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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实践、认识与意识:他们既是本体亦是关系,还是唯物与唯心的统一

2019-03-16 10:51:5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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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X第一性,Y第二性;X决定Y,Y反作用于X”这种公式、这种形式、这种模式、这种格式、这种表述去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本身没有错,马克思主义经典往往也具有这样的表述形式;但是因为存在许多语境和限制,阐释效果不佳,有时往往南辕北辙,究竟谁是“马克思主义者”倒是悬而未决,所以一再有“回到马克思”的思辨。单单一个究竟“唯生产力论”还是“阶级斗争为纲”就让我们国家陷入半个多世纪的空前争论和斗争。

  我们是否可就表述形式上做个小小变通,让争论尽量压缩到最小范围?本文我们就花些时间做这步工作。有了前期《哲学“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不能回避政治的残酷性――草原、一神教、父系制他们仨的同时性是偶然吗?(简称“不能回避”)和《关系论与本体论不可偏废,其实他们是一对“反演阴阳”》简称“不可偏废”)这两篇铺垫,期待工作会容易些。

  理论对于历史的作用,就好比英雄人物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两者的思辨形式完全一致,思辨内容各不相同而已。就历史观有所谓“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我这里为叙说方便,硬生生地生造两个词汇“理论史观”和“要素史观”;强调理论的决定主导作用就是“理论史观”,强调理论以外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就是“要素史观”。读完本文大家会有趣的发现:将“英雄史观”、“人民史观”、“理论史观”和“要素史观”替换标题中的劳动、实践、认识与意识,结论完全成立,当然证明要麻烦得多,这不是我们本文想涉及的东西,暂时“躲”一下。

  英雄与人民大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可偏废:过于强调英雄的作用,将历史看作一个个偶然事件的堆砌,那就陷入“唯心主义”,那根本就没有历史――道一人极力推崇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而贬低中国的《二十四史》,把他看作“宫斗剧”――傍晚7:30《新闻联播》后最佳的娱乐消遣,就是这个原因;过于强调人民大众的作用,表面看似很唯物主义,实质以另类巧妙的方式突出英雄。“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应该同时并重、相得益彰、各得其所;这样一来,英雄的地位作用,与人民大众的地位作用反而看得更清晰,辨析得更明白。

  这段分析同样适用于“理论史观”和“要素史观”。理论的作用不可拔高但也不可轻视,中国1949年革命与两千年“周期律”改朝换代相比,一个突出点:理论的强大作用。1949年革命的成功,一半来源于理论的贡献,我看不为过。因此我本人对理论非常看重,甚至到达每个“细节”。今天就对其中若干细节进行思考。

  “实践”一词的概念在《哲学》中比较清晰,我们今天就从“实践”开始分析,建立一种思维模式。先做一个预设:实践与劳动是同一个概念两个词语。实践与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库中占据突出地位,实践与《哲学》的关联度更高,劳动与《政治经济学》关联度更高――也可以认为:劳动是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也即“生产实践”。

  ――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中更偏重使用“劳动”这个词汇,而在《哲学》中更偏重使用“实践”,这是由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有着不一样的论域和研究性质,今天讨论不介意他俩区别,更在乎形式。《政治经济学》偏重“劳动”,他存在许许多多语境或环境限制,人们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在文本环境中经常与“剥削”,“压迫”、“反对”等等语境相关联,又比如“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仪式行为,又比如“镰刀斧头旗”或一系列标志物,这一系列只能烘托出“劳动”的含义,必须使用“劳动”这个词汇;同样《哲学》偏重“实践”,他也存在许许多多语境或环境限制,与一系列哲学语境或环境相关联。

  ――我们在“不能回避”一文曾强调:理解这些概念要联系上下文,联系他的语言环境,联系东西方文化环境的巨大差异。马克思“唯物主义”是在反对欧洲基督教“唯心主义”时产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存在全方位对抗,投射到《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也投射到“实践”与“劳动”这两个词汇的理解。理解这对我们辨析有关语词的含义是有帮助的,不至于落入纯粹的语词和文本解析。

  

  绪言

  一、实践既是本体亦是关系,他是唯物与唯心的统一

  二、认识既是本体亦是关系,他是唯物与唯心的统一

  三、意识既是本体亦是关系,他是唯物与唯心的统一

  四、劳动既是本体亦是关系,他是唯物与唯心的统一

  五、为何要区别“元表述”与“具体表述”

  (一)中西方在哲学和思维上的特征性差别所致影响

  (二)价值功利牵引所致影响

  (三)语言和文字的平面性与思维立体性对立所致影响

  (四)其他

  (五)结论:

  六、中国社会的“僵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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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践既是本体亦是关系,他是唯物与唯心的统一

  “不可偏废”一文回顾:

  物质领域的分子、原子、核子、中子、电子、轻子,最后一直到基本粒子,《物理学》领域他们哪怕划分再细小,仍然存在物质实体,是一个个物质实在,有重量、有体积,哲学上他们是具体的物质本体;然而他们也是关系,或者说是关系的载体,全都这样。他们既是本体又是关系,或者说他们既是本体的体现又是关系的载体――比如“电子”:他既体现为物质本体,又是关系的载体,本体与关系共存于分子,因此我们在“不可偏废”一文将此定义为“反演阴阳”。

  在中文语境中,“XX”似乎还暗示有体积,有重量,至少还有示意物质存在的那个“点”,然而在《量子力学》和《统一场论》中,某些基本粒子他们甚至连示意物质存在的那个“点”也是多余,不需要“体积”,不需要“重量”来标识其存在,他的存在以其他性质去标识比如“能量”等等。比如“光子”就是一例。

  这类“基本粒子”还能称之为“物质本体”吗?当然不能。《量子力学》和《统一场论》称这些基本粒子为“粒子场”,简称“场”。那么“基本粒子”与“场”究竟啥关系?“基本粒子”是“场”的计量单位――类似“公斤”、“克”是重量的计量单位,“米”、“厘米”是长度的计量单位。“场”是什么?不就是关系吗?或者说“场”就是关系的载体。

  因此这些“基本粒子”你说他是“物质本体”,我宁可说他是“关系的载体”,他们既是本体又是关系。目前已发现和命名有400余种基本粒子,这400余种基本粒子也就对应400余种“场”。这400余种基本粒子划分为轻子、夸克和规范玻色子三大类,这三大类基本粒子间存在强、弱、电磁和引力这四种“关系”――这三类“本体”物质与四类“关系”就构成了“标准物理模型”。这个模型的建立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尚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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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们《关系论与本体论不可偏废,其实他们是一对“反演阴阳”》一文回顾,结论适用于物质领域,但也可以推演到非物质领域。但也埋下伏笔:以上结论在自然物质领域也许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随着国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自然物质领域接受该结论已比较容易了;一旦推广到非物质领域,因为受到政治和价值功利的牵引,要理解他反而有些困难。但这步工作还是要做,我们今天以“劳动”、“实践”、“认识”作为入门突破口。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本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致接受的一个结论,我们今天进一步下个断语:实践不仅是本体,亦是关系;本体和关系共存于实践,他们是一对“反演阴阳”

  

  (1)实践是本体,不必赘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终极追问就是从“实践”开始。何以“关系”?

  目前关于“实践”的定义或表述,存在多个版本,标准哲学【注1】【注2】的表述(之一)是:实践是主体能动地改造客体的活动。这个表述有一对范畴和一个限定。一对范畴:主体与客体,“实践”联系这对范畴,不就表明“实践”是这对关系的载体吗?理解上“实践就是关系”;一个限定:能动。怎样理解?

  我们睡梦中经常有不自然、无意识状态下的“痉挛”比如敲击床沿造成巨大响声,《心理学》解释那是我们小脑活动的结果,他也符合“主体施加于客体”,但他不是“能动地”施加,因此睡梦中类似“敲击床沿造成巨大响声”不属于“实践”。

  

  (2)“实践”既是本体亦是关系,已经没有疑问。何以唯物与唯心的统一?

  标准哲学关于“实践”的定义或表述已经相当简单,然而关于定义的附加解释却相当邋遢,足以引起十家九说;我把其中比较一致共同的内容提炼出来,得出“唯物与唯心的统一”结论。

  “主体能动地改造客体”是通过中介完成的;主体包括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也即主观,于是主体包括主观;客体包括精神客体和非精神客体,非精神客体就是客观,于是客体包括客观。如果把邋遢的东西全部去除,实践不就是“主观与客观”通过中介联系在一起。于是可以说“实践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或者“实践是唯心与唯物的统一”――不过这里涉及一个“延迟”,需要通过中介的“延迟”。

  

  (3)“实践”究竟唯物还是唯心的纠结,起源于“元表述”与“具体表述”的界分

  我们把以上表述称之为“元表述”,也即:实践既是本体亦是关系,是唯物与唯心的统一;本体和关系共存于实践,他们是一对“反演阴阳”。异于元表述的其他表述称为“具体表述”。

  就元表述,他是不会产生究竟更唯物还是更唯心之类纠结的,何以产生纠结?与具体表述有关,比如具体“语境”、具体“上下文”、具体“限定”、具体“历史”。在某种“语境”、“上下文”、“限定”或“历史”下,实践具有唯物的特征,而另一种“语境”、“上下文”、“限定”或“历史”下则表现为唯心的特征。

  ――比如过于解释“实践是主体能动地改造客体的活动”定义中的“能动地”一词,把“能动地”看作实践的本质属性,也许落入“唯心主义”。再比如有个强化版的定义是“实践是主体能动地改造客体的客观物质性活动”,然后再过于解释其中的“物质”一词的客观性,于是落入“唯物主义”。再比如最强化版的定义是“实践是主体能动地改造客体的一切社会性客观物质性活动”,然后再过于解释其中的“物质”一词的客观性,以及“一切社会”的限制性含义,于是落入“唯物主义”。

  ――我查阅了国内关于“实践究竟更唯物还是更唯心”的大肆争论,大都类似情况,几十年来汗牛充栋、卷帙浩繁的争论大都起于此;不仅今天,也不仅国内,马克思恩格斯在世也时存在这个争论,情况类似,只是不同的术语表述。人们的争论或者出于价值功利、学术功利、审美趣味、沟通不畅等诸原因,都会影响“具体表述”,从而产生究竟唯物还是唯心的纠结。因此区别“元表述”与“具体表述”极其重要。“元表述”就是最简表述,直接关联主客两界,概念直达范畴:“本体”与“关系”是存在在范畴的最高分裂,除了“本体”与“关系”之外还有哪个“存在”概念可以覆盖他俩?我想不出;“思维”与“存在”是哲学在范畴的最高分裂,除了“思维”与“存在”之外还有哪个《哲学》概念可以覆盖他俩?我想不出。

  “元表述”与“具体表述”的界分与哲学与部门学科的界分没有必然对应关系,而是更为复杂,必须进入一个个具体话题才能看得出――这种复杂或者来源于中西文化差别,或者价值牵引影响,或者导源于语言文字的平面性与思维的立体性对立;总之对应关系复杂,我们后面会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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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功基本告成可以转入下面话题,总结一下:实践既是本体亦是关系,是唯物与唯心的统一;本体和关系共存于实践,他们是一对“反演阴阳”。以上表述称之为“元表述”。实践究竟更唯心还是更唯物,必须界分“元表述”与“具体表述”:就“元表述”,他们就是一对“反演阴阳”――既“唯心”又“唯物”,既不唯心也不唯物;就“具体表述”,他必须存在具体的“语境”、“上下文”、“限定”或“历史”,究竟唯心还是唯物?人脑是可以辨别的,人的思维是立体的――甚至还包括你那颗真诚的“心”,而纸面的语言或文字往往无能为力。

  二、认识既是本体亦是关系,他是唯物与唯心的统一

  (1)认识就是关系

  最新版本标准哲学的定义,他是首先定义“认识主体”、“认识客体”等一系列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再定义“认识”。比如“认识关系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

  这是个“唯物主义认识论”式的定义,唯物主义的含义就体现在“反映”与“被反映”一对用词的解释上。我们先拿掉“反映”与“被反映”,也即变成“认识关系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这就看出“认识”就是一对关系――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2)认识也是本体

  大家是否注意到,很多语境下“认识”是作为一个存在物在人们脑际出现的,比如下课后,老师对调皮的孩子说“今天放学前你给我一个认识”,从动词“给”字就可看出是将“认识”“实体化”看待。实体化中“认识”含义与上面关系定义中的“认识”一样。“今天放学前你给我一个认识”类似的句子句式比比皆是,语言是思维的外化,人们思维中当然也是将之实体化,也即我们所称“本体”。

  (3)认识的“元表述”

  认识既是本体亦是关系,是唯物与唯心的统一;本体和关系共存于实践,他们是一对“反演阴阳”。这就是关于认识的“元表述”。

  这个元表述与实践的元表述形式完全一样,只要将实践替换为认识既可。“既是本体亦是关系”没问题,证毕;何以“唯物与唯心的统一”?既然“认识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那就导出“认识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导出“唯物与唯心的统一”。

  (4)认识究竟更唯物还是更唯心?

  这个思辨与实践完全一样,完全一个模式。认识究竟更唯物还是更唯心?这就涉及“具体表述”问题。我们下面就来举例说明:

  (a)“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与“认识关系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基本等价,前者是“本体式”的定义,后者是“关系式”的定义。然而就解释上,前者更唯物,因为他突出“反映”;后者“反映”与“被反映”同等,“唯物与唯心统一”。

  (b)“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标准定义。如果强调“实践基础”则更唯物,如果突出“能动”或“反映”则更唯心。

  (c)以上(a)和(b)是唯物主义表述,除此之外就是唯心主义表述,他要根据具体的定义和上下文解释来界定。比如“世界是主观精神的映射”这句表述,那就是“主观唯心主义”表述;又“世界是客观精神的描摹、复制”,那就是“客观唯心主义”表述。

  三、意识既是本体亦是关系,他是唯物与唯心的统一

  认识和意识含义有微妙差异,一般场合人们存在语感不会用错,专业领域比如《心理学》上两词有严格界定;但哲学领域,老的标准哲学没有对他俩做刻意区分,新版本做了刻意区别,比如:

  认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转换一下表述:将客观世界看作“反映对象”时就是“认识”,将客观世界看作“主观映象”时就是“意识”。显然如果将“认识”和“意识”都看成一个存在物、本体,那么“认识”不在自己的脑海中,意识存在于自己的脑海。

  “认识”和“意识”在《哲学》上的唯一区别,就在这里,余全都一样:意识既是本体亦是关系,是唯物与唯心的统一;本体和关系共存于实践,他们是一对“反演阴阳”。属于意识的元表述。

  四、劳动既是本体亦是关系,他是唯物与唯心的统一

  绪言已经交待,劳动可以看作实践的一个子集:生产实践就可看作劳动。劳动与实践的政治含义之别大于哲学。“实践”概念大都出现在《哲学》领域,“劳动”概念较多用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政治含义差别对我们今天讨论没有意义,因此关于实践的所有断言可以施加于劳动,也即:劳动既是本体亦是关系,是唯物与唯心的统一;本体和关系共存于实践,他们是一对“反演阴阳”。属于劳动的元表述。

  五、为何要区别“元表述”与“具体表述”

  进入本节需要阅读以下各篇,都是作为今天铺垫。

  (1)《欧洲哲学的内在矛盾在牛顿力学上显露无遗——“牛三表述”属于《运动学》范畴,但却纳入《动力学》研究》2019年2月14日

  (2)《老子说“炁”、“有无相生”,《量子力学》证明他的可能性,你能说他“唯心主义”吗?》2019年2月23日

  (3)《道家的“辩证法”是“共时性”原理,真的别误解了--寻找“磁单极”为何走入误区?!》2019年2月24日

  (4)《佛教讲因果与历时,道家讲互存和共时》2019年2月25日

  (5)《马克思主义异化、道家思想、辨证、太极图、塞翁失马,他们怎样串起来?》2019年3月1日

  (6)《“有无相生”我们举个例子理解他:桌上的那部手机真的在那儿吗?》2019年3月2日

  (7)《辩(辨)证法:不因事件的“时间延迟”而妨碍哲学的“共时性”》2019年3月7日

  (8)《信息的真与假同时(或不确定),鬼谷子师生仨斗智的故事》2019年3月9日

  (9)《怎样解释“李约瑟之谜”?阴阳之道不可偏废》2019年3月10日

  我们今天通过劳动、实践、认识和意识,反复强调一个观念:他们既是本体亦是关系,是唯物与唯心的统一;本体和关系共存一体,他们是一对“反演阴阳”。这样的反复强调意在突出“元表述”与“具体表述”意义。为何这样的反复强调和突出?!

  我们仔细看一下我们的语言环境,类似X第一性,Y第二性;X决定Y,Y反作用于X这样的语言、语句充斥于我们的语言环境,占据了我们的思维。这样的语言语句错吗?没错!仔细想想,错没错?还是没错!再想想,到底错没错?再怎么的想,还是想不出究竟错在哪儿?这样的语言语句多么熟悉,错在哪儿?这么熟悉的语言语句竟然是错的,我怎么活到今天呢?鞋里一粒砂都容不得,陪伴我一辈子的语言语句怎么会是错?

  可是我们上网去浏览一下,到各个论坛去参观一下,类似究竟“X第一性,Y第二性”呢?还是“Y第一性,X第二性”?到底“X决定Y,Y反作用于X”呢?还是“Y决定X,X反作用于Y”?这样的争论满屏满屏,充斥各论坛,文章堆积可以绕地球89圈还有余!造成这种现象当然许多原因,我下面会罗列一个清单;除此外难道与这样的语言语句,与这样的表述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我看很有关系,然又觉察不出――坐在窗帘紧闭、四周密封而高速平稳的列车内,你是无法感觉到列车在高速向前奔驰,除非你拉开窗帘向外张望一下。这样的语言语句,这样的表述陪伴了我们几代人,半个多世纪,再让你使劲想,也决难指出他究竟错在哪儿?我翻看我舅舅的读本――他上世纪五十年代考的大学,他那读本上也是这样的语言语句和表述。再往前追溯那我就没办法了,要去请教版本学家了――据说这样的语言语句和表述是从苏联老大哥那儿翻译过来。这就没法了,要有人去研究了。

  我坚信:绕地球89圈的争论,部分原因起之于此。还有什么原因?这就是我今天要将“元表述”与“具体表述”烘托出来的原因。

  我们先举几个例子,熟悉一下分析环境:

  (1)存在与思维论述: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存在决定思维,思维反作用于存在;

  (2)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论述:社会存在第一性,社会意识第二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论述:生产力第一性,生产关系第二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4)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论述:经济基础第一性,上层建筑第二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5)实践与认识论述:实践第一性,认识第二性;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

  这五个举例是我们最熟悉的,当然具体表述略有差异,我今天为方便分析,做了统一格式化处理:X第一性,Y第二性;X决定Y,Y反作用于X。我把他称之为“欧洲表述”,然后对照“元表述”与“具体表述”的分析,看看何以影响我们的思维,看看何以造成满屏满屏的争论,何以造成绕地球89圈的争论。

  (一)中西方在哲学和思维上的特征性差别所致影响

  西方在哲学倾向上具有强烈的“决定论”: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给我一组参数我将算出整个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状态;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等等充斥欧洲思想;比较而言华人的“决定论”倾向则弱化很多,反而更多“怀疑论”――辨证只是诸多“怀疑论”的形式之一:好的时候要想一下不好,不好的时候多想想会好起来,所谓“祸福相依”。事实上“塞翁失马”的故事,“鬼谷子师生仨斗智”的故事都具有“怀疑论”倾向。华人理论不发达,大都以故事、传说、寓言、成语、比喻的形式表达思想;特别统计一下汉语成语,其中的“怀疑论”倾向占比很大,很可能比欧洲人更强烈。

  从逻辑形式看:西方人更偏向于演绎形式,通过“属种定义法”进行概念的定义,中国人更偏向于归纳形式,通过揭示被定义概念的一个个性质来定义概念;

  从存在论看:西方人更偏向于本体论思维――我们可以将被定义概念看作一个“本体”,中国人更偏向于关系论思维――比如通过揭示“仁”与“爱人”,“仁”与“克己复礼”之间的关系来定义“仁”。

  就语言语句上就更直观:英国人德国人的语言语句,一句话中修饰一个词,往往五、六个定语;华人语句很少超过三个定语,必须要超过三个怎么办?往往用分句,或其他形式――这其实就是西方人“本体思维”与中国人“关系思维”在语言语句上的直观表现。一部5000言的《道德经》,其中二元对举式的词汇将近100处,群经之首的《易》更是如此,大量的二元对举式语言充斥其中。这是“关系思维”在语言中的体现。

  何以造成这么多差别?有多种可能:

  (1)语言发展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前面我们以举例直观的方式做了分析

  (2)基督一神教的影响:我许多文章分析直指基督一神教对欧洲人“决定论”思想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甚至可能就是决定了“决定论”思想。欧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千年互争“一元论”,很可能与这样的“决定论”思想有关。基督一神教催生了“决定论”, “决定论”又产生了“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反过来又来反对基督一神教――这是个真实的“异化”过程,是个辩证法。

  (3)牛顿思想引发的工业革命,对欧洲近代思想的影响更是不容低估。比如“牛顿第三定律”: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同时存在、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他的语言表述形式与道家表述相似,可他“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词汇本身就隐含了“决定论”。并且还有一个重要线索:“牛顿第三定律”出现在《运动学》而研究分析却纳入《动力学》――《动力学》比《运动学》更突出“决定论”。

  当然还有其他更多原因,以上只是罗列一下,是各种可能原因的组合造成中西方在哲学和思维上的特征性差别。

  (二)价值功利牵引所致影响

  《前插秧挡板的更换――GB411000089·T》,稍有语感的人一看这个标题,大致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大部分人对他既不产生喜感也不产生恶感,用社会学用语就是所谓“价值中立”。专业部门往往称他“某某手册”、“某某工具手册”,有的著作就把他理解为“工具”,甚至直接命名他是“某某工具”。

  一般认为工具一定是价值中立的,比如榔头、板手、筷子、马桶、刷子…,但也不一定。我就一个民俗博物馆看到一个餐具,专门用来吃螃蟹的。要命呀!还是200多年前老古董,竟然这么复杂和精巧,我第一眼看到就直觉判断,今天的人肯定做不出这套餐具的,设计太富有创意了,今人的智商肯定配不上。这套螃蟹餐具会价值中立吗?我估计大部分人会产生反感,第一时间会勾连起究竟哪些人在用这套餐具――事实上这套餐具就是满清皇宫流出流向社会。普通社会既使再富裕、享受,他也没法造得出那种餐具,只有集国家权力的阶层才能造出来。

  无论什么理论、思想、手册,甚至工具,他多多少少内禀价值倾向,如果他的价值倾向不明显比如《前插秧挡板的更换――GB411000089·T》,我们就说他“价值中立”,仅此而已。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思想、手册,甚至工具大都价值中立,社会人文领域大都价值不中立。道一人在以前搜狐空间闲得无聊,曾做过一个价值倾向排序,很凌乱,就不拿来献丑了。比如称呼“金融”为“金融工具”,甚至直呼“工具”就能掩盖其“价值不中立”特征?道一人曾调侃好几回,甚至怀疑发明这个称呼的人他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掩盖其“价值不中立”。

  既使理论、思想、手册、工具他们本身是价值中立的,使用者也有立场,因此理论、思想、手册、工具的使用效果或效应也可能不中立。

  因此我们从最终效果或效应角度分析,任何理论、思想、手册、工具,都要考虑他“价值功利”问题,不管他理论、思想、手册、工具本身内禀的还是使用立场固有的,都要考虑他,多多少少而已。

  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整个体系的价值倾向,与他各个子集(理论的组成部分)的价值倾向未必一致。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价值倾向是非常显著的,他就是为工人阶级提供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但他其中某些部分,甚至章章节节,甚至词词句句可能更具“价值中立”。当然这需要我们去判断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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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本节讨论意在关注一个现象,拿出一个应对。

  (1)关注一个现象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始终存在“价值牵引”问题,这种价值牵引也许符合马克思主义本意,也许偏离马克思主义本意。当然究竟谁是谁?我是没法说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专家和学者们去判断;然而这个现象是存在的,甚至可能是严重的,所以我单列此节与大家一起探讨。我就举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关系满足“欧洲表述”:{X第一性,Y第二性;X决定Y,Y反作用于X|其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是X,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Y}。公式虽然如此,然而新中国1949建立70年,反反复复纠缠于究竟X第一性还是Y第一性?究竟X决定Y还是Y决定X道一人惯于夸张:这种反反复复可能已经从地球到月亮了,可能几个来回了。并且每个“来回”必定都是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引经据典开始,都是字字有证、句句有据,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得到证明。

  比如我们记事的“文革”就有若干来回:一会儿强调“唯生产力论”,一会儿强调“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生产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内容。那时争论不象我们现在很平和,那时很激烈的。我记得我也写过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章,那时每个人都要写,哪怕咿哑学语。事实上1949年政权就是“Y决定X”,或者“Y反作用于X”开始的。

  其实外国比如“十月革命”也这样,也存在X与Y究竟谁更第一性的问题,社会主义史学上称之为“倒过来的革命”。1923年1月,病重的列宁口授《论我国革命》,批判了“唯生产力论”,阐述了社会主义何以在落后的俄国产生;虽然颠倒了X第一性,Y第二性;X决定Y,Y反作用于X公式,但又符合“辩证法”,符合“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

  据研究:革命阶级取得政权前,往往倾向于“Y决定X”,或者“Y反作用于X”,取得政权后逐渐朝“X第一性,Y第二性;X决定Y,Y反作用于X”的“欧洲表述”倾斜。我收藏了本坛一篇文章,收藏名叫《历史上的很多统治阶级,往往把政权的合法性构筑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文章原标题叫《5月18日,不能忘却的光州事件》,收藏名取自文中一句,觉得很有意思,拿来这里佐证一下。也许这个原因,毛泽东要求“不断革命”,你不革命,我就“重上井冈山”;

  也许这个原因,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事实上自诞生马克思主义起,就始终存在这个问题,存在X与Y究竟谁更第一性强调上,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年来始终存在,既使领袖们在世时也曾发生过争论。

  (2)拿出一个应对

  对待马克思主义总是存在“价值牵引”,或者符合马克思主义本意,或者偏离本意。

  因为各国社会主义运动都曾面临过这个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年来始终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既使领袖们在世时也曾发生过这类争论,因为革命阶级革命成功前后总会“两张皮”;所以存在“价值牵引”是合理的?属于正常现象?

  我不这么认为!我以为我们多多少少还是能够做点什么,比如在理论的价值中立方面做得更“考究”一些,当然不能100%的避免,但尽可能避免总是可以的吧?所以才会有今天“元表述”与“具体表述”尽量做个切割的研究和讨论。

  (三)语言和文字的平面性与思维立体性对立所致影响

  语言和文字是平面的,思维是立体的。马克思在创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是在立体环境,然后以平面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再将平面的东西还原为立体。这是两个过程,也即立体到平面,再由平面到立体,存在思想的两次流失(可能)。虽然这是可能,但必须承认。如果两个过程尽量简单,则流失的几率就可大大减小。虽然这是一般原理,但尽可能运用,不无妙处。所谓“大道至简”,亦有这层含义。区别“元表述”与“具体表述”很可以看作一次“大道至简”的尝试。

  立体的含义各种各样,“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仪式行为,“镰刀斧头旗”高高飘扬永不落,“红歌会”响彻天下……,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跼促于文本,你既使主观上再努力还原马克思主义本意,无穷复无穷的文本引用,还是不及一次立体行为;有时这“无穷复无穷的文本引用”很可能正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罪魁元凶”。

  (四)其他:

  以上所列三项我以为是主要的,他造成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公式也即“欧洲表述”X第一性,Y第二性;X决定Y,Y反作用于X的误用和误理解,甚至南辕北辙;其中第三项是普遍现象,第二项常见于被统治阶级转换身份变成统治阶级的情况,第一项我以为在中西文化大背景下值得重视,为什么呢?

  马克思他本人是西方人,他用西方习惯进行思维,他用西方文字表述,有些东西对他是“自然而然”,考虑不到,没法考虑到的――就象高速奔驰车厢中旅客,他是感觉不到车厢本身在运动的。同一个西方人,他与马克思“坐在同一个车厢内”,有些东西对他也是“自然而然”,考虑不到,没法考虑到的。然而对我们东方人就不是“自然而然”,他就发现“有些困难”,他就绕不过去,必须转个弯子去考虑的。比如“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就是一例。马克思是在决定论的文化氛围中思维和写作的,既使他本人再努力注意这个影响,也难以避免,我们东方人更多是在非决定论文化氛围中思考问题,就曝露困难了――我一再举例的龙凤与凤凰故事就是一例【注3】。我们东方人阅读、理解和思考马克思著作,“模拟”西方人思维,很可能显得“不自然”,就理解注释马克思主义经典公式X第一性,Y第二性;X决定Y,Y反作用于X上很可能存在这个问题。

  除了以上所列几项,是否还有?我以为还有。比如“学术功利”就很有可能。“博士买驴三纸无驴”是普遍经常的。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我经常看见“动辄万言”,动辄“几万言”,滔滔不绝然而淹没主题。或以为那是无可避免的,我以为“学术功利”不无可能;不过我以为对我们今天讨论可能影响有限。

  (五)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过程我们将“欧洲表述”与“元表述”和“具体表述”放在一起比较,看看“满屏满屏的争论”、“绕地球89圈的争论”是否与“欧洲表述”更有关系?至少对我们华人更是如此?

  “X第一性,Y第二性;X决定Y,Y反作用于X这样的“欧洲表述”,与他们的“决定论”思维不无关系,而无所不在的类似语言语句或表述,反过来更强化了这种“决定论”思维。对于欧洲人:由于文化环境使然(比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互掐,客观上有利于理性的形成和判断),他能较好辨别真实环境下的X与Y谁比谁更决定;然而对于中国人:由于中西方差异、价值引导、语言文字的平面与思维立体的对立等各种原因交错掺杂,最后强化了“X与Y谁更第一性的纠缠”,难以自拔;有时不得“不拳头决定理论”,“不争论”导致一个人自说自话。

  因此我以为应该在元层次对“欧洲表述”进行反思,在元思维阶段,在“先入为主”上做得更巧妙些,也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纠缠――至少对我们华人应该如此。这也就是我今天做“元表述”“具体表述”界分的原因。

  六、中国社会的“僵尸”态

  华人民族是善于理论创建和理论思考的民族。但这只是我们今天所见,就历史平均而言,弱于欧洲。理论创建和理论思考是一个民族文明进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春秋战国曾经有过一波文明发生,群星璀璨、耀眼光芒,随后归于沉寂,两宋期间闪过一两颗星星。其中原因复杂,比如文字的繁难就是原因之一,简化字后文化突然几何级数式爆发出现,就是个证明。其他原因其实更多更复杂,留给专家去分析吧。

  华人缺乏理论思考,缺乏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美学观、物质观等一系列叙说,其实跟准确的说应该是缺乏更宏大的,将他们串起来、集成起来,使各种理论自洽共存的理论,可以称之为“平台文化”――类似操作系统,他将运行于其上各种应用软件和各种APP有机集成,基督教可以看作一种“平台文化”。欧洲并不仅仅基督教一个平台文化,基督教只是其中之一,当然可以称得上最大;相比而言中国确实少得可怜,如果《周易》、《老子》、佛教、儒家各经典可以算得上这类操作系统式的“平台文化”,其总量与欧洲相比仍然难忘其项背,少得可怜。

  ――半部《论语》治天下:与其说是拔高《论语》作用,恭维“精英”能力,到不如说是文明的原始性和落后性,整个社会处于低级文明状态,只需半部《论语》既可治理。

  中西方明清大规模接触前,儒家学说可以称得上最大的平台文化;可是中国两千年“周期律”改朝换代,每次都以捣毁儒家学说为标志,因此儒家学说不是全民意义上的平台文化,只是精英平台――就这层意义上,中国文化缺乏“一”,这是非常严重的,两千年治乱不息的“周期律”很可能与之有关;比较基督教平台文化,他确实具有全欧洲意义:无论欧洲某个内部政治改观,或者国与国政治纷争,基督教平台文化不受影响,或者影响有限――这与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不同构建方式有关。

  华人大规模理论思考和创建,应该是最近一两百年的事情,与外部文明的介入不无关系,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对中国是个重大历史。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意义也许只是一类文化,但对中国的意义,他并不仅仅一个文化而是具有平台性,并且是个相当规模的文化平台――至少对1949以后的中国来说,人文领域的学说都要建立其上,自然领域的众多观念也需要通过他(或者以他的名义)来整合串联。

  ――我曾有兴趣陆台人民间理论倾向的比较观察,我的一个直觉:大陆一个普通科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可能要高于那儿一个党的主席。我曾有兴趣那里叫做“毒舌”的特殊群体,荧屏上可以仔细观察、长期观察,似乎也就“恶”、“戾”、“乖”、“暴”再加上“滔滔不绝”;较高层次的比如登陆讲学交流人员,也只是较高级“术”、“用”、“器”、“专业”层面,鲜有“道”、“登高”、“宏大”、“全局”胸襟。

  ――我的一个直觉:这与大陆长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不无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又一次大规模文化引入,稀释了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影响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平台地位仍然未被撼动。没有他的支撑与串联,是无法想像的。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结束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解释困难,虽不致影响全局然而也称得上至关重要:比如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

  “阶级斗争”解释困难不见得理论本身内禀或自洽性方面问题,很可能是一个“橘生淮南”问题。我们文章一路分析下来也在这个暗示。比如先解决生产关系,调整好上层建筑,然后推进生产力快速发展,谋局经济基础的合理布局;抑或等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关系容纳不下而推动变革?这是两种对立思潮。欧亚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也存在这两种思潮――“十月革命”应该是前一种思潮占据上风,七十年后被后一种思潮检验。但在欧洲两种对立思潮容得下共存,因为他们有更大的文化可以容下他――前苏联一旦失败,可以退回到欧洲文化;而中国则不然,你退到哪个文化去?

  ――2011年1月11日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北广场矗立一座孔子塑像,瞬间引发全国“舆论潮”,这场舆论风暴在中国新闻史上绝无仅有,三天不到塑像被迫移走。强势的中国政府这次似乎“唯唯诺诺”,瞬刻顺应民心,立即移走塑像。

  ――这次塑像事件其实是一次严重的文明冲突,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化指标意义,折射出统治阶级的“解释焦虑”。“文革”结束以来马克思主义遭遇持续的解释困难,特别其中的“阶级斗争”一节。当政统治集团已无意接受这个学说,一则以“发展生产力”去抵消其影响,以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其他解释去抵消“阶级斗争”。然而“阶级斗争”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你没法抵消他。一些聪明人臆想从马克思主义外部引入“儒家学说”,依托传统力量来抵消

  ――没想到这次叭叭打脸,估计疼50年,这次几乎左右联手一致。这也折射出统治阶级的某种焦虑,几乎到了失去理智、失去判断、病急乱投医。

  我把这称之为中国社会的“僵尸”态:一则马克思主义内部遭遇持续的解释困难(比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孰先孰后,唯生产力论与阶级斗争怎样平衡),至今没有产生对原学说超越的学说;另一则又无法退回到原来,没有前苏联那样可退回的“落脚处”。整个社会几乎处于“失语”。

  这种“僵尸”失语态就整个社会面貌气象上可以反映出来:

  比如: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股跼促、琐碎、雕虫小技气息。如果还稍微讲一点理论,那就“经济学界”莫属。可是初中水平既可明白:那里除了“狗屁”没有理论――整个经济学理论界三十年来始终被投机青年张维迎,游泳健将林毅夫,耄耋老者茅于轼响声轮番覆盖,所谓“理论大腕”只能屈居躲在这三位后面,免遭正面打脸;与四十年前宏大理论气场与登高全局相比,那简直两种文明天地,不可同日而语。我以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因为四十年前过于“庞大”而缺乏根基,导致今天跼促、琐碎和雕虫小计。阴阳在大尺度上一定需要平衡:过阳则过阴,过阴则过阳;“阳盛之灾与阴盛之祸”一定反复交替。没有一种机巧机制去纠正,那在大尺度上一定会反复呈现。

  跼促、琐碎和雕虫小计导致社会面貌愈益退化,需要补救,传统“儒家学说”被打脸,不堪补救重任,马克思主义遭遇解释困难,怎么办?也有人发明“登山科”,意图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篡改毛泽东思想,那简直大笑话,早已恶果累累:原来体系化的内容被章句化、分割化、凌乱琐碎化取代。

  这种“僵尸”态还将持续,未来不知如何。我们今天只是马克思主义解释做一点形式上的探究。

  【注1】

  目前我们国家关于哲学概念,存在三大系统,我把他命名为“标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

  “标准哲学”是指普通本科基础理论课,不分专业的公共必修课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基于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专业理论课程

  “现代西方哲学”是指“标准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外的一切哲学。中国本土基本除零零星星保存于道家和周易体系一些思想,基本不存在与现代西方哲学相对应的思想,因此我把他命名为“现代西方哲学”,是媒体和网络传播较多的一个系统。

  【注2】

  既使标准哲学,关于“实践”的定义也是五花八门,光这些五花八门的定义,就足以引起烦琐的争论;甚至我暗自猜想,73.66%的吵架可能都是因此引起。

  这些五花八门我大概分分类,有这几种情况:

  (1)定义的逻辑形式五花八门

  (a)直接引用领袖著作原话,然后加以注释、解释。例如直接引用马克思原话“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然后展开注释、解释。

  (b)具有“属加种差”逻辑形式,然后加以注释、解释。比如首先定义“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活动”,然后对其中的“客观”、“社会活动”等一系列展开注释和解释。

  (c)具有“属加种差”逻辑形式,后面直接引用领袖原话加以对照,或者旁加注释、解释。比如: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活动。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d)首先定义“主体”、“客体”、“主观”、“客观”等一系列概念,然后在通过这一系列概念之间的关系引出“实践”的概念。

  (e)以上(b)和(d)的组合形式。这种定义形式本身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矛盾。

  (2)历史的沿革形成了五花八门

  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产物,历史的早期当然必须照搬照抄,一字不漏,然后才慢慢过渡。这是个客观。

  (3)版本众多,缺乏协调

  这就一言难尽,呜呼哀哉!

  【注3】

  凤凰,我们耳熟能详。原来“凰”是成单的,他是一种鸟类。后来觉得单凰不吉利,于是拉郎配找一个“凤”与之配对成双为“凤凰”,凤是雄性,凰是雌性。

  然而更早些“凤”已有“主”。原来“凤”是与“龙”配对的,龙凤:龙是雄性,“凤”是雌性,而在“凤凰”的“凤”却变性为雄性。

  这说明什么?早期华人二元对举思维的强烈,他是一种“关系思维”――自然,人,社会以及他们构成的复杂体都是处于“关系”中,他无法A决定B,或者B决定A,而是AB共同存在,共同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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