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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诉交易制度适宜在我国推广吗?

2019-04-22 14:30:0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杨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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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辫诉交易制度是一种十分“奇特而有趣”的刑事司法制度,非常类似于民事诉讼中的和解制度。百余年来,这一制度相继为一些国家如美国所奉行,解决了几近90%以上的刑事案件。但由于它常常以“出卖正义”的形式来换取效率,因而也遭致了公众极大非议。尽管如此,这一“经常产生某些争议的惯例”至今仍在一些国家盛行不衰,它“不仅极大地减轻了公诉人的负担,而且对于被指控者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

  一、“诉讼爆炸”与辩诉交易制度的产生

  西方社会有着“泛诉”的传统。作为后起之秀的美国,虽然历史不长但后来居上,其国民不仅好讼成风、“诉讼病”流行,而且“寸权必争,寸利必得”,有时为了点滴小事甚至可以六亲不认。近几十年来,美国人的好讼之风愈演愈烈,大有“爆炸”之势。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02年时,联邦法院所受理的案件每10万人中仅19.9起,到1972年时则已上升到43.9起,上升了2倍还多。1909年时, 联邦地区法院共审理案件29094起,到1932年时骤升至152585起,1942年虽略有下降,但此后又开始回升。

  1971年已增至126145 起,1980年时则高达189778 起。这些还不算各州的案件,如果加上各州所受理的案件,总数将高达惊人的数百万件。

  如潮水一般涌进的案件让法官们负担不堪,抱怨不已,却也无可奈何。针对这一现象,《诉讼爆炸》的作者奥尔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美国社会有许多成功之处,但我们的诉讼制度却是一种可笑的失败,以其昂贵、恶毒和不合理耻笑于世界。美国的诉讼爆炸已经浪费了极大的财富,使许多令人尊重的职业蒙受耻辱,它毁掉有价值的企业,并且给破碎的家庭带来无尽的痛苦”。

  那么,美国人民何以如此好讼,乃至不惜把大量的时间和大把的金钱消耗在这种无休无止的法庭争斗中呢?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夷认为,“权利意识与诉讼行为之间必然存在着正比例的相关关系,诉讼率可以作为法和权利意识发达程度的衡量指标。”这一思想可谓一语中的。我们知道,美国是以十三州殖民地从其母体英国独立出来的,自建国以来,其国民的法意识、平等与权利观念就非常发达。

  同时,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法与权利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往往是密不可分甚至互训的,法律最早在西方就形成于平民与贵族围绕权利而展开的争斗中,而一般人之间的纠纷也都是通过诉讼对权利义务的确定来加以解决的,因此,权利也就成了西方(当然包含美国)法律和诉讼的核心。

  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利不受别人的侵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甚至到了“刻薄寡恩”的地步。如今美国社会“雇员诉雇主、学生诉老师、子女诉父母、朋友诉朋友、民众诉官府”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在美国社会,“人对人是狼”,需要时刻加以提防。

  美国人爱打官司的习惯也可以从其庞大的律师队伍上反映出来。据统计,到2000年年末,美国律师总人数已突破了100万,雄居世界各国之冠。这一数字同时意味着,按人口平均计算,是日本的20倍,德国的5倍,英国的4倍,中国的30多倍。

  美国人在日常商业往来中通常是“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接受,恒依法立据…… 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锚株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

  在人际交往中,也与中国传统社会“先君子,后小人”、“以君子始,以小人终”的惯常做法不同,他们往往是“先小人,后君子”、“以小人始,以君子终”,凡事“把丑话说在前头”,每每“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因此,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法律与诉讼是无比的神圣与祟高,生活中须臾不能没有它。

  美国人的好讼就像亚马逊河中的鱼好斗一样,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在那里,诉讼被视为一种竞技。不过好斗的习惯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过多的诉讼首先是“使得法院疲于应付,扰乱了正常的司法行政活动”;讼案横流又“扰乱了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使法院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情;最后,大量的诉讼“也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社会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信任受到损害,创造力受到压抑”。

  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和背景之下,为了解决整个社会因诉讼爆炸和滥用诉权而导致的严重“信任危机”,同时也为了避免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美国人首创了“辩诉交易”这一制度。

  这是一种新型的争议解决办法。其特别之处在于它既不同于一般的诉讼,也不同于诉讼外的争议解决方式(即ADR)。按美国人自己的说法,这是一种“奇怪的”,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相对应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由于辩诉交易制度具有高效、灵活、便捷的特点,适应了西方社会刑事司法实践的普遍需要,因而不仅在英美法系国家广受欢迎,甚至在大陆法系一些国家(如德、日、意等国)也颇受青睐。

  就美国而言,由于其刑事诉讼不存在自诉与公诉分别,一切刑事案件均只能通过检察官(公诉人)向法院提起,而起诉便宜主义又给予检察官以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他们完全可以根据一定时期刑事政策的需要或与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来决定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或范围内对被指控者进行指控或降格指控,由此达成辩诉交易。以上为辩诉交易产生的制度背景与实践基础。

  二、辩诉交易的概念、性质与种类

  在美国,司法自由裁量权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辩诉交易。所谓“辩诉交易”又称“辩诉谈判”、“辩诉协议”,是指刑事案件在开庭审理前,由起诉方(检察官)和辩护方(通常是被告的辩护律师) 在庭外进行磋商和谈判,起诉方以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指控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认罪(有罪)答辩,以节省审判所需时间和开支,避免审判后果不确定性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由于这种讨价还价的交易一般发生在审判庭的走廊过道里,故而也被人们称之为“走廊交易”。

  从性质上讲,辩诉交易是一种近似于合同的司法制度。

  众所周知,契约观念在美国已深人人心,在这里几乎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以“契约”关系来对待,众所周知的最普遍的一种情形就是,美国人的婚姻观总是表现为一种契约观,婚姻被视同为一种两个人(男女) 之间的人身契约与财产契约的结合。而这也正契合他们崇尚“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法传统。在“公法私法化”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大胆地将民法上的合同制度运用于刑事司法上,从而推出了这一亘古未有的独特制度,因而我们认为这一制度的推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辩诉交易制度从其诞生以来在美国人那里就是被当作契约关系来对待的。

  在西方世界,通常认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公”的契约关系(即“社会契约”);而个人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契约关系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契约关系,即“私”的契约关系(“私人契约”)。这两种类型的“契约”关系几乎主宰了西方世界的全部世俗生活。

  既然辩诉交易具有合同的性质,那么任何一方都不得随意违反交易协议的规定,否则,被作违约方受到严惩。但“如果不履行协议的是政府,则应由法官决定如何给予对方以补救。”另一方面,被告则有权要求政府必须遵守与他达成的有罪答辩协议,“如果公诉人违约废除协议而不能将其恢复到原先的地位,那么,他就应当得到有罪答辩的好处。”

  在美国,除了有“明示的辩诉交易”外,还存在着大量“默示的辩诉交易”,而且从渊源上看,后者的历史可能更久远。“默示的辩诉交易”,常常意味着不发生真正的交易,但被告却能意识到,如果他作认罪(有罪)答辩,他将有好的结果。这样,尽管公诉人和被告并未就“交易”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协议,但通过罪犯的伏罪就能达成某种默示交易。

  “默示的辩诉交易”在二战前比“明示的辩诉交易”更为常见。即使在二战后,“默示的辩诉交易”也并未绝迹。事实上,绝大部分被告都愿意进行这种交易,他们先是作无罪答辩,然后再进行辩诉交易。

  三、辩诉交易制度的历史演进

  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可谓由来已久,其历史可追溯到一百多年前。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些刑事案件中,就已经出现了这种交易。

  对于一些把握不大的案件,公诉人是非常愿意以辩诉交易的方式加以了结的。法官在其中虽不扮演积极角色,但对于公诉人与被告人之间的这种交易,却是非常赞成的,“他们巴不得控辩双方请求进行交易,极少反对”。一般说来,“法官甚至对这种制度中任何不合理、不一致的现象视而不见。”

  辩诉交易制度在传统上一直是秘密地进行的,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联邦最高法院正式确认为合法程序。

  自它从台下走上台面后,其适用范围获得了惊人的扩展,一度甚至大大地超过了通过法院审理定罪的案件。

  据统计,全美经过正式审判程序处理的刑事案件不足10%,另外90%以上的被告则是通过辩诉交易来定罪判刑的。这说明:一方面,辩诉交易并不限于在起诉之后到庭审之前的这一阶段可以产生,它同样可以在逮捕之后到审判终结之前的整个阶段产生,也就是说,辩诉交易可以划分为诉讼前的交易与诉讼中的交易这样两种情形;另一方面,它说明辩诉交易的适用比率是相当高的,以至于唐纳德·纽曼评论到:“有罪答辩而非审判是我们这个社会定罪的重要形式”。

  四、辩诉交易制度的适用范围与条件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和普及,在美国尤其受到青睐。但自其诞生以来,就始终存在着废除与保留两方面意见的激烈争论。主张废除这一制度的人认为,辩诉交易:(1)具有使无辜者被认定有罪的危险;(2)通过干扰对案件的日程安排,使法院行政复杂化;(3)对社会通过打击犯罪,寻求保护需要构成危险;(4)不以证据为依据做出有罪判决以及不根据相关的量刑情节进行量刑的方式,削弱了程序的合法性;(5)给检察官制造了过重指控被告人的诱因;(6)会降低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因为它看起来像是把正义摆出来出售;(7)实际上把审判职责从法官身上转移到检察官身上;(8)在处理上制造了不公正、不平等,因为不同检察官对什么是适当的协议有不同的看法;(9)增加了量刑的不平等。如此等等。

  由于上述这些弊端的存在,因此,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许多地方的公众对这一制度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们毫不客气地把辩诉交易称之为“出卖”正义的制度,并进行了猛烈抨击。呼吁必须限制或废除这一制度。

  具体的限制措施包括:(1)对于已达成的辩诉交易协议法官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2)重罪案件一律不得私下交易甚至根本不允许交易;(3)为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辩诉交易也做了限制:第一,法院不允许参加辩诉交易的讨论;第二,被告人必须充分了解作认罪答辩的后果;第三,被告人必须自愿;第四,要求辩护律师必须从被告人利益出发,认真分析指控的性质、控方掌握的证据,比较接受协议与接受审判的利弊,从而帮助被告人做出理智的选择。

  在司法实践中,辩诉交易的范围一般被限定为三个方面:(1)罪名交易。检察官可以许诺被告以比本应指控的涉嫌罪名为轻的另一罪名要求其认罪;(2)罪数的交易。当嫌疑人犯有数罪时,检察官为争取嫌疑人承认有罪,许诺将本应指控的数罪改为仅指控其中一罪;(3)刑罚的交易。

  检察官允诺将向法院建议对嫌疑人从轻量刑或是适用缓刑,以换取嫌疑人承认有罪。在美国另有一种特殊类型的辩诉交易形式,即“有条件的辩诉交易”。这是一种通过作公诉人的证人而就另一被告提供真实的证词从而换取减刑或免刑的辩诉交易。

  在此种交易中,只要被告(公诉人的证人) 答应所作的证词是真实可靠的,这种交易就是合法的,就可以获得减刑或免刑。

  五、“坦白从宽”政策与辩诉交易制度

  “坦白从宽”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曾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对于打击敌人、保护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操之过急,甚至曲解政策精神,产生骗供、诱供、逼供的行为。这无疑给“坦白从宽”政策的贯彻落实带来了负面影响,极大地抑制了犯罪分子或嫌疑人如实、坦白交待罪行的积极性,同时也给案件的侦破与审理带来一些不便,甚至造成不少冤假错案。

  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第一,在我国,“坦白从宽”长期以来是作为一项刑事司法政策被加以利用的,尚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等政策不连续和不稳定的现象,这也正是政策与法律的区别所在。为了改变司法实践中“坦白从宽难从宽,甚至从严”的不正常现象,使这一政策真正能够落到实处、发挥实效,笔者认为必须从制度建构和立法设置上强化“坦白从宽”政策的地位、作用,赋予其法律原则的地位与作用。

  具体来讲可采取以下几项措施:第一,在立法上确立“坦白从宽”的原则地位,赋予其法律原则的效力,保持长期稳定,避免政策的主观任意性和随意性的缺点。第二,进行配套设施建设,建立、健全自首、立功制度,同时规定更大的轻缓幅度以换取较高的破案率和结案率。第三,确立沉默权的法律地位,使之与“坦白从宽”一道,为更好地保护人权与提高效率服务。第四,明确实施“坦白从宽”政策的标准与条件,增强其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以上举措无疑会增强犯罪分子坦白交待、自首立功的积极性,自觉走上认罪改造的道路。

  综上,我们认为,在我国实施“坦白从宽”制度(或曰原则)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它有利于我们改进司法工作作风,提高司法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取信于民,树立自己公正严明的司法形象。

  如果说连我们最应该讲诚实、讲公正、讲信用的司法机关都可以随意背弃自己的诺言的话,那它又怎么能够要求它的人民不去做出一些背信弃义的事情来呢? 又怎么能够让犯罪分子真心诚意地去认罪服法、真心改造呢?

  辩诉交易制度在西方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协商程序,它体现了一种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的精神,并得到了贯彻执行。而其基本精神则是通过司法机关在处罚上的让步来换取被告的认罪。在被告认罪的情况下,检察官可以采取降格指控、减轻罪名、从轻求刑、建议缓刑的处理方式。

  笔者认为,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其实并不特别,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所涵括的指控从宽(定罪从宽)、刑罚从宽(量刑从宽)和执行从宽(可以缓刑)等形式就十分类似于罪名交易、罪数交易、刑罚交易等辩诉交易方式,只是在美国辩诉交易被视为“合同”(或“契约”)关系,实行意思自治,并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和执行,而我国的坦白从宽则被视为获取证据,打击犯罪的工具,因而经常出现“罪从供定”乃至急功近利的问题,所以实施的效果不尽理想。

  当然,对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及其具体做法,国际国内都存在不同看法,其优点是大大地提高了办案效率,减轻了司法机关办案负担(如控诉方的证明责任、法官的审判职责以及其他负担大大减轻),缺点是部分让渡(牺牲)了司法的公正性。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凡事有利必有弊,辩诉交易制度亦是如此。“美国的这种坦白从宽政策及其实际贯彻,不能说没有弊端,但比起那种无法证实被告的犯罪以及国家司法系统被刑事案件的重负所压垮的情况,这种有效率的处置方式起码保证了违法犯罪者受到一定程度的追究和惩治,其利大于弊。”

  六、沉默权、疑罪从无原则与辩诉交易制度

  “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提供反对自己的证据”,“我有权拒绝回答任何可能使我自证其罪的问题”。这是西方国家刑事司法中沉默权或反对自我归罪权的经典表述。

  所谓沉默权是指被追诉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追诉者警官、检察官等的讯问享有缄口不语的权利。沉默权是法律赋予刑事被告所享有的权利。在法治时代,每个人都应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沉默权与“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是十分契合的。因为在自诉案件中,谁控告谁就负有举证责任;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作为控告方负有举证责任。

  原告不能既要控告被告而又把举证的责任转嫁给被告,要他们拿出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证据。这无论在情理上,在逻辑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说不过去的。世界上最早以成文法形式规定被告享有沉默权的是1989年英国的《刑事证据法》,在美国这一权利被从宪法第5条修正案中引申出来,并包含在“米兰达规则”之中。所谓“米兰达规则”又称“米兰达忠告”、“米兰达权利”,主要包括四项内容:(1)被告必须被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2)他所讲的一切及所作的任何陈述都可能在法庭上用作不利于他的证据;(3)他在受审时有权聘请律师;(4)若请不起律师则可由国家为其提供等。

  由于被告享有的沉默权是法定的权利,不容任意侵犯与剥夺,所以:(1)被告没有义务向追诉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人不利境地的陈述或其他证据,追诉方亦不得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做出陈述,或者提供证据。(2)被告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或法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3) 被告有权就案件事实做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

  沉默权的本质(精神)在于“坦白可以从宽,抗拒不可从严”。而其作用则是通过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侦讯手段,以保护人权,防止错案的发生,同时也促使侦察机关需要注重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的收集,避免“重口供、轻证据”或者“罪从供定”等现象的发生。

  沉默权的确立使控方失去了一条获取证据的最佳捷径,因而控方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其他间接途径来获取反对被告的“武器”。这在很多案件中是相当困难的。尤其在法治意识、人权观念很强的美国,要证明被告有罪就必须由控方对确认被告有罪的每一项事实进行充分、有效的证明,并且要达到“排除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这无异于给检察官出了一道很大的难题。

  因而西方国家对于因确立沉默权这一制度所带来的侦讯困难采取了相应的对策,这一对策就是实行“辩诉交易”制度。检察官可以许诺被告人如果放弃沉默权,选择与公诉人合作,那么他们就可以享受到不小的好处,通过这种办法检察官可以获取到第一手证据资料,从而也就解决了上述难题。因此在这里,被告人有很大的自由度,他们可以选择保持沉默,不回答控方的任何提问,也许这样就能够逃避惩罚。但如果控方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充足证据,被告就要冒很大风险,按照经济学上的一个术语就是因不选择进行“辩诉交易”而要承担的“机会成本”。如果被告选择放弃沉默权,主动与公诉人配合,那么他们就能够享受到减刑等好处。

  在国内的法律(刑法)中是否已确立了沉默权制度呢?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中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由这一条可以看出,我国是规定了被告人的沉默权的,只是还不彻底。如其中的“如实回答”就是从法律义务的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的,这意味着被告可以选择不回答提问,但一旦他选择了回答提问,则必须如实回答,而且法律规定,当事人是不可以作伪证的。

  在国外,被告人所享有的沉默权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被告不仅可以不回答追诉方的提问,即使回答提问,也可以作虚假陈述,甚至做伪证,而不受任何追究,特别是在强迫作证的情况下。

  如前所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解决因沉默权导致侦讯困难的办法是实行辩诉交易,那么在我国已然确立沉默权但又不是十分彻底的情况下又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确立“自首、立功制度”。而“坦白从宽”作为“自首从宽”的自然延伸,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只要我们能够遵循“坦白从宽”的精神,严格依法办案,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我国现行立法还没有“坦白从宽”的正式席位,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的干扰,解决上述问题还有一定难度,还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疑罪从无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新确立的原则,这一原则最早渊源于古罗马法的一句格言:“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其基本内容是对有疑问的案件应作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即无罪判决。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法定的定罪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反之,如果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判定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的,则一律宣布为无罪,这就是疑罪从无或无罪推定原则。

  我国刑诉法第162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对于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发现案件的证据不足的,按《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的规定,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证据不足意味着案件尚难办成“铁案”。因此只能“疑罪从无”或者“刑疑惟轻”。在司法实践中,理想的证明状态是查明了案件事实并查获了犯罪人,从而使国家的刑罚权得以实现,但现实情况让我们多多少少有些失望。由于案情的错综复杂,我们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并不是每一个案件都能掌握到足够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放弃指控,宣告被告人无罪,即实行疑罪从无、无罪推定。

  这种办法的好处是不致造成冤滥现象,缺点是容易挂一漏万,使有罪的人逍遥法外;二是疑罪从有,进行有罪推定。其有利的一面是不会放纵实际的罪犯,其明显的弊端则是常常造成无辜者被定罪和处刑的冤滥现象。而且此种办法极其野蛮残酷,不符合现代法制文明追求人道精神的时代潮流。比较这两种办法,在价值取向上,前者明显倾向于“宁纵勿枉”,即所谓“宁可放过一千个坏人,也不可冤枉一个好人”。

  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因为他们深信“对于法律思维来说,没有被证实的东西,等于不存在”。“十个罪犯得以逃脱也比一个无辜者被定罪强。”“为了严格遵守权利和竭力保护权利,有时会使罪犯借此隐藏起来。那就让他去吧”。因为“一个狡猾的贼漏网,总比每个人都像贼一样在房间里发抖要好得多”。而后者则倾向于“宁枉勿纵”,即所谓“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

  为了保障人权而付出上述代价我们认为是完全值得的,因为“这不仅是对已经涉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保障,也是对可能涉讼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普遍保障”。

  谁也难以预料自己什么时候会成为被告、被指控有罪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过,我们认为,无论是“疑罪从有”也好,还是“疑罪从无”也好,都不是最理想的选择。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情况下,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疑罪从无”,这一原则在我国实施起来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我国实行的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案件即使判错了,也可以通过诸如上诉程序、再审程序(即审判监督程序)等来加以纠正,不怕放纵坏人。在刑事公诉案件中,即使公诉人怠于行使职权,“公诉转自诉”规则也能很好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在美国,情况有很大不同。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非常讲人权保护的国家(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的),特别是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方面十分周全,真正到了所谓“无微不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如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就明文规定,被告享有:获得律师帮助辩护的权利;沉默权(即反对自我归罪权);“米兰达权”;获得迅速、公正审判的权利;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获得公正、公平审判的权利;证明有罪必须排除任何合理怀疑的权利(即疑罪从无、无罪推定);防止“双重危境”的权利(它要求“一事不再理”、“一罪不二罚”,也就是一个案件即使判错了,只要程序合法,就一无更改)等广泛的权利。众多的权利为被告筑起了一道道密密麻麻的安全防护网,尤其其中的“一事不再理”、“一罪不二罚”的规定,更是让犯罪分子吃了“定心丸”。按照这一规定,有的案件(当然不会是全部案件)即便判错了,把有罪判成了无罪,也不得更改,只能眼睁睁看作犯罪分子被无罪释放、逍遥法外,“辛普森案”即是明证。“尽管有很多人对于辛普森是否有罪,心存疑虑(实际上几乎一切证据都证明了他是有罪的,在后来的民事审判中他被判有罪,给予了335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就是对错案的一种补救),但陪审团的无罪判决是不可更改的。

  尽管在国人看来,他“死定了”,但在美国他偏偏就没死,不仅如此,而且还永远地逃过了牢狱之灾。

  所以“疑罪从无”原则在美国真正实施起来,如果没有其他匹配的制度相协调,则只可能是放纵犯罪,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不公。为此,美国人设计出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制度,从民事诉讼的角度对这一缺陷进行弥补。而“辩诉交易”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消除了司法不公和效率低下、案件积压严重的问题。

  透过这些制度设置和配套措施,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人的私法及其观念是十分发达的,常常“公法私法化”,刑事责任以民法罚之。无论是惩罚性赔偿,还是精神损害赔偿亦或辩诉交易等都具有这种特点。

  笔者以为,其有利的地方在于能充分发挥公法、私法各自的优点,全面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缺点则在于正义本身是无价的,以赔偿等手段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往往是难以达到刑法预防犯罪、惩罚犯罪的目的的,而且对于被害人及其家属来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死是不能复生的,即使再多的金钱也是无法令他们的亲人复活的,无法补偿他们。因为他们寻求的是正义而不是金钱。

  七、“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与辩诉交易制度的价值

  “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迟来的正义等于无正义”这些源自于西方的古老谚语十分深刻地揭示出正义与效率之间的辩证关系,效率低下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公正(正义)与效率之间有时候也并不总是一致的,在很多情况下两者会发生激烈冲突。如何协调和平衡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使之恰到好处,是刑事诉讼以及立法、司法活动所应努力把握的问题。

  比较两大法系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明显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倾向于把效率放在第一位,虽然认识到强化诉讼中的国家权力有导致权力滥用的危险,但仍然对国家权力及其运作的积极效果和正面意义从整体上予以肯定,因而采取了以国家机关的职权推进为特征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这种模式对刑事诉讼效率的追求主要是从普通的诉讼程序内部入手的,因而效率通常很高。与此不同,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强调正当程序,他们宁愿牺牲部分效率,也要保证个人的权利不受到损害。在这种理念(即“正当程序”理念)支配下,诉讼的低效率是必然的。

  但综合判断,笔者以为,效率至上的刑事诉讼制度未必就十分理想,低效率(相对而言)的制度不一定都是最差的,而且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后者较之前者更能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原因正在于公正的价值理想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整体判断。

  在公正与效率这两种价值中,“效益(效率)应被视为诉讼的第二价值,而公正才是诉讼的最高价值”。就刑事诉讼整体来看,公正应优位于效率。对效率的追求不能妨碍正义目标的实现。但这也要区别具体情况,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因为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对公正与效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注意程度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讲,审判程序是最终决定被告人有罪与否和处罚轻重的关键阶段,被告人是否服判以及整个诉讼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法庭审判。所以,在此阶段,法庭审理的程式及其复杂程度和速度的快慢等都应以公正作为主要的指导理念,效率目标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而在侦查阶段,效率则应当放到一个突出的地位,这是由于,正如法国刑事侦查学家艾德蒙·罗加尔常所指出的,“侦查工作的头几个小时,其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失掉了时间,就等于蒸发了真理。”

  总的来讲,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制度设置上都比较注重效率,效率常被置于非常显赫的位置,甚至放在首位,以致力于打击犯罪。而英美法系国家则十分注重程序上的公正性,致力于保障权利的实现,因而效率也普遍较低。近年来美国刑事案件频发,案件积压严重,令法官十分头疼,这与他们奉行的程序至上理念有很大关系。

  毋庸置疑的是,英美国家对刑事诉讼的资源投人能力也是有限的,因而面临着提高诉讼效率的迫切要求,但他们又不可能通过“扩大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弱化被告人权利”(这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的方法来提高诉讼效率,因为这与他们的“权力天然具有腐败、专制的倾向”的理念相违背,所以他们选择的是于普通程序之外另行制定更具效率性的诉讼程序来解决正义与效率的冲突的办法,以改善刑事诉讼长期低效率的问题。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创制的辩诉交易制度。创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初衷和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刑事诉讼低效率的问题,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它不仅“迅速而彻底地处理了绝大部分刑事案件”;而且“避免了审前羁押阶段由于迫不得己的拖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它还“保护了公众免受即使在审前释放阶段也有可能再犯新罪的人的侵害”。

  对于被告来讲,这一制度对他们也是十分有利的,“由于缩短了从指控到处置阶段的时间,就使得有罪的被告人最终被监禁时,也有更大的可能复归社会。”

  正是由于这些长处与优点,使得“监狱早已人满为患”的美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辩诉交易这一常常以“出卖正义来换取效率”的制度,不仅如此,它还被确认为合法程序,虽然经常引起争议,但它的适用范围却越来越广。

  而在刑事诉讼领域,我国虽奉行大陆法系模式,但诉讼效率却并不是很高,有时候,我们竟然可以看到一个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后还可以再拖上个十年八年。

  法律虽然明定了案件的审限,但久拖不决,超审限结案却成为近年我国法院审判工作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原因何在? 与我们长期奉行“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有很大关系。

  客观上讲,我国的司法程序制度还是比较完备的,目前,三大诉讼法与仲裁法、调解法等一大批程序法已经制定齐备,基本上可以做到有法可依了,但比较遗憾的是司法实践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却十分严重。如今,正如有人所戏言的那样,打官司是打关系,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十分猖撅。所以,即使有了再完备的法律制度,如果不严格遵照执行,也是枉然。

  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之下,再加上我们某些法官消极的“不作为”(即“诉而不审,诉而不判”、告状难等现象),甚至于积极的腐败(即“末诉即审,未诉即判”等),就很难谈得上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了。

  因此,为追求司法的高效率而置司法程序于不顾(特别是在审前的侦查阶段置被告人的人权于不顾,在审理阶段却“走过场”)的做法也是得不偿失的,相反更容易破坏司法的公正,尤其实体结果的公正。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公正与效率低下的矛盾,笔者认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应着重从“正当司法程序”上着手,重点解决好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的关系,并树立“程序至上”为实体服务的理念。在我国,只要法官都能真正树立起程序正义观念,严格遵守有关审判程序和诉讼期限方面的法律规定,那么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是完全可以迎刃而解的。同时,在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的基础上,我国的刑事司法可以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某些优点,以节省办案时间,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诉讼(办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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