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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红阳:暴乱中的美国基金——香港中文大学的历史与现实

2019-12-01 21:22:22  来源: 察网   作者:长河红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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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红阳:暴乱中的美国基金——香港中文大学的历史与现实

  美国在香港经营反共、反华基地的时间,几乎与我们红色共和国的建国时间等长,而且也颇有“建树”,其中最大的硕果就是香港中文大学这个顽固的反共堡垒。与这个“硕果”相关的话题很大,限于笔者搜集材料的能力,所以,对这个话题的切入,只能从某些个人的言行中开始。

一、费正清的提议与亚洲基金会确立反共宗旨

  费正清这个人,在最近二十年里的中国,形象相当正面,不管是学问还是人品(奇怪,仅仅零星传闻对民国的知识分子有过善意)等等;当然,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麦卡锡”大棒下挨揍的经历,似乎被麦卡锡踢打过的美国人就全是好人了。这可是一个很危险的认知:毕竟费正清被“麦卡锡”大棍敲打,只是他们美国人内部的不和,就如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怎么就能成为他是好人的理由?事实上,费正清乃是美国反华、反共文人里的急先锋: 【他(费正清)始终关注国际学术界的冷战动态,并表现出对美国反共不力的担忧。费正清或许是最早注意到欧洲汉学界的冷战动向并提醒美国冷战机构予以还击的学者。1955年,费正清参加欧洲青年汉学家国际会议时,发现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中国的代表翦伯赞和周一良,却没有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地区)的代表,遂主动向亚洲基金会等机构提供信息,建议派美国和亚洲等地的中国学学者参会,以“平衡会上过强的共产主义话语。费正清的提议得到亚洲基金会顾问理查德·加尔(Richard A. Gard)等人的赞同。他们视其为亚洲基金会承担的意识形态-学术-文化项目的一部分。翌年,当第九届青年汉学家国际会议召开时,亚洲基金会果然选派代表与会,其中,日本学者市古宙三(Ichiko)是费正清本人推荐的。据称,参会的香港和新加坡代表“有效地击败了北平歪曲中国历史的努力”。此后,亚洲基金会资助亚洲中国学专家参加欧洲汉学会议成为定例。】①

  引文有点长,但是,我们有必要藉此看清楚费正清的反共、反华立场,绝不可认贼“为师”,胡乱追捧!

  尽管费正清反共很用心,但是,他也只是一个文人,他的反共能量的释放,离不开金主的支持,他的大金主就是赫赫有名的“亚洲基金会”。这个“亚洲基金会”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这个香港最顽固的反共堡垒的大老板。它的大买卖在亚洲,尤其是紧靠中国大陆的香港,费正清也仅仅是它众多“客户”中的一个,相比于它在亚洲的其他活动,亚洲基金会对费正清的金钱援助,占比很小。这个亚洲基金会,曾用名“自由亚洲委员会”。不过,它要资助的对象——香港、东南亚的华人知识分子群体,对“自由”这个外来词汇却并不怎么接受,所以,改名“亚洲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在1967年以前,一直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金支持,乃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特情(特务、情报)机关分支。②

  话到这里,我们有必要认清一个误区:间谍、特务,不全是“007”,而“特情机关(特务情报)机关”也并非全是“CIA”(美国中情局)样式的,特务情报机关也绝不仅仅干刺探情报、暗杀、绑架、投毒、纵火、爆炸等破坏行动,他们对收买、鼓(煽)动等软性攻击活动更精通。而且就西方国家来讲,绝大多数的特务是公开活动的外交官、学术机构的学者,甚至于摄影师等艺术家、商人,乃至于背着包包的旅行者;而西方国家最高效、最嚣张的特情机关乃是它们的驻外使领馆,大使、领事等高级外交官,就是特大号的特务。所以,CIA以亚洲基金会这个和平名称命名它在驻香港的特务、情报机关是符合西方大国的情报战传统的。这个名为亚洲基金会的特情机关从事的任务: 【政府乐见其成但又无法直接参与的活动。】③

  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这样一个从名称上与其毫无瓜葛的特务情报机关,是有它的考虑的:亚洲有冷战中的“热战”——朝鲜战争,西方列强在亚洲实施过长时间的酷烈殖民统治,亚洲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差异极大,所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这里的所有行动,都不能明目张胆以美国政府的名义进行,那会引起这里人民的警惕与反感的,所以它把自己在这里的特务分支以“基金会”这样的和平名称命名。然而,就是这样,它还要进一步地擦抹亚洲基金会在这里进行活动的痕迹,因为在亚洲基金会活动之前,另有一个“援助中国‘难民’知识分子协会”的美国半官方组织,在香港的很多公开活动招致港英当局不满。在香港展开行动的亚洲基金会一方面向港英政府保证基金会的活动方式是不公开的,“只是私下里与一些有价值的团体和个人合作,支持他们的努力”,另一方面干脆组建一个隐蔽组织, 【让所有的美国援助都隐在台后,实际事务则让亚洲人出面。】④

二、中文书院成为亚洲基金会在香港的反共桥头堡

  本来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蒙面下属组织又组建了自己的一个“整了容”的下属组织——孟氏委员会(后更名为孟氏教育基金会)掩盖自己的行动轨迹。这个整了容的,名曰孟氏委员会确实有华人知识分子里的一些名人在撑场面,比如前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民国大师”——新亚书院院长钱穆。1953年,著名教育家、珠海书院院长唐惜分也加入进来。这的的确确为这个美国特务机关整了一张中国面孔。而钱穆等人也明白孟氏委员会的资金来自于美国人的亚洲基金会,至于亚洲基金委员会和美国中情局的瓜葛,尚不清楚钱穆等人是否知道。⑤

  亚洲基金会与孟氏委员会的关系,据档案称: 【亚洲基金会与孟氏之间关系有严格的协议来规范。协议除了指定前者拨款的数额和后者经费用途外,亚洲基金会还要求孟氏每月提交报告,写明“基金会的主要发展,每个项目的进展,以及基金会与项目的财务状况。”如前所述,亚洲基金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两者关系和具体的孟氏项目进行大力宣传,以免其被贴上“美国标签”而削弱影响力。】6

  亚洲基金会对美国的政策与自己的任务,认识很清晰: 【在它看来,战后初期,美国在亚洲的冷战活动并不总是成功的。短期内,欲使东南亚各国政府走上稳定的、亲西方(亲美)的道路并不现实,反共才是优先政策目标。】7

  作为亚洲基金会的下属,孟氏委员会也秉承上级的指示,它的所有行动都围绕着反共进行。亚洲基金会选钱穆这样的反共立场坚决的中国文人在前台打理事务,算是找对了人。孟氏在香港要做的事情,就是培植更多的在港华人中的反共分子。这些反共分子存在的“沃土”,是1945年之后,因为中国内战大量迁港的“难民”。这些人的数字,据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向美国政府汇报中说: 【共产党夺取大陆后不到两年间,约有7.1万中国难民涌入香港。】8

  在这些人中,2.5万知识分子格外引起美国政府注目: 【其时负责美国对外信息与宣传活动的心理战略委员会(PSB)决定对逃至香港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有选择地救助”,因为“(这)对美国在政治、情报和心理战领域的努力是有价值的。”艾森豪威尔就职后,美国政府决定拨款25万美元“有选择地帮助在香港的中国难民”,实际上是指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并进一步确认,“该援助对于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和远东的整体目标是重要的”。】9

  与“难民”同来香港的还有十余所中文书院,这些中文书院也在资金困境中苟延,而亚洲基金会通过孟氏委员会对其进行资金援助,并这里物色反共中坚。当时这些中文书院的困境,如新亚书院的负责人钱穆说: 【新亚这五年来,永远在艰困中。校舍是如此般局促而简陋,图书是如此般稀少而缺乏,教授们永远没有正式的薪给……学生们大多数交不出学费,半工半读,老挣扎在饥饿线上来校上课。】10

  当时的大陆政府也在竭力争取这些在外的华人知识分子与学生。与大陆竭力争取大陆之外的华人针锋相对,亚洲基金会也把注意力投向了这些书院的青年学生。在它看来,亚洲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正是青年人,大量不愿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学生,不仅无法继续学业,生计亦且存在困难。毋庸置疑,这些青年人或许就是 【自由世界未来的领袖。】11

  所以,对这些青年学生的金钱资助行动势在必行。而迁港“难民”中的教授和学者,特别是知名教授和学者,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是无法比拟的。他们在文化冷战中的价值非同小可。所以,这也是亚洲基金会关注的又一重点目标群体。对这些学者们的金钱收买活动必须大力实行。

  亚洲基金会固然把香港视作“撒钱”活动的重点,但是它的眼界还不仅仅在这里,还有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华人。这些地区的华人,在上完小学、中学后,继续深造就要回大陆,大陆政府因势而动,采取了积极地吸纳华侨学生的政策。亚洲基金会的对策,就是如何“截流”这些学生回到大陆,使他们不能接受收大陆的高等教育,并受中共的影响。这就要求,在中国大陆之外,再建立一个在美国人看来,健康的、综合性的中文高等教育体系。台湾有这样的条件——蒋记民国逃台,有不少学者跟从。但是台湾的教育体系规模太小,容纳不下多少求学的东南亚华人学生。所以这些学生的流向就让美国人极为担忧: 【越来越受共产党诱惑而转向大陆求学】12

  亚洲基金会的对策: 【寻找新的方式和途径将海外华人青年吸引到香港接受高等教育……借以扭转华人青年到大陆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局面】13

  最好的法子当然是向迁港的反共中文书院撒钱,以整合壮大这些教育资源,吸纳东南亚求学的华人学生。1952年初,亚洲基金会把工作的目标确定为新亚、崇基、珠海等中文书院,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还未确定——因为它不能在香港过分张扬。在它的“整容”分身——孟氏委员会(孟氏教育基金会)于1952年9月建立起来后,它的工作才得以有计划的进行。14

  可以公开活动的孟氏委员会,为自己定下的公开目标:保证香港中文书院的“稳定和有效。”这好像没什么政治目的,但是,当孟氏委员会的门面——前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病重后,它的后任孟氏主席——基督教青年会(YMCA)布克礼在一封信中点明了孟氏的职责: 【扶植中文书院的发展,加强它们的教育项目,支持上进努力的学生,使其接受可以服务于未来“自由中国”的训练。】15

  这就有极强的政治目的了。这样一来,它要支持的香港中文书院,就变为美国政府培养反共、反华骨干的特殊培训机构。这样的培训机构,最先做的,就是同中国政府争夺华人学生: 【如果不能阻止华人学生落入红色中国的陷阱,他们将最终成为共产主义摧毁民主生活方式和民主思想的武器和弹药。】16

  这个主张与它的老板亚洲基金会如出一辙。说孟氏委员会与亚洲基金会是在华人中培养汉奸,实不为过。这些书院的院长,如钱穆等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反共立场,接受了美国的嗟来之食。所以说,对于当今热捧的钱穆等“民国大师”,我们万不可当做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来看待,对这样的披着“传统文化传承者”外皮的反共文人,应有十分的警惕:在他的学问书里,必定渗有居心叵测的东西。

  当时的香港,除了钱穆这些反共学者在兴办书院之外,还有左翼知识分子兴办的中文书院。为与这些左翼书院争夺生源,孟氏委员会及其老板-亚洲基金会的法子简单粗暴,却最有成效——撒钱。在孟氏成立的前两年,主要就是撒钱,以便稳定香港的这些缺钱花的反共的中文书院。孟氏学生奖学金项目以学期为单位,向所有中文书院在籍学生的15%提供学费奖学金。第一期提供212名学生奖学金,第二期中文书院学生总数增长,奖学金人数也增至265人。孟氏教职员资助项目,分为“配比教授资助”和讲座教授资助,年度预算为2.55万美元。17

  在1954年初步稳定了它支持的书院之后,孟氏的钱袋子不再无差别地“普济众生”,在亚洲基金会的授意下,确定了重点投入对象: 【其一,孟氏学生奖学金项目不再倾向于那些“生活急需的”学生,而是要用于那些“显示出能够成为未来自由中国领导者的学生”;其二,孟氏(出资的中文)图书馆项目应当致力于“增强对自由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欣赏。”】18

  在孟氏成立的头两年,亚洲基金会对其拨款金额为6.23万美元。亚洲基金会对“孟氏学生”的目的有强烈的政治动机,为此它对这些学生还有另外的安排:1953年下半年,亚洲基金会与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为孟氏学生开设了课外课程,并开展领袖培训项目;1955年,筹备成立YMCA青年中心,其主要目标仍然是发掘孟氏学生的潜在领袖能力。19

  简而言之,孟氏的作用,主要是培养特殊“人才”。这些“人才”,用时下老百姓对港乱恐怖分子的一句评语:“搞事的茬茬”。

  前文说过,亚洲基金会成立孟氏委员会(孟氏基金会)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美国援助都隐在台后,实际事务则让亚洲人出面”,经过亚洲基金会的精心策划,先有李应林、钱穆等人的加入,后来经过YMCA的干事长布克礼的大力活动,后又有香港教育署官员尹耀声、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罗香林、雅礼协会代表郎家垣和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学院校长阮康成等人加入,孟氏基金会也确实实现了本土化,成为一个“完全的、长期的本土组织”。这时的亚洲基金会开始帮助孟氏基金会改变资金筹集渠道,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组织。但是,这样的想法遭到港英当局的反对。它要让亚洲基金会和孟氏的联系保持下去,这样,孟氏“搞事”就要顾忌是否会为它的老板——亚洲基金会惹祸上身,二者可以互相牵制。港英当局的态度,使亚洲基金会的打算落空。20

  孟氏基金会的任务还不止在于支持钱穆等反共书院在香港站稳脚跟,并在其中物色、培训“自由世界未来的领袖”,它更大的目标是在它支持的书院稳定下来后,再将它们联合起来。

三、中文大学成立,“民主之花”孕育

  1956年初,亚洲基金会评估认为,在孟氏的努力下香港高等教育已经具备了联合的条件。对于书院实质上的联合,亚洲基金会有两步设想: 【其一,将资源相对匮乏,教材、设施和教员严重缺乏的中文书院合并,就其未来发展进行长期规划。除新亚书院和崇基学院外,九所孟氏书院里的七所(后来又有一所非孟氏书院加入)协商合并为一所联合书院。其二,联合书院一旦成功合并,“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将迎来一个建立协调和整合体系的机会,”这一体系将由崇基、新亚和联合书院组成,即成立一所中文大学。】21

  但是,亚洲基金会的设想实施起来并非一帆风顺:协商合并的八所书院中有七所是孟氏的成员书院(仅平正为非孟氏书院),一开始协商的过程还算顺利。不过,三所书院在最后关头退出,所以联合书院由五所中文书院组成,分别为平正、华侨、广侨、文化及光夏书院。对退出的三所书院,亚洲基金会认为它们有碍其整体目标实现,因此在与孟氏签订下一年协议时,特别规定孟氏对中文书院的支持一般而言限于崇基、新亚和联合三所书院,“建议孟氏不再资助那些撤出联合书院的机构。”22

  1956年10月,孟氏资助的联合书院正式成立。其后,联合书院成为亚洲基金会重点资助对象。1957财年,亚洲基金会在香港中文高等教育上的拨款总计为12.28万美元。其中,联合书院得到的资助为2.95万美元,孟氏项目为5.63万美元。孟氏项目亦包含对联合书院的资助。1956-57学年,孟氏教职员资助项目提供了3个讲座教授职位和7位配比计划教授职位,一年共计支出1万美元。23

  1957年,崇基、新亚、联合三所中文书院联合成立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Chinese Colleges Joint Council),目的是促进香港中文高等教育发展,并代表上述三所书院与港英政府协商成立一所中文联邦大学。“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的秘书长是新亚书院教授王书林,主席则由三所书院校长轮流担任。协会一半以上的花费由亚洲基金会提供。这些钱主要用于协会管理运行,包括秘书长每月385美元的工薪和特聘英国图书馆员总计6413美元的支出。亚洲基金会明确说明其资助条件是:协会和秘书长要在三所书院的教育发展合作,以及筹备中文大学的工作中承担主要责任。24

  1963年10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

  香港中文大学就是这个来历,完完全全是美国人在港英当局默许认可下出资,由钱穆等反共文人实施运作成立的、以培训反共“人才”为目的的特殊培训机关。当然,断然的说这个机关就没有一点干净的学问也太武断:然而谁说火锅店就不卖酒水了?据说,港中大的理工类学问,就可以比肩大陆二类本科的水平。所以说,卖酒水也不能否认火锅店就没有火锅,对不对?进火锅店只点酒水的人应该有,应该很少,这是环境熏染嘛!在港中大的那个环境下,即便不被里面的反中仇华、敌视中共的氛围侵染,真正的爱国者,也会很不好过,港中大的“民主墙”上写着什么?那个机关,从高等级的教授,到低层级的学生,港独气焰是十分的嚣张!

  想当年的港中大是在若干中文书院的基础上联合而成,在课程设置上有些看似不具攻击性的中文人文类的课程,但是,随着钱穆等“元老”离去,这些看上去,听上去很中国的课程慢慢地被控制者美国人渐变式地改造: 【首先是教科书项目,亚洲基金会通过孟氏资助了一个教科书项目,目的是为中文书院提供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教材。1955年编制的课本和参考书指导纲要明确规定:课本内容应当将东西方思想联结起来;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教课书的编撰应基于西方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孟氏这套15本的大学水平教材,不仅供香港中文院校使用,还准备提供台湾和其他地区使用。】25

  “将东西方思想联结起来”可不是让西方思想被东方思想文化改造,而是,西方的思想概念改造东方学问。在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中,有一个大项目是资助另外一个学术机构“新亚研究所”的,但是这样的资助,目的不纯: 【私底下,亚洲基金会认为研究所的重点应当是教育和培养那些从中文书院毕业的优秀学生进行研究生学习,通过引进“新鲜血液”,刺激现代思想并增强活力。对于中国文化研究,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也越来越具有导向性。1961年,在研究项目的资助说明中,亚洲基金会明确表示“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不再限于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而是要包括与现代中国社会或当代中国事务有关的儒学思想。”】26

  如划线部分,这个由钱穆创建的,与香港中文大学有些瓜葛的新亚研究所可不仅仅是研究故纸堆的学问,还要与时俱进,研究怎样用儒学思想治理现代中国!用马列做意识形态的红色中国用的着这个儒学治国吗?儒学固然是中国学问,但是,属于它的家天下时代早过去了!它的某些积极部分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整体来讲,这个公开主张不平等的儒学,是与倡导公平的马列思想格格不入的,以儒学治中国,那是在倒退!而且,还因为港中大里的“儒学”是美国人用钱“浇灌”出来的——“对于中国文化研究,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也越来越具有导向性”,这样的学问就绝非中国本土的传统儒学,只能是装着假辫子的洋鬼子!用这样的学问治理中国,中国岂不先从思想上对美国缴了械?

四、隐藏在幕后的NED黑手

  亚洲基金会对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功劳”是第一位的,而它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后续资金援助也是慷慨的,它慷慨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敌情研究”,被亚洲基金会资助的,进行“敌情研究”的机构,还不只是香港中文大学一家,还有多家学术机构,所以,亚洲基金会: 【将资助重点放在了友联研究所、新亚研究所、周鲸文的大陆研究所、孟氏研究服务中心和香港大学经济与政治学系等机构…… 到 1960 年前后……亚洲基金会则资助香港新亚书 院的高级研究院总计 28 万美元;资助香港大学近代亚洲研究所 4. 35 万美元,以满足其未来33 个月的基本花费。】27

  除香港中文大学之外,香港大学也是美国资金重点资助的研究机构,如: 【成立于 1953 年的香港大学东方研究所,一直接受来自香港政府和哈佛燕京学会的支持,两者每年为其提供 1.5 万美元的资助。 哈佛燕京学会对其在远东的整体研究项目进行重组后,东方研究所的经费来源被切断,亚洲基金会承担起了继续资助它的责任。】28

  作为接棒手的亚洲基金会对香港大学的“敌情研究”也很慷慨: 【自 1956 年起亚洲基金会以年度拨款的方式资助香港大学经济与政治学系主任斯图尔特·柯尔比(E. Stuart Kirby)领导一个中国研究项目。该项目致力于组织当代中国问题研讨会,出版《当代中国》系列丛书,培训研究者,追踪相关组织的特别研究计划,促进中国问题研究机构间的合作,进行资料和信息分享。 ……亚洲基金会拨款 2550 美元,资助香港大学近代亚洲 研究所的中共党研究计划,致力于研究中共党内部的派系问题。】29

  如学者张杨先生所说: 【战后学术史发展揭示的又一“定律”是,学术思想传播为资本、话语权、传播技巧和组织手段所左右,在相当长时期内呈现出单向流动的趋势,“西学东渐”的进程在加速……“只有得到资助的研究计划才有可能完成,其他没有获得资助的研究则走向衰落。”】30

  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大学的“敌情研究”既然是美国资金在“哺育”,而且,香港中文大学干脆就是美国资金在催生出来的,那么,这些都“敌情研究”项目方向也就越来越按着美国指引的方向走,渐渐成为“显学”。最后的结果,如美国“敌情研究”的首席谋士费正清所期望: 【费正清很明智地认识到,中国人和美国人总是有差异的,不可能想法完全一致。但是,他还是坚持中美必须有一个占优势地位的共同理想,应当努力地使美国的价值准则占有优势;或者如一些传教士和美国外交人员所想的,应当尽量使“中国人”更加与美国人相像,纳入美国的观念形态中。】31

  学问的确可以塑造人。可以想见,以香港中文大学为首的香港高等教育机构都是一帮子“中美国人”在占据讲坛,那么,教育出的青年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固然,不能说美国的金钱就是万能的,固然有一批学者出于学术独立,对美国的金钱顽强抵抗,但是,在香港这个地方,美国的钱还是很管用的!在香港还在英国人的管辖下,香港高校里就有仇中反共的势力;在英国人撤出香港后,这股仇中反共的势力就一变为港独势力!而且,这股势力还“溢出”校园,在香港政界、经济、司法领域里有了容身、作恶之地。

  美国在香港资助的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校,以及其“敌情研究”,其实就是在香港下病毒、种蛊,中蛊、患病者者不一定非要直接接触下蛊、散布病毒的美国人。可以这么讲,以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为首的一些香港高等院校,早已成为美国在香港培植、扶助的反共、反华基地了。亚洲基金会为主的美国特情机关在培植香港本地的反共基地与反共势力上“功不可没”,算是此道中的前辈大佬!

  有大佬前辈铺路,现在的港人对美国人的警惕与排斥远远不及受过殖民苦的老港人;还有一些不能言说的原因(和谐和谐,阿弥托佛),大陆对港人的凝聚力、吸引力也渐趋弱化,美国此道中的后起之秀入行“做事”也就不再遮遮掩掩。1983年根据美国国会制定的《全国民主基金会条例》成立的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Democracy,简称NED),就是这么一个“接棒手”。这个接棒手做事就十分的高调,用它的创始人它的创始人之一的艾伦温斯坦的话: 【我们今天做的许多事情,就是二十五年前中情局偷偷摸摸做过的事情。】32

  美国成立这个基金会的目的:在世界范围内鼓励自由和民主,包括促进个人权利和自由行动。33但是,这样的定义只是书面上的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为各国痛恨的“颜色革命”!

  这个基金会号称私人非盈利组织,但是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美国政府拨款。这就决定了;这个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国家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的若干颜色革命就拜它所赐;1997年后,香港渐成气候的港独,以及港独们发动的动乱、暴乱都直接与这个“民间组织”有关。而与这个组织有类似性质与任务的美国特情机关还有几个: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发署,USAID )、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民研所,NDI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国际共和研究所。这些特情机关中,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ED)是大佬,是总金主。而且还因为这个“民间组织”与美国国务院、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际开发署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着深厚的美国官方背景,被称为“中央情报局的另一块招牌”。34

  NED在港发动“颜色革命”的主要手段一如它的前辈亚洲基金会,撒钱。如学者徐建华与张飞洋指出: 【回归前后NED项目类型及投入金额虽有不同,但是在对中国国家利益产生负面影响方面却表现出了一致性。回归前NED主要致力于支持港英政府的选举活动,力图破坏香港的稳定回归。回归后NED相关活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对于基本法的破坏。】35

  在做足了前奏铺垫之后,港独们的“占中”行动以暴烈的暴乱方式开启。行动的主谋——占中三丑,戴耀廷在香港大学谋职、陈健民香港中文大学谋职;六名协从中,陈淑庄香港大学法律系、黄浩铭港中大硕士、李永达香港大学毕业。这两所学校出身的叛乱分子占比够高了!NDI(NED的下属机构,其资金长期受让方)在 2006年与香港大学“比较法和公法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一场名为“香港政党角色”的研讨会,巧合的是“占中”违法行动发起人戴耀廷在2006到2007年度就开始担任该中心的管理层。2007年 NDI又后续启动了青年公共参与计划,而且,三丑中的朱耀明,与协从中的邵家臻都是香港浸会大学里的教授,这个浸会大学曾与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ED)的下属组织NDI(NED资金的长期受让方)在2007年启动了青年公共参与计划,12月 NDI与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合作推出了青年公共参与计划,通过计划鼓励青年人更积极地进入和参与政治事务,并且组织八所香港高校参与活动的学生训练政治交际的技巧。36

  如上所说,就是为“占中”做准备。

  现在的香港暴动,美国的各色基金会做了多少年的铺垫,做了什么样的具体准备,现在还不可能有清楚的答案,但是,回溯历史,这样的行动能在我们建国初期,美国的各路“乐施好善”的基金行动里就能找到踪迹。那么,收回目光,在大陆,各式各样的美国基金也不少,我们是不是也该手持放大镜、显微镜,以宁杀一千,不漏网一个的严苛立场,仔细观察,甄别这些美国基金在大陆正在做什么?再用有罪推定的“有色眼镜”,判定、驱逐这些可疑的美国基金?

  注解:

  1、27、28、29、30、31,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成果 张杨 《冷战与亚洲中国学的初创———以费正清和亚洲基金会为个案的研究》《(美国研究2018年4期)》

  ②——26,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成果 张杨《亚洲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3月

  32、34,马天南《“颜色革命”中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因素研究———基于香港“占中”事件的分析》 《哈尔滨学院学报》2018年4月

  33、35、36,徐建华 张飞洋《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在港活动评析——以占中事件为例》《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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