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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央视某主持人的“百废待兴”

2019-07-22 11:06:18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鸟影度寒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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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7月10日)晚8点,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国家记忆》节目。该期节目讲的是“军魂永驻 基建工程兵”,内容原本是不错的。在什么都可以少,就是广告绝对不能少,少了就要影响所属人员腰包鼓起程度的“铁律”的支配下,于广告过后,便见节目主持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前台,只听他(他是谁并不重要,因为他不是个人,而是中国某个群体中的一员)开口就来了这么一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

  当听到这句台词时,我的心头不由得一紧: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我是不是听错了啊?再仔细地一回想,没错,他说的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头之所以一紧,是因为在我的记忆中,“百废待兴”这个话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人们说得比较多。而那时说这话,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的。虽然,客观地说,那个局面也不全由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所造成,是从1840年外敌开始入侵就肇始了的,国民党蒋介石28年的反动统治大大地加速和加剧了国家的贫穷落后局面,因而当时才讲百废待兴,那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是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的。对此,过来人莫不都记忆犹新。

  可是,怎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国家也跟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一样地变成“百废待兴”了呢?这岂不是说近30年的共产党的领导是白领导了吗? 岂不是说近30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白走了吗?这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吗?

  这里以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为例。对于当时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周总理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不说别的,就拿“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这几句来说吧,当时国家的局面,就绝对不是“百废待兴”的局面,而是一种百业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兴旺发达的局面。这是勿庸置疑的,否则的话,那就是周总理说了假话,尤其是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这样庄严的场合他说了假话。然而,周总理是一个说假话的人吗?请无论到哪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上去向工农兵学商群众问问吧,看看他们是否认可周总理是个说假话的人,当然是不会有人认可的。

  既然如此,那么该主持人却为什么要于几十年之后,在中央电视台四频道这个同样很庄严的场合,这样闭了眼睛说瞎话,胡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这样对周总理进行公开污蔑(而众所周知的是,周总理并非他个人,正如他在该报告的开头所说,他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和对当时的客观现实进行公然歪曲的话呢?该主持人所代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当再读周总理报告中上述这段话的后边几句,也就是“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人们的脑子就要豁然开朗起来:原来,公然这样地对当时的客观形势进行污蔑的,是当时国内外的反动派,这样的话是他们一直以来污蔑和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惯用语言。这也就是说,7月10日晚8点漫长广告过后,中央电视台四频道的那位主持人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并不是他的新创造,新发明,他不过是鹦鹉学舌,拾人牙牙慧罢了,其真正的发明人是国内外的反动派。

  国外的反动派且不去说它,当时国内的反动派又是谁呢?历史表明,当时国内的反动派主要是这样几种人:一是被打倒了的,却又没有改造好因而仍然坚持剥削和反共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等等剥削阶级分子;二是败逃到台湾以苟延残喘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三是党内的走资派。在这三部分人中,就对文化大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道路的痛恨而言,虽然三者都痛恨,但是最痛恨的要算党内的走资派,因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直接冲击和教育的对象。关于这一点,当时中共中央的决定写得很清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然而,正像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所表明的那样,走资派也是可以分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认识了错误,改而不走资而走社了。另一部分人则仍然坚持走资派立场,被叫做“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十分不幸的是,这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后来夺取了党和国家领导大权,于是就将曾经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将中国引上了带着某些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并且美其名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他们利用所掌控的权力,持续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而对整个毛泽东时代进行百般的抹黑和虚无,“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等等,就是他们抹黑和虚无毛泽东时代的常用语。

  当然,如果认为他们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之类的话,只是为了抹黑和虚无毛泽东时代,此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那未免就有失全面了。事实上,他们的此种言论同时也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倚靠所掌控的党和国家大权的力量,强力推行“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和据此而在中国土地上的所作所为进行回顾、描绘与自我颂扬;站在他们的角度,这种回顾、描绘与自我颂扬也都是实事求是的,是从实际出发的。下面就来就他们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国土地上的所作所为举些实际例子。

  在城镇,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带领党和工人阶级,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公私合营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全面地兴旺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40年不断“深化”的“改革”,现在,全国城镇的公有制经济已经被废除得所剩无几,且都已改变了原有的性质和面貌。与此同时,私有制经济却被空前地兴盛了起来,而今已经兴盛得“铺天盖地,顶天立地”(近日东部某省省委书记答记者问时语),致使写入党章和宪法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变成了纯粹的空话套话,变成了欺人之谈。

  在农村,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带领党和亿万农民,在废除封建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基础上,通过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套稳妥步骤,全面兴旺起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制度很快就被废除,改而以“分田单干”为形式的私有制史无前例地在农村兴盛了起来,致使“三农问题”成为全国一切问题的“重中之重”,亿万农民被陷入到贫困的万丈深渊之中。

  在全国,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带领党和人民,在全面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时,全面地兴旺起了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从而废除和消灭了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和压榨,人人都过上了凭劳动吃饭的平等生活。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全面废除,按劳分配也基本被废除,改而“按资(拥有资本的多少)加按权(掌控权利的大小)分配”的分配制度空前地兴盛了起来。于是,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和压榨不仅卷土重来,而且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因此也着实地“先富”暴富了一些人。

  在上述几个方面的作用下,旧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局面也被全面而彻底地废除,全体人民都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被全面废除,私有制的重新兴奋并且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仅卷土重来,而且处于了世界最前列的状态,当然也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由于私有制被全面废除和按劳分配的普遍实行,旧中国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的状况也被全面废除,从而实现了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平等。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社会上流行着一句人所共知的口头禅:“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公有制的被废除和私有制的全面兴盛,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回到了旧中国等级森严的状态,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在旧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劳动阶级,是受剥削、被压榨、被欺凌的阶级。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劳动阶级,一个是领导阶级,一个是可靠的同盟军,都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被废除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重新且空前有兴盛,工农这两大劳动阶级也从国家主人公的地位上被打了下来,双双沦落为了被内外大小新老资本家剥削、压榨和奴役的对象,双双沦落为了“弱势群体”。

  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废和被重新兴盛起来的,决不仅仅只有这些,而是全方位的。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卖淫和嫖娼被坚决地废除了,并且绝迹了30多年,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很快就又兴盛了起来,并且规模和人数都大大地超过了旧中国;又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赌博被坚决地废除了,并且也绝迹了30多年,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很快就又兴盛了起来,规模和人数同样大大地超过了旧中国;再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吸毒贩毒被坚决地废除了,并且绝迹了30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同样很快就又兴盛了起来,并且其程度和危害人数都大大地超过了旧中国;再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兴盛的是免费教育,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教育改革”的名义下,全面强推教育产业化,导致了全面的“上学贵,上学难”,连同医疗和住房市场化改革,致使全国人民背负起了“新的‘三座大山’”……,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莫不都是针锋相对的,都是一废一兴、“百废待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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