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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皓阳:“宽松教育”不可取:从香港、日本与前苏联“减负”失败谈起

2019-11-01 14:19:55  来源: 大浪淘沙   作者:赵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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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近日,有关“素质教育”“减负”的话题成为了社交网络热议的对象。

  先有江苏突袭检查学生书包看有没有试卷、练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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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有浙江允许学生九点之后不写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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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生而贫穷》第四章中就分析了高考问题,这篇文章在网上已经被删了,目前只能在书里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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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中我就说过,我当然支持高考改革、应试教育改革,支持我们的教育选拔标准向多元化改变。但是,高考公平、公正、公开的大原则不能违背;高考选拔优秀人才的初衷不能改变;高考能为穷人家孩子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能为努力拼搏的学生提供应有的回报,这一特质不能抹杀。

  我们的教育制度确实应该改革,说不改革那是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但是向前看我们要走哪条路呢?要走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失败的宽松教育之路吗?

  我在《基层医生、教师的普遍困境:为什么工作这么辛苦,待遇却这么低?》这篇文章中分析过当前基层教育的困境:基层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困境也类似,都是付出与回报完全不匹配。我之前的文章里写过,乡村教师、赤脚医生,是当年最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两个职业,第一次把现代文明之光照进了我国最基层的穷乡僻壤。就是因为前三十年农村的合作社、农业水利建设和教育卫生建设的成就,才能让我国最基层的劳动力能够进入工业化的框架,改革开放之后的人口红利就是那个时候打的基础。可类比的,为什么印度没有成功的全国范围内工业化建设,因为印度的农村还是一个半封建化的状态,他们的劳动力不能为工业化大市场所用。

  但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媒体报道关于家长和老师的冲突不断增加了。因为互联网的存在,让教师可能的工作时间被无限延长,有一个微信群,老师回家躺床上还得忙工作的事。但是教师待遇就是普普通通,有早读有晚自习已经让教师工作时间被无限拉长,这如果再包含回家工作的时间,那以“时薪”来算教师工资就是被无限压低的。所以老师们抵触无限延长的工作时间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家长就会觉得老师真轻松啊,随便甩锅,把这么多活让家长来干——这与“医患矛盾”是根出同源的。现在师范生普遍招生困难,大幅提高教师待遇,自然会有年轻劳动力流入,平均每个教师负责的学生减少,工作量不就下来了吗。待遇提高了,也不愁师资质量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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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减负”或“素质教育”的问题,而是“加”的问题——提升教师待遇、提升基层教师数量和素质,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计。

  对于普通人来说,为什么要支持提高医生和教师的待遇?因为这些成本终究是要转嫁到我们所有人头上的。医生待遇低,用药品回扣、滥开检查来弥补;教师待遇低,优秀老师纷纷流入私立学校,而公立学校师资力量越来越弱,老师越来越混日子划水;精英子女要么出国要么去昂贵的私立学校。看看美国和日本,公立学校都是什么样子,这样下来社会更加固化,精英永远是精英,屁民就在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泥潭里烂掉了。

  (二)

  日本就是推行“宽松教育”失败最典型的例子。自2002年起,日本政府推行“宽松教育”,具体措施包括缩短教学时间、减少家庭作业、取消考试和学业检测、较少甚至取消理科内容等等。

  这一代学生被称作“宽松世代”,也被称作“被毁掉的一代”。专门有一部日剧《宽松世代又如何》来展现宽松教育的内容,比如学校教授的圆周率,只用记住“3”这个整数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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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宽松世代”纷纷走向职场,宽松教育的恶果也逐渐显现。因为缺乏相应的技能与能力,他们在职场中屡屡受挫,即便连最基本的工作都难以应付,这样的最终结果就是面临一个惨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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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在于,不是所有国民都一起“宽松”的。因为宽松教育,日本中小学的放学时间在3-4点左右,但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就去上辅导班、兴趣班,精英私立学校也会给学生“开小灶”,这样,普通人家的孩子与精英阶层的子女差距越来越大不可弥合。而教育作为阶级晋升重要手段的意义也被不断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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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东野圭吾神作《白夜行》的朋友应该记得,里面读了私立精英学校的人是什么境况,在鱼目混杂的公立学校是什么状况,雪穗用自己母亲的性命换取一个更好的家庭进入私立精英学校,可以说是她一步步摆脱童年的地狱加入大财阀家族,彻底进入上流社会的基础。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高校教授、知名学者、知识分子都会支持“减负”“素质教育”——因为他们就是教育轻松化下阶级传承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巴不得取消高考,像美国那样校友子女优先入学、熟人推荐优先入学。所以说知识分子的嘴,骗人的鬼,千万别信这些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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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底,社会竞争就不“宽松”,现在孩子们教育“宽松”了,也早晚要在社会竞争中把这个砝码加上。但关键问题是,那个时候再想加码,往往为时已晚了。

  (三)

  相信大多数朋友都看过我《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这篇文章。我写作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香港教育出了问题。

  绝大多数香港青年,都缺乏基本的政治概念、历史知识,他们不知道鸦片战争,他们不知道97年回归之前的历史,他们数学仅限于解二元一次方程。但是,香港精英的下一代,却展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我研究生导师,六十多岁一小老头,看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是他的家族有很大的产业,妥妥的含着金钥匙出生,法学和管理学双博士,还有佛学、哲学、美学、文学等六个硕士文凭。住在九龙塘后面山上的一个别墅,那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他这个别墅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可以请我们一个班的人去他们家院子里烧烤。他还给我们指,说你们看见院子里有竹子的那家了呗,那是成龙的房子。

  我导师的老婆是八十年代某年的港姐第二名。两个儿子跟我们差不多大,一个在牛津,一个在剑桥,一个读哲学,一个读神学——在西方都是妥妥的贵族专业。一次去他家BBQ的时候正好他俩儿子回家,跟他们聊了聊发现水平非常之高,张口康德萨特,闭口施特劳斯康定斯基,然后他小儿子跟我们简单聊了聊就告辞了,说他下周要在尖沙咀某教堂举办一场圣诞钢琴独奏会,他的钢琴刚刚海运了回来,要布置到场地去。

  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太多,就觉得我导师真是人生赢家,父母优秀、妻子优秀、儿子优秀,自己也特别优秀,这样的人生让谁不羡慕呢。一段日子过后,再结合我在香港遇到的种种事情,我才意识到了,这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家庭这样简单,而是香港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巨大的鸿沟。

  我说香港的年轻人人蠢、笨、没有常识,说他们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香港的精英阶层的子女教育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他们直接就送到了国外最顶级的私立学校,从小接受最拔尖的教育。社会固化的棺材板就这样钉上了钉,平民和精英接受的都是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教材、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老师,平民的教育还要搞“素质教育”“宽松教育”“多元教育”,教的他们连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知识储备都没有,将来那什么去跟精英阶层掰手腕。

  差不多同样年龄的两个香港青年,一个连鸦片战争的历史都不知道,一个跟我侃侃而谈萨特的恶心和康定斯基的修养,这就是真实可见的割裂与鸿沟。最可怕的是,这个鸿沟不是20%和80%的鸿沟,而是0.1%和99.9%的鸿沟。香港还有希望吗?似乎只有这0.1%的未来才能称得上“希望”——这群精英没有国界,他们从小就是世界公民,接触到的都是世界最顶级的资源;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家产都在香港,他们会继承父辈祖辈巨额的财富,也就是说这些世界公民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

  (四)

  我们都知道,香港、日本因为推行“宽松教育”“快乐教育”而遭受恶果,鲜为人知的,前苏联同样有一段“宽松教育”的历史。对此我们曾经予以过激烈的批判。当年那些文章,虽然言辞有些极端,但是道理讲得都挺明白的:

  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而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90%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90%都钻进了高等学校。

  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请看苏修的新玩意》(《红旗》1975年第11期);《苏修教育——一面镜子》)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宽松教育都没能获得理想的结果。新中国曾经在教育领域取得过翻天覆地的伟业,新中国的教育政策让90%的人识了字、读了书,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在旧社会,读书写字是属于“士人”的特权。我每次写文章批判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时候,总有脑子不太灵光的人质疑:你不也是文人么,你有什么脸说他们。我算个鸡儿“文人”,所谓的文人只不过是他们粉饰风雅的表皮,背后的本质是地主、官绅、士大夫等反动阶级。写文章、著历史,是他们在经济特权、政治特权背后的文化特权。只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咱老百姓也有条件读书写字写文章了,不能因为谁写出几篇长文章来就骂人“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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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课时,其门生罗时实等问:“国粹将亡,为之奈何?”

  梁启超反问:“何以国粹将亡?”

  门生答道:“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

  梁启超听后勃然拍案说:“从古就是这么少!”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文盲、半文盲率超过90%。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短短几年间,新中国就有超过一亿人都识了字,到了七十年代,全国文盲率下降到了20%以下。伴随着义务教育、乡村教师的普及,越来越多最基层的广大人民,也能沐浴在文化之光的照耀中,同时更是提供了改变命运、改变人生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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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高考问题的专著《无声的革命》一书中,用详实的数据记载了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者研究发现:1928—1949年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以1949年底全国成年人口计算,大学毕业生比例接近万分之七,略低于清代举人。1949年前,中国精英大学的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无法侧身其中。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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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农获得了大量高等教育机会,其中在六十年代达到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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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女性获得了均等的教育机会,这是建国前的高等学校女性入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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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文中段落:

  1964年毛泽东称:“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这句话不仅变成“*****”口号之一,也是推动中国男女平等的动力之一。因此,到“**”时期,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男女平等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全国和北大的男女性别比都被降到了2:1左右,苏州大学在1976年前后更是达到了均衡的1:1。

  历史上正反两面的例子就明明白白摆在这里,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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