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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根源论

2019-04-25 14:42:4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杨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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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金融危机根源论

  什么是事物的根源或事物的本源呢?如何理解这种根源呢?百度百科上解释,所谓本源,是指:1.源头。2.借指事物的根源,起源。3.根本。指事物的最重要方面。4.哲学意义上的“本源”、“本原”、“本元”:指世界的来源和存在的根据。希腊文原义是开始,又译为始基。如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本源。即物质是意识的本源、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本源、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本源。

  毛泽东研究任何问题总是从根源处着手,这样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如他曾经就变法的问题说过:“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毛泽东所说的“本源”,可用以“临民制治”,可导致“富强幸福”,其实质,即“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因而似乎可以理解为与现今通常所谓历史本质、历史规则语义相接近,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又有历史理想、历史意志的涵义,也许使用历史趋势、历史方向等概念,亦比较接近其原意。 (参见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信《致黎锦熙信》)

  青年毛泽东立志“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他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将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意或震之以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这里所谓“明贯过去现在将来”,所谓“百世可知”的“大本”,是指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事物的本质联系。(参见《毛泽东品题曾国藩》一文或夏勇主编:《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875页。)

  金融危机的本源(根源)是从事物发生发展的因果联系,从根源或起源意义上讲的,因此属于上述百度百科中第二种解释。

  第一节异化与异化理论

  一、异化的含义

  什么是异化?异化(Entfremdung)这个词,与外化这个词一样,源于希腊语allotriwsiz和法语alienatio等表达“他者化”(外因化、客观化、物化)这一含义的德语译词,在中世纪的德语中即已存在。简单讲,就是指事物的发展走向了其对立面,成为对立面的一部分。异化有来自自然的异化或来自社会(人为)的异化之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的异化是最根本的异化,是一切异化的根源和前提,也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劳动的异化,表现为四个方面: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不能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劳动行为与劳动者相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异化理论从“政治异化”到“经济异化”,最后到“劳动异化”,使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即从针对“副本”的批判进到针对“原本”的批判,从对宗教、国家和法的批判进入到对“市民社会”(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批判,对唯物史观的形成有重要意义;不仅指出了“私有财产是劳动异化的直接产物”,而且还提出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成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的社会财富”。

  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来看,封建社会是对奴隶社会的异化(与进化),资本主义社会是对封建社会的异化(与进化),社会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与进化)。但是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是异化与退化,是复辟与倒退。因此,不能简单地否定异化的作用,没有异化,也就没有社会的进化,人类将仍然处于原始时代,人甚至都不会进化为人类,还是猿人或猴子的状态。

  《现代汉语词典》上说,所谓异化是指:1、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似或不相同。2、哲学上指: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72页。)

  异化的结果是将朋友变成了敌人,它的反面是同化,同化的结果是将敌人变为了朋友。统一战线的最好结果就是要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这才是成功的政治。因此,从事物的发展和相互联系上看,同化优于异化。同化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而异化则使自己变得更加弱小。同化符合事物成长壮大的规律,异化的结果是最终消灭自己。同化凸显了包容一切事物的精神,而异化则排斥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由此,人们通常会喜欢同化,而不喜欢异化。

  对异化,百度百科的解释是:该词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提到哲学高度。黑格尔用以说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对立,并提出人的异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心为物役)。其产生的主要根源是私有制,最终根源是社会分工固定化。在异化中,人丧失能动性,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必将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会分工的最终消灭而被克服。

  在哲学领域最早对异化论展开论述的是费希特。异化实际是指我们人的“内在的东西”的“外化”,将属于内因的东西外因化,将应该由道德发挥主导作用的地方用法律来代替,甚至于排斥道德的作用。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刊登的《论犹太人问题》中表明了“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8页)。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态,作为从这种异化态的自我回归的运动而存在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异化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人类往往难以抵御。当代作家殷谦在《棒喝时代》中说:“现在的很多人,就是被外在的异化力量主宰着,我们无奈地顺从它的摆布,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或者说我们没有自由拒绝它的奴役。这种力量如此任性,如此强大,它几乎是毫不费力地就将强人变成弱人,好人变成坏人,把英雄变成小人。见义勇为几乎成了傻瓜和弱智的代名词。生活中很多人都成了这种无稽之谈的受害者。因此受凌辱、受伤害的深刻记忆,直到今天仍然折磨着那些善良、正直和勇敢的好人的心灵。”

  异化有很多表现:如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结果却发展出周期性经济危机,使大多数人成为市场经济的奴隶,和眼中只知有物而不知有人的可怜动物;再如我们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却迷信法治万能,“法无禁止即自由”(法无禁止即可为),结果发展出一个一切唯法律是从,法治至上而道德至下,非常缺德的社会,人人变成法治的奴隶;再如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目的是实现大众民主、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结果却发展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竞争、斗争和战争不断,还产生了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的现象,造成巨大社会鸿沟,天下不得安宁。

  总之,异化容易使人与物的关系颠倒错位,让目的成为手段,手段成为目的,一些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造成了巨大社会危害和异化现象。

  二、异化的情形

  1、生物学意义上的异化。生物学上的异化与同化是生物新陈代谢的两种形式,同化是把消化后的营养重新组合,形成有机物和贮存能量的过程。异化是生物的分解代谢,是生物体将体内的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并释放出能量的过程。

  2、社会学意义上的异化。异化理论运用到社会学上有不同意义。马克思批判了前人非科学形态的异化理论,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异化本质。在马克思之前,人们所揭示的种种异化,基本上还停留在异化的外部现象。马克思则揭示出决定异化外部现象的本质异化,即异化劳动或劳动异化。(劳动异化是一切异化的根源。异化的实质在于表明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异己的、与人对立的东西。)马克思在批判吸取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时,明确指出异化的产生和演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且有其进步的历史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异化“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马克思认为异化决不是永恒存在的现象,而是受一定生产关系制约的历史现象。因此,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约的异化,必将随着这种生产关系的彻底消灭而消灭。

  3、政治异化与经济异化。政治异是经济异化的产物,经济异化是劳动异化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民出现了私有财产,而财产是人类劳动的产物,现在却成了私有的,只是在少数人手中被占有,而作为劳动者对自己财产的占有却少得可怜甚至没有,所以马克思开始对人类的劳动本身着手“经济异化”的分析,认为私有财产出现的根源在于人类劳动的异化。

  4、人性异化、制度异化与法治异化。

  什么是人性的异化?就是将人性之恶也归于人性,引导人们不是向上向善,而是向下向恶,不是追求崇高,而是躲避崇高,不是努力做好人好事,而是尽可能自私自利。人性是在社会中形成的,主要表现为社会性、道德性、合作性与理性精神,表现为向上向善的力量。人类要和平共处、要发展进步,就必须形成向上向善的动力和合作精神,彼此间通过协作才能合作共赢。人类千百年来所形成的道德与法律机制都旨在追求这种向上向善的动力,以弃恶扬善。只是它们所采取的手段、方式方法与具体路径有所不同而已。法律是一种外求机制,重点是运用法律的强制作用抑制人性之恶,建立和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而道德则是一种内求机制,重点是通过道德教化、运用道德的感召力和舆论的牵引力引导人性之善,形成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法律和道德都是有阶级性的,“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语)

  什么是制度的异化?就是认为制度万能,一切取决于制度的作用而轻视人自身的能动作用。异化的结果是制度成为少数人牟取私利的工具和推卸责任的挡箭牌,而不再为多数人利益服务。

  什么是法治的异化?就是将法治形式化、万能化、泛化,强调法治至上,人在法下(实质是统治阶级至上,老百姓至下),忽视人自身作用和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事实上,法治有合法的法治(良法之治)与非法的法治(恶法之治)之分。所谓法治的异化,是指法治不仅没有与民主、人权等价值相联系,用于保障和扩大人民民主与人民主权,相反与专制和掠夺相联系,成为迫害人民的工具。法治异化的最终结果表现为形式法治、伪法治或人治。

  第二节异化与金融危机的根源

  异化表现为人性的异化、观念的异化(思想的异化)、价值的异化、制度的异化和治理(法治)的异化等。人性的异化是将人性等同于或降低为自然性和兽性,认为人性本恶,人性就应该自私自利,排斥一切外在束缚,追求个人利益。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从思想观念的异化开始的,思想观念的异化导致价值观的异化和制度的异化。在危机发生过程中,异化自始至终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制度作为事物发展中的一种客观外在因素,发生异化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往往被视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即内因,过于强调制度的作用,以为制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忽视事物自身内在运动的规律和根本作用。事实上,作为外因中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在金融危机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既难以起到事先预防的作用,也难以起到事后补救的作用。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它根源于和决定于经济基础与经济制度,经济基础与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和异化现象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法律制度在面对危机的发生时,也将是无能为力的。二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解决危机本身,而在于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与利润,从而满足极少数人的发财致富梦。所谓危机,既是危,也是机,对于那些敢于投机冒险的机会主义分子来说,越是发生危机,就越是他们发财的机会到了,而越是风平浪静,越是波澜不惊,就越没有发财致富的机会,他们就越不甘心。因此,危机的发生既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也是人为原因造成的。人在其中起到了兴风作浪和推波助澜的作用。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仅有法律制度是不够的,它无法预防危机的发生,也。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法律制度充其量只能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方式和一定范围的运行效果,但无法影响和主导经济制度的运行方向与发展目标。

  在一切私有制社会,正如恩格斯所揭示的,“只要异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私人的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胡玉鸿: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从而法律也必然是少数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长期的异化,日积月累的结果,必然导致危机的发生,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异化规律支配,而完全无法避免的必然命运。

  同时,监管技术上的问题也是发生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从严格监管(分业经营)到市场的自由放任(混业经营),政策的调整和法治监管技术的提高与改进,不仅没能防范与遏制危机的爆发,反而纵容了人性之恶和私欲膨胀,带来更大的危机。法律的严格监管虽然在一个较短时期内是有效的,但从长期看,它也无法抵挡危机的到来,更不用说彻底避免和瓦解危机了。

  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层次)的异化:以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为基础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根源(涉及到对人性的分析);以各种制度(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为基础所表现出来的制度根源(包括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以监管改革(技术革命)为基础所表现出来的技术根源(包括各种监管技术的革新)。当然,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人性危机,“金融危机后的社会充斥着各种危机与矛盾,究其根源就是人性危机,也是当前最大的危机。人性危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缺乏爱,(充满贪欲,欲壑往往是难填的)。从哲学的高度分析,要解决这个问题, 着重于三方面用力:从源头上在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上着力消除腐败发生的根源、以盼健全;从制约措施上依靠人民群众的监督来补充,以求制衡;从人性构建上用传统儒家、墨家仁爱或兼爱思想等武装,淳朴民风。”“伴随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特别是中国这样处在改革发展阵痛中的国家,一系列危机接踵而至,如经济危机、粮食危机、石油危机、资源危机、诚信危机、信仰危机等,令人们谈危色变。然而,人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究其实质是人性危机,这些人性危机因素的叠加,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 已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与人们的忧虑俱增。”(朱雯云:“人性危机、成因与遏制的哲学思考”,载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月第5卷第3期)

  一、思想根源

  金融危机的发生首要的原因是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影响。毛泽东曾经说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经济运动本质上是政策和思想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在一定思想路线推动下逐步展开的运动。当政者的决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某种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的影响,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过的,“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张晖明、邓霆:《金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38页。)离开了思想观念的运动以及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根本谈不上经济运动本身的。

  无数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当下的美国次贷危机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与论断是正确的,其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危机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劳动异化理论、人的本质的异化理论无疑是千真万确的客观真理。(张晖明、邓霆:《金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72页。)

  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日益富裕的西方社会,贫富差距仍然是如此巨大,“无产者”仍然如此之多,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原因只能是,现代生产力已经变成了一种不为人类所控制的,并与大多数劳动者相对立的“异己”的和“异化”的力量。除了两极分化、机械工具的异化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影响了经济的运动。(韩毓海:《伟大也要有人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69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异化,表现在它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成为

  从思想根源上讲,美国2008年发生的次贷危机毫无疑问是思想异化即个人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的结果。

  二、制度根源

  金融危机的发生与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相应的分配制度不公平存在着直接的关联。从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观点,事物发展受到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的因素制约,其中内因是第一位的、主要的原因,外因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原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在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中,发挥人本身的积极性和能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法治等制度要素是则第二位的,需要通过人本身而起作用,我们绝不能将法治等制度要素夸大到可以完全超越人本身的地位,认为有了法治就有了一切,人的好坏、善恶甚至人的人品与能力都不重要。这不是以人为本的思想,而是把人看成旨在实施和达成某种目标的手段与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再是人本身,而是已经对象化、物化、异化了的东西甚至财产。

  人类一切错误和问题的根源在于错误配置(错配)资源或权力,不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错配以及相应权力的错配。一种制度的优劣可以从资源的配置上看得一清二楚。人们一般会认为,资源的匹配是公平的和有效率的,资源的错配则是不公平的和无效率的。资源的匹配能够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资源的错配则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公有制社会是资源相匹配的社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会发生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的现象,私有制社会是资源相错配的社会,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则是必然的现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具有一切私有制社会所共有的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等现象外,它还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并且不以资本家的意志为转移。

  一切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模式都是畸形的,其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是追逐私人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与利润,它把生产本身作为目的,为了生产而生产(生产决定消费),其消费反而变成了手段,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必然要受到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惩罚。

  资本主义经济上的私有制在法律上必然会得到反映,它通常以私人对财产的占有即私有产权制度以及在相互交易或买卖中形成的竞争法律制度表现出来,前者的目的在于保障静态的财产占有或所有的安全,后者在于保障动态的财产交易安全。在一切财产被私人(极少数人)占有的条件下,财产不仅长期被垄断,而且永远世袭,这是极不公平的,它不利于财富的充分利用,也成为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

  三、技术根源

  这里所说的技术是指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管,防止危机发生所必须的(技术性)手段,不限于哪一种具体的技术手段。它包括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两个方面的内容,如监管条件、监管能力和监管态度等。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从主观方面讲是监管理念落后、监管措施不到位和放纵监管的结果;从客观方面讲,与监管相适应的技术进步、信息获取、能力滞后,不能满足监管必要条件有关。特别是虚拟经济条件下的技术监管和法制建设是相当困难的和落后的,即使市场经济非常成熟、发达的国家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毫无遗漏。如果继续容许混业经营、内幕交易、价格操纵而不加监管,甚至纵容投机取巧的行为,那么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和风险就将会大大增加。无论是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股灾),还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房灾),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和根源:放松监管、纵容投机、信用缺失。此外,危机的爆发还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放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公司的董事不懂事、监事不监事等有关联,与企业会计做假账、律师和专家出具错误的意见书、评级机构胡乱评级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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