只会加重危机的后果,而不会根本解决危机。

  中央党校教授任登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演讲中对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特点和不同发展模式,指出:资本主义就是竞争、斗争与战争;社会主义是和平、仁爱与大同。中国文化的基因和核心价值观非常优秀,它是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西方文化的基因和核心价值观非常腐朽,它是以物为本、以斗为贵。资本主义如果竞争不过就斗争、斗争不过就战争,最终必然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中国(传统)文化是善文化、爱文化、德文化、孝文化、忠文化的基因,符合自然规律与天道,符合天下大同、社会和谐的理想;西方文化是自私文化、竞争文化、斗争文化、战争文化、恶文化的基因,不符合自然规律与天道,经常发生各种危机。中国文化是国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孝为本;西方文化是国以物为本、物以欲为本、欲以杀为本(民间有一句话,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财富聚集的地方就是罪恶聚集的地方)。中国文化是从天上下来的,符合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西方文化是从社会中产生的,是人为制造的,带有很多缺点。中国文化能够解决经济危机,西方文化只能制造经济危机。中国文化是智慧,智慧是太阳,能够自己发光;西方文化是知识,知识是月亮,不能自己发光。中国的智慧型文化能够解决大多数社会问题;西方的知识型文化只能解决少数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自然文化、天道文化,能治社会百病,包括经济危机。总之,21世纪的世界只有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才能走出死路,走向生路和大路。

  同时,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我们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些自相矛盾的现象,难以解释也无法解决。如资本主义的发展往往是建立在各种假设(假定)基础上的,虽然这些假设可能简化了分析方法,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但却没有多少依据,得不到实证。笔者仔细罗列了一下,有:人性本恶假设(自私人假设,人人都是自私的,贪婪是好的,贪婪是美德,能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最终带动社会利益也最大化)、经济人假设(人人都是经济人,一切皆可出卖)、理性人假设(人人都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最正确的决策,而绝不会犯错误)、市场自动均衡假设(市场万能论)、市场完全竞争假设(竞争无所不能)、市场自动修复假设、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假设、法律至上法治万能论、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放之四海而皆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权利经济、信用经济的假设、个人绝对自由、小即是美的假设、小政府大社会(大资本)是最理想的(国家)治理架构、国际贸易有利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互通有无、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适用于人类社会)、竞争必然带来繁荣的假设等等,举不胜举。还有,私有制(生产资料私有与财富继承、权力私有、垄断与世袭)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假设。总之,资本主义充满了幻想与假设,把一切应该或可能的东西当成了必然的东西,虚幻的东西当成了现实的东西。

  上述假定和假设性在《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一书中得到了全面的清理和批判,通过这本书,我们会发现,以前我们被灌输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教条几乎全部都是错的,假的。现在亟需全面的清理和拨乱反正。(高连奎:《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东方出版社,2014年7月版)

  由上述诸多假设或假定,可以发现下面这些非常荒唐的理论和现实也足以让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零和(或负和)博弈、投机倒把、一夜暴富、两极分化(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金融业(虚拟产业)发达与实体经济空心化、破坏性增长理论(破窗理论)、合成推理谬误(丰年不丰收,个体有理性导致集体无理性,微观上精打细算宏观上毫无条理)、法律至上道德至下(法治万能论、打官司是家常便饭)、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黄赌毒)与黑社会成为常态。

  此外,资本主义条件下,产权特别明晰、交易频繁,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却由原来的以人为本变成了以人为敌,千方百计地消灭所谓过剩人口(历史上任何时代包括奴隶制时代、封建制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都非常重视人力,提出“人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的因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等口号,唯独资本主义例外,不仅不以人为本反而以人为敌)。破产、失业等现象非常普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富人奢侈消费、浪费性消费,穷人借贷消费)、纵欲主义盛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科技进步、经济增长不仅不是人类之福反而是人类之害(看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明白了)。

  总之,资本主义本身也是一个不断物化、异化,直到最终走向其反面的一种制度和历史过程,决定了它必将为新的更先进的制度所代替,从而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历史走到今天,社会发展不可能也绝不会像日裔美国人、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那样,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在此之后社会将永远停滞不再发展进步了。资本主义发展了数百年,人类正面临着艰难选择,究竟是继续这种不断发生危机的制度与生产-消费模式,而最终必然难以为继不可持续,还是做新的更好的选择,走新型全面社会和谐发展之路,非常考验我们的智慧。正如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所言,如果目前的资本主义掠夺式生产生活方式不彻底改变,人类在地球上能够存在下去的时间就将不多了。必须尽快考虑改变我们目前的生产生活方式或者转移到其他星球,此外,再无别的选择。地球已经不能容忍和承载人类如今的超常规发展模式,资源环境已经遭到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这一切人类最终都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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