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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锁国主要指精神价值领域的事

2019-03-20 11:54:35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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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看到“中国是否闭关锁国”的争论。往往立场鲜明,观点针锋相对,明显异于一般学术性(或多或少达成一致的追求和倾向)争论,具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有关敏感性话题我们今天不准备涉及,绕一下。今天也就因为网络一篇《离开日语词汇,现代中国人真的不会说话了吗?》引出思考。就话题本身他需要一些专业背景,作出某些客观性、指标性评估,然后才能下结论。这对我有些困难,绕一下,不谈话题本身,从“中国是否闭关锁国”做切入口。

  既绕开敏感性话题,又不在客观性、指标性评估上面下些功夫,那怎么讨论?我以为思辨方法上可以。

  以我的观察,这类争论往往混淆了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而这两个领域的“是否闭关锁国”情况大不一样,应该界别一下,不能统而称之;另外,不同历史时期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也不能统而称之,应该界别。因此我们在做“中国是否闭关锁国”争论前首先要做这两步工作,当然这两步不是前后优先关系,而是同时的、共时的。

  古代中国各方面实力强于周边政权,无论政治的、军事的、经济以及各文化事务都要领先于周边,因此与周边关系我们就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各文化事务各项考虑即可,其中物质功利动机与精神价值方面兼而有之,未必区分很清晰;明清以来西方势力渗入,中华帝国势力日衰,特别进入近现代(1840算近代开始,1919算现代开始)中外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对外交往中物质功利与精神价值追求愈益呈现背反:一方面就物质功利方面,统治阶级有对外开放和追逐功利的强烈动机和实践;另一方面就精神价值方面,又表现出对外保守的倾向和拒绝外部势力渗透的动机。

  因此闭关锁国问题首先应该就古代与近现代分开来看。古代社会就是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各文化事务对外关系问题;明清以来变得复杂:表现为物质功利的对外开放与精神价值领域的对外保守拒绝,这两方面的反复交替――物质领域对外开放势头强一些,国势整体就表现为对外开放,精神价值保守更趋浓厚就显对外保守、闭关锁国。

  比如汉朝的汉匈关系,白登之战后一个相当长时期,汉朝军事上处于守势,政治上对匈低调,采取和亲策略,但又在长城沿线设置多处口岸。汉朝离开匈奴可以生存,匈奴离开汉朝则无法生存,这是他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的。汉朝正是利用这一点,利用口岸去调节汉匈关系:关系紧张时就关闭口岸,禁铁禁盐、禁止一切货物流出,我也不要你的马匹和皮革山货;关系和缓时就开放口岸。直到汉武帝时期军事准备完成,对匈奴发起反击,拔除所有隐患。这其中所有的“闭关”或“开关”,都是纯而又纯的政治、军事、经济目的,不存在物质功利开放与精神价值保守的背反。

  再比如唐朝。他的上层本来就流有少数民族血液,他的政治控制曾经越过葱岭,长臂管辖直达费尔干纳盆地,相当于今天的乌孜别克斯坦,唐朝给今人的整体印象是“对外开放”、“包容”、“大气势”。然而某一方面看又“对外关闭”的很――唐僧对外取经“九九八十一难”,我看有一大半来自唐朝的对外关闭。这是个严重问题,当然我这里没法堆砌资料。怎么看?我以为他就是个“边境管理”问题――唐朝的国家管理水平比以前朝代要先进许多,也正是这看起来比以前朝代更“闭关锁国”。一方面的“对外开放”、“包容”、“大气势”,一方面的比以前更“闭关锁国”。然而他纯粹就是个“边境管理”问题,不存在物质功利开放与精神价值保守的背反。

  我们对古代社会分析,大致这类情况,对外关系目的很清晰、单纯的很,就是政治、军事、经济目的。明清以后就变得复杂。我们这里不做过多分析,就以张之洞为例: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他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可圈可点、是巨大的,比如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并大批派出人员,学习外国的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此看来张之洞对外开放得很;而同样这个人,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你别以为创办教育就是为了提高民智;完全弄反了,他可是为了钳制民智、弱化国民――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最好注解。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我们今天孤零零的一个评价,而是经历100多年历史正反检验的,究竟是对是错是有定论的。

  同样一个人:他在物质功利方面表现得很“国际接轨”、很“开放”,用我们今天时尚的话来说很“一带一路”,而在精神价值方面又很“闭关锁国”、很“保守”。明末清初特别近现代以来,统治阶层大都表现得与张之洞一样,“开放”或“闭塞”具有两面性――哪怕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那个“人”也能看到张之洞的影子。张之洞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人物,他个人表现出治国的巨大能力和历史观察的深刻深远洞察力,又秉承一般读书人的良好品格,极强的理论能力,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后世影响巨大。然而“呼啦啦大厦将倾”张之洞独臂难支,他的“改革开放”也好,他的“闭关锁国”也罢,连同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同淹没在巨大的历史洪流。

  我以为凭张之洞个人智慧,他一定也洞察到这个,否则他就不配“张之洞”;他所做的仅仅延缓一下帝国的衰落,对得起“皇恩浩大”,对得起他那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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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是否需要参与网上《离开日语词汇,现代中国人真的不会说话了吗?》那篇讨论?我看了看,他也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与我半斤八两。离开不离开,正或反,都缺乏根据。作为一个人读书人的直觉,我以为日语词汇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确实巨大,离开他确实会产生困难。造成这种现象有多种复杂原因,也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关――不放在这个巨大背景中去讨论,是有困难的,既使很高的“技术”含量和专业背景,也难客观真实,容易失之偏颇。有时一个专家讲出来的话反而不及一个政治家对路,就是这个原因:专家考虑问题也许过“窄”,而政治家倒是必须将所有可能原因都列出来思考。

  我们今天讨论也契合最近几次话题:一旦涉及社会人文领域,物质与精神就不能决然分开,他们是同时共存的――也即这是“元思维”;但在具体涉及话题时又应该有所侧重,需要设定条件限制,需要纳入具体环境,不能统而称之,这是“具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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