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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闻里的沉滓——评教授在“1948背后的故事”(五)

2019-03-22 15:52:01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前度刘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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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刘教授的“故事”中说,解放军四野部队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日本医生护士都挨过解放军伤兵的打。

  其原话是:“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 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

  刘教授在2016著的《历史的真面目》一书中,说起留用日籍医护人员和被打的事又有不同的说法,他引用了两个“当事人”的回忆。

  一个是中国人,“原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生化研究所党委书记徐科,是当年卫生部的干部,他回忆:‘1946年3月苏军撤退后,高岗带领我们去接收哈尔滨。我受卫生部孙仪之部长的领导。哈尔滨霁虹桥附近有市立第一医院,我去当军代表。孙部长给我的任务是留用日本医生。当时日本人遣返有名单,上面写着职业。根据名单一个个验明身份,才让他们登上回国的火车。我们在火车站和收容所按名单找人,开始是留医生,后来留护士,最后凡是壮年男子都留,当担架员和勤杂工。日本医生不愿意留下,就躲藏起来。有个妇产科医生,藏在马家沟中国人家里。我得知情况后换了便衣,装成家里有人要生小孩,把他引了出来。还有一位泌尿科医生向医院请假逃了,我们到后方把他找回来。当时我们按名单留用,到处打听日本医生的住址和下落,以命令的方式把他们留下来,集中后分配到各部队医院。’”

  另一个是日本人,“新井侃医生是在本溪被征用参军的,······新井侃回忆:那时听说在第一后方医院,轻症病人也叫护士端洗脸水、接大小便、按摩以及端饭端药等,每一个重症病人都要一个护士看护,并听说如果得罪了伤病员就要挨皮带抽。”工作劳累又得不到尊重,日本医生、护士情绪低落,多数都想回国。’”

  引用了上述两个人的回忆后,刘教授发挥道:“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得知这些情况,非常重视。战争需要医生、护士,必须制定政策,让他们安心工作。卫生部长贺诚以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的名义,于1946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目前紧急工作任务的指示》,简称‘九九指示’。这个指示强调要团结关心日本医生、护士,······为此,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规定以下政策······[45]·”

  评论

  虽然抄得麻烦,总算把刘教授在不同场合说的有关“四野战士伤病员殴打日籍医务人员”的内容抄全了。

  1、刘教授的“故事”与“历史真面目”在“留用日籍医务人员及其被打”的情节上,自相矛盾,且错误多多。

  (1)“九九指示”与罗荣桓没有关系。1946年7月下旬罗荣桓到苏联治病,至1947年5月才回到东北战场[46]

  (2)“九九指示”究竟是哪个部门下发的?为什么原因下发的?

  “故事”说是“四野政治部”为医治伤病员而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下发,而“历史真面目”中写的是“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因为日籍医护人员被四野伤病员用皮带抽而下发。

  上述内容都出自刘教授的口和手,请问刘教授,哪一个是真的?

  其实,“九九指示”既不是 “四野政治部”下发的,也不是“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下发的,其时东北民主联军还不存在“四野政治部”这个单位。下发“九九指示”的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政治部”。而且这个“九九指示”既不是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下发,也不是为“四野战士伤病员殴打日籍医务人员”而下发,是为整顿伤病员的纪律、整顿医院编制混乱和对伤病员不负责任现象、关于冬季准备工作以及关于争取日籍医务人员工作等四项工作而下发。有关它的具体核心内容后面再讨论。

  (3)原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生化研究所党委书记徐科的回忆是错误的

  苏联红军不是如徐科所说的1946年3月撤退,据当时的松江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钟子云的回忆录,1946年4月27日苏联红军全部撤走,4月28日哈尔滨解放[47]

  徐科在苏联红军撤退和哈尔滨解放的时间上搞错,在自己进入哈尔滨的时间上也搞错,而且错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个多月,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徐科不晓得那段历史,没有参加留用日籍医务人员的工作,对其过程毫不知情。

  (4)日籍医生新井侃回忆我军伤病员用皮带抽医生、护士等情节都是听说的。如“那时听说在第一后方医院,轻症病人也叫护士端洗脸水········又如“听说如果得罪了伤病员就要挨皮带抽”。

  把别人听说来的传言作为信史写入历史著作中当作指责解放军的证据,新井侃也没有听说日籍医生和护士全部被打过,怎么经刘教授的口就成为了所有的日籍医护人员都被伤病员打过呢?刘教授,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更何况新井侃的回忆也有靠不住的地方,比如他的回忆文章——《我在解放军中的八年》中说我军某医院高部长在锦州前线战斗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武断地要带几个中国医生和日本护士到前线去,而遭到了新井侃强烈反对的情节,经还活着的当事人指出没有这回事,是新井侃记忆有误

  (5)在中国不存在“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及其资料选编”中没有“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这个称呼和机构,在网上搜索“东北日本人难民营”等关键词,也没有相关内容。在东北共产党控制区域,“根据国共谈判签订的遣送日本人回国协定,1946年5月东北局在哈尔滨成立了遣送日本人办事处,以李立三同志为处长,聂鹤亭、何伟同志为副处长。下设接收物资、医药器材、遣送运输三个科。由东北联军的供给部长、卫生部长、运输部长分别兼任科长[48]。”

  按照两次世界大战惯例,战胜国在战败国的国土上强占其土地、医院、工厂、学校及征用其工作人员,是“合法”的,而我们中国作为战胜国在自己国土上征用战败国原办的医院、工厂、学校并征用改造其工作人员,既是彰显国家主权,消除日寇统治残余影响,更能解决一时的极端困难,是不是应该?太应该了!“苏军撤走时,国民党进军东北,接管了南满至长春一带的日军战俘、日伪事业机构和大批日木侨民,除老弱病残者外,大部分他们都留为军用。” “当时,由于我们(东北民主联军—作者注)收治四平撤下来的伤员,急需医务人员。我向李立三要求留用日本人,他拘泥于同国民党签订了遣送日本人协定,不同意留用.而我们遣送的日本人经过长春国民党控制区时,据了解,他们除将老弱病残遣送走外,大部分他们都扣留下来使用。由于我们收治伤员急需留用日本医务人员,我将这些情祝向东北局领导同志汇报,得到了同意。李立三处长才改变原意,允许留用[49]。”

  国际上有惯例,国内国民党有先例,我们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在急需医务人员为自己的战士治病疗伤的紧急关头,留用日籍医务人员为伤病员治伤有何不可?!更何况这种留用一般是用和言细语劝说的方式,是给予了工资和奖励的。特殊情况下用命令的方式当然也是有的,但确实不存在去什么难民营抓与从火车上去拖的事。客观上也不存在这回事,大势已去的日本人都不敢也不会骄横,即使心里不愿意,明面上还是不反抗。我们作为遭受了深重苦难、作出了巨大牺牲的抗战民族的后代必须清白,从当时日本侨民的性质开看,即使是全部用命令方式留用日籍医务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是正确的、无话可说的。

  那么,抗战胜利后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人的身份属于什么性质呢,能称为难民吗?看看他们的组成部分就知道了。

  A、日本移民

  从清末到抗战胜利时,中国东北生活着几十万日本侨民,他们主要是称之为“开拓团”的日本移民。

  “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攫取了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从长春到旅顺的铁路及附属地。为强化殖民统治和扩大侵略,日本向中国东北实行了由“试点移民”发展到“武装移民”以至“国策移民”的移民运动。

  试点移民阶段:从1905年起,一直持续到1930年,共向中国东北移民21万余人。

  武装移民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力掀起了向中国东北大规模武装移民的高潮。关东军特务部制定《关于满洲农业移民要纲案》,强调:“农业移民,是以在乡军人为主体。在警备上是屯田兵制的组织,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它将以往推行的普通移民形式转变为屯田兵制的移民形式,移民从在籍军人中招募,按军队形式编组,配给武器,实行边耕边战。随后,日本开始在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等地进行移民试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6年,先后组建五个移民团,总人数达3000余人。

  国策移民阶段: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是日本向东北实施移民政策最后也是最猖獗的一个阶段。从1937年始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国策移民共10万户,30余万人。为掩人耳目,日本将“移民团”改称“开拓团”,移民“事业”改称“开拓事业”。

  日本“‘开拓团’是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是贯彻执行日本殖民政策的集团,是武装移民和农业移民。”“开拓团主要是从军事和资源等方面为日本侵华提供支援,同时对苏防御、作战方面充当着“活人碉堡的任务。”

  例如九一八事变之时,当时驻扎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余人,比之东北军兵力远远不如,因此,日本关东军为了迅速扩充实力,将位于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进行武装,使东北关东军人数迅速扩展至2万余人,在这些武装日本侨民的帮助下,日本关东军鲸吞下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

  “日本本来计划向东北移民500万,鸠占鹊巢,彻底改变东北的民族构成,把黑土地真正变成自己的家园。在1936至1942年,日本“开拓团”是很凶猛的动物,东北老乡见了都不敢正眼看,胆敢吃大米就是犯罪。” “日本电视台把当年的开拓团民请到演播室采访‘……一个听众问:你们对中国民众有没有侵害?听了这个问题,很认真地拿着话筒讲:就连像我这样的小孩子,对中国民众都是拳打脚踢,他们只能讲:没办法。继续讲到:日本有重大的责任。而站在旁边的涩谷也补充:日本人干了很多坏事。”

  “请大家听一首歌:“我的哥哥,为什么而死的?我的爸爸,为什么而死的?用赤血去换宝贵的满洲,死守,死守,我们的权利薮。夕阳染红了满洲的丘,夕阳照黄了满洲的草,有泪痕历史的满洲,死守,死守,我们的权利薮。破我们的家,杀掉破坏和平的敌人,倾我们的国,讨伐破坏和平的支那,死守,死守,我们的权利薮。” 这是当时日本“开拓团”孩子的童谣。[50] A、B、C

  “日本的移民政策给中国东北带来什么影响?

  首先,日本移民改变了东北的人口比例,增加了日系人口数量。据伪满洲国国务院编纂的《康德7年度临时国势调查报告》数据统计,截至1940年,东北地区日本系人口总数已达到2271495人,有利于日本所谓的“五族共和”(汉、满、蒙、日、朝)。”

  其次,日本移民计划开始后,很多在日本没有地位的普通民众来到中国后立马升级为一等公民。‘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利用日军的强大来强取豪夺中国人民的土地和财物。’”

  “日本移民“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从而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日本移民“开拓团”数量不断增加并占据大量土地,增加了日本殖民中国东北的重要人力资源。”

  第三,“日本移民‘开拓团’都具备一定的军事性质,这些武装移民团成为对抗抗日武装的据点,同时使大批当地失地农民沦为日本移民的雇农,在防止他们支持抗日武装方面加强了控制,对限制抗日武装活动、协助日军控制中国东北起到巨大作用。

  同时,日本也通过大量移民减轻了日本国内的就业压力,促使日本国民更加支持军部的侵略政策[51]。”

  B、日伪事业机构工作人员、为日本侵略服务的工厂、医院、学校的工作人员、商人等及其家属。

  C、曾经潜伏在中国东北的日本谍报机构人员,战争胜利之后这些“鬼子”也神奇的变成了“中国人”。

  由以上各部分组成的日本侨民都是喝中国人的血,吃中国人的肉生活的,是中国人的主子,是为日本侵略服务的,都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他们在日本投降以后,虽因失去了倚仗而老实下来,但并不能改变他们的侵略帮凶性质,他们不是难民!刘教授轻飘飘一句“难民集中营”,含意深远,且不论有无这个集中营的存在,单这句话就改变了其“帮凶”性质,成了世人应该可怜的“难民”。刘教授如此袒护日本侵略帮凶,居心何在?

  2、关于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政治部下发的“九九指示”及伤病员打骂医务人员的事因

  (1)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政治部于1946年9月9日下发的指示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A、关于整顿伤病员的纪律方面,即纠正和处理“在医院的伤病员中存在着不守纪律的现象,如嫖赌、偷窃公物(衣被)、病愈不愿归队、作生意、打骂工作人员、自由外出、无法无天,目空一切等怪现象。”指示指出,上述许多坏现象的发生和存在是国民党军队作风在我军的反映,应严厉制止。········向典型的坏分子进行教育斗争,以至于处罚。”指示同时指出,“但在这一解释中,要防止工作人员推脱责任。”

  B、关于整编和整训方面,即纠正医院编制混乱乃至无组织的现象,无情洗刷混入医院的伪警察、宪兵、汉奸等。“指示”特别提出了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以这个口号为尺度去测量全院的和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和思想。一切工作不负责、推脱、敷衍、马虎、漠视伤病员的痛苦和要求 、对伤病员表示不和气、讨厌、揩油、浪费、贪污等都是与此口号相违背的。”要求医院负责干部“应当以万分负责的精神 去研究和执行。以求通过整顿使医院工作逐步走向正轨,进一步增加治愈率 ,减少死亡残废率。”

  “指示”着重提出,由于医院的缺点,物质保证的不够,以及伤病中所给的肉体上的痛苦的刺激,休养员是容易发气怒骂至打人的。”“我们的革命战士因与敌人在前线斗争,流血流汗以至因劳成疾才到后方休养的,如果在后方医院得不到同志的安慰而且得到相反的结果,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是很大的,这就会影响前线的土气。

  C、关于冬季准备工作

  D、关于争取日籍医务人员工作的指示

  “指示”对各个医疗卫生单位在对待日籍医务人员上指出了两个错误倾向:

  一是左的偏向,认为这些日本医务人员是战败的战俘,于是用强迫的方法,有的不要他们工作(如病人反对日本人看病),对于他们的生活不给予照顾,人格不予以尊重(民族习惯),技术不予以重视,结果使得日籍医务人员离开。”

  第二种倾向,即是右的偏向,遇事迁就他们,保持日系医务人员旧有的组织系统,迁就他们过高的要求[52]A、B、C

  “指示”针对以上错误和偏向 都给出了详细的改正方法。

  从“九九指示”的主要内容看,它并非是为伤病员打骂日籍医务人员而紧急下发,是以整顿医院混乱为主,其中包括了伤病员违纪、医院编制和管理混乱以及争取日籍医务人员三个方面的内容。纠正伤病员的违纪只是其中的一项,而且这违纪也不是指打骂日籍医务人员,而是包括各个方面的违纪;同时着重、特别、单独向所有的医院全体工作人员包括医务人员,提出了“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并要“以这个口号为尺度去测量全院的和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和思想。可见当时医院的混乱状况和医护人员不负责、不关心伤病员的现象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

  伤病员中有没有打骂日籍医生和护士的情况?当然有,甚至还发生过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副部长被战士用枪指着脑袋威胁的事。但没有只打骂日籍医务人员的事,更不是所有的日籍医护人员都挨过打。这是刘教授有意的夸大、歪曲以此来抹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至于伤病员中出现打骂医务工作人员的原因是什么呢?刘教授是不愿也不屑于说的。

  (2)伤病员打骂医务人员的原因:

  第一,东北民主联军部队迅速扩编,大批新战士入伍,战斗紧迫还没有来得及过多过细地进行共产党部队优良作风的教育就匆忙上前线。

  第二,大批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没有很好教育就参加战斗,

  因此,伤病员中新兵和俘虏兵增多,成分复杂,受伤后纪律性差,不服管教,把国民党部队的军阀作风,流氓习气,横蛮霸道的习惯带入到民主联军中。

  第三,极少数老战士因功骄傲,产生盛气凌人的作风。

  第四,“由于战争环境不稳定,医院都是匆忙接管或征用的,有的医院只派一名军代表,无力全面管理,因而规章制度不健全,战伤治疗的技术水平不高。””新组建的医院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都是临时雇请的,包括各医疗队队长、医生、护士、司药、伙夫、担架夫等,·······成分极复杂。一些人工作比较松懈,又缺乏管理伤兵工作的经验,有些医务人员缺乏为伤病员服务的思想,工作责任心不强,马马虎虎下诊断,三言两语开处方,毫无根据就打针,手术化脓的多,医疗错误不少,医疗效果不够高[53]

  第五,伤病员源源不断、大批集中的来到医院,由于医务人员少,验伤分类工作不仔细,造成休克、内出血等急救伤员未得到及时的急救,内脏损伤该手术的未得到及时手术,重伤该留治的也未留治,以致造成一些伤员死亡。由于第一线清创不彻底,不完善,到了医院又反复做清创工作,一站一站像挖烂梨一样,扩大了创伤感染。由于控制感染不够,造成严重化脓不得不截肢;对于头、胸、腹、骨盆腔部的重伤员,由于专科技术人员不足和缺乏专科设备,也由于作战紧张,时间和地点等条件的限制,不能早期进行专科手术 ,因而这些重伤员在伤后3—5天就牺牲了。

  对伤病员救治不及时,早期治疗不完善、不彻底,导致有些重伤死亡了,有些伤员伤情加重了,有些影响了 后续治疗 ,有些成了残废[54]

  日籍医务人员来自关东军医院、日伪市(县)立医院、铁路医院、工矿医院、开拓团的医院和医科院校、制药、卫生技术等单位

  日籍医务人员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有较进步的,他们对我党我军有些认识,愿意和安心为我们服务并能以其进步思想去影响别人,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不大过问政治,只搞技术工作,我们对他们态度好则近之,否则远之;第三种人,他们对我党我军抱仇視心理,还迷恋于法西斯统治时代的生活,他们认为我们的宣传是欺骗,所不进去,不但不悉心研究我们的政策,反而遇事抵抗,认为留在此地工作是由于迫不得已的,这种人在医院中虽为数不多(占三种人中最少的),但他的统治威信尚未完全在群众中失去,即是说还有部分群众受他蒙蔽着,受他左右的。

  同时,在上述人员的思想中发現有如下一些问题尚未彻底解决:①对于日本失败的真正原因认识不清或不认识,因此他们对于本军部的威信还很高,②天皇制度和天皇权威在他们的思想中影响很深,对我们的同志对他们提出有反天皇的内容,往往有很大的反感,③对民主联军的力量看不起,不信任,看不起民主生活,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策谁是谁非也有的弄不清楚。日本人对中国人也存有戒心,态度冷漠。·····而日籍人员多数对我军政策不了解,恐惧、忧虑、不安,其至有的开小差,想回国,终日忧心忡忡,思想混乱复杂。

  由于大部分日籍医护人员的上述思想问题,导致了第六个原因的出现。

  第六,“日本大夫做手术消毒不严、麻醉药没打足(伤员痛的太厉害),化脓的伤口不能充分冲洗及挑脓换药手太重了;病房中空气不好,伤员生虱子,晚上无人招呼喝水;日本看守妇说话不通,看守妇及大夫分工不够细致,日本大夫没有使用三番迷汀的习惯[55]

  第七,接收医院和征用医务人员仓卒,其中夹杂着一些日伪警察、宪兵和特务。

  以上七个方面的原因造成民主联军伤病员产生打骂医务工作人员的行为,但要再次指出的是并不是专门打骂日籍医务人员,也更不是全部日籍医务人员都挨过打。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副部长孙仪之那么大的领导,都被战士用枪指着头部,要打孙部长一枪,看他痛不痛,原因是重伤员睡在走廊里没人管[56]

  刘教授,假如你在枪林弹雨中负伤,在极其简陋的漏风漏雨的病房里,处于那种痛不欲生的状态下,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和温暖的关心,无人管,你会不会产生急躁情绪;遇到冷漠的不负责任的医护人员,你会不会有脾气;当你动手术时因麻醉不足而痛得死去活来时,你有没有要打人的情绪?且不说医护人员,总卫生部副部长这样的高层领导,由于误以为其工作没有到位,战士都敢用枪指着头部,要打他一枪,可见伤病员的怒气到了何种程度!今天有人坐公共汽车会因司机的不配合而大发脾气打司机,更会因医疗事故而动手打医生和护士,甚至杀医生。对比一下,在那个时候痛苦不堪的负伤战士因上述种种原因而一时激动以致打人和骂人,可不可以理解?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应该理解!理不理解这关系到我们的立场、观点。所以,“指示”一再强调:“我们的革命战士因与敌人在前线斗争,流血流汗以至因劳成疾才到后方休养的,如果在后方医院得不到同志的安慰而且得到相反的结果,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是很大的,这就会影响前线的土气。”对医护人员特别强调:一切为了伤病员”!当然,对极少数违纪恶劣的都给予了严重的处罚,并不因为他们流血流汗而纵容姑息。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论是八路军、新四军还是后来的各种称呼的人民军队,对待敌军无论是国民党军、日本军还是美军的俘虏是仁至义尽,天下有口皆碑的;东北民主联军从领导到战士对待日俘和日侨包括留用人员,都是仁至义尽,也是天下有口皆碑的。这种高尚的人道主义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不信,看看美军、苏军等外国军队是如何对待俘虏和战败国侨民的,有大把大把的事例证明它们特别是美军的恶劣至极、惨无人道。国民党官佐在东北又是怎样对待日侨的呢?

  在国民党军队与苏联红军交接后的东北地区,出现了国军强奸日本妇女的风潮。李云琛《国军在东北侮辱日本妇女风潮》中说:“此次风潮,据亲历东北接收之国军宪兵王鼎钧先生回忆:‘那时她们……为丈夫乞命,为子女乞命,为自己乞命,她们完全顺从中介人的摆布。所谓中介人,主要的是日侨管理所的中国干部,各方权势向他们要女人,”“另据新一军参谋潘德辉披露,孙立人甚至亲眼目睹过一场国军高官针对日本妇女的强奸。1946年新一军军部和新三十师驻海城。某日午间,我骑马至海城察看地形,至一大宅院旁,听到院内有凄惨的 哭叫声和皮鞭抽打夹杂日语巴格野郎之骂声。我因好奇而下马爬上院边之大柳树窥看究竟,简直让我惊讶的几乎滚下树来。因为院内正在进行一场威胁日本女孩接受玩弄的丑剧,除二名日语译员正在鞭打日女外,全是我军师团级干部。见此情形我立即飞奔回部报告仲公······一见那种情形,确让仲公愤怒已极,不由分说,手持马鞭,口中不断骂畜牲、不是人,逢人便抽打,打得那批不顾体面的人东逃西窜而散走,使这幕丑剧落幕[57]。”至于国民党官吏和兵士在大街上随意乱摸日本女孩是经常的事,日本女孩的态度是“不反抗、不配合、不做声”。

  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各级领导和各级指战员包括伤病员在内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即使是违纪都没有在这个方面的违纪,那是要被枪毙的!医院的混乱现象只是最初的一个时候,民主联军最高领导及时发现并进行严厉整顿,定下了若干纪律和条例,开展了各种谈话、谈心、开会和学习活动,医院工作很快走上正规,医患关系迅速好转,中日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亲如一家、生死相依的程度。

  在对待日籍医护人员的态度上,上级领导首先对我方人员进行政策教育。“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根据我党的一贯政策,及时提出对日本籍卫生技术人员的政策规定,要求各单位严格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的界限,区分战犯和一般战俘的界限,区分日本军官和医务技术人员的界限,区分战俘和侨民的界限,正确对待日本卫生技术人员,并规定尊重日本民族生活习惯,中国人不准和日本人结婚等纪律。民主联军卫生部门根据这些指示、规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政策感化和教育工作,要求中国人对待留用的日本人一视同仁,在医疗上尊重他们的技术,在生活上宜多照顾,在工作上按技术职务使用,在生活管理上,单独编班组,指定工作表现好、有群众威望的日本人担任班组长,进行自我管理。

  为做好日本人工作,各级卫生部门专门设立了民族科,医院设立民族干事,由日本积极分子做日本人工作,他们开座谈会,上政治课;有的还编印日文小报,进行宣传教育;还常常组织文娱活动,在寓教于乐中加深他们对我党我军的思想认识[58]。”

  如第九后方医院,“教育全院人员要划清两种绝然不同的界限,一是敌我界限;二是正确和错误的界限。根据民主联军总政治部的指示,必须分清侨民和战犯、业务技术干部同日军军官、一般职工同日军战俘的界限。我院日籍人员,多数是业务技术人员,还有侨民、一般职员。这些人不是找们的放人,而是我们的朋友。他(她)们都已参了军,是我军的战土,是我们的同志。方针政策交待清楚了,双方的团结合作就有了政策思想基础。紧接着,对全体人员开了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讲清什么是阶级,讲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同时还采用忆苦思甜的現身说法:不分国籍不分干部职工,在忆苦会上,傾诉自己和亲人、家庭受压迫被剥削的疾苦。在普遍诉苦的基础上,对苦大仇深的、亲人被压迫致死的,召开对死者的祭灵大会,用活生生的事实,对封建地主和反动资本家的压榨剥削进行了声泪俱下的控诉。到会的人员听了都泣不成声,悲痛万分。忆苦会后,全院人员吃忆苦饭,野菜和糠窝窝。

  通过阶级教育,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认识到天下穷人是一家,中日人员团结了,互相信任了,能够携手共进,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了。全院团结一致[59]。”

  3、民主联军日籍老战士对被留用的过程回忆

  原东北民主联军日籍军医现已90岁的北乡荣要回忆道:“民主联军的同志跟我说,你会汉语,又懂医疗技术,可以留下来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那时我已接触到了民主联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政策,自己非常认同它,就决定留在中国。”

  原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医院担架员涩谷文熊当时是衣食无着的日本滞留人员,在民主联军积极号召下加入了革命的队伍,他在86岁时亲口说:民主联军的同志讲,“你们来学习革命理论真理之后,你们的人生就会翻开新的一页,同时还向我们表示,参军以后可以保证我们的生活,我们当时最感激的,就是能保障我们的生活这一条(面带微笑—作者注),所以我就参军了[60]。”

  原东北民主联军156师466团今村匡平(原日本关东军军医—作者注)自述:“与关东军司令部一起向通化退却,进而后退到朝鲜平壤的兵站医院,从事医务工作。被苏军解除武装收容在三里合俘虏收容所。苏军撤离后,医院被东北民主联军接管成为延吉俘虏收容所。接管以后奇怪地增加了“病号同志”的聚会,据说这是他们的政治教育。我在小泽见习士官的劝诱下,也出席了病人的民主小组会。会上读的是冈野进(野坂参三)的民主主义论和河上肇博士的《贫乏物语》(贫穷的故事),都是粗劣的钢版誉写的油印印刷品。小组长以这些印刷品为主,或加以解释,或组织讨论。

  1947年夏,我奉命出任一营所属卫生所所长。

  部队里的‘回归热’也有所增加,我终于也得了这种病。派金朴均找来了个朝鲜族医生,他苦笑着对我说:‘你们那位赵营长严厉的命令我:你如果把这位日本医生给我治死的话,我就把你当反革命毙了,你必须想办法把他给我治好。’真是毫无道理的命令,然而,我的心情象被温暖的东西拥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不久,我团开始了追击国民党金撤往吉林一部分守备部队,战场上看到许多敌人军队将士的尸体,衣服,家具什物。在百多名俘虏中有孩子,还有约十名日本妇女,通过交谈得知,她们是在停战后给国民党将校军官做小老婆,被迫跟着她们在这个各地转。

  团长董崇斌为了让我安心工作硬要我结婚。就在我们驻扎在刘家店的时候,突然收到要我们3 天后结婚的命令,对此我写了报告:“这儿是战场,等打完仗再结。”但未获此准,仍然命令在3 天后即行结婚,我这才真正是命令结婚!

  对俘虏绝对没有虐待过。可以说正因为如此,敌军的起义也好,投降也好,得以顺利进行。·······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虽然只有63个字但其威力实在是无穷。·······部队严令绝对禁止虐待俘虏,而且不能接受俘虏们自动拿出来的私有物

  打人在日本陆军是习以为常的事,但在解放军则绝对严禁私自制裁。当发生违法行为时,教育士兵只是劝导其认清自己的错误,即或是下级士兵也都知道这是革命的同志爱。打人,不管理由如何都是成问题的,这一点当然对一般人也适用。这个军队绝对不发生性方面的犯罪行为,特别是强奸事件。这个军队可以说是在生话上强制禁欲并获得成功的世界上唯一的军队[61]。”

  刘教授所介绍的日籍医生新井侃,在他的《我在解放军中的八年》回忆文章中,根本没有‘那时听说在第一后方医院,轻症病人也叫护士端洗脸水、接大小便、按摩以及端饭端药等,每一个重症病人都要一个护士看护,并听说如果得罪了伤病员就要挨皮带抽”这些内容,不知刘教授从哪个地方看到了新井侃有过这样的表述。反而新井侃是这样回忆的:“队长(民主联军干部——作者注)对在我们社宅前整队集合的部队做了讲话。懂得中国话的原采矿课长告诉我们,队长讲话的主要意思是:‘现在日本人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正处在艰难的境况当中,我们绝不要去欺负、为难和轻视他们。对于他的话,我们深为感动。’”“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况下,除了命令我们交出日本刀外,并没有发生战士个人强要日本人东西的事件,更没有暴行,相反,日本人却开始卖香烟和饼给部队,并依赖部队而维持生计。”

  “部队进驻社宅几天以后,20几名社宅中主要的日本人被邀请去参加宴会。部队准备了日本酒、白酒和丰盛的中国菜,我们怀着说不清楚的心情参加了宴会。除了几个曾经和中国深交的人,在与之交谈外,招待宴会好象被追赶着一样,没有高潮就结束了,但是日本人对年轻干部的印象是非常愉快的。对他们态度的朴实而不造作以及团长如下的讲话甚感兴奋,。团长说;‘日本人民是我们的朋友,你们和我们一样受到日本法西斯的磨难,中国在各方面还很落后,非常希望你们能够协助我们’”[62]

  我们再看看几十年后这些东北民主联军日籍老战士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什么态度。

  日籍四野老战士小木曾博子28岁那年回日本国,到家第一天,来了5个警察,询问她在解放军中是否被打被强奸博子愤怒地回答:‘解放军与日本军队不一样,他们绝不会干那样的事!’

  所有的日籍解放军老战士都感恩解放军部队

  “自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这些参加过中国解放战争的日籍老战士已到垂暮之年,他们怀念中国,怀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怀念在第四野战军渡过的日日夜夜,认为那是他们的‘再生之地’。

  1982年5月25日,日本歧山会馆的“回想四野会”聚会上,这些年过半百的老人们身着整齐的正装,佩上了久别的各种解放纪念章,洋溢着无比的荣耀和自豪。这是他们人生中难忘的经历和殊荣。

  1990年4月,日本的在第四野战军10纵工作过的医生、护士、宣传队员组成“第四野战军日籍战友回娘家访问团”来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大都参加了四平血战,三保临江,四下江南,林海雪原剿匪,黑山阻击战,锦州战役。尔后四野百万雄师入关,他们又参加平津战役,百万大军下江南,一直随队打到海南岛。看看他们对待解放军大家庭是什么态度。

  随着这批老兵离自己的娘家越来越近,他们身上当年打下的中国烙印就开始一点点泛上来。部队安排他们到工作、战斗过的原四野10纵野战医院二所,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进行40年后的回访。成员个个事先郑重其事地准备一番,身挂奖章、勋章、衣着整齐、精神抖擞。当走进医院,看到数百名身着白衣的医生、护士手挥鲜花、彩带热烈欢迎老战友高呼‘欢迎老战友回娘家’时,访问团成员个个热泪盈眶,有几位女团员扑到欢迎队伍中的女战士怀中,抱头痛哭。

  爆发的顶点则是在某部钱树根军长、宫永丰政委主持的欢迎宴会上。当时主客突然放下酒杯,集体起立,情绪激昂泪花滚滚地唱起当年最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幅敬信和几位女团员还干脆离席在空地扭起了东北大秧歌。

  在日籍铁路技术人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四野29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吉冈以前是技术高超的火车司机,解放战争结束后,吉冈转业至地方,在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1953年毛泽东南巡,吉冈被上级交代一项意外的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返回北京时,担任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吉冈宽当时惊得目瞪口呆,今天,他依然将之视为此生最大荣誉。

  几乎所有归国日本老战友都会在回忆中强调当年解放军的纪律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日本媒体。中村义光今天还能熟练地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旧日本军队也有类似的纪律规定,但从来不像共产党军队这样当真。

  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被留用的日本人》专题片,被采访到的当年解放军老兵们,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的那段历史时,几无例外的回答是:现在我为参加了中国革命而骄傲,为青春奉献给了中国而自豪

  对一生的影响,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在留用的过程中,我的人生观得以形成。我们和农民在一起,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奔波。人民解放军教会了我应该做什么。留在我脑子里的不是现在的中国而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

  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为什么要这样做,并不是解放军留用了这些日本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是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态度,出于保护这批日本战友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决定收回这些各种纪念章、军功章,并说明将来条件允许,环境变好了将发还他们的这些奖章。

  果然,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日籍人员,归国后处于日本警视厅和各种组织的监视之下,有的人找不到工作,有的受到上司和同事的猜疑。 中村义光回日本30年不讲中国话,不敢写中国字。回国的日籍老八路小林宽澄,一直受日本方面的监视,直到85岁后才解除。但他依然四处演讲作报告,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63][64]。”

  刘教授神秘地说“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

  不知道刘教授是在哪一年哪个地方接触过哪些日本老战士,是不是这些日本老战士告诉刘教授,日籍医护人员都被东北民主联军伤病员殴打过?

  这段历史需要刘教授来解密吗?同样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所工作的郭芳如是说:“周恩来在1956年6月接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65]。’”看到没有?1956年就由我们的国家总理公开了这段历史。原东北民主联军东线兵团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涂通今,1988 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卫生工作”一文中也披露了很多相关细节。

  东北民主联军留用日本医生、护士这段历史是正大光明的,是清白干净的,是有益于东北民主联军的,也是大有益于日籍医务人员的;东北共产党控制区域没有“遣返日本人难民营”,更没有所谓到“难民营”抓和在火车上拖日籍医务人员的事,这是刘教授自己的“发明创造”;伤病员打骂医院工作人员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而且是最初的现象,很快得到了纠正,极少数违纪恶劣者受到了处罚;伤病员并不是专门针对日籍医务人员,不存在所有的日籍医务人员都挨过打的事,日籍医生新井侃的回忆中并没有关于伤病员用皮带抽打日籍医务人员的内容。所有四野日籍老战士对在解放军中工作的那段历史感觉荣耀,表示自豪和骄傲,对四野部队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深厚感情。这段早就由我们的总理公开了的历史,无须要等到2006年由刘教授来解密,更用不着他来造谣污蔑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45]《揭秘跟随四野南征北战的日本籍医护人员》,《搜狐网.国学历史文章精选》2016-04-21 16:33 http://www.sohu.com/a/70697745_111783 本文摘选自刘统 著《历史的真面目》华夏出版社

  [46]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年7月,第四版第257页

  [47]钟子云:《从延安到哈尔滨——回忆党中央先遣组派往东北》,《中国共产党历史网》2016-05-13

  [48]孙仪之:《留用日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第748页

  [49]孙仪之:《留用日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第748页

  [50] A《纪念碑为谁而立—日本开拓团历史探秘》,《新浪文史—文史观天下》第25期http://book.sina.com.cn/z/jinianbei/

  [50] B余戈:《知道得越多才能得出最客观、理性结论》2011年08月30日17:36 新浪读书http://book.sina.com.cn/author/2011-08-30/1736290448.shtml

  [50] C《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中国网 | 时间: 2005-07-06

  [51]《日本侵占东北期间移民30多万 开拓团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中国新闻网-辽宁新闻网》 来源《辽沈晚报》2016年09月19日 08:49

  [52] A《关于目前紧急工作任务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第13、14、15、16页。

  [52] B《关于目前紧急工作任务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第16页

  [52] C《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240页

  [5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4、6、82、239、241、405、406页

  [54] 孙仪之:《对解放战争野战卫生工作的片断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第679、680页

  [55] 辽吉军区卫生部:《1946年8月14日一月至八月的卫生工作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第9页

  [56] 孙仪之:《对解放战争野战卫生工作的片断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第681页

  [57]《百度文库专业资料人文社科军事/政治》2013年

  [58]戴岳:《访全军唯一战区后勤史馆 文物讲述后勤故事》,《浙江省文物局》来源:新华网

  [59]刘御:《第九后方医院的日本朋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第752页

  [60] 《东北民主联军曾争取日籍医护人员留用》中国军视网2019年3月10日

  [61]《东北民主联军156师466团日本关东军军医今村匡平自述》来源于《个人图书馆.神珠226  》 2018-12-08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1208/14/44912987_800206046.shtml

  [62] 新井侃:《我在解放军中的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第763页

  [63]《顽石: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察网2018-12-08 17:51

  [64]《四野日本老兵:三万日籍解放军历史解密》,《环球视野》2015年8月11日来源2006年于第26期《凤凰周刊》

  [65]郭芳:《东北人民解放军留了多少日本人》,《军事历史》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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