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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会怎么处理乡村女教师“说真话”事件?

2019-10-23 11:16:06  来源:红色江山  作者: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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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1日,25岁的湖南永顺县乡村女教师李田田在个人公众号“山花诗田”发表了一篇题为《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的文章,批评教育部门的形式主义检查。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点击才三千多的时候,就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当地教育局局长15日晚要求她连夜进城说明情况,同事与她不敢有任何牵连,出于恐惧,她没敢进城而是主动删除了文章;16日凌晨,学校领导推开宿舍门,要求其在县里的答复上签字,承认自己的目光片面与言辞过激,而她拒绝了签字……

  该事件被媒体披露以后引起了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16日上午,湘西州委领导亲自找李田田谈话,并承诺对教育检查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行整改;下午,李田田转告记者“我没事了”,并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后,只想好好教书,致力于童话小说的创作。”

  笔者第一时间也关注到了这个事件,原以为事情到此结束,而据媒体20日报道,学校规定,凡来校找李田田的人须在门卫处登记,李田田的外出行程也要向校领导如实汇报。李田田的教学任务也被减半,从两个班变成了一个班。

  这就是说好的“整改”?

  其实,李田田公众号文章所反映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与教育系统,例如,早几年前公众就熟知的“扶贫就是填表”。2018年,《半月谈》刊登了《警惕!“痕迹主义”在基层流行,已成形式主义新变种》的文章,批评这种填表、摆拍、“留痕”、应付检查的形式主义作风。

  然而,基层普遍存在形式主义的问题,并未因《半月谈》这种级别的刊物的批评而有所改观。青年乡村教师李田田对形式主义“说真话”,反而给自己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当地有关部门的这种处置方式让人心寒。

  通过李田田的个人公众号文章,笔者对这位乡村教师大致有了一个了解。李田田生在湖南湘西一个偏僻的小寨子,4岁父亲去世;因为家贫,成绩不错的她读了定向免费师范生,报考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原来还是毛主席的校友,当年蔡和森也是因为家贫读了湖南一师)。

  善良的李田田并未因为家贫所迫读了定向免费师范生、失去成为“社会精英”的机会而自怨自艾。她把她的爱心献给了同样是生在大山里的孩子们,白天和学生打成一片,给学生买了许多课外书,孩子们特别喜欢她,家长也喜欢她;晚上则是开始童话、诗歌和小说的文学创作。

  那篇《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主要写的是她所在的学校经常面临一些教学之外的任务:去联系贫困户搞扶贫填表,为了应付检查上课时间带学生大扫除,以及各种形式主义的非教学任务负担。学校教学主业得不到重视,她担心这样下去会让孩子被耽误。

  李田田的文章之所以一发出来就能够引起共鸣,恰恰说明她所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而且是普遍的。别的教师不是没有看到这些问题,不是没有抱怨,只是敢于站出来公开直陈这些问题的只有李田田一个人。在一个普遍自私、冷漠的大氛围下,李田田这种仗义直言的品质是可贵的。但在“领导”眼里,这无异于一个爱闹事的刺头。

  “领导”们不喜欢,毛主席却是非常欣赏这样的刺头。

  例如,1954年支持尚在青年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1966年声援北大哲学教师聂元梓等等。1968年,毛主席指出:“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干,振奋大无畏的创造精神,不要被名人、权威吓倒。”

  对于李田田所反映的这种形式主义问题,毛主席究其一生都是深有体会并深恶痛绝的。这里说的形式主义,特指在领导组织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紧密相连。

  1929年,工农红军尚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旧军队的形式主义作风就蔓延进来了。红四军某些人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硬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插进一个军委。毛主席在当时批评说,“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

  1930年,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

  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大力反对主观主义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而使这一概念广为人知。

  1960年3月14日,山东省历城县委在关于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师到田指示的报告中提出,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1960年1月1日到3月10日的70天当中,共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184次,电话会议56次,印发文件1047份、表报599份。县级机关设立的临时办公室达22个之多,经常有100多名干部应付文件表报;全县终日忙于填写投送文件表报的人员近千名。县、社领导机关和主要负责干部,也多被束缚在办公室里处理这些文件,应付日常事务,对于上级指示,缺乏认真学习,对于本地情况缺乏调查研究,工作作风陷入简单化、一般化。突出表现为“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的“五多五少”现象。

  毛主席得到这一报告之后十分重视,立即为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认为这种状态,并非只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全党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五多五少”问题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

  1961年,针对严重的官僚主义导致大跃进中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共产风等现象,经济形势进入了异常严峻的局面。根据《毛泽东年谱》有关记载,那个时期,无论是开会、谈话,还是调研,只要有时机,毛主席都会严厉批评基层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并就如何做好基层工作,破解形式主义难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1961年2月8日晚,与江华、林乎加、田家英等谈农村整风整社问题,毛主席讲道:“一九五九年十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问题是要搞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

  3月5日晚,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讲道,“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

  3月7日下午,与王任重谈湖北农村情况时毛主席讲道:“农村跟城市总有区别,农业跟工业总有不同,农业就不能像工业那样来指挥生产,农业更不能用通电话的办法来指挥生产,农村常开电话会议,布置任务,实际就是死命令,这可害死人。”

  3月13日上午,在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的信中,毛主席写道:“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3月13日,在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又讲道:“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

  读到《毛泽东年谱》的这些琐碎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已经是68岁的毛主席是如何忧心忡忡、殚精竭虑,几乎是手把手地帮助自己的同事们提高认识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晚年的毛主席甚至不惜放手发动群众来根治官僚主义,这种尝试也随着他的溘然长逝而中止……

  如果毛主席遇到青年乡村教师李田田撰文批评形式主义检查的事件,估计又得加一篇按语发到《人民日报》上了吧。

  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治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契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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