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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的失败是未克服的张国焘路线

2019-04-07 11:27:30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关山飞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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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澎湃新闻记者从朱玉亲友处获悉,原国防大学教授、军史专家朱玉已于3月24日下午去世,享年86岁。人死不能复生,愿死者家属及亲友节哀!朱玉在其他方面有什么贡献,笔者不太清楚,但对西路军的关注,使我对朱玉的说法有了兴趣。当年上学时,老师就讲,西路军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未克服的张国焘路线,叶剑英有“英雄战死错路上”的诗句,我觉的这已经是定论了,在几十年前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是不成问题的。但朱玉的说法,颠复了我的认知。

  据载,朱玉是西路军历史被歪曲的始作俑者。80年代,朱玉帮助徐向前整理回忆录,是徐向前所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执笔人。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成《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过河西去等问题提出质疑,为张国焘呜冤叫曲。不久这篇文章报送邓小平,邓小平将此文批给李先念。1981年3月,朱玉将自己写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历史初探》一文,寄送有关业务部门,希望在其内部文稿上刊载,受到拒绝,作出不接受其观点的反驳回答。朱玉又写出《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坚持认为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革军委的命令行事的。1983年2月25日李先念送中央有关领导传阅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所附的52份电报,是朱玉屏蔽了同时期的大量文献文电后,有选择呈送的,在此基础上作了违反历史史实、断意取义、向中央推卸责任的曲解,误导了徐向前、李先念、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

  过去认为宣传上和教科书上有什么猫腻,但是随着深入地阅读、分析,特别是看了双石等同志的文章分析。双石在收集上千份史料的基础上,编辑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汇辑》,在分析研究敌我双方电文的基础上,绘制了二三十张敌我态势图、西路军行军路线图和作战经过图,弄清了西路军从过河到失败的经过。特别是厘清了辩析西路军失败的四个关键史实:一.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是违背中革军委的作战意图;二.渡河西进并非是为了执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和获取国际援助,而是假其名义自成一体;三.西进之后组建西路军、“打通国际”、建立河西根据地等任务,都是其自请的;四.中央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西路军西进,批准西路军西进是迫于既成事实。双石等同志的文章使我对西路军历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否定了朱玉的看法,坚定了中共历史上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西路军将士无疑是英勇的,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但与西路军领导人执行未克服的张国焘路线,导致西路军的失败,是两回事,不应混淆。利用西路军将士的浴血奋战,为导致西路军失败的错误辩护,那些安息在地下的西路军将士能安生吗?西路军的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未克服的张国焘路线,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西路军的经历一旦形成历史,就不容更改。个别人篡改历史可能得逞于一时,但不能骗人于永远,当风暴吹去灰尘之后,历史必将以它本来的面貌示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些翻案者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当成“死硬分子”,何其霸道!但乌云遮不住艳阳天,历史不容玩弄,真理谁也不能垄断!

  朱玉的看法: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按中央军委的命令行动的。那些攻击者认为“西路军从渡河、成军和命名都是在中央军委批准和同意,与张国焘路线无关”。本文就过河及走向河西走廊、接受国际援助、成立西路军等问题谈谈自己看法,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对西路军的历史深入研究。

  一.西渡黄河部队的几个问题

  中央及军委和各部队来往电报是历史形成的,来往电报最能说明问题。但在阅读电报时应明确问题是:一.中共中央此时位于陕北保安,此间除中央及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外,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署名发出的电报均可视为代表中央的意图。红军总部以朱德、张国焘为代表,当时正从会宁到关桥堡的转进途中。在执行宁夏战役期间,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被授权“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无疑朱、张即代表红军总部,但遇到“朱、张”电报时应看作是张国焘的意思,因为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却无法调动张国焘控制的红四方面军,朱德早就声明:张代表他自己。当时张国焘虽取消了“第二中央”,但根本看不起中央红军,中央及军委也不能直接指挥红四方面军,中央为了团结、避免党和红军的分裂,所以在指挥上叠床架屋地设置了红军总部,用以指挥三个方面军行动,但须同时报送中央军委,以牵制张国焘。当时形势紧迫,未来得及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路线进行清算,因此在对待张国焘错误上,中央及军委的态度是既坚持原则进行斗争,又大局为重注意团结,往往在许多重大决策上采取协商的态度并因势利导,甚至做出必要的让步和迁就,不能以正常的上下级关系看待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及军委的关系。

  1.关于西渡黄河及走向河西走廊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蒋介石派大军南追北堵,企图消灭红军。为打破敌人企图,中央授权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依照中央及军委的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前线作战事宜,并要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会商并按照《十月份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张国焘利用宁夏战役的时机,想过河西进独创一片天地,以便在党内斗争中以实力取得有利地位,继续向党闹独立。因此,在过河中趁机将四方面军拉过河去,而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等选择了听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三个军中,除30军在渡河前符合中央及军委意图外,其他军及四方面军总部显系违背中央意图而在朱、张批准下过河。需要指出中央及军委在此阶段就没有下过命令,红30军也只是符合中央的意图,中央的意图也是过河后用于宁夏战役。

  (1).渡过黄河

  1936年10月16日,朱德、张国焘将中央要求的《十月份作战纲领》中的“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改作“四方(面)军于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前”。决定红30军在靖远黄河渡口打造船只并试渡,并提出30军渡河,9军跟进。

  10月18日,朱、張电告中央,称30军将与20日开始渡河。10月19日,中央回电提示:“二十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同日,毛泽东将红30军20日将开始试渡的情况通报彭德怀。20日,30军试渡失败。

  10月23日,彭德怀与朱、张在打拉池会面,彭德怀正式提出宁夏战役步署,要点是:第一步,红四方面军30军、4军两个军从靖远渡河,渡河后夺取景泰并沿黄河西岸向中卫攻击;第二步,红一方面军从宁武、金积方向渡河,以一部进取定远营,接受国际援助物资,尔后进取银川。这个部署得到朱德、张国焘的同意。从地图上看30、4军攻中卫是向南,红一方面军取定远营、银川是向北。同日,朱、张下达“30军立即渡河,9军跟渡”的命令。

  10月24日10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关于与张国焘商议宁夏战役计划的指示,该电要求彭德怀与张国焘就以下问题进行商议:“1.西兰大道及北线坚壁清野问题。2.大道以北海、靖以南地区构筑防御阵地问题。3.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消灭其一部,使敌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4.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四、五两军主力是否足够?”这个方针的意图:先停止南敌的进攻,再渡河实施宁夏战役。当时中央及军委并不能直接指挥红四方面军,而是通过张国焘掌控的红军总部对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实施指挥,所以中央及军委在这期间没有对红四方面军下过任何命令,包括渡河命令。“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只不过符合中央及军委意图,过河也是为宁夏战役。同日,红30军再次强渡成功。徐向前、陈昌浩提出西渡建议:“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运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同日24时,中央致电彭德怀及朱張、徐陈等,再申“先南后北”方针:“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10月25日,朱、张批准徐、陈24日建议。红30军全部渡河,徐、陈决定“9军决今夜跟进渡河”。同日,中央还不知实情,再电朱张、徐陈,再申“先南后北”方针,要求除9军之外可另一军跟进渡河,九军用于对付南敌,待“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从中宁渡河”。同日16时,朱、张、彭做出步署,(实际是张国焘意见,盗用朱德、彭德怀名义发出,彭称该电发后才给他看),提出四方面军主力(三个军)过河,并表示西渡部队不便向定远营前进,应重点控制五佛寺渡口和对兰州北进之敌拒止,认为“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这也是说,过河部队不便去定远营接受国际援助,而要求一方面军从中卫以东的渡河部队去占领定远营。

  26日1时半,中央已知9军正渡或已渡河,只能追认并指示“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同时重申“先南后北”方针。当日,徐陈致电朱、张、彭:“即遵二十五号收到总部一五八字批准二十四号提议之电示,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当日17时,朱、张批准徐、陈建议。在该电中,再次表示红四方面军去取定远营不便:“首先查由一条山经中卫去夺宁夏地区,或由中卫去取定远营,一般地形条件如何,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粮食情况如何,是否允许用四个军去打中卫、北关须考虑。”当晩2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再次重申“先南后北”方针,表示不同意31军渡河:“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

  朱玉等人讲红四方面军主力是奉“中央及军委命令”过河的,如果24日、25日徐、陈不知道中央“先南后北”方针、“准备在海、靖以南与北进之敌决战”的意图,那么“奉中央及军委命令”渡河之说从何谈起?如果徐陈已知晓中央及军委的意图,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毛、周的这个电报而一门心思过河,并且不仅仅是30军过河?

  27日5时,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朱、张令“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三十、九两军,即有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释、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同日,徐、陈致电朱、张及中央,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朱、张、彭、毛、周:甲.……乙.为着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军渡河起见,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待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丙.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丁.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我们已至大芦子,三十军除一个团今晚渡河外,余部已全渡河,二十七师一部及军直明晨前可渡河。徐、陈。”同日,彭德怀向中央报告:“甲.大帅(指张国焘)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会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钟)、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丙.本日决去徐陈面谈。丁.前廿十五日间以朱张彭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彭。”

  28日,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向中央报告:张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追敌计划,此点不仅是证明他怕胡宗南,更包含着继续向甘凉肃以至新疆逃跑之实质及一贯路线。同日向中央报告张国焘破坏言行的还有左权等。同日,中央在收到徐、陈要求“重决速示”的电报后,发出紧急呼吁:“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同日5时,徐、陈令红5军向靖远东北牵制敌军:“五军转移到靖远东北方,钳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13时,徐、陈令5军完成任务后渡河:“五军于牵引任务完成后,即开一条山、大卢塘、五佛寺线,扼阻九、三十两军之后路”(当晚20时,朱、张予以批准)。同日16时,朱、张致电徐、陈与中央,称:“如明晨八时前毛、周无回电,三十一军即宜开和堡口渡河”。19时,朱、张令“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军速集中打拉池,四军以一部迟滞敌人”。15分钟后,朱、张致电中央及徐、陈,要改变海打战役步署,拟再令三十一军渡河:“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并称“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限定时间从“明晚八时”提到“今晚十二时”。同日,中央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委,直接指挥河东三个方面军,组织实施海打战议。毛泽东曾在10月16日政治局会议上提议由张国焘出任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此刻毛泽东决心改变,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29日12时,中央回电,表示“椐据朱张徐陈意见”,同意31军渡河。因为已过张国焘限定的时间,只好承认既定事实。19时,朱、张电令正按其日前20时电令赶往打拉池的31军,到小水后转向三角城对岸渡河。红31军当日午前已赶赴渡口准备渡河,但接到朱张28日20时电令即转向打拉池,在彭德怀29日20时下达的海打战役集结电令后,即在打拉池集结,准备参加海打战役,未按朱、张当日19时电令转向三角城对岸渡河。

  30日7时,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部署。鉴于黄河东岸的胡宗南正向海原、打拉池运动,王均、毛炳文部正向靖远蹿进,毛泽东指示先打胡宗南部,这个计划称为海打战役。具体方法是三个方面军协作,集中力量在海原、打拉池歼灭一至两个师,对王均、毛炳文部阻击、迟滞。如果这一计划实现,可沉重打击敌人从南面北犯的势头,为实现夺取宁夏的意图创造条件。彭德怀发布《海打战役计划》:以红一方面军6个师、红四方面军之31军从东西两面夹击胡宗南一至两个师,其余部队钳制王钧、毛炳文两部。令红四方面军四、三十一军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张国焘阳奉阴违,3个半小时后,在敌我临战的紧急关头,却命令红4军撤到贺家集、兴仁堡,红31军撤到同心县城、王家团庄。这样马上将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右翼暴露在敌人面前,海打战役流产。同日16时,毛、周致电朱、张,重申“先南后北”方针:“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同日,林育英向共产国际报告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计划:“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其实林育英对张国焘有误判,张不愿北进,一心想的是西进。

  3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中央,报告了情况,称“明晨到总部与朱、贺、任再商再决,以便取得一致行动”,没提张国焘。

  11月1日,彭德怀到关桥堡红军总部,与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商决在“海打大道以北寻机歼敌”,并得到“前敌总指挥统一调遣,朱、张不干预的坚决表示”。至此,张国焘实际上失去了对河东红军部队的指挥权。

  以上是红四方面军渡河的全过程,从中可以看到,红30军过河是符合中央意图的,但中央的意图是过河后用于宁夏战役,其他部队渡河都是徐陈提出建议,得到张国焘的批准。西渡成功的有徐向前的指挥部及红5、9、30军,共21800人。在中央意图和张国焘意图间,徐、陈选择的是执行张国焘的意图。

  (2).走向河西走廊

  11月2日,徐、陈致电中央军委,提议:“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毛、周当日复电:“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占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中央仍想继续实施宁夏战役。

  11月3日22时,中央再电徐、陈:“所部主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这是中央在提醒西渡部队预留东返退路。当时中央正筹划在海、打以北击破胡宗南,以便争取继续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同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央,说交货地点从定远营改到哈密。

  11月4日,徐、陈致电朱、张,要求4、31军“过河增我方”,再提“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

  11月5日14时,朱、张复电徐、陈,指示将行动方向旋左90度:“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军,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当时河东正策划与胡宗南决战,以再启宁夏战役,张国焘在该电指出:“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11月6日,徐陈提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日17时,徐陈致电朱张,拟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口,自断东返后路。

  11月7日,徐陈电请中央给予开创局面之名义,并提出军政委员会名单。同日,林育英、朱张复电徐陈,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称“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为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

  11月8日,中央复电共产国际,因“哈密、安西之间是1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请求将交货地点改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安西。同日,中央就拟授以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电询朱张意见。同日,因河东红军主力与胡宗南决战不果而日趋被动,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拟南下作战,并根据河西部队请求,提议“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要求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林育英等集会商议,提出意见。

  11月10日,朱张复电中央,同意中央授予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同日晚,西北局书记张国焘在同心县王家团庄南四里彭徳怀处召开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参加的会议,与会者原则上同意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育英等人提出的新战略。

  11月11日,中央致电徐陈,正式将过河部队命名为西路军。一小时后,中央致电徐陈,除通报河东情况外,并提出三个问题征询徐陈意见:“(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救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11月12日,徐陈致电朱张,报告大靖附近“气候、水、柴、人、粮极丰富”,对中央电询问题既未给中央复电,在该电中也只字未提。同日,中央致电朱张,同样问题又问一遍:“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提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同日,徐陈致电中央:“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主力拟进展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对中央询问“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未作只字回答。

  13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报告了西路军准备西进情况。

  14日,朱张致电徐陈并中央军委:“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同日,毛、彭等就河东主力南下进行磋商,彭提出南进的时候拟以一部向北调动敌毛炳文部,以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陷于独立。同日,毛、周致电彭,要求河东红军消灭胡宗南一部,即使南进也要“打一仗再进”。后河东红军准备就地坚持,打击胡宗南,南进计划暂缓。

  15日13时,毛、周致电徐陈,同意西路军西进。

  16日,敌毛炳文部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张国焘以朱张的名义致电毛、周,一改前日的乐观态度,称“我们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因他们太孤立,并须急打通远方,得到救济至关重要。”

  17日8时,徐陈致电中央,同样一改日前的信心满满,提出:“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行玉门、安西或到新疆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殊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

  18日,河东红四方面军4、31军在甛水堡地区重创胡宗南部第2旅。同日,毛泽东致电朱、张:“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同日18时,中央致电徐陈,通报西进途中地理及远方物资准备情况,物资“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要求“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解决援助物资到达前的生存问题。

  11月19日9时,徐陈决意“到永昌再向甘州前进,决用力巩固丰乐堡、永昌地区,以甘州为重点,争取休补与执行党与军委所给予的任务”。同日,林育英、朱、张致电中央“西路军已占永昌,拟以主力在凉、甘之间发展,拟以一部西出肃州、安西”。又致电徐、陈,转达周恩来就西路军行动提出的意见:“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远方对于经哈密救济你方已原则上同意,物资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运输,拟技术手续,大约以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接济,现正谋小部接济,大的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你方必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唯远方路图,也须调查清楚”。同日17时,徐陈致电中央军委,报告9军古浪失利情况,并提出:“估计毛敌推到大靖后,马敌必更集兵犯永昌、甘州,我势必与之决战,方能巩固甘州、凉州”。

  20日,中央致电徐陈:“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21日,河东红军主力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歼灭胡宗南精锐第28师232旅,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停止进攻,一战而改变河东局面。26日,追击西路军的敌毛炳文部被迫东返。

  这就是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的过程。后在马匪的攻击下,西路军惨遭失败。西路军的惨败是末克服的张国焘路线,徐、陈热意西去,自成一体,不能不说是未克服的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去河西的原因写道:“上述军事行动计划,在军事上说来,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在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居左翼。二方面军到达甘北后,则居左右两路的中间地位。”张国焘说:为避免一、四方面军不要挤在陕北弹丸之地,发生摩擦,“执行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执行。”张国焘除思想路线上的错误处,还有自已的顾虑“到陕北准备坐监獄,开除党籍”,这种心态不能不影响到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张国焘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口宁夏战役把部队拉过河,孤军进入河西走廊,最后惨败。四方面军从建军开始就不是在中央指挥下打仗,不听指挥闹独立性。首先是无视宁夏战役计划的执行,不听中革军委的命令,带部队过河西去。其次,过河后过早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口,放弃与陕北的联系,自行拟定平大古凉作战计划,导致西路军走上不归路,孤军奋战,最后惨败,只有几百人的小部队到新疆。

  红四方面军的一部为什么要过河?为什么置中央的电询于不顾一门心思西去?人们不能不把徐、陈与张国焘的路线联系起来,这成为西路军的千古遗恨!

  2.关于打通国际路线

  一些冠有“军史专家”的人不厌其烦地宣称西路军西渡黄河是为了“获取国际援助”。真是这样吗?事实上不是这样,是张国焘及徐、陈打着“获取国际援助”的幌子拉部队过河、西去,后自请建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一肩挑。

  中央对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是赞成的,早有谋划,但开始并没有安排红四方面军去接受国际援助。10月23日,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会面,提出的宁夏战役部署是:第一步,红四方面军的30、4两个军从靖远渡河,渡河后夺取景泰并沿黄河西岸向中卫攻击;第二步,红一方面军从宁武、金积方向渡河,一部进取定远营,接受国际援助物资,尔后进取银川。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沿黄河两岸向中卫攻击是向南,而从宁武、金积方向渡河,取定远营是向北,这个部署朱、张同意,可见中央开始并未安排红四方面军去接受国际援助的任务。

  10月25日,朱、张、彭作出步署(实际是张国焘意见,盗用朱、彭名义):提出四方面军主力(三个军)渡河,并表示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不便向定远营前进,应“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认为“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即是说,要求红一方面军中卫以东的渡河部队去占领定远营。在这里,张国焘明确表示不愿去接受国际援助,而要求红一方面军的人去。

  10月26日1时半,中央得知红9军已过河,指示30军、9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豋,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这是中央把打通国际,接受国际援助的任务交给过河部队。当日17时,朱、张在致徐陈等电中,再次表示红四方面军去取定远营的不便。

  11月2日,率四方面军总部和直属队及红30、9、5军渡过黄河的徐、陈致电朱、张和毛、周提出:“我方决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徐陈的方向是左旋90度向西,即通向凉州方向,而共产国际的交货地点是在北方的定远营,可见不是为获取国际援助,而是另有所图。徐向前在数十年后也说:“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军直属队、红30、9、5军渡河时间是10月24日至28日,直到11月2日徐陈发电报时,上级关于共产国际交货地点仍在北面定远营,如果部队西进,怎么获取国际援助?

  11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一)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二)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三)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大约1000吨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并请通知我们接运的方法以及你们准备采用什么样的具体的运输方式?”

  11月4日8时,徐陈致电朱张,再次提出“唯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要将原拟执行宁夏战役的方向(向北)左旋90度向西。而对毛、周日前要其保守东返余地的指示只字未提。

  11月5日,共产国际改变交货地点的消息应该已传达到已转移至同心城的朱、张、林育英等人,正好给了张国焘西进理由。当日14时,朱张致电徐陈,对其提议完全予以批准,强调要“不受一切牽制”,“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

  11月6日,徐陈按此电示,拟定并上报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日,徐陈致电中央,请求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要求独立行动的名号。

  11月12日,徐陈致电中央:“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打通国际”、“建立根据地”,两个任务一肩挑。对中央电询的困难只字未提,一心西进。

  11月14日,朱张致电徐陈并中央:“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接受国际援助是党中央的决策,但张国焘借船出海,打着宁夏战役的旗号蛊惑四方面军的部队过河,过河后却不按原计划去定远营接受国际援助,而是西去。共产国际11月3日才致电中央将交货地点改在哈密,之前交货地点在定远营,河西部队为什么不北去接受国际援助?让人怀疑其过河和西去的目的。后来打通远方和建立根据地是自请的,对中央提出的困难只字未提。还有徐陈和朱张很默契,心照不宣地一致,这是为什么?目的只有一个,自创天地,自成一体,并不是“奉中央军委命令”。

  3,关于西路军的来历

  朱玉及一些人认为,西路军是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的,真是这样吗?请看当年电报:

  1936年11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第七人致电中央:“洛甫同志转党中央并毛周张:一.为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我们提议左岸的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拟昌浩、向前、传六、李特、国炳、克明、树声、先念、海松、翰斋、卓然等十一位同志组织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传六等六人组织实委,以昌浩同志为书记。二.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以上二提议当否,请中央和军委批示。”

  11月8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朱张、徐陈李等七同志:(甲).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拟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他们来电批准。(乙).二兄有何意见请复。张、毛。”

  11月10日,朱、张复电中央,同意中央授予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

  11月11日10时,中央及军委给徐、陈等人的复电:“徐程(陈)李并转各同志:甲.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乙.依照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政治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的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丙.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中央及军委。十一月十一日。”

  从上面电报可见,西路军的成立,是徐、陈过河后向中央及军委索要的名号,中央及军委为团结徐、陈,面对既成事实,予以授以。

  二.张国焘的恶劣影响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当时中央红军不是2万人,红四方面军有十多万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和中央闹起独立性,中央红军把总政委让给他,但张国焘并不满足,后指使所控制的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建议加强红军总司令部与增设常委并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张国焘基于退却逃跑立场坚持南下,最后发展到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中央委员及党籍,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等。1935年12月,林育英(张浩)回国到达陕北,带来共产国际的指示。1936年1月张国焘致电林育英,攻击党中央,企图让共产国际代表支持他的路线。西路军西征,不是中央及军委的战略意图,而是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的。

  1.1936年6月下旬,二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已取消第二中央,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领导人,遭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经朱德、贺龙、任弼时等力争,终于同意两军一起北上与中央会合。为粉碎蒋介石南追北堵的阴谋,1936年8月,提出三大主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9月14日,中央对三支红军主力的行动作出具体的部署。张国焘对北进顾虑重重,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地区,掉头西进,打算从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实际上是不愿放弃脱离中央自成局面的企图。经朱德等的抵制,并报告中央,经中央耐心说服,加之兰州以西渡河确实困难,张国焘不得不放弃西进计划,同意北进。1936年10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终于会师。

  2.1936年10月下旬,主要围绕宁夏战役张与中央展开一场斗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部署,要求做好准备。但张国焘对中央有二心,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的计划的机会,将红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 。10月25日至30日,不但30军渡过黄河,还把9军、5军和总指挥部渡过河。中央发现后,毛泽东于10月26日致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请注意。”张国焘置彭德怀、刘伯承等组织的海(原)、打(拉池)战役于不顾,即重点打击南敌的全局于不顾,擅令4、31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由于未能击破南敌,致使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断。

  3.是孤军西进,还是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1936年11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占领一条山、五佛寺一线,中央让30军过河是为宁夏战役做准备。然而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领导人在11月初,数电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定先行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11月3日,中革军委致电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一条山、五佛寺位于黄河边,是两岸联络的通道。张国焘却于11月5日致电徐、陈,指令他们消灭马步芳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完全无视中央的意图,要求“不受一切限制”,从根本上与中央方针对立。正是根据张国焘指示,徐、陈于11月6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至此时,木已成舟,中革军委也只有电示徐、陈向凉州行进,并于8日致电朱、张等,征询对过河部队授于西路军的意见。11月11日,中央致电徐、陈给于答复,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同意成立领导机关,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就这样,河西部队一步步走上孤军奋战的河西走廊。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西路军历经4个多月浴血奋战,终遭惨败。西路军的过河、形成和失败,就是张国焘对抗中央统一战略部署,破坏三军会师大好局面的产物。

  三.“军史专家”的诬蔑被国内外反共分子利用

  和朱玉持相同观点的所谓“军史专家”夏宇立,不仅歪曲西路军历史为叛徒张国焘张目,而且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嫁祸于党中央。核心论点是:“西路军从渡河、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是中央军委指示或批准,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他公开鼓吹“毛泽东是西路军悲剧和冤案的主要制造者”,恶语辱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夏宇立2009年在香港出版《史说长征》,多次借主流媒体否定党中央在“打通国际”战略决策上与张国焘路线的原则分歧,直言不讳地将西路军失败原因归咎于毛泽东的“阴谋”。

  夏宇立的“阴谋论”已被境内外反华反共势力颠复中国革命史收入其武库。定居英国的原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守愚之女张戎与其丈夫乔.哈利戴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收入夏宇立等关于西路军及“阴谋论”的内容,“阴谋论”的始作俑者还接受了张戎的采访。该书广告词宣称:“一本注定要改变历史的书,摧毁中国制造之红色神话,张戎新书透穿毛泽东魔障!”据百度介绍,该书于2005年出版后,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销量超过百万册。

  四.朱玉误导蒙骗了几位中央领导人。

  朱玉的误导蒙骗了徐向前、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朱玉在帮助徐向前撰写《历史的回顾》回忆录中,作为执笔人,散布了自已大量错误的着法,其中最大的错误是为叛徒张国焘翻案,说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奉中央及军委命令”,这些显然是错误的。作为始作俑者,他的作用极恶劣,此处不须多说。

  对李先念的误导。1991年7月8日,李先念在看了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给杨尚昆、薄一波、胡乔木等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信:“1982年,我受小平、陈云等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书中只写明“奉命”西渡黄河,李先念甚为不满,是奉谁的命令,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央军委之命?李先念强调:“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央军委命令’几个字”。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在李先念的干预下,人民出版社把已经装订待发的7万本成书中相关书页全部撕去重装。随后,人民出版社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进行了修改。

  对陈云的误导。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打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可送小平同志,并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2006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年谱》,明确了有关西路军历史的三个问题:一是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决定的;二是四方面军一部过河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三是西路军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而行动的。由陈云提议并主持为西路军平反,声称对西路军历史的是非作了公开澄清。

  当年的几个当事人歪曲西路军历史,置当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而不顾,为未克服的张国焘路线翻案,不知将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博古、聂荣臻、左权、林育英等置于何地,不知他们同意否?

  受朱玉等人错误影响还对《毛泽东选集》等进行了删改。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第一卷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西路军的注释修改为:“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两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新的解释在表述上给人一种与史实不符的感觉。如果不知西路军历史或新人看后则还罢了,让知晓者看后总觉得别扭。今日党史编写者和过去党史编纂者不仅有观念上的偏差,更是缺乏治史中的董狐之笔精神,难免给人以向权势投靠之嫌。经中央批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等,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均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

  朱玉等人的观点及歪曲西路军历史的人还迷惑了一些当代中国人。时至今日,仍有人相信朱玉及其歪曲者所宣传的那套,在今天的头条中和互联网上仍能看到歪曲者的观点,并影响了主流媒体的宣传,影响极坏。有不少反映西路军历史的史学、文学、影视作品都按这个调子家调,曲解了西路军历史。把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当年的当事人大都不在了,后世人说什么的都有。但当时形成的电报还在,不是52封,而是更多。这就是历史,这样的历史会自己说话,人们想改变也改变不了,千年后也不会改变。

  五.历史结论:西路军的惨败是未克服的张国焘的路线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会议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西路军惨败是未克服的张国焘路线,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历史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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