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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生、教师的普遍困境:为什么工作这么辛苦,待遇却这么低?

2019-05-12 14:34:42  来源:大浪淘沙  作者:赵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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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荣誉性”职业的困境

  我有很多朋友都从事医疗、教育、科研行业,我非常体谅这些基层工作者的辛苦,也明白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年轻的基层医生和中小学教师们的普遍工作强度不逊于996,同时基层医疗人员和教育人员人手普遍短缺,闲暇时间被严重侵占;他们加班虽然有一定的加班费,但因为基础工资低,换算出来的加班费也并没有多么理想。我们以医生为例,年轻医生的福利待遇,豪不夸张地说,完全跟不上市场平均值,也完全不能匹配医生的专业技能。医学生,本科就比我们多一年,一般要读到博士毕业才能进正规大医院,就算读个直博最快最快也8年出去了,平均培养一个医生都要10年朝上。但是这些妥妥的精英人才,收入也就是个应届生平均值,我好歹读个博士出来的,我心里不犯嘀咕吗?更不要提远超平均水准的高强度工作了。

  基层医生们一个境遇往往被忽视,就是他们本科、硕士、博士,都有相当长的时间(总共3-5年左右)在医院实习,但是他们实习期间仅仅领到的是一份非常卑微的补贴,可以说就是一个被压榨的廉价劳动力。我有一位朋友医学博士在读,在全国最好的几家医院之一实习,但她住的那个宿舍,就是非常残破的八人间上下铺,拿着一点象征性的“补贴”。要知道,人家这是博士哎,是高级知识分子,至少给一个市场平均值的环境待遇吧。而且最近医院非常“精明”的改了规定,以前是博士最后一年实习,毕业之后就能转正为正式医生了;现在改成了毕业之后要求博士后驻站两年,然后才算正式医生。问题就是医生拿一份正式工资(还有奖金分成,这才是吸引人的大头),博士后只拿一个驻站工资,而且这部分钱是国家是补贴的,这就是明摆着把学生不当人么,干的工作都一样,医院就是店大欺客想再用两年免费劳动力呗。

  我这位朋友说,他们博士在医院实习,还要干护士的工作,每天早晨凌晨五点起床去给病人抽血。她跟我开玩笑说全国有名的医院里,用博士生给病人抽血的就这一家,你也不用匿名,一写出来别人都知道是哪家医院了。我说你这个困境其实在全中国硕博研究生中都存在,就是导师和学校把学生都当成了剥削的对象,利用科研、教育、顺利毕业的“鱼饵”,用着最廉价、最服从且高素质的劳动力。

  

  我们就横向比较哈,我读一个硕士出来,二十五六岁在一线城市找一个月薪七八千的工作,这时候医学生们还在读书;三年之后我差不多有个晋升的机会了,一个月拿一万多,成了一个基层的小领导,医学生们大概在博士实习中;五年之后我跳槽去了一家小公司,工资翻番,家里贴点首付贷款买房,医学生们博士刚刚毕业然后一个月月薪六七千。大家都会比较,谁心里也都会犯嘀咕。

  科研工作者的待遇同样堪忧,我有一位朋友13年北航研究生毕业,进了航天某院某所,人家真的是专业技术人才,薪资水平比不上北京平均工资。就这样他还干了两年多,他讲他是真的爱航天,真的有一种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荣誉感在其中,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他计划要结婚了,但他跟女朋友一起住还要靠女方的钱补贴生活。真爱也敌不过现实,他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然后跳槽去了一家无人机创业公司,工资翻了十倍,没有看错,就是整整十倍。结果没想到,他们领导拿保密协议卡他,说工作性质特殊不能放你走。最后大家猜猜他是怎么走的,家里出面找关系,行贿了几个“关键人物”终于放他走了。他给我讲他的工作性质根本就不限制跳槽,就是领导故意难为他,再一个也是现在真的缺人手,但凡有着技术的人才,谁会那这么微薄的待遇“为爱发电”呢?

  当代基层医生、教师、科研工作者的困境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而其根源与我们上一篇老龄化的文章探讨的主旨是向一致的。

  不吹不黑,我国的医疗体制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普世程度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很多穷人都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当今的医疗福利可以说是计划经济遗泽,但也因此受到了市场大环境的巨大冲击。

  计划经济有一个特点,对于劳动者的激励不以金钱来衡量,而是以“荣誉”来作为“回报”。像我的父辈、祖辈,非常非常看重来自组织的荣誉,像什么劳动模范、先进个人、优秀党员、新长征路上红旗手之类的奖状攒了一抽屉,我现在回家就能翻得到,保存的好好的。不一定发钱才是一种正反馈(反正整个社会大家都怎么没钱),公有制前提下来自荣誉的激励,对劳动者同样能提供很大的正向作用。反应下岗工人题材的电影《暴雪将至》中,段奕宏饰演的工人余国伟就一直执念于一个“劳动模范”的奖项,并为不断证明自己走向了不归路。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前有一个雕像,不是什么达官贵人、政商要员、明星偶像,而是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劳动者——张秉贵。“张秉贵11岁时便到纺织厂当了童工,17岁到北京一家杂货店当学徒。旧社会的苦难经历,让张秉贵不堪回首……他从1955年11月到百货大楼站柜台,30多年的时间接待顾客近400万人次,没有跟顾客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没有怠慢过任何一个人。北京百货大楼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大,加之物资相对匮乏,顾客通常要排长队。张秉贵便下决心苦练售货技术和心算法,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技艺……”虽然那个年代的宣传包装确实有一些用力过猛的毛病在,但是像这样在全国商业中心地标建筑前,为一个普通的基层售货员立雕像,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做得到,这对于劳动者也是无上的荣耀与激励。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社会已经普遍不用计划经济荣誉激励那一套了,市场经济要用钱去衡量。我们广大医生的普遍困境就在这里,既要用计划经济时“白衣天使、无私奉献”的道德层面去要求,市场化金钱层面的激励又跟不上,于是基层医生普遍叫苦连天,高考医学录取分数线年年下跌。

  基层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困境也类似,都是付出与回报完全不匹配。我之前的文章里写过,乡村教师、赤脚医生,是当年最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两个职业,第一次把现代文明之光照进了我国最基层的穷乡僻壤。就是因为前三十年农村的合作社、农业水利建设和教育卫生建设的成就,才能让我国最基层的劳动力能够进入工业化的框架,改革开放之后的人口红利就是那个时候打的基础。可类比的,为什么印度没有成功的全国范围内工业化建设,因为印度的农村还是一个半封建化的状态,他们的劳动力不能为工业化大市场所用。刘慈欣创作的科幻小说《乡村教师》,就是一曲平凡而伟大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赞歌:

  “那么,他们的个体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是什么?”

  “极其原始,也十分罕见。他们身体内有一种很薄的器官,这种器官在这个行星以氧氮为主的大气中振动时可产生声波,同时把要传输的信息调制到声波之中,接收方也用一种薄膜器官从声波中接收信息。”

  “这种方式信息传输的速率是多大?”

  “大约每秒1至10比特。”

  “什么?!”旗舰上听到这话的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真的是每秒1至10比特,我们开始也不相信,但反复核实过。”

  “上尉,你是个白痴吗?!”舰队统帅大怒,“你是想告诉我们,一种没有记忆遗传,相互间用声波进行信息交流,并且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每秒1至10比特的速率进行交流的物种,能创造出5B级文明?!而且这种文明是在没有任何外部高级文明培植的情况下自行进化的?!”

  “但,阁下,确实如此。”

  “但在这种状态下,这个物种根本不可能在每代之间积累和传递知识,而这是文明进化所必需的!”

  “他们有一种个体,有一定数量,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这类个体充当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

  “听起来象神话。”

  “不,”参议员说:“在银河文明的太古时代,确实有过这个概念,但即使在那时也极其罕见,除了我们这些星系文明进化史的专业研究者,很少有人知道。”

  “你是说那种在两代生命体之间传递知识的个体?”

  “他们叫教师。”

  医生,治病救人;教师,教书育人。这些高尚的事业能用市场框架下得金钱来衡量吗?不能。就像我在《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这篇文章里说到的母亲的困境一样,母爱的伟大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医生和教师也一样。但是这又是一个金钱来异化一切、衡量一切的时代,这就是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科研工作者也是一个道理,我说屠呦呦比王健林贡献大,袁隆平比马云贡献大,他们俩的家产应该比王健林和马云多才“公平”,谁赞成谁反对?赞成也没用反对也没用,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们的贡献就不能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衡量。

  但问题就在于,各行各业都普遍市场化的年代,荣誉激励是失效的:我要买车买房,孩子要上学,父母要养老,我拿几张荣誉证书有啥用?这也是为什么,官媒每每宣传科研工作者们不计报酬、生活艰苦朴素、工作拼命加班时会招致反感——钱不给足说啥嘞。在分析我国相关职业的困境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中医生等行业能够成为收入待遇最顶端的职业?

  (二)知识垄断资本

  医生、教师、科研工作者,这些对社会的贡献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职业,我把他们称之为“荣誉性职业”。但市场经济下,金钱是唯一的正反馈体系,那唯一的结果就是对他们的反馈会提升到一个极限值(比如病人的最大承受能力),所以一个救命药会卖到天价,西方国家的医生等职业也都是最顶级的收入。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写过微博上一位博主查证的美国某医院的IRS税表:“院长(叫主席),一年合计收入690万美元。副院长,一年合计收入370万美元。胸外最好的专家,底薪(不算绩效等等)是141万美元。器官移植最好的专家,底薪(不算绩效等等)是124万美元。神经外科最好专家,底薪(不算绩效等等)是179万美元。而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是4万多美元。一年赚20万美元的人是前5%高薪。”

  

  为什么西方社会医生、律师、金融工作者成为了最顶薪的一批职业,按照法国当代国宝级思想家、左翼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这些人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劳动者了,而凭借他们的专业知识成为了“知识垄断资本”,算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无论是医生还是律师,他们工作的专业性,远超于常人所具有的知识。一个厨师做饭,盐放多了油放少了我可以评价;但一个医生的治疗方案你怎么去判断,还不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布尔迪厄认为,医疗、法律、教育等领域,其实是一个失效的市场领域,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消费者”不具备通过供需关系去调节市场的实力,只能人家“专业人士”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所以这种权利、义务与信息、地位的不对等,让这些具有特殊性的职业成为了一个变种的“垄断资本”。

  布尔迪厄用“习性”(habitus)、“资本”(capital)、“场”(field)三重维度构建起了他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从阶级习性与流通资本之间的关系角度,把社会实践看成是在特定场的特别逻辑之中实现的东西。一个行动者的资本本身就是习性的产物,就象场的特性就是一个客观化的历史,这一历史使在那个场中操作的行动者的习性得以具体化。基于此,布尔迪厄提出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区分和相互作用。布尔迪厄扩展了传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对于“资本”的定义,并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称为“象征资本”。

  举一个类似的“资本化”例子:去年,范冰冰因偷税漏税被罚款8.8亿,无数普通民众为这个天文数字咂舌。网络上就有人讨论,说明星群体应该是“劳动收入”最高的群体了,并推导出劳动者只要有足够不可替代的议价权,还是可以与投资方——即资本家共享收益的能力。这个结论毫无疑问是错误的。我们不可否认,范冰冰等娱乐明星在表演或参加活动中确实付出了劳动,但是,她所能拿到的天价片酬,并不是看中她的演出,或许再直白一些——他们的演技值不了那么多钱。以范冰冰她之所以能够获得高额片酬,更多是因为她的关注度高,即社会声望资本。所以投资方的片酬购买的并不是她的劳动——即演技,看中的则是她巨大的社会声望资本。

  布尔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成象征资本,就比如范冰冰巨大的社会资本从哪来的呢,她的关注度、讨论度很多都是用钱买来的流量。比如就有人嘲讽她和她弟弟范丞丞喝个水都能上热搜——而热搜就得拿钱买,钱就是资本。所以从根本上讲,范冰冰的关注度和她的高额片酬,只不过是“资本”在各种“场”中的流动,本质并没有变化。而赵薇直接就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了,算是找回了自己的本质。

  

  同理,西方国家的医生、律师也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在不同的“场”中转换为垄断资本。但需要指出的是,既然是垄断资本,也是呈金字塔状分布的:顶层吃肉喝汤,基层做牛做马。西方医生、律师确实是最高收入的职业,但是得加一个限定词:大医生、大律师;基层医疗工作者、基层法律工作者同样是被剥削被压榨的那一波人。

  马前卒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分析过这个问题:“在欧美国家,医学院和法学院的高额学费、医学界和法学界的关系网有效地限制了医生和律师的数量。在中国,裙带关系和大学学费没有那么黑暗,于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什么?是大多数医学院的学生当不成医生,法学院的学生大多数当不成律师,当了律师也拿不到业务。只有少数幸运儿可以去拿那个高薪……现实中,法学毕业生再多,也无法改变少数大律师拿到绝大多数报酬的事实;医学院毕业生再多,也无法从少数富裕医生手里分到收入,供求关系在这里完全失效。市场经济或许不是坏东西,但凡事认为市场至上的人,肯定是这个社会的祸害。”(《马前卒:为什么在国外医生和律师的工资很高?》)

  科研工作者也类似,大公司通过专利霸权赚的盆满钵满,但是收益都是高层的,参与研发的工作人员往往不会共享这个巨额收益。这是我微博上《我不是药神》影评下的一些评论,一句“做科研不发财,发财转business”可谓倒进了基层科研工作者的心酸:

  

  

  其实我们国家也出现了这种类似的“金字塔式”的分配体系,所以本文题目中我加了“基层”两个字。我问了一下的医生朋友们,现在过得真苦,是什么让你们坚持下来呢?他们说医生转行的也很多,比如说医药代表、跨国医疗器械公司,待遇翻个几番不成问题。但是呢,他们留在体制内,一方面是因为“稳定”,另一方面也有盼头,从主治医师混到副主任医师再到主任医师,收入待遇一步一个台阶。等混到了大科室主任或者某领域专家教授这种级别,尤其是在一线城市的头部医院,可预期的收入不比一个大公司高管差。我一些在高校和研究生的朋友跟我说的也一样,先当孙子混资历,混到教授甚至于学科带头人、院士这个级别,到时候就是拿国家的钱啦,那个专项基金都归你花,而且你带的硕士博士都是免费劳动力,变成你剥削别人了。现实是这样,但并不代表这个现实是合理的,爬到金字塔顶的永远都是少数人,现在大公司里996的员工遍地都是,未来能成为CEO的寥寥可数。并不能用“有极少数人曾经996最后CEO”来作为996合理性的支撑。

  (三)全面市场化的毒药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国医生的困境,就是因为处在“荣誉职业”和“市场反馈”二者矛盾交集的尴尬位置:一方面要用救死扶伤、白衣天使的高尚情怀要求医疗工作者;另一方面又无法市场化——全面市场化全中国得有多少病人看不起病,政府可不敢承担这个潜在后果——但医生付出这么多劳动也得养儿育女养家糊口啊。

  于是,在计划经济福利与市场经济激励的双重矛盾下,这些“荣誉性职业”产生了大量灰色地带,比如医生拿药品的回扣、比如滥开检查项目;比如中小学老师上课故意留一些关键性问题,然后让学生报自己的辅导班课后再讲。按理说医生拿回扣,教师讲课敷衍,算不算医德有亏、师德有亏?当然算,但这些事情苛责医生和教师是没有用的,骂医生、骂老师骂得再狠,该出现这种状况还是得出现这种状况,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我们必须关注于背后的大困境——即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的困境,以及政府职能在其中的缺失——才有可能找到问题的解药。

  以医疗政策为例,近十年左右以来,我国对于药价的规定可以说是一改再改,一阵说不要“以医养药”,一阵又把药品的定价权给了医院。就可以看到国家也很纠结,怎么试怎么有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根在哪里,在于政府对于医院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少,很多地方大医院都被要求“自负盈亏”。那这个盈亏从哪里来?还不都特么是从病人身上来。医院想从药品赚一笔,病人自然深受其害;不让医院加价,那又是“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没有了经济基础的医院很快就能陷入了运营困境。现在的政策是找了一个“这种方案”,不提高药品价格,提高“医疗服务”的价格,比如挂号费、治疗费、手术费、检查费等等。但是这依然不能解决医院与患者的二元对立模式——换句话说,医院想挣更多的钱,患者就得亏更过的钱。

  

  我前文中提到的那位朋友,她在医院做实习医生时,就被下达了每月给患者开检查项目地“任务指标”,而医院甚至会给每个科室下达“任务指标”。这就无法避免地导致医生会给患者开很多并不必须的检查项目,也不可避免的导致部分患者的不满。我这位朋友在内科实习,我去他们医院看的时候,就感觉内科大楼残破不堪,内部的设施都是七八十年代那种感觉,那个厕所就更是一言难尽。但是医院的外科楼就焕然一新,我朋友讲就是因为骨科能挣钱,他们打一个钉子就几千几万的,我们内科开一个月的检查都比不上。骨科能给医院带来收入,医院就给骨科修更好的楼——这么多年来我这双眼睛虽然见识到了太多的纷纷扰扰,但是医院给科室下KPI、科室给医生打绩效,是最让我不寒而栗的事情。

  既然明面上无法为医生提供足够多的的正反馈,那么众多灰色环节就孕育而生,就比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中药注射液回扣的事件,你骂部分医生没良心可以,但没有用。诸如药品回扣、滥开检查,问题的本质是全社会在为医生福利待遇不与市场经济匹配而买单,相当于全民变相给医生发了个工资。而这其中,国家和政府的职能是缺失的:为了经济活力,让国企自负盈亏没啥问题,让医院自负盈亏我就搞不懂了,难不成下一步还要让学校自负盈亏?

  医闹问题同理,表面原因是部分患者素质低下,而根源在于“医生-患者”的二元对立模式,即医院想要生存发展,医生想要更好的生活,这笔钱就得从患者身上“榨取”。但是,我国的医生还在受着传统医德、荣誉感、救死扶伤精神的影响,这样的结果就是医生太辛苦了,福利待遇也跟不上,潜移默化地“劝退”了许多渴望成为医生的年轻人。所以许多省份高考医学专业分数线年年下降,那这个后果也还是全民买单。

  有些人说医疗养老教育这些问题是市场化不完全的问题,能说出这种话的要么是脑子坏掉了,要么是良心坏掉了。我们分析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吗,完全市场化,像美国那样精英学校、私立医院就好了?除了少数富豪,广大民众都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就好了?我上一条文章下面有个评论:有媒体说,用“教育”“医疗”“养老”三驾马车带动消费,形成四赢(群众是第四个)。有网友吐槽:“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打麻将四个人都赢了钱的”。 根源就是我们第二部分说的,医疗等行业具有特殊性,市场化非但不会通过竞争形成效率,反而会因为不透明的无效市场形成一个又一个垄断资本。市场化绝对不是四赢,而是群众轮流给三家点炮:自己生病被宰一刀,孩子读书被宰一刀,父母养老被宰一刀……

  (四)福利国家

  结论也就呼之欲出,要解决这一困境,就必须呼唤政府职能的回归。想回到计划经济,在用荣誉去激励医生和教师,那是胡说八道。国家要承担起社会福利相应的责任,财政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是要把这一项成本变相转嫁给基层医生、护士,再进一步转嫁给基层老百姓。很简单的道理,财政支持给足,医疗工作者待遇提上去,还怕医疗行业人力短缺吗?医生护士还用得着连续几十个小时加班不合眼吗?我们要继续向前看,前方的路途中,福利国家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讲过我国社保制度的历史,早在1997年建立社保保险制度的时候,大量已经退休或接近退休的人从来没有缴纳过养老金、医保金等社保费,这时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无法补缴以前并未缴纳的费用。但因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已经退休和正要退休的职工,必须立即纳入社保体系,享受相应的权利,领取真金白银。由于退休的老人数量庞大,资金需求量非常大。为了使现收的钱够用于现付,社保费率被设计得非常高,而领取养老金的替代率则相对低,也就是征收的高费率和支付的低保障。但是即使这样,钱仍然不够,又将职工个人账户积累的基金挪用于当前的发放,成为典型的寅吃卯粮,形成所谓“个人账户空转”。这就是说,当时设计的“统账结合”变成一句空话,个人账户是空的,只是一个名词。

  我的祖辈,完全是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他们享有的只有荣誉,没有经济利益。他们也贡献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然而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是全民所有,国家代替你们积累,国家包你们一辈子的所需所求。虽然说老一辈人往往高风亮节,只想为国家为民族做奉献,自己的待遇福利不争不闹;但是市场化时代养老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得花钱。但是我们祖辈三十年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有多少被白菜价卖掉了,有多少官商勾结下的美其名曰“带来有竞争性的先进模式”事实上就是抢劫。换句话说,我们祖辈的养老金本来在国有资产里面,但是已经被贱卖了,只好靠当代年轻人缴的社保来补。

  国有资产私有化是一段漫长的历史,这其中的例子举不胜举。说一个最近的大家感受一下,就几天前,5月9日,新华社消息,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主动投案”,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秦光荣此番主动投案,是因为他的儿子秦岭已经在数月之前被带走调查。秦岭曾任华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该公司属“华融系”旗下。2018年4月17日,华融系一把手、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落马,其后华融系多位高管被带走调查,秦岭也是其中之一。

  关于秦光荣的“光荣历史”,离不开国有资产贱卖,《侠客岛》有一篇报道中写道:

  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杨维骏,曾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白恩培和秦光荣……烟与矿,云南GDP的支柱。在杨维骏的举报信中,白恩培主政期间,云南发生多起贱卖矿案,包括将“价值五千亿的兰坪铅锌矿,让刘汉以10亿就控股60%,一举掌控了这个亚洲最大、全球第四大的超级矿区”。

  据媒体《廉政瞭望》透露,2003年初,全球第四大锡矿——文山都龙锡矿在改制过程中,以增资扩股形式被贱卖,一家地产公司以1900余万元控制了这个潜在价值数千亿元的矿产。“该公司董事长蒋政江,籍贯湖南永州,有一个异姓兄长在都龙锡矿改制期间任职云南省委常委”。秦光荣就是湖南永州人。秦光荣1999年调任云南后的15年时间里,有不少湖南商人尤其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商人来到了云南;他们没押错宝,赶上了十几年大拆大建的好时光。

  来源:侠客岛

  所以说有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是不干净的。他们占了时代和政策的红利,廉价赚取了包含着上一辈养老金的国有资产,现在为了全民的社保、福利、医疗,出一点血于情于理也都说得过去吧?

  关于福利国家的建设,有两个正面的例子和两个负面的例子,都可供我们参考、学习反思。两个正面的例子是北欧和古巴,两个负面的例子是美国和日本,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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