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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探讨:金融危机何其多?

2019-04-25 11:24:3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杨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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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它每隔一段时间就周而复始地爆发,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的特点,因此也被称之为周期性商业危机。它的破坏力巨大,影响深远。那么,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这种现象呢?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呢?金融危机与人性中的善恶之假定、与国家治理中的人治法治之模式、与国家发展中的私有制度与公有制度之设计、与人们观念中的私有公有之理念、与人们对于不同法价值的追求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理清其中复杂的因果关系,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工具。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任何现象都不可能绝对孤立地存在,客观世界中的各种现象之间都是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纵横交织,从而形成无数的因果链条。在这些链条之中,有的现象是作为原因而存在的,而有的现象则是作为结果而存在的。当然,因果关系的存在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原因会转化为结果,结果也会变成原因。虽然“结果跟随原因”,但“原因的原因也是结果的原因”,间接原因也是原因,对某些事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159-160页。)

  在因果关系中,那些能够引起其它现象发生的现象被称之为原因,而被引起的现象称之为结果。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动态的、复杂的。从形式上看,有一因一果,一果多因,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因果关系原理在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的运用是相当广泛的,在司法实务中可以说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审理都离不开因果关系的推理(如司法审判中习惯采用的三段论推理,其中的以事实为根据就是大前提和内因,以法律为准绳就是小前提和外因,法官的判决书就是结论即判决结果),否则是无法归责或归罪的。

  作为引发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近因(直接原因)也有远因(间接原因),属于多因一果现象。它是在多重原因综合作用下,才导致了金融危机这一结果的发生。本文全部的意义在于从法学、特别是法理学角度探讨引发金融危机爆发的诸多原因,从中挖掘出最具本质性、根源性的原因,来进行分析和解读。

  因果关系原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彼此之间必然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普遍的联系,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引起和被引起,发生和被发生,永不停歇、永不间断。在原因和结果的相互关系中,原因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一种原因总会引发这样那样的结果,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可能是我们所希望的,也可能是我们所不希望的。马克思说:“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284页。)相对于结果而言,原因在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更能反应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掌握了原因就等于掌握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在引起事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或发生量变或发生质变)的众多原因当中,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理解内因与外因的相互关系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把握金融危机发生演变的脉络和规律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在事物的发展变化和矛盾运动中,内因是根本,是依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条件,是可能,是第二位的原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依照这一原理,可以清楚地发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法律在国家治理中属于外因,是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和他律的范畴,而道德是内因,是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和自律的范畴,法律必须通过人的内在道德(或伦理)而起作用。这是由它们不同的特点、性质和作用所决定的:法律虽然也是一种软实力,最终起作用还是靠强力压服(当然法学理论,特别是法理学是讲求合情合理、符合逻辑,又以理服人的),道德起作用则依靠内心约束、舆论说服或良心谴责;法律是外在、物质和有形的力量,道德则是内在、精神和无形的力量;法律是治标的方法,道德是治本的方法;法律是阶级社会起作用的现象,而道德则不受阶级社会的限制。虽然两者存在重大不同,但都是必不可少的力量。事实上,法律尤其法治是离不开道德的,法律本身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离开了道德制约的纯粹法治即是暴政,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最终必然走向人治。

  在探讨危机的根源时,关注语言与思想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语言(尤其是法律语言、术语及其解释)是思想的外壳,法律及其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思想指导与语言表达作为载体,将是无法存在的。但是语词容易模糊和引起歧义,在不同语境和条件下其异化不可避免。语词所具有的含义不外乎三种来源:描述、约定与规定。其中描述是对历史经验事实的客观表达,约定是由交流各方指定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词义,规定是由交流一方单方面指定词的意思,而由各方共同遵守。语词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发生异化,会扭曲其本来的含义,如跨语境实践和词语滥用,都会引发思想混乱。(王人博等著:《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法律出版社,2009年8月版,引言第2-3页。)语词被滥用既可以是滥用好词,也可以是滥用坏词。英国学者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一书中就民主一词说明语词为什么被滥用和语词如何被滥用:“民主这个词不但没有一致的定义,而且各方政治力量都极力反对取得一致。人们普遍感觉:如果称一个国家为民主国家,那就是对它的赞美。因此,为了替各种政体辩护,都必须称之为民主的。一旦这个词有了固定的含义,那就不得不停止使用了。这正是一些人所害怕的。像这一类的词,通常在使用时都故意不老实。就是说,使用这类词的人,有他自己的理解与含义,却允许他的听众从别的方面来理解。”(王人博等著:《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法律出版社,2009年8月版,引言第6页。)

  “思想的价值在于逻辑,逻辑的基础是语词。”语词只有按照它的本来面貌和习惯内容被使用,不被任意歪曲和利用,才有价值,才能在多数人中间形成共识。(王人博等著:《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法律出版社,2009年8月版,引言第7页。)

  法律制度问题本质上是立法问题,也是共识问题,语词问题(法律解释问题),如何在法律制度和理念上达成共识,是立法的根本任务之一。法律制度一方面连接着法律思想或法治理念,是法律思想、法治理念的规范化表达,另一方面又接续着法制监管(执法与价值观的建构),是执法的根本依据与前提。而人性假定则决定着思想、制度和监管三者的逻辑起点与相互联系。有什么样的人性假定(源于不同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历史传统),就会存在什么样的治国理念与治国方略,从而造就什么样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体系。人性假定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价值观念(价值选择)的不同,以及治国理念与治国方略的不同。这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从精神到物质的发展演进过程,环环相扣、陈陈相因。

  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自身的利益而展开,为了权力(或利益)而斗争。无论经济的、政治的抑或其他一切社会的活动等,都是在既定规则下,通过法律或法治来完成利益的分配,离开了法律及其制度的保障,人类将无法形成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的稳定关系,相反整个社会就可能变得杂乱无章、盲目无序、互相冲突,最终走向自我毁灭。而社会发展是需要动力的,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毛泽东讲,矛盾运动是一切事物的特点,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生产活动、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作为一切社会共同的矛盾运动与实践活动,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德国的法学家鲁道夫.耶林在其名作《为权利而奋斗》中提出:“法律的生命是奋斗,作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公民,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应当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经济活动往往变得非常复杂而多变,既充满了机遇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个特点尤其表现在各国大力发展的银行业和金融业上。金融业是现代国家生存、发展与竞争的巨大动力和经济活动的血脉,但金融业的扩张也往往蕴含着巨大的危机与风险。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国际社会来讲,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和公民,其利益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危机的影响与波及,谁都逃不掉金融危机的魔掌。对于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而言,其受到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危机往往会直接危及他们的生存,带来巨大的社会隐患和不稳定。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其影响之深、危害之大,前所未有,即便发达如美国、日本等世界一流国家、富裕国家,也是难以承受的,它们都受到了危机不同程度的影响。国际知名投资家索罗斯认为,次贷危机“是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这是一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迄今危机已经过去六年,但危机的阴影与影响仍在,丝毫不能掉以轻心。笔者仅仅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危机带来的危害和影响是怎样的严重,底层人民的生活又是何等的艰辛(都是现实中发生的真实案例,而且是发生美日两个非常发达国家的事,分别由英国记者和日本电视台记者录制。其它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而陷入颜色革命和内战边缘,几乎亡国的如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就不用说了,国内差不多完全失控,没有任何秩序可言):一个是日本电视台记者实地考察美国人生存状况的视频(2集纪录片《美国贫富差距的真相》),一个是英国记者实地考察日本人生活状况的纪录片(《日本另一面:万人睡大街、求职难、过劳死》)。现场直播,非常客观中立。我们先看第一个,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实地考察美国人生活情况的纪录片。它发生在2006年,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2年,日本NHK电视台摄制组摄制了2集日常生活记录片,详细记录了美国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在片中竟然发现,号称世界上最发达、最繁荣、最富强的资本主义强国,其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竟然是如此的艰辛,生活压力是如此巨大,如果不同时打几份工根本无法维持一家的生存。这是笔者从来没有想到的。在美国的普通家庭,其主要劳动力必须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甚至15小时,否则其收入是不可能完全满足日常所需和必要开销的。作为摄制组的日本记者也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断发问,美国老大哥究竟怎么了?网上还有一篇文章,标题十分耸人,《年薪10万美元,生活得猪狗不如》,文章详细列举了一个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全部的生活开销,得出的结论是:把所有必要开支刨除后,已经所剩无几,生活简直连猪狗都不如。显然在我们看来,这还是收入较高人士的生存状况和真实感受,而那些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比比皆是,有的仅有2-3万美元,其日常生活的艰辛与窘迫也就不难想象了。特别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很多美国家庭因为断供而被赶出了房子,最后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只能躲到暗无天日的地下水道里讨生活,整日与老鼠、爬虫为伴,其情其景凄惨之极,无以言说。这可是真实发生在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一幕,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到今天,落到如此结局,叫人情何以堪。

  日本是五十步笑百步,自身的状况也不太美妙。英国记者对日本危机后的生存状况也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完成了一段宝贵的视频,即《日本另一面:万人睡大街、求职难、过劳死》。这是一款纪实节目,由英国女记者拍摄于2012年,反应日本社会经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1年311大地震发生核泄漏事故后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由于20多年经济不景气,加之受到这次次贷危机与大地震的影响,日本出现了求职难、过劳死的现象,非常普遍。记者来到东京没多久,就已经明显感受到了日本衰败的景象。沿着东京公路的两边,迷你帐篷成了无家可归者的营地,简直一眼望不到边。还有不少年轻人没有憩息之地,到处打游击,晚上只能睡在不到3平米的网吧隔间里。被采访的一为日本年轻人说,一旦你陷入到日本的工业化陷阱里,你就一辈子也甭想再爬出来了,一切上升的通道统统被堵死,前途一片渺茫。记者初步统计,日本首都东京现在至少有一万以上的人在睡大街。在施粥点,你可以发现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在排长队,一眼望不到头。这些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助,很可能会饿死、冻死。很多年轻人抱怨,“我们的工作很辛苦,工作时间长,最长的时候,甚至达到了18个小时。过劳死在餐饮业十分普遍。很多日本年轻人心力憔悴……”。

  一切表明,虽然发达如日本、美国,在经历了经济危机特别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后,也变得日益衰败,问题重重,难以自拔。这也让我们很多人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金融危机的发生发展有一个过程。人类最初的经济活动都是简单的物物交换,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学会了通过一般等价物(即货币)来交换彼此的劳动成果,由于货币(从硬通货发展到后来的纸币、电子货币、数字货币)是虚拟的,需要以信用作为担保,从而形成信用经济,由此也产生了因信用问题而发生危机的最初动因。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日渐频繁,金融领域又发展出多种多样、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如股票、债券、基金、期货、信用证、信用卡、各种票据、有价证券等证券化资产,经济的虚拟程度进一步加深,金融经济逐渐脱离实体经济进入自我循环轨道,危机也进一步加深。金融活动和金融衍生品的创造从最初意义上,是为了方便人们的经济交往,提高效率,以发挥个体和经济组织追求利益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利益、效能能够最大化,并减少经济发展中的部分风险。但随着经济社会活动虚拟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和加深,而相关法法律、制度的建设又非常落后,监管跟不上,给一些金融、经济投机份子以可乘之机,他们利用交易规则的漏洞和政府管制的放松,大肆投机炒作,严重破坏了金融的稳定,直至最终引发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各国,一同遭殃。

  经济危机同时打破了现代社会人们一直以来孜孜追求的公平与效率、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治等普世价值,危机的持续必然导致社会关系失衡、社会动荡加剧。解决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和消极负面作用,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从制度建设、法制体系的健全完善上下功夫,特别是金融法制建设需要重点加强,以此重塑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基本秩序,保障金融系统的信用不受进一步伤害。在某种意义上,金融危机就是信用危机、信心危机和信任危机。危机期间,重塑人们的信用与信心比什么都重要(信心比黄金都重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信用制度是当务之急。

  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源,目前经济学界提出了14种假说,如下:个别金融机构的不慎经营;金融过度创新;金融监管不足(或金融监管过度、金融监管失效);市场失灵;货币扩张过度(或流动性泛滥);信用扩张过度;全球经济和金融失衡;全球经济政治权力重新分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终失败和彻底崩溃;国际货币体系失败和崩溃;银行家和金融家天生贪婪;金融体系内生不稳定;经济理论和金融理论失败和误导;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失败或失效等。(向松祚:《新资本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危机和救赎》,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23页。)

  也有不同的概括和认知:(1)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承认失误,现主席伯南克承认“看走眼”,承认是监管者的“主观”失误;(2)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发展自身的周期作用和表现,并运用长周期理论来具体阐述;(3)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归结为全球生产能力过剩;(4)从宏观经济均衡分析,将金融危机归因于全球经济失衡;(5)认为是美国文化滋生的美国式消费模式弊端导致经济运行的失衡;(6)认为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创新游戏与投机行为监管不力,监管体制存在漏洞;(7)认为美国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着对金融机构及其人员激励方式的偏差,滋长了一些“聪明人”的贪婪;(8)更有一种分析观点将危机的原因归结到美国政府在战略策略上的别有用心,因而被称为“美国阴谋论”;(9)从国际货币制度分析出发,认为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不合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滋长了美国的“金融霸权”;(10)认为还是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层次的解释力和说服力,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身矛盾冲突的必然表现,危机发生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张晖明、邓霆主编:《金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序第2-3页。)

  关于次贷危机的原因(根源)还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交锋。从国外来看,萨缪尔森指出:“次贷危机是供给学派放松管制政策的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研究的结论是:中介机构的风险积聚对危机发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理查德.布克斯塔伯认为经济危机是“正常事故”,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紧祸合特征的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必然结果;投资家索罗斯认为经济危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的结果,是金融监管的不负责任和金融创新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国内来看,漆多俊教授认为,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是市场缺陷;江平教授认为“消费透支、不良贷款、房贷公司、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品和投资银行这六个方面,是引发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在金融和土地领域是不能回避国家的干预的”;杨紫烜教授认为次贷危机的制度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朱苏力教授认为次贷危机是“资本主义贪婪所引起的产物”;重庆银监局副局长丁灿认为,次贷危机的原因可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剖析,“在宏观层面上,次贷危机是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经济的失衡、庞大的影子银行系统、过快的金融自由化、滞后的金融监管和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合力的结果;在微观层面上,次贷危机是由有毒的金融资产、有缺陷的风险管理、信用评级机构的失职、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偏颇的公允价值和隐性的政府担保共同作用下触发”;罗培新教授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说明法律在实体经济下的运用已经不能适应虚拟经济;刘隆亨教授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金融衍生品的过度交易和风险失控”;陈岱松教授认为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过分运用金融创新”;杨松教授认为次贷危机的根源是“过度金融创新的放松监管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极力推崇共同导致的”;有学者认为高额的“股票期权机制”使金融高管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了贪婪和投机心理。(伍巧芳:《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及其借鉴——以次贷危机为背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导言第7-9页。)

  以上这些观点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三类主张:其一,认为2008年危机是全球宏观经济失衡的结果,把危机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其二,认为危机的发生是由于国际金融制度不合理,助长了贪婪投机行为;其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对于危机原因的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还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导致的,危机发生的原因在于资本本性的冲动、资本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不可调和。从思想根源上讲,美国2008年发生的次贷危机毫无疑问在于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

  探寻危机的根源,我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即人性、价值构造、制度要素和国家治理,它们分属不同层面,彼此关联,与危机的爆发存在着或近或远、或深或浅、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佳切入点应是制度建构,尤其是信用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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