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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所谓真正的法治国家(社会)吗?

2019-04-15 14:43:3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杨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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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经常看到和听到这样的观点,中国古代乃至几千年后的当下中国都没有法治,都是人治和专制的统治,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而西方在古希腊早期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有了先进的法治思想,西方近代之所以发达、文明,就是因为他们奉行了依法治国、法律至上的治国路线,即法治路线。并提出了法治优于人治,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世界无处不可闻。真是这样吗?

  法治与人治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吗?中国历史上就完全没有一丁点法治的影子?法治就一定优于人治?人治就一无是处?非也。这种将历史和法律问题简单化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看问题的方法,其实是特别有害的,它往往会看不到历史、法律深处的真相,模糊了历史、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和背后真实的东西究竟在哪里,让人产生某种历史和法律是神秘而不可捉摸的东西。

  当我问我的学生还有我的导师这样一个问题时,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商鞅变法的成功究竟是人治的成功,还是法治的成功?每当面临这样的问题时,他们的表情往往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因为在一般人的眼中,中国古代是没有法治的,所以他们不能回答说商鞅变法的成功是法治的成功;但是如果回答说商鞅变法的成功是人治的成功,他们又不能认可人治优于法治的观点,因为在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中,法治一定是优于人治的,怎么能让人治优于法治呢?于是就产生了两难问题,无法解释商鞅变法的成功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了。

  其实,按照北大朱苏力教授的观点,“在法学和政治学中,法治同人治是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两者的目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两者必须结合,其差别仅仅在于最终的或主要的手段是法还是人。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冷静的心态来思考法治和人治的关系,认真对待人治。”这就是说,法治与人治作为治理国家的两种基本方法是无所谓优劣的,它们也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我们既不能说法治就一定优于人治,更不能认为人治就一无是处,完全地抛弃人治。真正来讲,从逻辑上看,国家治理就是人的治理,统治阶级的治理,包括运用法律、道德和各种礼仪的法治、德治、礼治等等各种手段,全部在统治阶级国家治理的选择当中。其中,最常用的法律与道德,构成了国家治理中法治与德治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习近平语)。法治与德治都是人治下面的属概念,从属于人治这个种概念。换言之,与法治并列或对立的是德治、礼治,与人治对立或并列的是神治(宗教教义的治理)。

  那么,人类历史上真有所谓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吗?笔者曾经著文,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理由是什么呢?按照“法治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个标准,让我们来看看,是否有一个国家能够达到这个亚氏标准。按照亚氏标准的要求,法律应该得到全民服从,即人人要遵守法律,不能例外。其次,这个得到人人遵守的法律一定是良法才行,恶法非法,不能有效治理国家,更不能构建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也就是说,法治是良法之治与人民(即多数人)之治的有机统一,是法治思想与法治实践的有机统一。而缺少良法或良法不掌握在人民手中,就都构不成法治,仍旧是人治或变相的人治。同样,仅有法治思想或法治理念,没有法治制度与法治实践,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现在新的提法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也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或社会)。

  首先,法治必然是良法之治,良法是实现法治的必要前提。何谓良法?笔者认为,良法是指能反映最低限度道德要求,满足最大多数人利益,并依科学、民主程序制定出来的法律规则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中介绍了商鞅立信变法的故事,指出“商鞅之法者,良法也”。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变法,之所以商鞅之法是良法,原因在于“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商鞅变法后国富民殷,逐步走上强盛统一之路,以致最后秦始皇能够一统六国,称霸天下,奠定后世两千多年大一统的历史格局,“百代皆行秦政法”(毛泽东语)说的就是秦的统一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那么有良法就一定有法治吗?也未必。我们说,有良法还只是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而法治是一个动态发展和连续运行的过程。法治实现的关键还在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也就是说,只有执法和司法环节的好坏以及民众守法的情况才能真正体现出良法的价值与最终效果。此外,法律也不是制定的越多越好,即便是良法,也应该做到少而精,以能满足实际生活之需要和人民利益为已足。古人说:“国之将亡,必多制”(《左传.昭公六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说明法律不是制定的越多越好,太多了,既浪费立法资源,又束缚人们的手脚,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其次,法治之治是人民之治,即绝大多数人的统治。治理国家仅有良法还是不够的,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国家一切权利源于人民,良法必须掌握在人民手里。有良法还只是构建法治国家或社会的第一步,有了良法,还需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和人民群众运用、实施、适用和遵守良法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良法在治理国家中的有益作用,实现良法的最佳效果。所谓依法治国其实质就是要使国家事务和社会各项事业都由法律调控、受法律治理。整个国家机构不过是公共权力的集合体和执掌者,从根本上讲这种公共权力渊源于人民的授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依法治国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法治又可概括为人民的统治而非国家之治。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也说明,法治必然是多数人之治,而绝不可能是一人之治或极少数人之治。多数人之治反映和实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利益和需要,符合社会前进的方向,成为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而一人之治或少数人之治则反映和实现的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利益和需要,背离社会发展方向,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因素。因此,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需要多数人之治、人民之治,而不是少数人之治、个别人之治。

  此外,为什么法治之治必然是人民之治?根本原因也在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英雄”(毛泽东语)。依法治国的主体只能是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前进方向的广大人民群众(劳动者)。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历史前进的动力,离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性劳动,我们将会一事无成,遑论法治国家之建设?遑论社会文明之进步?

  所以严格说来,迄今为止,从制度层面讲,人类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真正的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法治必须是制度性的良法之治与多数人之治即人民之治的高度统一。法治不能仅仅表现为观念或理论形态,或仅仅是一种模式设计;它不可能是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恶法之治,或是排除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极少数人之治。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能够同时符合良法之治与人民之治这两项条件或标准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在过去不曾有过,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出现。而真正的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只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某个历史阶段(成熟社会主义阶段)出现,而在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或社会里,要么是恶法之治,要么是少数人之治,不可能出现真正由多数人控制的良法之治即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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