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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要为祖国立功劳”问题在哪里?

2019-09-16 10:57:51  来源: 草根微刊  作者:子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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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上小学一年级了。翻开新发下来的人教版语文教材就看到了“上学歌”。她很小的时候我就教过了,女儿就哼唱起了起来。语文老师要求亲子阅读时,要训练孩子指读,即左手压书,右手指字。所以,这首歌的很多字女儿还不认识,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要求她用指读的方式,挨个字去指。

  当女儿唱到“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时,忽然歪着脑袋问我怎么没有“人”字,因为这个字她已经很熟悉了,我这时才注意到,课本上的歌词已经被改成“长大要为祖国立功劳”。

  这两天,网络上都在热议小学课本将《一分钱》的儿歌歌词改成了《一元钱》:

  网友调侃说,这说明这40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了。虽然现在流通的货币中最低面值是1角钱,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移动支付的活跃,能见到的最低面值的货币一般也就是一元钱了。

  “一分钱”变成“一元钱”,“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变成“长大要为祖国立功劳”,这体现了教材编撰者“与时俱进”的思想。

  对于前一个“毁经典”的改动,笔者只会一笑了之;对于后一个改动,“人民”变“祖国”,则引起了笔者的深思。

  “长大要为祖国立功劳”有问题吗?没毛病,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当然要热爱我们的祖国,要为祖国立功劳;然而问题是,它是从“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这句词刻意改过来的,这种改动体现了社会背景的深刻变迁,这才是值得深思的。

  这种刻意的改动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改动者认为“人民”一次比较虚幻、不可捉摸,“祖国”一词指向则很明确,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改动就体现了改动者的无知,小学教材教育的是我们社会的未来,是整个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根基,这种无知是极不称职的体现;另一种可能性则是改动者十分清楚“人民”与“祖国”这两个词的含义,这种情况下的刻意改动则显得别有用心了。

  《宪法》阐明了我国的政体——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笔者日常的观念里面,对人民与祖国这两个词并没有去可以区分,笔者潜意识里的祖国指的就是我们这片土地上亿万劳动人民的整体。不是笔者刻意去搞对立,而是有人要搞对立。既然如此,我们就用《矛盾论》的基本方法对这两个词的关系做个简单的分析。

  对立和统一是矛盾的基本属性。我们先看看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的论述,“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这个过程会引起怎样的变化呢?“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人民”一词自古有之,中国与外国都有对应的词,其含义也是驳杂的。到了近现代政治语境里,“人民”就成了区别于敌人的政治概念,具有阶级性和时代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集团语境中的“人民”的主体和范围是不同的。剥削统治阶级口里的“人民”以占少数的资产阶级为主体,包括其他认同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和私有制度的群体;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里,“人民”则是以占多数的无产阶级为主体,包括其他反对剥削压迫的群体。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私有制国家,人民与国家的对立性体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压迫群体与占有绝大多数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者的阶段任务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只有当外部帝国主义入侵(这种入侵不仅仅体现在领土主权,也体现在经济主权),人民面临内部资产阶级和外部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威胁,被侵略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民族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有义务参与反侵略的斗争,人民与国家的同一性在这时才占据主要方面。

  1926年3月,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运用系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虽然这时毛主席还没有明确使用“人民”的概念,但他的这个分析已经隐含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概念的逻辑起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日本侵略导致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5年12月,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这以后,毛主席开始大量使用“人民”这一概念。

  解放战争时期,国内主要矛盾再次发生变化。这时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这一时期“人民”概念是指反美反蒋的一切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1948年1月18日,毛主席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士兵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阶级为主体。”1949年6月,毛泽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人民与国家的同一性就占据了主要方面。只有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国家的建设、领土主权的完整与人民的幸福才真正地统一起来。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人民与国家的斗争性就消失了呢?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了, 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新中国从旧社会脱胎而来,旧的法权依然存在,依然实行八级工资制,剥削阶级的旧思想依然有残留,很多行政人员也是从国民党手里直接接收改造的,其所滋生出来的官僚主义、腐败问题也是不容小觑的。所以,毛主席始终将工农劳动者作为“人民”的核心主体,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政干部只是人民的公仆,只能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而绝不能与民争利,甚至凌驾于人民之上。毛主席明确指出:“中国的大好河山,包括土地资源,都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属于哪个党派、政府的,党和政府只是代理人民去掌管。如果是恣意妄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人民是有权利行使自己的职责的。”(见《毛泽东论写作》2004年版)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了建立一个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机器,毛主席在制度设计和实践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艰辛的探索。为让人民群众充分享有并行使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罢免权,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席位中,普通基层工农兵学商代表超过半数以上,确保了人民群众最广泛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权力。毛主席强调人的知识能力来源于社会实践,劳动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群众的社会实践是科学发展的源泉,各级领导干部应该从三大实践中去发现选拔,他培养提拔的对象很多都是来源于生产实践一线的工农杰出代表,其中著名的例子有:农民陈永贵、工人吴桂贤、孙健曾任国务院副总理,营业员李素文、工人姚连蔚被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工人革新能手倪志福先后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而担任省市县领导干部的更是不计其数。

  而另一方面,尚未改造好的国家机器还存在蜕化变质的危险。毛主席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段话,体现出毛主席在看到种种苗头后的深切担忧。

  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弱势群体”一词的大量出现、工农代表比例的下降不正在印证毛主席的这个担忧吗?

  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人民”还是淡化“人民”,就体现了不同阶级的诉求。所以,教材用词的变化应当是予以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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