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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母亲咋没病死:莫言最应该说和写的“故事”

2019-06-18 14:31:58  来源: 红色江山  作者: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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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他母亲一辈子被饥饿和疾病折磨,没享过一天福。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饥饿是难免的,但是莫言故意把她母亲的饥饿夸大且“附会”了。实际上,在撤销食堂后,莫言的母亲并没有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在家庭分工中主要是操持全家十几个人的饭菜。这个活虽然辛苦,但再饥饿也不会饿出“痨病”来。知道了这种家庭分工,也就明白了莫言说的母亲推磨什么的,都是把他母亲为家庭劳动“附会”成了为集体劳动;于是那“呕吐法偷粮”的真实性也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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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再来讨论他母亲的疾病问题。莫言对他母亲的病写得比较真实可信——

  “就说说母亲生过的病吧,嗨,从我有记忆力开始,就看到母亲被这样那样的疾病折磨着。先是"心口痛",每年春天都犯,犯了就痛好多天,去卫生所买两片止痛片吃上,不管用,想请医生来看但是没有钱,钱在祖母手里卡着,当然不会为一个不喜欢的儿媳妇花钱看病,只好干靠着,去寻一些不花钱的偏方来治。姐姐带着我到刚生过小孩子的人家去捡鸡蛋皮,捡回来用锅烘焦,再用蒜臼子捣碎,然后让母亲冲着喝。还有一个偏方是摊一个鸡蛋饼,里边包上四两生姜,一次吃下去。我记得母亲吃了那个生姜鸡蛋饼后,痛得在炕上打滚儿,汗水把衣裳和头发都湿透了。那时以为凡是肚子痛就是凉,生姜大热,能治,不知道母亲患的是严重的胃溃疡出血,吃上四两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母亲心疼的是那个鸡蛋,那是她的姑姑偷偷地送来的,没让祖母和婶婶看到。到了夏天,就头痛,脸赤红,干活回来,忙完了饭,别人吃饭,她就跑到外边去呕吐,翻肠绞胃地吐,我和姐姐站在旁边,姐姐哭着给她捶背,我哭。秋天还要犯"心口痛",好不容易熬过去,到了冬天,哮喘又来了,说是得了痨病,痨病方,一大筐,不是鸡蛋就是香油,我们到哪里去弄?只能用一些成本不高的偏方治。用尿罐里的碱煮萝卜吃,用柳树枝烧水喝,怎么可能管用?还有妇女病,脱肛,据说治脱肛最好的方子是用猪的大肠装了大米炖着吃,吃不起,那时候我们连大米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母亲自己发明了一个偏方,晚饭后,找一块半头砖,放到灶火里烧着,刷完了锅碗,干完了活,将热砖掏出来,垫到肛门下坐着,自己说很舒服。”

  “从我记事起,就记得她每年冬春都要犯胃病,没钱买药,只有苦挨着,蜂蜜一样的汗珠排满她的脸,其实分不清哪是汗哪是泪。在母亲低声的呻吟声里,我和姐姐躲在墙角哭泣。母亲腰上生过毒疮,痛得只能扶墙行走,尽管如此,还得忍受着公婆妯娌的白眼,扶病操持一家的饭食,还得喂牛喂猪。母亲终于端不住那盆饮牛的水而跌倒了,瓦盆落地粉碎,家人们最关心的是那个盆,母亲最关心的也是那个盆,她下意识地拼凑着那些瓦片,仿佛能把它们复原似的。……母亲每逢夏天必头痛,每晚必跑到屋外手扶着柳树呕吐,在家里呕吐怕公婆和妯娌厌恶。母亲患了哮喘病,入冬即犯,一行动就喘息不迭。母亲一直患有妇科病。母亲被驴把脚踢伤。母亲患了带状疱疹,疼得哭出了声。母亲患了面神经麻痹。母亲患有严重的肛肠疾病。”

  从这些记叙中,我们看到了莫言的母亲是非常可怜的,除了身体上的疾病,还要受一个封建残余比较严重的家庭在精神上施加的压迫。

  莫言还写道:

  “因为频繁的生育和饥饿,我母亲那个年龄的女人几乎都是疾病缠身。我小时候,夜晚行走在大街上,听到家家户户的女人都在痛苦地呻吟,她们三十多岁时,基本上都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四十多岁时,牙齿都脱落了。她们的腰几乎找不到一个直的,大街上行走的女人,几乎个个弯腰驼背,面如死灰。”

  这里写得虽然有些夸张,但也比较生动地刻画出解放初期乃至六十年代初农村缺医少药,医疗条件落后,医学知识缺乏的基本状况。

  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很着急,由于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他对卫生部门的工作极为不满。他内心积压的火气,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爆发了。这一天,毛泽东根据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当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时,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这就是众所周知伟大的“6·26指示”。

  “6·26指示”下达后,立即转化成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一级设立了卫生室,构建了农村三级医疗体系。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在中国农村大地普遍铺开。不但全国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由城市医生组成的巡回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也形成了制度和规模。

  莫言的母亲,也成为了“6·26指示”的直接受益者!请看他的回忆——

  那次母亲生命垂危了,我们只能哭泣,家里没有钱,有钱也不舍得花在儿媳身上。幸亏来了省里的巡回医疗队,很高明的省城的大夫为母亲做了手术。手术就在母亲生我们的炕头上进行,我们躲在墙根,听着母亲的呻吟,听着刀剪的声响,看着护士把一盆盆的血水端出来。

  后来又生过一个碗口大的毒疮,在腰上,一直挺着干活,实在不行了才躺倒,疼痛难忍,咬紧牙关不呻吟,生怕让公婆妯娌听到心烦,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跟姐姐在她身边哭,她叫着我的乳名,说:我不行了,你们姐弟怎么活呀?幸亏县里的医疗队下来巡诊,义务看病,不要钱。记得是个中午,来了一群医生,都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还拿着刀子剪子什么的,说是给母亲动手术,不让我们进去看。听到母亲在屋里哭叫,肯定是痛得受不了了才哭叫。一会儿工夫,一个医生端出来一大盆脓血,一会儿又端出一盆。渐渐地好起来,能扶着墙下地了……

  显然,是巡回医疗队救了莫言的母亲,也可以说,是“6·26指示”救了他母亲的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了他母亲第二次生命!当然,“6·26指示”不只是救了他母亲的命,而是有效地解决了有史以来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便捷的卫生服务,开创了全新的农村医疗的新局面,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得到大幅提升,并且成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莫言母亲的受益,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

  对莫言和莫言的家庭来说,这是多大的恩惠啊。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且不说要莫言“涌泉相报”,但是,作为一个已经混出来的大作家,把自家受的这个恩惠,实事求是地写成一篇散文,一个故事,或者一篇小说,让国人也看到一点新中国的光明面,应该是不难的吧。在获得诺奖领奖时专门讲母亲故事的演讲中,把这个故事也拿出来讲一讲,总是应该的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故事都应该是莫言最该说和最该写的一个“故事”。可是,没有。不仅没有“涌泉”,连一个像样的“水花”也没有。幸亏大于在他众多激情澎湃的回忆中,沙里淘金,发现了他这两滴“幸亏”的水珠,否则,有几个人会知道,原来毛主席的“6·26指示”,还是莫言母亲的“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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