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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郎开店新解——集体的思想惰性与亚当·斯密

2019-06-10 16:57:52  来源: 紫虬视野   作者:紫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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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浙江通志》记载,武松是个常在涌金门一带卖艺的流浪汉,并无哥哥。武大郎纯属虚构人物,何来嫉贤妒能?本文所指与武大郎无关。本文只想谈谈甘愿进店的侏儒,即思想侏儒。

  纵观建国以来历史,由形而上学构成一种社会思潮并不罕见。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天才论,提出群众智慧才是天才,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上批语严厉质问:“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段历史,被极右的敌对笔墨常常描绘成权力斗争而充斥媒体,让人们往往疏忽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强调读马列,更多针对的是一种普遍倾向,是因为许多老红军、老八路,包括九大提拔起来的中青年干部,犯了思想惰性的错误,把对革命领袖的忠诚、信赖和独立思考对立起来,九届二中全会上在陈伯达煽动“天才论”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会议6号简报,文/顾保孜2012年02月10日16:51 人民网-文史频道),结果差点成了林陈反党集团抢班夺权的工具。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我的一点意见》,以党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向全党提出了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115页)。

  这是《实践论》在新条件下的阐述,是八年后全党批评“两个凡是”的思想理论源头。事后毛泽东评价,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是反潮流的。能成为潮流,可见党内思想中集体的形而上学和惰性。

  几年后,1974年,毛泽东在给叶剑英的信中批评道:“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377页)。批评了文革骨干,针对的,也是普遍情况。

  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参考消息》登载外媒评价,邓是中国唯一用自己头脑思考的人。不知帝国主义乱七八糟的评论从何说起,但批评的显然是国人。尽管在此之前进行了广泛的真理标准讨论,不少人似乎忘了这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与唯心论的先验论之间的斗争,而把注意力放在政治权力更替上。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提到了“族群假象“,由于人的精神的实体气质相同,由于一种情感的灌注,由于印象产生的方式等原因,就会产生主观的心灵。培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考,对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形成辩证唯物主义是有帮助的,被马恩评价为英国唯物主义第一人。“族群假象”反映的是思想上的惰性和僵化,这种惰性容易产生一种心理学上的“集体无意识”。

  改革开放40年来,集体的思想惰性,认识上的族群假象,并不因领袖的教诲或者对晚年错误的不同认识而有所减弱。它的根源,还是来自于不读书,不读马列。

  《人民日报》6月4日“钟声”文章《亚当·斯密在悄悄流泪》就犯了一个不读书的错误,虽然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但作为党报意见,代表了普遍流行的观点。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最著名的一点,是提出了党内不少人崇拜备至的“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是如此叙述的:

  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219页

  看看原文便知:“看不见的手”是追求自己利益的结果。这个观点被以后的新老自由主义阐述演绎,已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他们把个人利益至上,以邻为壑不断美化成市场可以自动均衡的神话,虽然这种自动均衡神话,在两百多年的资本主义的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两极分化,阻挠类似5G的技术创新,进入萧条的周而复始中,伴随着生产方式衰败和社会矛盾加剧,反复幻灭,但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却颇有市场。

  前苏联解体之前的500天私有化计划将前超级大国,成功演变成乞丐大国;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在市场经济探索中收获了掌握价格信号、价值规律、宏观调控和全面经济核算等有益元素,也遭受了市场条件下劳动工人雇佣化,权力普遍腐败,不自觉的两极分化等导致的阶级基础的严重削弱,以及由哈佛大学弗格森教授的研究概括的美国的寄生性:“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2018-03-14 高瞻智库),不就是“看不见的手”的生动体现吗?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最切身不过的感受到它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特点。

  马克思专门在《资本论》中写了一章《亚当·斯密》,专门批判、扬弃斯密的观点。也就是在批判亚当・斯密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本原理。

  《国富论》说:

  “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165页

  对于亚当・斯密回避剩余价值,美化资本,马克思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驳。

  “资本只有作为一种关系,——从资本作为对雇佣劳动的强制力量,迫使雇佣劳动提供剩余劳动,或者促使劳动生产力去创造相对剩余价值这一点来说,——才生产价值。

  资本不创造任何新价值,一般地说,它把交换价值加到产品上,只是由于它本身具有交换价值,也就是说,由于它本身可归结为物化劳动时间,因而由于劳动是它的价值的源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六卷(I)[第三章]亚当·斯密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第6点),

  钟声在评价美国“开放自由理念”,“公平竞争价值”时,最好联想一下前苏联500日计划,“1992年9月2日以前出生的俄罗斯人,每人均可获一张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那是何等的公平、自由?当然,还有不久以后两级分化出的极少量寡头与众多贫民、失业者、酒鬼、乞丐。

  钟声离开这些历史和现实,背离《资本论》的基本精神,美化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有很大的思想势力。两年前,中纪委巡视组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出“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批评。最近央媒有的同志,把对中美贸易中的阶级分析不仅评论为“宁‘左’勿右”,而且认为是私利使然。其论不仅错得离谱,也暴露出所有这些令人吃惊的现象和观点后面,至少缺少了一些“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表现了一种集体的思维定式,或集体无意识。

  为什么在我们的队伍中出现这些糊涂认识,以及出现了糊涂认识后习以为常?

  正是新的“两个凡是”作祟。

  否则,请对照两级分化现实思考一下,在劳动力成为雇佣商品的市场条件下,社会主义真的与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吗?联系春秋战国时期鼓励铁犁牛耕和都江堰,以及特朗普发誓追赶6 G,发展生产力怎么只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难道要靠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条件吗?如果这样,和资本主义有何区别?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告别思想侏儒,冲破思想牢笼,因为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眼前鲜活的例子是任正非自述,从来不打牌,却熟读了《资本论》,精读了《毛选》。没有了正确理论的穿透力,何来今日华为俯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通吃东西方的骄人成就?何来任正非驾轻就熟的掌握运用劳动、资本的概念组建企业铁军?我们应当注意到,任正非从来不满足于只读共产主义ABC一类的小册子。

  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出:

  “要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观察世界发展大势,深刻体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善于从外国和外国政党的兴衰成败中,从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历史中,从这些年党内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中,汲取经验教训”。

  总书记的告诫,切中时弊。当前正在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在总书记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要求中,让我们互勉,同时警惕:

  “科学的发展在提供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要公开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而要在表面上承认它,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象’”。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九一五年五~六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九九页

  2019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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