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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的称谓也许淡出历史,但是这个群落将延续很长时间

2019-04-12 14:31:0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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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千钧棒的《尔曹身与名俱灭!“公知”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http://www.m4.cn/opinion/2019-03/1351661.shtml)有感,也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是否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各有判断,哪怕真的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我以为他只是名词称谓淡出人们的记忆,这个群落将会延续很长时间,将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继续存在,将会延续很漫长的历史。“公知”这个称谓淡出记忆,但他一定会有另外的称谓取代,正如“士”这个称谓淡出后,由“知识分子”这个称谓取代。

  这里先取得四点基本共识:

  (1)中国的许多事物有称谓没有定义。所谓“称谓”也就约定俗成,但是这个约定俗成很模糊,不精确,他没有经过权威组织或权威个人定义而被普遍认可接受――一般事物也就罢了,然而这是个普遍现象,当然成为制约华人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据说“公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缩写?究竟缩写还是全新概念,他的语义必须实证的――我们没这个条件,暂且就认定是缩写吧。

  ――词的缩写有两种目的:第一种目的是“以简代繁”,省略词与原词的概念完全重合,只不过更简单;第二个目的是“概念借喻”,他是借用两个词之间的某种相似性、联想性,实际上已经是两个词。究竟“以简代繁”还是“概念借喻”?这是需要实证的。

  ――我以为“公知”与“公共知识分子”是两个词,因为人们不愿污名化“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儿,所以约定俗成“再造”一个“公知”,完全是污名化的贬义词。为了不纠缠,本文还是把他视作缩写吧。

  (2)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或话题,是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发现、产生的,没有中西文化的比较,就不可能发现或产生这些问题。正如坐在高速列车内的人,不拉开窗帘向外张望,就不知道车厢以及里面的人都在向前行进。这个“中西文化比较”也许是你有意识的文化行为,也许是无意识或者潜意识。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属于后者,是被环境所牵引――比如“社会发展五阶段说”,古代中国不存在“关于社会分类”这样的思维,他是西方引进。这样你会发现:相当多的文化内容他是西方引进,对他的思考必须置于中西文化比较中进行,中国古典文化中是找不到根据的,甚至相近匹配的范畴也找不到。

  ――晚清重臣张之洞被铺天盖地、蜂拥而入的新语言和新词汇搞得焦头烂额,下令“今后禁止使用这些个新词汇,搞得我们一头雾水…”,幕僚辜鸿铭说:大人,“词汇”这个词儿就是从日本引进过来。中国当代语言,三句话中两句可能就是来自外部,因此中国文化已严重西化,这是个事实。只有正视这个事实才能把握主观,不被潜意识牵着鼻子走。

  (3)中国近现代化是被西方强行逼入,或者强行推入、拉入。没有西方社会的“逼推拉”,中国社会或许仍然处于两千年朝代轮替状态,也即“周期律”――以前我们对这个“两千年朝代轮替状态”的定义是“封建社会”――正如这个词儿也来自西方,最近对“封建社会”这个提法不再(在一些读本或意识形态教材仍然继续)。如何称谓该“两千年朝代轮替状态”,目前似乎“失语”,本文把他称为“周期律”社会

  (4)文明三要素:人、禀赋和文化。文化是人(唯心)与自然禀赋(唯物)的结合,也即唯物与唯心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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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知”据说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缩写,近三十年内的事情,“知识分子”污名化称谓。类似污名化称谓的还有比如“精英”,“精英”在古代语境中绝对是个好词。“知识分子”这个称谓哪来?据说三个可能:西方文献直译,俄文翻译,来自日本。我这里不做考证,网络空间一搜都有,反正不是中国本土。那么中国本土与之匹配的概念或范畴是哪个,最接近的我以为当属“士”。“士”这个概念或范畴在本土已经两千多年。比“士”更早的当属“巫”、“傩”、“萨满”等。我这里将“巫”、“傩”、“萨满”、“士”、“知识分子”、“公知”直线铺陈,其实还有更多枝条比如“儒士”、“方士”、“道士”、“精英”、“乡绅”等。直线铺陈他们的用意后面会阐述。

  西方文化要比中国发达,中国近现代文化是在明末清初被西方社会“逼推拉”进入的(比如1840的年鸦片战争、1894年的甲午海战、1900年的八国联军这三次都可视作“逼”)。这是我一贯坚持的观点,其他观点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没有这个观点我就无法叙说。

  西方文化的发达,直观上表现在两个方面:(1)相关文化词汇的繁多;(2)文化门类或领域分类复杂、层次清晰、勾稽脉络和对应关系清晰。比如以我国2011年教育部发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为例,该“目录”共设13个门类,110个大类。这13个门类是: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军事学、艺术学;又比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诸形式:艺术、道德、宗教、政治和法律、科学。等等这些分类在古代中国“周期律”社会是不可能达到的,中国古典社会的经、史、子、集分类,或者诸子百家分类那是望尘不及的,既使如此也停滞两千多年毫无进展。没有西方社会的“逼推拉”,我们是否可以到达这个程度?这谁知道,历史没法假设。

  ――我们这代人就专门“历史假设”,最著名的“历史假设”是: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假如没有西方的入侵,中国将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为证明这个观点,我们这代人搜罗了许多证据:比如苏州、扬州多么发达的工商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门牙”……,云云好多证据。今天我们的历史读本已经淡化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据说是为了印证恩格斯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说”,然而我以为恩格斯地下有知,定会暴跳如雷。我们这代人什么都“敢”,惹恩格斯生气也敢!

  西方达到这样的文化状态不是一蹴而就,罗马不是一天造成,是一个漫长的文明进化过程。我对过程不感兴趣,感兴趣他的“进化点”在哪儿?感兴趣他的“发生一刻”。我年轻时研究数学,包括数学演算、数学思想和中西方数学思想比较,对其他文化事物倒是并无多少兴趣。我们这代人已经知道,东亚人智商很高特别表现在数学领域,既然如此为什么东亚数学落后于西方?当时一股风气,对此非常好奇,我也想弄明白。

  研究发现:他们的许多数学思想都与某个“点”有关――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裂点”有关,必须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最高分裂这么一种文化大环境,才能为《数学》提供最后的保证。没有这种最后保证,《数学》最多也就个体智商的展示――东亚人绝对可以打败欧洲白种人,但是社会整体上《数学》不会进步。

  ――比如数学领域无穷无尽的“假设”,他就是一种思维方法,你不承认这种思维方法,数学就“玩”不下去,他就不跟你玩下去了。比如《几何学》的“五大公理”以及五条一般公理(比如“全量大于分量”公理)。这些公理都是假设,你没法证明,必须“承认”。不“承认”这个先决条件,《数学》就玩不下去!这无穷无尽的“假设”、思维方法,他必须建立在一个“最后保证”基础之上,这个“最后保证”一定是超越《数学》领域的。这个“最后保证”得以帮助人们,在“什么东西可以相信”与“什么东西应该怀疑”之间作出理性的基本判断和必要界别。

  ――《几何学》“五大公理”中的前四条一目了然,与人们成千上万次经验吻合,而唯独这第五条“平行假设”,人们总是感觉别别扭扭、不太“一目了然”,人们似乎没法“经验”去吻合他。人们别别扭扭两千年,死不甘心,这个“别扭”最后终于被罗巴切夫斯基解决。进入《数学》王国你可发现:这个王国整个的就是两类事物构成,一类事物是绝对的清晰,你要么相信他但别去证明,要么你怀疑他就去证明;另一类事物就象“平行假设”那样不太清晰、总是让人死不甘心;整个《数学》历史几乎就是这类“死不甘心”的东西得到解决,归入到第一类(比较清晰)那边去。

  ――这种“死不甘心”与其说是“个体性格”塑造,我到宁可说他是一种文化现象,他必定需要一种文化保证;这个“文化保证”见仁见智,我以为就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最高分裂。在这种文化状态下“唯心”与“唯物”两类事物界限清晰而同时存在,人们成千上万次实践活动习得某种“性格”,他知道什么东西应该放入“唯心”,什么东西应该放入“唯物”。没有这样的“死不甘心”,人们是不可能形成两千年契而不舍探索意志的。

  这个“先决承认”、“最后保证”、“死不甘心”充斥于西方文化所有方面、所有领域而不仅仅《数学》,他弥漫充斥于整个西方文化;这个文化在某些领域被规则化或制度化比如《物理学》、《数学》、《法学》,或者大多数自然科学领域,而在其他更多领域仍然以“文化”的方式存在,表现为一种思想和思维方法,最后铸就人们的性格――“人”一堕下娘胎就浸染这种文化,在他整个生命活动期间,他是意识不到这种文化的,只有两种异质文化相遇比较时才可发觉。

  ――比如“存在一个万能的上帝”就是其中一个“先决承认”、“最后保证”、“死不甘心”,当然也许称得上最高的唯心主义;有了他,其他类型的唯心主义至少就“形式”上得到保证――包括《数学》领域的各种“假设”、“公理”、“默认”…。同时,与他“作对”的事物必然形成,就要推翻你这个假设,就不认你这个“公理”,不把他看作“默认”,我要证明他,这就是唯物主义。他俩在具体领域(比如《数学》领域)表现为某一具体事物上的针锋相对,然而一旦超越具体领域,投射到整个文化,他就表现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裂”。

  “先决承认”、“最后保证”、“死不甘心”这种“思想和思维方法”必须得到最高承认、得以保证,他是不能用“个体性格”去解释,否则容易滑入种族主义泥沼,而是他的文化,是在文明演化过程中习得。我以为这个“最高承认、得以保证”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裂,是欧洲基督一神教确立后出现的事情――此后欧洲就进入“唯心主义一元论”与“唯物主义一元论”争夺的局面,拉锯的局面,从未停息;今天你压过我,明天我压过你。他俩在文化的最高层面甚至在政治、宗教、科学、哲学等诸领域争夺“一元论”话语权,然而其他文化领域或部门,正是因为他俩的互不相让,倒是相安无事――就象两个政治老手进行角逐,老百姓在旁边相安无事,吃吃冰激凌,你们谁有道理,谁赢了,我把票投给谁。

  正是他俩永不停息的争夺“一元论”话语权,在这一“点”上的分裂,才出现规则性的政治、哲学、宗教、科学,在这基础上又出现各种文化事物和部门,包括前述13个门类,110个大类,几千个细类,或者马克思所说“社会意识”诸形式。没有这个最高分裂点,以后所有一切文化现象都不可能出现。用他们的术语叫做“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用我们的术语叫做“一阴一阳谓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是我的看法,是我参加《红歌会》论坛所持看法。

  ――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只是欧洲唯物主义一种,当然不止一种;唯心主义也不止基督一神教,也有多个,基督教是其中最大一个并且其中分裂多个枝系,内部互争远远大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当然总的情况,欧洲至今仍然处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互争一元论地位。

  ――中西文化比较可以发现: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未曾出现过这个“分裂点”,因此他的文化是混沌的、界分不清的,不可能出现哲学、科学和宗教的基本分化,更不可能有所谓13个门类,110个大类,几千个细类这样的文化分类,不可能出现。

  ――当然这里也可“历史假设”:假设没有中西文化碰撞,中国早晚也能出现类似文化局面,未必13个门类,110个大类,几千个细类诸如此类,也许是另外一种文化分类,也许是9个门类,78个大类等等,谁知道呢?历史没法假设。但我的观点是:没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个“分裂点”,他就不可能出现哲学、科学和宗教的基本分化,更不可能后面一系列文化现象,这是我在研究数学思想和中西方数学思想比较时得出的结论,我得不出其他结论。没有这个“分裂点”,他的文化就是混沌不分的,我习惯把他称之为“巫傩状态”。关于“巫傩状态”,我在《红歌会》论坛阐述过N遍,可以参见相关文章,今天不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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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到正题,回到标题所说。

  我们知道,阶级分析是欧洲社会基本的社会分析工具,阶级划分的依据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地位。这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欧洲社会所固有(比如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词汇,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很早以前就存在)。“职业”是阶级分类的基本依据。

  我们前面分析而知,相对于其他文明社会,欧洲的文化部门相当全面而细致,于是引领和推动整个社会(文明层次)分化包括阶级、职业、身份等也相当清晰;反观中国社会却是相当混沌,与欧洲社会相比不在同一层次。比如就职业层次:(中原情况)从远古时代的“巫”进一步进化,分裂出“山”、“医”、“命”、“相”、“卜”诸职业形态――所谓“百业”只是手工作坊分类通称,不是文化分类意义上的职业分类;就文化部门看:存在“经”、“史”、“子”、“集”各文化分类;就意识形态:“春秋”时代出现一波诸子百家争鸣。但是两千年来停滞在这个文化状态,再也没有进步。就文明(社会政治秩序)层次:在统治和被统治两大清晰阶级之间,游离存在着一个巫傩群落,他的阶级属性相当模糊(不象欧洲社会那么阶级多元而清晰),其中“天子”、“诸侯”、“大夫”、“士”这四大阶层构成统治阶级,“士”、“农”、“工”、“商”作为一般社会,属被统治阶层。“士”就是个相当模糊阶层,人口庞大。

  其中“士”比较特殊,在我们古代文献中,既作为一个统治阶层出现,有时又与“士农工商”一般社会阶层混称。他并不是我们古代文献记载有误,而是确实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士”:他的阶级混沌性。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欧洲眼光去读中国古代文献,觉得怪异,然而他就是中国本土现象。确实,“士”他究竟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读古代文献时必须结合上下文去理解,以欧洲视角他会别扭。

  到了隋唐年间,“士”的形成和存在进一步规则化和制度化(考试制度的发明),然而究竟统治阶层还是被统治阶层,按欧洲眼光他仍然是混沌的。

  “士”在中国是个必然产物,只不过到了隋唐年间进一步规则化。正儿八经的统治阶层(天子、诸侯、大夫)只占人口极小部分,制度化产生的官吏只是个管理机器、乡绅是管理机器的延伸,他们的数量受到极限约束;面对如此庞大的社会,他必然会产生“士”这个阶层――作为一个阶层,他是介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统治阶级而言他们是被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他们又是直接的统治者。从理论上说,这个群落的人口数量没有限制:他只要比你强(哪怕一丁点),就可以压迫你,虽然他自己也被人压迫得只能喘口气。只要读几年书并且建立一定的社会人脉关系,就可以称为“士”。

  ――比“士”更早更原始的是“巫”、“傩”、“萨满”等,他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国家的建立由“士”取代。

  ――古代社会正儿八经的统治阶层(天子、诸侯、大夫)只占人口极小部分,估计万分之几,并且主要是因血缘关系而来。我们这代人知道毛泽东心目中一直有个5%对95%的关系。这个5%是否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统治阶级(残余)数量化体现?我们不得而知。如果真这样,真是个庞大群体,那么我这里的巫傩社会聊以注解。

  总之以欧洲视角,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分类不清晰,并由此整个社会(文明层次)也不清晰,我把他定义为“巫傩状态”(或“巫傩社会”)。“巫傩状态”下存在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或群落,这个群落有一些必要特征,比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为人师”、“事大取小”、“赢者通吃”、“叶公好龙”、“特殊的性嗜好”等。我在相关文章中详细描述,可以参见比如《做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发展模式的认识不应局限于“五阶段说”》(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903/196330.html)。欧洲社会的阶层相当固化,而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性相当大,这是有定论的;为什么?我以为巫傩社会的阶级不确定是原因之一(草原的存在是另一原因)。

  总结:

  欧洲社会因为他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最高分裂,以及永不停息的争夺“一元论”地位,导致他的文化分层以及社会结构(文明)清晰化,这是漫长社会演化结果;中国社会未曾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文化分层以及社会结构并不清晰,巫傩、士、知识分子、公知、精英所对应的特殊群落,游离于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两可之间,虽然具有清晰化趋势(巫傩进化到士,隋唐期间考试制度的发明,中西大碰撞后由士过渡到知识分子),但这是个过程。并且“知识分子”是中外强烈碰撞后的产物【注】,并非内部条件成熟后由士过渡而来,公知、精英等是“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称谓,因此“公知”这个称谓可能淡出,然而这个群落仍将存在很长时间,前述刻画一系列特征仍将伴随他们,“公知”称谓可能由其他称谓来代替。

  【注】:“知识分子”在欧洲语境中的本意,他就象工人、农民、教育工作者、程序设计师那样是个特殊阶层,他以自己的脑力活动产出成果,与社会交换、实现价值,与工人、农民、教育工作者、程序设计师没有本质区别;而在中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大语境下往往存在阶级对抗意义,了解一下1957年“反右运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其实这是一场甄别“统治者与一般社会成员”的运动。

  从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时代“焚书坑儒”开始,每一个新朝代开始,都要经历一次或若干次对前朝“统治者与一般社会成员”的甄别运动。钱学森他是高级知识分子,然而却被视作“一般社会成员”;周汝昌只是个“红学爱好者”,与钱学森相比身份非常“卑微”,却需要“思想改造”。

  要理解本文的立意。

  “左翼”同志们可别误解我呦!我不否认“阶级斗争”,我只是从单纯的“唯物主义”立场稍稍扩展一下,认为应该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个最高分裂“点”开始谈论阶级斗争。

  我为什么不用“公知”而用“巫傩”?因为该群落更大,并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比如这次“小崔一怒”所指文艺娱乐界,其中相当部分成员无法“知识分子”涵盖,然而他却实实在在作为他人主宰、奴役他人,并且极其恶毒,表现在精神领域――我们只要从这次“小崔一怒”引起的社会情绪爆发就可看出,其实他比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阶级斗争”更浓浓的火药味,整个社会几乎就要置白癫神冯小刚于死地,这个现象总应该值得人们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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