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起，中国官场即同步出现了贪官现象。此后，历史尽管走马灯似地改朝换代，各个朝代亦屡有宽严不等的反贪之举;然而，贪官们始终是“前腐后继”，其队伍随时间推延而不断扩大，其贪腐的“水平”更是越来越高，直至“锻造”出像和珅那样的“巨贪”(20年贪敛财物折白银达3.5亿两，相当大清王朝的5年国库收入)!
为什么会这样?从根本上讲，这是私有制社会的必然产物。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当然允许个人拥有无限“私产”、“私利”;加上封建王朝推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又给各级官吏提供了大小不等的“权力”。这样，当官吏手中“权力”与其“私利”一旦结合，那么，产生贪官——以权谋私的条件也就具备了。
显然，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想从根本上(客观上)杜绝贪官现象是不可能的——除非消灭私有制。那怎么办?只能退而求其次，从消除贪官的主观成因——遏制其犯罪动机上着手，从严治吏，进行反贪防腐建设。从历史经验看，有两项措施特别重要：
1、实施严厉的惩罚制度——加重贪官的犯罪成本，促使其把贪欲消弭在萌发状态(能想到贪腐的可怕后果);
2、制订尽可能完善的权力监督制度，制约官员贪腐动机(让其知道“一伸手”即会被“捉”)。
一般说来，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里，想要获得健康发展，施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固然重要，但吏治的清廉则是一个根本保证。明太祖朱元璋的反贪倡廉，抓住了吏治的核心要害，可谓是抓住了“牛鼻子”。
综观中国古代四千多年反贪史，在反腐倡廉方面，当数明代做得最好，效果最为显著，此可谓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一大建树。没有洪武时期的铁腕手段，就不会有明初吏治的清明，也就不会有整个明代前期的兴旺发达。
严刑峻法，重典治贪
朱元璋堪称是明初贪官的“剋星”!
朱元璋出身贫贱，深知“官吏贪墨”对百姓的荼毒和对王朝的危害。做了皇帝后为了整顿吏治，他一改传统上“刑新国用轻典”的做法，而是采用“重典治贪”的非常手段。
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过：“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引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贪污蠹害吾民者，罚之不恕。”(《典故记闻》卷二)
朱元璋亲自主持反贪立法，狠抓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其力度与手段堪称酷烈，态度之坚决，可谓前无古人。
洪武初年的《大明律》规定：受财枉法者，一贯(按：相当一两白银)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八十贯则处以绞刑;受财不枉法，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后改为受四十贯就流放;贪赃钞六十两以上官吏，均处以枭首示众，并剥皮食草等。
平心而论，官吏贪污1贯钱，即1000文铜板(合1两白银)，就界定为犯法，就要入罪，这应该说是够严的了;但朱元璋认为这还不够。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再颁《大诰》，这是他整理当年审判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亲自编写的刑典，重点就是“治贪”。目的是告诫各级官吏，不要重蹈覆辙。(次年又充实包括《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在内的合编为四个部分，统称《御制大诰》)
《大诰》规定：官吏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者(按当下白银市场价计，不到人民币2万元!即使按当时实际价值计，时一个县官的年俸不过白银45两，也就是一年半年薪，估计也不可能超过当今人民币10万元)枭首示众;并剥其皮，填上稻草，挂在官衙左边，警戒后者。
明初的府、州、县衙门左边均有土地庙，结果都成了处决贪官——剥皮的刑场，故百姓又俗称这些土地庙为“皮场庙”。官府大堂公座旁，则摆着填满稻草的贪官人皮囊，使在任坐堂官员时时胆战心惊。就是要他们牢记：不得贪污，不准祸害百姓!
早在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十一月，朱元璋就下令，凡是贪污犯一律不得赦免。然而，此后官场的贪墨依然如故。这使朱元璋大为震怒，他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明初惩治贪官的刑罚，初采用《大明律》规定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后朱元璋法外用刑，实施酷刑达数十种之多。仅据《大诰》记载，就有族诛、凌迟、枭首、断手、刖足、阉割、剥指、剁趾、墨面、文身，等等。朱元璋还发明极端酷烈刑法，如“铲头”、“刷洗”、“抽肠”等。
另据野史记载，明朝刑法中曾有一种叫“醢刑”，就是将贪官剁成肉酱。据说，朱元璋还曾把这种贪官的肉酱分赐给各地官员吃，令他永记不忘。此虽为一种传说，不一定可靠，但却反映出朱元璋为震慑贪官，所采取的惩腐手段是何等酷烈。
洪武十八年(1385年)，发生过一起典型的贪腐大案——郭桓案。
该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与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及胡益、王道亨等人贪污，朱元璋下令调查。后经查实，该贪污集团：
一、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降低朝廷岁收;
二、私吞淅西的秋粮，浙西秋粮本应该上缴四百五十万石，郭桓只上缴两百多万石;
三、征收赋税时，巧立名目，征收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的赋税，中饱私囊。
据此，明太祖决心趁机从严整肃贪污官员，令审刑司吴庸严加审讯。
审查结果，此案竟然牵连全国各地的十二个布政司，还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大员;贪官们通过上下勾结，巧立名目、涂改票据等手段，鲸吞巨额库粮、税银，共折合粮食达2400多万石!追赃七百万。朱元璋震惊之余，亲自批复，将涉案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侍郎以下官员一律处死。先后受这一案件牵连被杀者数万人!
洪武一朝31年，究竟杀了多少贪官?史书上没有确切记载。据《大诰》所列案例凌迟、枭首、族诛者就成百上千;弃市以下的过万。仅“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与“兰玉案”为涉及“谋反”的政治案件)中的两大经济案——“空印案”与“郭桓案”，处决死刑的就有七八万人!(见吴晗：《朱元璋传》)保守估算，总计被处死的贪官当在近10万人之数(不排斥其中有被冤杀的官员)。
朱元璋酷刑治贪，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整顿吏治，遏制官员犯罪。因此，他倒不希望后继者效法他所采用的酷刑。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五月，他下令：
“联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惊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九)
执法必严，六亲不认
朱元璋治贪，不仅用刑酷烈，而且在执法过程中又以“严”著称，堪称“铁面无私，六亲不认”。
还在打江山时期，朱元璋就显示出其“执法严正，不遁私情”的个性。他有一个亲侄朱文正，曾官至大都督，为其建国登基、创立大明王朝立过很大功勋，但因为触犯法纪，仍照样遭到整肃。
朱元璋原有三兄二姐，长兄重四，二哥重六，三哥重七;大姐、二姐很早就出嫁，三哥朱重七早年离家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十七岁那年，家乡发生瘟疫，父母、长兄均死，大嫂王氏携子回娘家求生;一家人几乎死绝，仅二哥朱重六与他朱重八(朱元璋系发迹后所用的官名)两个留存下来。后朱元璋与二哥分手到皇觉寺出家、又历经数年游方僧生涯，于至正十二年25岁那年(1352年)才投郭子兴的红巾军，参加反元起义军。
朱元璋发迹后，亲属中仅其大嫂王氏带着儿子朱文正前来依附。朱元璋倍感亲切，遂把这唯一侄儿当作自己的亲儿子抚养。
朱文正不负朱元璋所望，勇猛善战，随军渡江时，攻下集庆路，因屡立战功被擢升为枢密院同知。时朱元璋一度想封赏这个侄儿，文正却很识大体。表示：“叔父成了大业，何患不富贵。先给亲戚封官赏赐，何以服众!”朱元璋听了很高兴，便更喜爱这个侄子。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为吴王时，命朱文正为大都督，委以重任，节制中外诸军事。后朱文正平定江西，镇守洪都(今南昌)，坚守85日击退陈友谅60万大军围攻，再立奇功。朱元璋因视文正为自己亲人，未予及时封赏。可是，朱文正从此心生怨愤，遂失常度，意志消沉，终日花天酒地，任意掠夺下属妻女淫乐，败坏军纪，遭按察使李饮冰揭发，称其“骄侈觖望”。朱元璋先是遣使斥责，未见改悔;后又亲往，将朱文正押回京城处理。结果，虽有马皇后一再劝说求情，朱元璋仍然将其一撤到底，贬黜至凤阳守陵。最后，又因逃逸被朱元璋处死。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手握皇权，生杀予夺，法外开恩，按理俱在其一念之间，谁也不敢非议。然而，他在执法过程中却坚持铁面无私，真正做到“六亲不认”，就连自己女婿也不放过。
据《明史列传•公主》记载：
安庆公主，“洪武十七年下嫁欧阳伦。伦颇不法。洪武末，茶禁方严，数遣私人贩茶出境，所至驿騒，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辄呼有司科民车至数十辆。过河桥巡检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堪，以闻。帝大怒，赐伦死，保等皆伏诛。”
说的是：明洪武末年，在西北边境有个“茶马市”，用中原的茶叶交换西北游牧民族的战马。朝廷为了控制战马的来源，官方厉行“茶禁”，垄断茶源，对“茶马市”实行严厉掌控，不准私人插手。然而，驸马爷欧阳伦仗着特殊的身份，竟然无视禁令，勾结了一批官员大搞走私的勾当。他以特权把茶叶偷运出境，用高价卖给少数民族;又偷运马匹入境，高价在内地贩卖，乘机牟取私利。一次，欧阳伦又派管家周保，押了数十辆满载茶叶的大车大摇大摆出关，被守关的巡检司拦住检查。没想到押车的管家周保，狗仗人势，从车上跳了下来，不仅大骂执勤的司吏，还指使手下大打出手。最后事情闹到朱元璋那里，这位岳父大人极为恼火。经派员调查核实，最后，朱元璋决定从严惩处，打破“皇亲惟谋逆不赦”的惯例，毅然下令“赐死”女婿欧阳伦;并将那个仗势欺人的恶奴周保判处死刑;还根据罪行轻重，对那些追随欧阳伦作恶和包庇走私的官员们，分别进行了惩罚。
安庆公主系马皇后所生，朱元璋自幼把她视为掌上明珠，宠爱有加。但当其夫婿触犯国法时，朱元璋同样依法处理，不循私情，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殊为难得。
反贪倡廉，重视制度建设
朱元璋深知，反贪倡廉，事关国家吏治队伍建设，事关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问题。因此，他不只是以铁血手腕，严惩大小贪官;更重要的，是要警戒、严管所有官吏，进行反贪倡廉的制度建设。为此，这位太祖皇帝采取了不少的措施，主要的有：
一、建立、完善反贪倡廉的监察机构。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废元朝遗留的御史台，改设都察院。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为长官，另设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为副贰。全国共有110名监察御史，秩正七品，分掌十三道(每一道相当一省)。次年，又提高都察院的级别，将左右都御史封为正四品，左右佥都御史封为正五品;后又进一步将都察院改为正二品衙门，与六部尚书衙门品秩相齐，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称“七卿”。
都察院都御史职责为：“专纠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作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葺、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饬。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黜陟。大狱重囚，无鞠于外朝，偕刑部考察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明史·明官志二》)实际上是集纪检、组织、公安、司法于一身，赋于极大权力。
二、建立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
都察院定期派出“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凡吏政、刑名、钱谷、治安、档案、学校、农桑、水利、风俗、民隐，均属其职责考察范围。
《明史·职官志》称：“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弘治以后，巡按御史的权力更大了，侵夺了许多监察之外的权力，如行政方面“凡有大兴革及诸政务、会都、按议、经画定而请于抚、按若总督”;在军事方面“地方战守事宜，巡按得参与谋政”;在治安方面“地方若出现贼盗，巡按要下令征剿”。
三、创设六科给事中。
六科给事中是为监察中央吏、户、礼、兵、工、刑六部的活动，对应中央六部。按规定，凡以皇上名义发出的敕令，给事中要对之进行复核，若有不妥之处，可以封还奏报。全国各地上报给皇上的奏章，六科要根据分工按类抄报各部，并提出驳正意见。六科之官虽然为七品，但权力极大。他们侍从皇上，每日都有一人值班，站在殿中“珥笔记旨”。皇上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由他们向皇上报告;若各衙门口完成了皇上旨意，便由六科核销。每逢京官考察自陈政绩时，这些给事中还要会同六部进行审核。在考核中，有的官员政绩突出而被皇上召见时，一般要由吏部尚书及相关科的都给事中同相陪面见皇上。六科给事中既箝制了六部，亦限制了都察院，使给事中与御史之间也有一个相互纠举弹劾的制衡。
四、准许老百姓揭发、控告贪官。
封建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森严的等级制，历来不许以下犯上。在执法问题上，更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分。然而，朱元璋反贪，却准许老百姓以民告官，允许“以下犯上”。朱元璋在《大诰》中公然申明：
凡守令贪污者，允许百姓赴京控告;百姓们监视、控告、捉拿贪官污吏，是“助我为此也”。还特别指出：
“有能为民除害者，会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敢有邀截阻拦者，枭令!”(《大诰》)“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拦者，其家族诛”(《大诰三编》)。一句话，保护百姓上访，狠狠打击一切敢于拦阻与迫害上访的官员。
据记载，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人，手持《大诰》赴京状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被巡检何添观留难，弓兵马德旺索要钱财。事发后，马德旺被砍头示众，何添观被砍掉双脚带枷示众。
五、严抓落实。
明太祖朱元璋在完成监察制度设计，监察组织建立的基础上，还讲究具体监察人员的任用与落实。对御史和给事中的选拔，朱元璋是慎之又慎。他曾说：“御史当用清谨介企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企则敢言。”这就是说，选御史一要品行端正、清廉则无私;二要认真细心、严谨则无疏漏;三要耿直坚定、介企则坚持原则，敢于直言。同时，朱元璋还要求这些监察官的年龄在30岁以上，60岁以下;并且有为官的经历，熟悉官场弊病;通晓民俗风情。御史正式任用前，必须经过一年的试用期，合格之后才能上岗。由此，不难看出朱元璋对设立明代监察制度的用心。
朱元璋清楚，各级官吏对于特权及非法利益的追逐，是导致整个官僚机构贪赃枉法腐败变质的重要原因。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使“朱氏天下”长治久安，朱元璋建立的监察制度，不啻在明朝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布下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官吏们的一举一动尽在他的监控之下。
要说这种监察严密到何等程度，不妨看看如下例证：据吴晗先生《朱元璋传》中记载，官员钱宰奉朱元璋之命进行修订《孟子》一书的工作。一日，钱宰下朝回家，因感工作进展顺利，心情颇为舒畅。于是，他便乘兴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当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钱宰上朝，朱元璋一见他便说，你昨日做得一首好诗。只是我并没有嫌你迟到啊，我看还是把“嫌”字改为“忧”字如何?钱宰闻听吓出了一身冷汗，赶忙磕头谢罪。朱元璋说：“朕今放汝去，好好熟睡矣”，于是便将钱宰遣送回了老家。再有一例，奸臣严嵩在嘉靖十六年时还处于含而未发的阶段，满朝文武尚无人察觉他的奸佞，但是，监察御史桑乔和给事中胡汝霖就提出了对他的弹劾。上述例证足见明朝监察系统的严密。
明朝监察制度还具有“以卑临高”、“以小制大”、“内外相维”的制约特点。封建社会的行政系统向来是从上而下地进行监督，只有上级官吏才能监督下级官吏的行为，制约他们的职权。因此，“以贵制贱”就成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原则。而朱元璋所设立的监察制度却打破了上述原则，监察御史品秩低微，仅仅才是正七品官，而六科给事中也只是从七品官，皆属于低级官员。但是，他们却赋予了监察检举那些“位高品尊”的文武百官的大权，有事可以直陈天子。另外，监察官的选拔非常严格，非进士不能录用，这就使监察官的职位显得十分尊荣。朱元璋的这套监察制度保证了明初吏治的“清廉”，也为“洪武之治”奠定了基础。
综观朱元璋在位31年，他始终把官吏廉洁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铁腕肃贪，雷厉风行，一抓到底，遂使明朝初期官场风气为之一新。此一官场清廉之风，一直延续到明朝仁宗、宣德年间，吏治相对清廉长达百余年。
《明史》记述：大小官吏“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明史·循吏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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