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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十年之后,发生了什么?

2019-10-10 10:34:35  来源:激流一九二一  作者:哈达斯·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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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2月,《新闻周刊》的封面大声疾呼:“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1】在边境以北,加拿大《金融邮报》也宣称,“救市标志着卡尔·马克思的复出。”【2】 2007年和2008年令人震惊的金融危机让政治家、资本家和专家们惊慌失措。这让主流学界开始怀疑: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体系是否已经失败?卡尔·马克思是否正在坟墓里嘲笑他们?【3】正如时任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所承认的,“我担心这个世界会崩溃”。【4】又或像是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统帅本人那样说得更委婉写:“这个混蛋可能会倒下”【5】。

  2007-2009年所谓的“大衰退”是美国自大萧条以来历时最长、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从房地产巨大泡沫的崩溃开始,股市崩盘,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倒闭,商品价格暴跌,信贷冻结,国际贸易放缓接踵而至。

  超过900万所房屋被取消赎回权,800多万个工作岗位因此而消失。直至2009年底,将近3000万人(约占总劳动人口的18%)处于失业,不充分就业,或已放弃寻找就业机会的状态【6】。

  美国的贫困群体在这场危机中首当其冲。仅占收入分配十分之一的底层家庭2009年的失业率为30%,而上层家庭的失业率仅为3%。不仅如此,这些底层十分之一的人也严重就业不足(非自愿地从事非全日工作),不足率为20%【7】。上述数据意味着,在经济衰退期间,有一半的美国底层家庭正经历着失业或就业不足的困境。

  尽管危机起源于美国,但业已演化为全球性灾难,许多国家面临着更深层次的衰退或萧条。全球近3400万人加入了失业者行列,其中受打击最严重的是青年和移民工人。具有萧条烈度的经济收缩打击了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影响到牙买加和阿根廷,大部分拉丁美洲陷入深度衰退。面临严重危机的国家为获得救助不得不付出残酷的代价,从希腊到牙买加、西班牙、爱尔兰、巴西、波多黎各等地的工人为了“偿还本国的公债”而面临严重的财政紧缩制裁。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被告知世界经济已经恢复元气。同样,在大萧条期间报道全方位反思的媒体也宣布,美国公司正在吸引丰厚的利润,为股市的空前繁荣弹冠相庆。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一项由纳税人出资的数万亿美元的救助使银行、投资公司和企业得以恢复盈利能力。此后,亿万富翁“反建制派”煽动者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一项税收拦截法案(用特朗普的话说,这是一次“惊人的经历”),为美国企业界带来了巨大的意外收获。那些令统治者们深感忧虑的麻烦,似乎只是一段朦胧而遥远的记忆。

  然而,在大衰退结束后的数年里,民意调查始终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认为我们处于衰退,甚至是萧条之中。显然,随着企业盈利能力的反弹,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家庭财富中值下降。就业机会直到2016年才卷土重来,而当时之所以恢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低收入、低技能、临时和兼职工作岗位的增加。在住房方面也是如此,据报道,在大衰退十年后,只有三分之一曾经失去家园的人“有可能再次成为房主”【8、。

  因此,所谓的“复苏”仅仅发生于公司董事会,而非穷人、移民、有色人种、学生和青年工人。

  事实上,美国社会的经济两极分化达到了新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the Federal reserve)在2016年报告称,美国1%的人控制着创当年记录的39%的财富,而占人口90%的底层仅拥有23%的财富【9、。这或许能够对英国《金融时报》的惊讶做出解释:“美国大部分人口并未感受到就业市场的好转。”【10 】

  尽管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造成了广泛的动荡和痛苦,但主流经济学家依旧对其发生原因表现得措手不及。在危机之中,美联储前主席,谦逊的“摇滚经济学明星”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说,他“震惊地难以置信”——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场危机是由一场无法解释的“百年一遇信贷海啸”所引发的。【11】经济学家尤金·法马(Eugene Fama)被认为是“有效市场假说之父”(关于市场完全民主并绝对产生“正确”经济效益的理论)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衰退。我不是宏观经济学家,所以我不会为此感到惭愧!这场关于大萧条发生机理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而我们从来都对此不甚了解。经济学不太善于解释经济活动的波动。”【12】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去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大衰退。这不仅是因为它对劳动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并至今仍然产生巨大的影响,还因为我们认识到,周期性危机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理解资本主义危机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的核心。特有的周期性危机所带来的动荡和破坏使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根本上不稳定的制度,并在制度中提供了重要的裂痕,使阶级斗争得以产生。

  大衰退的新自由主义根源

  大衰退的根源可以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定义美国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几十年中找到。新自由主义代表了自由市场自由化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私有化、经济加速、提高生产力和放松管制等。这是当时的统治精英们对经济体系最近一轮深度衰退的回应——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盈利能力下降,通胀上升,经济增长放缓的现象。这一经济秩序的协调重组带来了长达25年的繁荣,并以令人惊诧的方式恢复了盈利能力。正如社会主义者李·苏斯塔尔(Lee Sustar)所描述的那样:

  资本主义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是回到市场基本原则。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样几十年来被视为右翼怪人的经济学家,突然间被推举为鼓吹放松商业管制、政府服务私有化和“灵活”劳工政策的圣人。像美国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这样的政客,通过粉碎工会、削减政府开支和放松金融资本将弗里德曼的想法变成了政策。克林顿政府剪除了这些政策的一些粗糙边缘,但基本上巩固了现今为人所称的“新自由主义”。【13】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有两项进程正同时发生。首先是通过对工人的正面攻击来恢复美国统治阶级的盈利能力。第二个则是前所未有的私有化,伴随着对所有经济部门的放松管制。

  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是打击工人阶级——经济提速、生产力提高和工资的下降使得财富能够从社会底层转移到上层。与此同时,社会成本通过削减公共服务和福利而转嫁给工薪家庭。预想的结果是统治阶级盈利能力的不断提高,伴随着惊人的不平等现象发生。三十年来,最富有的1%在国民收入中的经济占比几乎翻倍,而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却只能依靠低廉的工资生活,逐渐形成一个与大萧条前相比同样不平等的社会。【14】

  与此同时,上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推翻了大萧条觉醒后对金融资本施加的众多监管机构。金融部门放松管制和日益自治化为金融产品的激增和将一切“证券化”开辟了道路:即将债务(从抵押贷款到养老金)转化为可公开交易的金融工具。盈利能力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资本需要寻求更多的投资渠道,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把目光投向了传统场所以外更加复杂的金融鸡尾酒,以产生更高回报。“每个人都在寻求收益,”J.P.摩根(JPMorgan)掉期团队的早期成员之一T.J.Lim解释道,“你几乎可以做你能想到的任何事情,人们也会买下它。每周总会有人想到一种新产品。“

  所创建的可交易的金融资产作为新类型的“证券”,可以对任何形式的债务进行重新包装——基本的、更传统的证券包括债券(市场化的负债)和股票(公司中可流通的所有者权益),而更复杂的方案则允许银行进行混合搭配。他们可以把你的抵押贷款、你邻居的学生贷款和成千上万的其他贷款分解成许多很小的部分,然后为每笔债务创建一个篮子,并将其重新包装成一种新的“衍生产品”——一种能够从其他资产中提取价值的证券或金融契约。衍生产品有多种工具,其中包括期货、远期、掉期和期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抵押贷款担保证券”作为一种将众多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的金融产品,在引发大衰退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正如大卫·哈维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史》中所描述的:

  日益摆脱了迄今限制其行动领域的监管限制和障碍,金融活动可能会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并最终无处不在。金融服务业的创新浪潮不仅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全球互联,而且还产生了以证券化、衍生工具和各种期货交易方式为基础的新型金融市场。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一切事物的金融化。【15】

  虽然较高的剥削率为企业的再次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放松对金融资本的管制是在不断地火上浇油。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乐观的评论家们宣布,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结束商业周期的“经济奇迹”。从1991年到2001年,美国经济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的持续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利润增加了一倍,失业率下降,甚至工资也开始上涨。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双重特征——经济两极分化和放松管制,引发了将会使这一路线崩溃的矛盾。

  生产过剩的危机

  快速积累的新自由主义繁荣最终被世界范围内的商品过剩所取代,这导致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表现为商品生产过多而卖出不去),以及资本的“过度积累”(表现为工厂、机器和其他固定资产得不到使用)。资本家们认为,由于市场过于饱和,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获利,因此把所有资本投入运转并不划算。这些未使用的资本在他们的账面上表现为巨大的资金损耗。

  麻烦的第一个征兆显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正如我们将在下面讨论的,十年后,潜藏在所谓的“四小龙”经济体中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最终导致了第二次甚至更大的生产过剩危机。

  多年来,东南亚的经济体一直是自由市场的典型代表。数十亿美元的国际贷款和投资推动了该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高增长率。美国社会主义者乔尔·盖尔(Joel Geier)解释道:“每个人都认为繁荣能够持续下去。这样一来,生产力提高了,投资和贷款不断涌入,一度掩盖了产品生产的数量与各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商品的能力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政府和私人债务堆积如山。【16】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地区的投资水平都在上升。【17】95年前后,中国的工业增长异常迅猛,最终使得生产规模趋于过剩。当市场已被证明无法再吸收增加的产量时,生产开始放缓——工厂的生产能力在60%至75%之间。即便如此,国际投资之河仍在奔流。但是出口下降最终导致还贷违约。一旦出现违约,资本就像冲进来一样迅速转身离开,投资者也在金融恐慌蔓延时撤回资金。【18】

  这场危机具有天然的全球性。随着货币和银行体系的崩溃,世界贸易缩减,利润率下滑,工业也一蹶不振,世界众多地区陷入衰退或萧条的境地。但是在美国,危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遏制了,或至少是被推迟了,美联储制定的低利率政策,贸易赤字,以及对企业的减税保证了信贷的持续扩张。从本质上讲,企业和消费者通过借钱来维持消费,这才使得商品的国内市场(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得以扩展。

  消费者、企业、和国债也让美国成为了其他国家商品的“最后买家”。美国的支出产生了大量需求,对于支撑全球生产、拉动整个世界走出衰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1997年到2000年,美国每年进口的商品和服务的年价值从1万多亿美元(以2017年美元价值计算)上升到了将近1.5万亿美元。【19】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场工业革命,并维持着两位数的年增长率。这相应地又使得中国市场的能够不断扩张,以吸收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出。

  简单来说,尽管从未解决过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和资本过剩问题,中国的工业发展加上美国不断增加的债务,支撑了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扩张和超额利润的实现。2000年,美国联邦预算盈余达到了2360亿美元的高位,而至2005年联邦预算却又转变为超过3000亿美元的赤字。【20】同期贸易赤字也从3730亿美元激增至7140美元。【21】随着预算和贸易出现巨额赤字,整个90年代和21世纪初资产泡沫都在增长。【22】

  在整个21世纪,尽管2001年出现过轻微的衰退,但经济增长的引擎仍在发力。增长由债务驱动,企业获得了数万亿的贷款;尽管工薪阶层收入下降会限制消费品市场的发展,但是其负债增加却使得生产快速增长。在繁荣时期,家庭债务占到了个人收入的120%。(相比之下,在二战后的繁荣时期这一比例为31%,到2000年上升到了81%)【23】

  然而,即使经济在本世纪初不断扩张,资本对新工厂和新生产资料的投资却很缓慢,因为工业界仍在处理自90年代以来一直未解决的生产过剩问题。在现有工厂生产力过剩的情况下,并没有动力建设新的工厂。即使在2005年经济繁荣的高峰期,产能利用率也很少能达到80%,大大低于以前的繁荣时期。【24】盖尔(Geier)解释道:“资本家们没有投资新技术、新工厂和新设备,而是把资金投向海外。在国内,投资流入了利润最高的行业——房地产、建筑和金融。”【25】

  房地产泡沫破裂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高水平的投资刺激了房地产的繁荣。尽管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但低利率的抵押贷款使得住房拥有者的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正是在这个时期,银行开始大力推出“次级贷款”。对于希望购置新房的人来说,这些贷款只需要极少的首付,信贷要求也极低。但是次级贷款的低利率刺激了需求,最终又反过来使得贷款利率走高。工薪阶层误认为房地产价值会继续无限上涨,他们能够在高利率出现之前为自己的贷款再融资。

  同时,投资者对抵押贷款证券化(MBS)的需求刺激银行更多地发放抵押贷款,银行通过把这些贷款分割、重新打包再转售,从而大赚一笔。他们大力推动这些掠夺性贷款,次级抵押贷款占抵押贷款的比例从2003年的8%上升到2005年的至少20%。【26】2004至2006年,在房市的鼎盛时期,银行、储蓄机构、信用社和抵押贷款公司发放了超过1000万笔高息抵押贷款,总计产生了1.5万亿美元的不良债务。【27】

  伴随着疯狂的抵押贷款热潮,投机者的活动推高了对房产的需求,从而拉高了房价。投机者用次级抵押贷款购买尽可能多的房产。由于这些贷款不用付太高的首付,所以即使房价上涨,他们亦可以继续买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人们总是责怪穷人和工薪阶层拖欠贷款而导致了危机,实际上当房价开始下跌时,投资者是最先拖欠贷款的人之一。他们不住在这些房子里,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动力去持有坏账。投资者至少要对四分之一的严重坏账的抵押贷款负责。【28】

  房地产业表现出了典型投机泡沫的所有明显迹象(投机泡沫是指,商品交易价格大幅上涨)。在2005年泡沫的顶点,房产的估价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45%。但随着泡沫的不断扩大,从中受益的人的幻想也随之增长。此时,房贷公司房地美(Freddie Mac)首席经济专家弗兰克·诺沙夫特(Frank Nothaft)对《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表示:“我认为全国的房价不会下跌。”【29】同时,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的戴维·利雷亚(David Lereah)发布了“反泡沫报告”,以“回应当地媒体和学术界对泡沫的不负责任的指责”。读者们被告知,“基于住房的基本需求和可预测的经济因素,全国几乎没有房价泡沫的风险。”【30】

  但那确实是个泡沫。它的发展鼓励人们背上更沉重的债务负担。工薪阶层以他们自己的房子作为抵押品来申请贷款,银行则疯狂放贷,创造巨额利润。《经济学人》杂志在2008年描述了这个过程:

  自1982年以来,美国经济保持坚韧,衰退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者们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能量。他们的支出非常稳定,不只是因为就业和收入下降的幅度比过去和缓,而且因为他们愿意也有能力借款。资产价格的长期上涨——先是股票,后是房地产——提高了消费者的资产净值,使储蓄显得没那么必要。而且,得益于金融创新和贷款者的宽松承销,借钱更容易了,这都是建立于日益增值而看似很可靠的房产基础上的。平均来看,从1950到1985年,消费者节省了9%的可支配收入。然后,储蓄率稳步下降,今年初降至约零。与此同时,消费者的抵押债务上升到了他们可支配收入的127%,1990年这个比例为77%。【31】

  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状况。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和利率最终使工薪阶层无法拥有住房,从而削减了新住房的有效需求。随着销售开始暴跌,需求下降拖累了房价和房屋净值。银行之前向穷人许诺可以买下房产,如今却来敲门还债。到了一个转折点,泡沫破裂。

  你不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看到房地产价格飞涨,收入停滞不前总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住房研究联合中心(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的分析师在2008年的一篇论文中描述了住房状况。这篇论文值得详细引述,因为它描述了一个典型的生产过剩案例,这个案例直接来自哈佛大学的精英走廊。

  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抵押贷款产品无法使住房市场无限期地持续运行。随着利率从2004年开始上升,2005年末物价上涨有减弱的迹象。投资者迅速退出市场,购房者失去了紧迫感。但建筑商已加大力度,以满足投资者和第一、第二套住房买家的更高需求,推动单户开工(建造住房单位)从2001年的130万套增加到2005年的170万套。就在住房需求开始减弱之际,新单户住宅正数量空前地从市场上浮现,或是在酝酿当中。

  随着过剩供应开始增加,抵押贷款产品创新暂时的上涨即将结束,2006年第三季度名义房价终于同比下降。与此同时,一些可调整贷款的利率开始重整,抵押贷款业绩恶化,因为不良的风险管理做法造成了损失。贷款人的反应是,在2007年下半年收紧了信贷,进一步拖累了市场,加剧了长期低迷的房价的威胁。【32】

  过热的住房市场让位于抵押贷款违约和空置房屋,这随后给房价带来了下行压力。建设项目的取消量猛增。仅在2007年,就有20多万个建筑工作岗位流失。【33】市场饱和与调整生产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时滞。这种滞后因层层金融鸡尾酒(常指掺合不太相容的混合物)而加剧,从家庭生产中去除了几步。到2007年底,《华尔街日报》报道:

  住房在2005年达到顶峰。到2006年初,人们普遍认识到繁荣可能已经结束,到2006年年中,这种繁荣的结束是毫无疑问的。2006年6月,现有单户住宅的销售量比上年同期下降了9%,新房销售量下降了15%,框架木材价格下降了19%。道·琼斯·威尔希尔住宅建筑股票指数从2005年7月的峰值下跌了41%。然而,在整个2006年,那些资助房地产泡沫的人却在他们的党内大行其道。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06年,持有大量高风险抵押贷款证券和其他资产支持证券的抵押债务的发行额达到1870亿美元。这比2005年增长了72%。【34】

  生产过剩的现实不可避免地会赶上投机性金融的错觉。大量拖欠让抵押贷款费用无法支付,而抵押贷款费用一直是华尔街复杂鸡尾酒的核心。抵押贷款的违约使金融鸡尾酒变酸了。随着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数量在2007年底几乎翻了一番,正如李·苏斯塔(Lee Sustar)所说,"债务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35】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支付义务链"突然"在一百个地方"断裂。【36】

  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需求下降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投资者被迫亏出。房价的下跌反过来又降低了房屋净值,工人必须借入资金,并紧缩消费支出。《经济学人》在2008年底写道:“自2006年达到峰值以来,房价已经下跌了18%。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收紧了各类消费贷款的贷款标准。结果,第三季度消费者支出按年率计算下降了3.1%......美国消费者消费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节俭的新时代可能已经开始。”【37】

  债务的过度扩张以及房屋和其他资产价值的膨胀是发生于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一种现象。矛盾首先仅仅从最薄弱的次贷市场中浮现,但危机的深度很快变得明晰起来。始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情况变成了全球金融信贷危机,资本家被迫开始考虑各类资产被高估的事实。股票价格暴跌,商业地产大跌,负债过重的公司无法获得或支付足够的现金。许多公司发现,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运作,即使为日常运营提供资金也变得不可能。金融体系本身被推到崩溃的边缘,只有一系列艰巨的、国际协调的救助计划才能阻止金融体系完全崩溃。

  这些数万亿美元的救助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这样的,因为紧缩措施压榨着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和穷人。大规模解雇、裁员和设施停用导致全球失业率飙升,产量大幅下降。华尔街和金融机构造成的危机给劳动人民带来了痛苦的经济衰退。

  结论

  大萧条已经过去十年了,社会和经济两极分化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正如大卫·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最近报道的:"根据乐施会(Oxfam)数据,世界上最富有的八个人拥有的财富跟人类的一半(36亿人)一样多。前1%的人比地球上其余99%的人拥有更多的财富。新自由主义的繁荣让位于新自由主义的衰退,并最终轮回到新自由主义的复苏:通过全球的大幅紧缩政策,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得到反弹。在此背景下,对现状的阶级愤怒助长了社会主义左派和极右派的发展。随着经济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和未来危机的浮现,加强我们一方的政治信任和政治组织将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1. Newsweek, February 2009.

  《新闻周刊》,2009年2月。

  2. Martin Masse, “Bailout Marks Karl Marx’s Comeback,” Canada Financial Post, September 29, 2008.

  马丁·马塞,《拯救马克卡尔·马克思的复出》,加拿大《金融邮报》,2008年9月29日。

  3. Talal Nizameddin, “Is Marx Laughing in His Grave Right Now?” The Daily Star (Lebanon), September 29, 2008.

  塔拉勒·尼扎梅丁,《马克思现在在他的坟墓里笑吗?》每日星报(黎巴嫩),2008年9月29日。

  4. Cited in David McNally, Global Slump: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risis and Resistance (Oakland, CA: PM Press, 2011), 19.

  引自大卫·麦克纳利,《全球衰退:危机与抵抗的经济与政治》(奥克兰,加利福尼亚州:PM Press,2011年),19。

  5. David M. Herszenhorn, Carl Hulse and Sheryl Gay Stolberg, “Talks Implode During a Day of Chaos; Fate of Bailout Plan Remains Unresolved,”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5, 2008.

  大卫·赫森霍恩、卡尔·赫尔斯和谢丽尔·盖伊·斯托尔伯格,《在混乱的一天里谈话破裂》;《救助计划的命运仍未解决》,《纽约时报》,2008年9月25日。

  6. Andrew Sum, “The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the Great Recession of 2007–2009 on Workers Across Income Groups,” Spotlight on Poverty and Opportunity, April 12, 2010.

  安德鲁·萨姆,《2007-2009年大衰退对不同收入群体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影响》,《聚焦贫困与机遇》,2010年4月12日。

  7. Andrew Sum, “The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the Great Recession of 2007–2009 on Workers Across Income Groups,” Spotlight on Poverty and Opportunity, April 12, 2010.

  安德鲁·萨姆,《2007-2009年大衰退对不同收入群体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影响》,《聚焦贫困与机遇》,2010年4月12日。

  8. Laura Kusisto, “Many Who Lost Homes to Foreclosure in Last Decade Won’t Retur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0, 2015.

  劳拉·库西托,《许多在过去十年中失去房屋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人不会回来》《华尔街日报》,2015年4月20日。

  9. Matt Egan, “Record Inequality: The Top 1 Percent Controls 38.6 Percent of America’s Wealth,” CNN.com, September 27, 2017.

  马特•艾根,《创纪录的不平等:前1%控制着38.6%的美国财富》,CNN.com,2017年9月27日。

  10. Sam Fleming, “Growing US Labor Market Belies Morose Mood,” Financial Times, March 30 2016.

  山姆·弗莱明,《成长中的美国劳动力市场,莫罗斯心情》,英国《金融时报》,2016年3月30日。

  11. Aaron Smith, “Greenspan: It’s a ‘Credit Tsunami’.” CNNMoney.com, October 23, 2008.

  亚伦·史密斯,《格林斯潘:这是一个‘信用海啸’》。CNNMoney.com,2008年10月23日。

  12. John Cassidy, “Interview with Eugene Fama,” New Yorker, January 13, 2010. Fama also argued that there actually wasn’t a housing or a credit bubble. (We’ll discuss “bubbles” later on, but suffice to say, it was widely acknowledged that they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Great Recession.) Consumers, as the theory goes, had all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ed to buy, so the price at every moment was right.

  约翰·卡西迪,《采访尤金·法马》,纽约,2010年1月13日。法马还辩称,实际上不存在住房或信贷泡沫。(我们稍后将讨论"泡沫",但足以说明,人们普遍承认,泡沫在大衰退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理论所学的,消费者拥有购买所需的全部信息,因此每时每刻的价格都是正确的。

  13. Lee Sustar, “Who Caused the Great Crash of 2008?” Socialist Worker, December 5, 2008.

  李苏斯塔,《谁导致了2008年的大崩盘?》,社会主义工人,2008 年 12 月 5 日。

  14. Lee Sustar, “The Panic of 2008,” Socialist Worker, October 11, 2008.

  李苏斯塔,《2008年的恐慌》,社会主义工人,2008年10月11日。

  15.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3.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33。

  16. Joel Geier, “Can the US Escape the Global Crisis?”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6, (Winter 1999).

  乔尔·盖尔,《美国能摆脱全球危机吗?》国际社会主义评论6,(1999年冬季)。

  17. Measured as the percentage of GDP going to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new factories, roads, and housing) was upwards of 30 percent, and in some cases above 40 percent, every year in Malaysia, Thailand, and South Korea until 1997. (Compare these figures to worldwide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which hovered below 24 percent of GDP during the same decade.) See “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Percent of GDP),” World Bank Open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

  在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在1997年之前,每年用于"固定资本形成"(新工厂、道路和住房)的GDP百分比超过30%,在某些情况下超过40%。(将这些数字与全球固定资本形成进行比较,后者在同一十年中徘徊在GDP的24%以下。请参阅《总固定资本形成(占GDP)》,世界银行公开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

  18. See Geier, “Can the US Escape the Global Crisis?” for fuller analysis.

  见盖尔,《美国能否摆脱全球危机?》

  19. “Im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BoP, current US$),” The World Bank Open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M.....

  《商品和服务进口(国际收支,美元现金)》,世界银行开放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M....

  20. Kimberly Amadeo, “US Deficit by Year: Compared to GDP, Increase in Debt and Events,” The Balance (blog), October 27, 2017.

  金伯利·阿马多,《美国年度赤字:与GDP相比,债务和事件增加》余额(博客),2017年10月27日。

  21. “US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nnu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1960 – present,”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

  《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年度商品和服务贸易,1960年至现在》美国人口普查局,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

  22. These bubbles would implode first in the dot-com industry in 2001, and a few years later in the housing industry. The one bubble gave way to the other. After the dot-com bubble burst, the Federal Reserve responded with lowering interest rates from 6.5 percent to 1 percent between 2001 and 2003 in order to jump-start the economy. This gave banks easy credit to extend mortgages and other loans. At the same time, investors increasingly looked to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for a higher return than the 1 percent offered by Federal Reserve. Both of these trends fed into the creation of a housing bubble. Meanwhile, more investors took money out of the stock market after the crash and invested in real estate. As Yale economist Robert Shiller argued: “Once stocks fell, real estate became the primary outlet for the speculative frenzy that the stock market had unleashed.” Jonathan R. Laing, “The Bubble’s New Home,” Barron’s, June 20, 2005.

  这些泡沫将首先在2001年互联网行业爆发,几年后在房地产行业爆发。一个泡沫让位于另一个。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联储在2001年至2003年间将利率从6.5%降至1%以启动经济。这使得银行能够轻松发放贷款和其他贷款。与此同时,投资者越来越期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回报率高于美联储(FederalReserve)1%的收益率。这两种趋势都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与此同时,更多的投资者在股市崩盘后从股市中拿出钱来投资房地产。正如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所言:“一旦股市下跌,房地产就成为股市引发投机狂潮的主要渠道。”乔纳森·林,《泡沫的新家》,巴伦,2005年6月20日。

  23. Carlos Garriga, Bryan Noeth, and Don E. Schlagenhauf, “Household Debt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Second Quarter 2017, 99(2), 18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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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金,《房地产泡沫-或瞎话》,商业周刊在线,2015年6月22日。

  30.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Market-by-Market Home Price Analysis Reports,”

  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按市场销售的房价分析报告》

  31. October 2005, and “Housing Bubble Prospects Q&A.” Outgoing Federal Reserve chair Alan Greenspan similarly declared no national bubble in home prices, but rather a “froth” in some local markets. Incoming chair Ben Bernanke denied the existence of a bubble as well, declaring instead that “price increases largely reflect strong economic fundamentals. Ben Bernanke, “The Economic Outlook,” Testimony before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ctober 20, 2005,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

  2005年10月和"房地产泡沫前景问答"。即将卸任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同样宣称,美国房价没有出现泡沫,而是一些地方市场的"泡沫"。即将上任的主席本•伯南克(BenBernanke)也否认了泡沫的存在,他宣称"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强劲的经济基本面。本·伯南克,"经济展望",在联合经济委员会作证,2005年10月20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

  32. “The End of the Affair,” The Economist, November 20, 2008.

  《事件的终结》,《经济学人》2008年11月20日。

  33. “State of the Nation’s Housing 2008,” 6.

  《2008年国家住房状况》,6.

  34. “State of the Nation’s Housing 2008,” 7.

  《2008年国家住房状况》,7.

  35. Justin Lahart, “Egg Cracks Differ in Housing, Finance Shell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4, 2007.

  贾斯汀·拉哈特,《金融贝壳上的鸡蛋裂纹》,华尔街日报,2007年12月24日。

  36. “State of the Nation’s Housing 2008,” 3.

  《2008年国家住房状况》,3.

  37. Karl Marx, Capital, Vol. III (London: Penguin, 1991), 36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伦敦:企鹅,1991年),363。

  38. “The End of the Affair,” The Economist.

  《事情的结束》,《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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